近日，我再一次去了天津的梁启超故居饮冰室。

与数百米外的意大利风情区热闹的人流相比，这里稍显冷清。一百年前，这一带是意大利租界。

由于城头变幻大王旗，天津避居着不少遗老遗少和名门望族。梁启超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年时光。

京城闺秀

梁启超九岁中秀才，已有神童之誉。

又写得一手好字，文章文理颇通，且诗文并举，文名早早地播传到广州城。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赴省城参加乡试，以第八名中试，年仅17岁。同榜中试者，有三水梁士诒（燕孙，民国交通系元老）、番禺汪兆镛（憬吾，文化名人，汪精卫是其同父异母弟弟）等53人，梁启超最为年幼。广东名士梁鼎芬（节菴，1859年—1919年）说：“是科得士至多，为吾乡数十科所未有云。”这批士子后来皆成知名之士，或于政事，或于学术，各有成就。

李端棻的堂妹名李蕙仙（1869年—1924年），比梁启超年长四岁。李蕙仙出生在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父亲京兆公（李朝仪），家世“累代清门，家学劭茂”，为当地名门。她很小时就随堂兄到了北京，在偏僻之地的小户人家和京城的官宦人家都生活过，因此既有小家碧玉的灵秀，亦兼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李氏兄妹年龄相差36岁，长兄如父，李蕙仙自小跟堂兄李端棻在北京长大，一切唯堂兄之命是从。或许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又或许是缘分未到，总之，知书达礼、长相清秀的李蕙仙虽已虚龄20，仍待字闺中。

李端棻看准梁启超日后必有远大前程，决定不顾梁的门第出身，要将堂妹许配给他。主意已定，李端棻请王可庄为之说媒。不料，王可庄亦有意将梁启超收为乘龙快婿。两人一样的心思，一旦揭穿，乃相顾而笑。王可庄的千金远在福建，李蕙仙这次却神差鬼使随堂兄到了粤省。考虑到李端棻的朝廷地位和为堂妹出阁的急切心情，王可庄决定放弃竞争，玉成这桩婚事。

与李蕙仙的婚姻，成了梁启超一生的重大转折。

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虽未考中进士，但李端棻坚信自己的选择，仍然让堂妹与梁启超正式订婚。

1891年10月，梁启超入京与李蕙仙完婚，小两口寓居北京宣南永先寺西街之新会会馆。梁夫人李蕙仙长得娇小灵秀，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官话。两年前在广州，她怀着少女的羞涩之心，已偷偷地躲在帘后看过梁启超，对他的学识与风度由衷地满意。住惯了北京城，听惯了悦耳的京腔，因此她首先以大姐姐般的姿态纠正梁启超的粤味官话，使梁启超适应京城各种场合的应酬。

也不知道是李端棻影响了梁启超，还是梁启超影响了李端棻，在梁启超醉心于维新政治之时，李端棻是他最为坚定的政治盟友之一。

因保举康有为有功，光绪皇帝拔擢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光绪下诏变法之后，李端棻向光绪上了《请推广学校折》，提出设立新式学堂，培养大批人才，建立图书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举措。京师大学堂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北京大学校史馆的开篇就是这个奏折。百日维新失败后，李端棻受到牵连，被慈禧太后投入狱中，远戍新疆。对于这段历史，梁启超曾十分感慨地说：“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并且感激地称自己“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

檀岛恋情

与李蕙仙的结合是一段相当美满的婚姻，郎才女貌，琴瑟合鸣。

唯一的遗憾是梁启超极为忙碌，1893后回粤追随老师康有为，任广州万木草堂学长;

1895年入京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

1896年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在长沙主讲时务学堂。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康梁受到全国通缉，梁启超流亡日本，李夫人也避居澳门，天各一方。

梁启超曾负疚地对夫人李蕙仙说，“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梁启超一時高光一时至暗的跌宕人生，致使小两口聚少离多，这也可能是梁夫人李蕙仙生育较少的一个原因。

结婚第三年，李蕙仙生下长女梁思顺（令娴），其后，直至第十年（1901年）才产下长子梁思成。

十年只生育一对儿女，在封建时代是很少有的。

因此，李蕙仙内心萌生了为丈夫梁启超纳妾的念头。

事实上，作为长年在外的“血性男子”（梁启超自谓），虽然“风云气多，儿女情少”，但梁启超还是有过几次“艳遇”的。据他自己写给李蕙仙的信中坦白：“稍愧者在京一次，在东（京）一次耳。”随着在海外滞留时间越来越长，梁启超遇到了一个真正令他心动的女子。

1900年，梁启超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一带活动，主要目的是在华侨当中募集经费，发展保皇会的组织。檀香山是广东华侨聚居地，梁启超是新会人，操粤语演讲，但很多美国出生的华人听不太懂粤语，对梁的演说似懂非懂。

这时，有人给梁推荐了一位祖籍广东的女孩子何蕙珍。何小姐芳龄二十，在夏威夷土生土长，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员，英语当然一流，广东话也相当流利，正是十分合适的翻译人选。梁启超是个传统观念深厚的中国人，对女人的要求首先是整洁，这位何小姐给他的第一印象却是“粗头乱服如村姑”。

然而，这桩由两人自由恋爱而生发，在何蕙珍、李蕙仙两个女人看来水到渠成的婚事，梁启超竟一口回绝。

他的顾虑主要有几点：一是声誉。“我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我？”二是承诺。“我尝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今义不可背。”三是李蕙仙的感受。“若有新人双双偕游各国，恐卿虽贤达，亦不能无小芥蒂也。”四是不想陷蕙珍于险地。“且余今日万里亡人，头颅声价，至值十万，以一身往来险地，随时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会少离多，不能厮守，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

奇怪的是，何蕙珍对梁启超的恋情一如既往，不改初衷，更进一步立下誓言，非梁启超则终身不嫁。十几年后，在梁的政治活动如火如荼的某一天，何蕙珍借回国观光的机会到北京探访梁启超。

其时，已任中华民国司法总长的梁启超，身边除了夫人李蕙仙，还有一位健康可人的小妾王桂荃。何蕙珍曾万般谋求的妾侍之位，亦已被人占据。更令人伤心的是，梁启超只与她在总长办公室见了短短一面，并以兄妹之礼相执，对于“檀岛恋情”只字未提。在黯然神伤中，何蕙珍悄然离开北京。

据说，梁夫人李蕙仙去世后，何蕙珍又到北京，欲再续前缘，而梁仍以兄妹相称，甚至“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是梁启超信守道统，还是世人所谓薄幸，总之是令人唏嘘不已。

“王姨”成为全家的精神支柱

李蕙仙要梁启超将何蕙珍纳为妾侍，梁启超终未接受。可怜何蕙珍痴情不改，终生未嫁。

后来梁启超再度回绝何蕙珍，或许是因为他有了另一位夫人王桂荃。

王桂荃（1886年—1968年），原名王来喜，祖籍四川广元县，自小被卖到贵州省贵筑县李京兆—— 也就是梁夫人李蕙仙娘家的府中为婢女。李京兆以“来喜”名字太俗气，为她改名桂荃。

李蕙仙回贵州娘家省亲时，见她极为温顺，兼十分勤力，就把她带到北京作自己的贴身婢女。

王桂荃属于典型的川中女子，中等身材，圆脸，面目姣好。王桂荃目不识丁，却博得梁启超的极大好感，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出身农家，不失天真烂漫。相比李蕙仙虚弱的体质，王桂荃健康可人;李蕙仙脾气较为急躁，而王桂荃的性情却极为温顺。

梁启超在北京时，王桂荃还未成年;在日本与王桂荃重逢，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在她对梁氏生活无微不至的照顾中，两人产生感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大约1901年前后，梁启超在给长女思顺（1893年—1966年，梁启超信中常称她为“大宝贝”）的信中首次提到“王姑娘”，也就是王桂荃，因为王比思顺年长七岁。不久，“王姑娘”变成了“王姨”，称谓的改变，是梁王关系实质变化的表现。

梁启超提倡一夫一妻制，而李蕙仙也曾创办女学，主编《女学报》，倡导男女平权。两个人都清楚，梁启超的私情，显然不便以纳妾的方式公开。

不过，对于王桂荃身份的变化，夫妇俩似乎心照不宣：在外，王桂荃仍是婢女;在家，王桂荃是小妾。梁启超在家中对王桂荃以“桂妹”相称，子女则称李蕙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

此后，王桂荃先后生下思忠（1907年—1932年）、思达（1912年—2001年），思懿（女，1914年—1980年）、思宁（1916年—2006年）、思礼（1924年—2016年）;

而李蕙仙则生下思庄（1908年—1986年）。

如此，在长大成人的九位子女之中，三位为李蕙仙所生，六位为王桂荃所出。

还有三个不幸夭折的子女思达、思广、思同，不知出自哪一位夫人。

李蕙仙还在时，因为王桂荃在梁家不明不白的身份，梁启超很担心子女们与王桂荃相处不睦。

梁启超与长女梁思順感情最为深厚，无话不谈。

为此，他特别交待在加拿大读书的思顺说：“她（王桂荃）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信给她，令她欢喜。”

民国五年，梁启超逃出北京反抗袁世凯实行帝制，袁在全国通缉梁，一时风声十分紧张。

梁为安全起见，对饮食特别小心，他叫家人遣送王桂荃随他奔走，照应他的生活起居，表示“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并对同党蔡锷说：“惟小妾执炊……吾自信危害决不能及我。”对王桂荃的爱护与信任溢于言表。这也是梁启超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承认王桂荃的小妾地位，不过也只是在给挚友的信中承认而已。

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决定定居天津。

1924年，位于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饮冰室（源自《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落成。梁夫人李蕙仙却在这个时候不幸逝世。

当时，梁家子女除梁思顺已成家远游（其丈夫周希哲是外交家），其余孩子，梁思成24岁，梁启忠18岁，梁思庄17岁，梁思达13岁，梁思懿11岁，梁思宁9岁，梁思礼才出生。

在饮冰室的日子，是梁启超颠沛流离一生中难得的平静时光。他一边调养身体，著书立说，一边安享天伦之乐。

王桂荃对所有子女一视同仁，十分关爱;有时对李蕙仙所出子女之照顾，甚至超过自己所生子女。

这一点，梁思成、梁思庄后来的回忆中多有反映。

梁思庄10岁时曾染上白喉，而此时，王桂荃亲生女儿也染上白喉。王桂荃日夜守在思庄身旁，精心照料，思庄转危为安，她的亲生女儿却不幸夭折。

梁思庄对这位“娘”的感情甚至胜过亲妈李蕙仙，她的女儿吴荔明也是由王桂荃一手带大的。

梁思成回忆说：“（娘）是个毅力坚强的人。除了操持一大家人的吃穿，她还每天督促孩子们的学习……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应归功于这个普通的‘娘。梁启超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娘给他创造了一个和睦安定的家庭……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可惜生在旧社会。”

而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

李福曼11岁就来到梁家，与梁思庄同时就读于天津中西女中。梁思永与李福曼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思永出国留学之前，李蕙仙就说，“福曼是我们家的人了！”

梁启超晚年饱受血尿之苦。1926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以肾病为由施行手术，切除了其右肾，血尿之病有所好转，但未根治。

血尿之病，最忌刺激，可是时局动荡，子女一个个出国留学。在这不断的刺激和病情恶化之中，王桂荃始终寸步不离地陪护着他。“我自从出了协和，回到天津以来，每天在起居饮食上十二分注意，食品全由王姨亲手调理。”“我自出了协和以来……拿家里当医院，王姨当看护，严格地从起居饮食上调养。”

1929年梁启超去世，王桂荃成为全家的精神支柱和饮冰室的坚定守护者。

在梁启超的两位夫人中，李蕙仙“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王桂荃温和乐观的性格对于梁家子女的教育是很好的弥补。梁启超一生颠沛流离，中年以前或到处奔波，或流亡国外，子女教育多仰赖书信。现在留存下来的四百多封书信中，梁启超致儿女书信成为很好的家庭教育样本，《梁启超家书》《梁启超教子家书》等书一版再版。

梁启超晚年在饮冰室，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和撰述，跟子女相处最多的还是王桂荃。

梁家九个子女，个个学有所成，除了长女思顺较早离家赴日本求学，其余子女教育多赖王桂荃课督并言传身教。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礼先后赴美国、加拿大入读名校，学成归国后，思成、思永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思礼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可说极为罕见;思忠为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思庄为图书馆学家。思达、思懿、思宁分别就读于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思达成为经济史学家，思懿、思宁先后参加革命，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外联部副部长。

1924年起，随着梁家子女长大成人，不断离开饮冰室，王桂荃感到了孤独。

1941年，18岁的小儿子梁思礼赴美留学，王桂荃成了留守饮冰室的最后一人。惟有一只小白猫，成为她的“老伴”。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王桂荃不得不将饮冰室书房（里面保存着梁启超的遗物和藏书）之外的其他部分出租。

1950年，王桂荃以“梁氏亲属会”名义，将饮冰室卖给政府。之后，她搬到北京与子女住在一起。

1968年，王桂荃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伟人背后

梁家墓园葬着梁启超、梁夫人李蕙仙、次女梁思庄（1986年在北京逝世）、三子梁思忠（1932年淞滬抗战以炮兵上校之职为国殉难），以及梁启超的胞弟，中年以后一直与梁家在京同住的梁启雄。

令我万分惊奇的是，在“先考任公府暨先妣李太夫人墓”，也就是梁启超、李蕙仙夫妇合葬墓的侧面立有一个崭新的小小墓碑，上刻“王夫人之墓”五个字，碑后刻了王桂荃的籍贯、生卒年（生年不详，以问号代），此外，另无他字。立碑日期为1995年4月，也就是说是我们到此前不久才立的。

梁家子女还特意在墓园种下一棵“母亲树”，以纪念他们心目中这位伟大的母亲。

在王桂荃死后27年，她的子女总算为她争取到了一个从夫人的名分。

在这个小小的静静的墓园里，李蕙仙是“太夫人”，她是“夫人”。也许名分并非她生前欲取，但身后仍能陪伴在她钟爱的梁启超身边，相信也曾是她的一个愿望。

我无意中访寻到梁启超墓园之前，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中国的正史，对于名人的私生活一向很少述及，何况像梁启超这样的躲躲闪闪的爱情。但对于王桂荃这样一个不计较名利得失，把一生奉献给梁启超的伟大女性，却是太过不公平。

梁启超一生著述逾一千四百余万言，除了他超人的天赋，我们不该忘了李蕙仙、王桂荃这两位伟人背后的女性。

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院士去世。梁家第二代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