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仰历练

              作者/毋东汉

        我小时候曾患过夜惊病。每遇熄灯，眼前出现须发皆白的老头，只有头，没身躯，抖动着，像瀑布。我恐怖发热，就大哭。父亲引我外出，还说过窗外伸进过毛绒绒的大手，云云。在我意念里，白天的人间，晚上则是鬼的世界。我幼小的心灵里，受到了有神论影响。为了给我治病，父亲发愤造屋。在亲友帮助下，我家在孟家村下场里盖了新茅棚，结束了借住乡友家的历史。我的夜惊病立马好了。为了保证我的安康，母亲领我认了一个干妈，在干妈家灶爷面前，教我学会了叩拜磕头，给我戴上了用线绳辫成的红韁绳。红韁绳是红棉线辫成的类似领带的饰物，老远看好像红领巾。戴上红韁绳，犹如挂上《独生子女证》，倍受人们呵护，该打时骂两句，该骂时哼一声，该哼时就笑了。

       有一天傍晚，母亲让我坐在炕上玩，她出门去开会。那天晚上是国民党乡政府催粮。催粮人拿着大棒给欠粮的人们训话，逐人紧逼交粮许诺，任意打人。我在家嚎啕大哭，惊动了南隔壁四妈。四妈把我抱到她家，同时捎活，叫我母亲回家。由于众人求情，母亲提前回家，免遭棒打。事后很多年，母亲还提起此事。没想到小孩哭声也能救母。

       为了归还盖茅棚拉的账，父亲带领全家迁居杜曲，开饭铺，卖面条和油旋饼。那年刚解放，我站在马路中间仰面看飞机，几乎被马车压死。路旁有位伯母呼叫我，我从驾辕的骡子胸前，横钻曳梢头谷的曳索而脱险。祖母说这是红韁绳保佑了我。父亲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我的伙伴孙谋犊（学名孙建勋）到寺坡老爷庙学校去报名，从此，我俩成了杜曲小学的学生。第二年，六一儿童节时，我因为上课坐得端，听讲用心，在辅导员鲍禄清老师和班主任吳素君老师栽培下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替换了红韁绳。大队辅导员倪凯老师在队会上带领我们呼号：“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就整齐高声地呼喊：“时刻准备着！”少先队员和少先队员互相称“同志”，在街上或路途相遇见，互相要敬队礼。队员见老师也敬队礼。队礼的五指并拢，表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后改为爱社会主义）“五爱”。高举头上，表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手心向外，表示忠诚。

       这时期，老师讲：到了共产主义，人们能过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的日子。我们唱的歌有《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至今未忘的《问地主》：“你有田，你有地，庄稼不会自长的（方言读滴）。没有农民来劳动，光靠田地吃狗屁。”老师还给我们讲方志敏的故事，诵读方志敏文章：“我十分憎恨地主，憎恨资本家，憎恨一切卖国军阀……”我亲眼见过斗地主。那是在娘娘庙（现杜曲小学）戏楼上。地主是个老头儿，山羊胡子，站在戏台口中间，刚检讨了几句，台下就呼口号打断了。一个衣服破旧的妇女边控诉边哭泣，还扑上去拔地主的胡须。还有几个男人上台去打地主。穿蓝制服的几个人是主持会的干部，连忙劝阻、拉开了。后来我明白那就是斗地主。当时还觉得有点害怕。想起老师教唱的《问地主》，也就释然。

       我自从加入少先队，除了守纪律，就是劳动不嫌脏。扫地揽土、洗痰盂等。学校修了花园，让学生捐花籽。我捐的是小香，枝叶出来后很好看，虽不开花，好闻得很。老师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抗美援朝。我捐款一百元，就是现在新币一分钱。我还捐了拾穗获得的二升麦。一升麦约三斤多，二升麦有六斤半。这表现一个少先队员对美帝的痛恨和怒火。

       我上初中是在长安樊川一中，就是现在的王莽九年制学校。台湾海峽那边喊“反攻大陆”时，我向年级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由于在抗旱中表现好，我班唯一的团员徐孝兰介绍我入团。她在村里唱戏当过皇姑，所以，我写过拙文《皇姑介绍我入团》。另一个入团介绍人是邻班的朱金水。团支部书记是李占余。团总支书记是萧鸿儒老师。萧老师发现我撕衣襟填塞漏桶缝，视我为抗旱中的好人好事。

       我初中毕业，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党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我见升学无望，就“以农为荣，以农为乐”，回乡务农学稼。我一边劳动，一边学诗。要学王老九。跌爬滚打，历经坎坷，经过社教和大批判洗礼，在毋克前和毋锁堂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党支部书记是王振升。党委书记是张家谋。张书记、振升哥、克前哥和锁堂虽已作古，永垂我心。

        学稼期间，父亲教我卖过桃。卖桃归途经村北水碾时天黑多时，约晚上十点，路旁新旧坟堆多座；容易引起联想听说过的鬼故事。就在这时，近路边的墓堆上有个黑影，好像还哼哼唧唧自言自语。我头发竖了起来，脊背像凉水浇，害怕极了。心想：“真是鬼！”我拿鲁迅踢鬼的故事壮胆，又怕我走过身，鬼从背后来捏我脖子。我要先下手为强，就放下两个竹笼，双手举起勾担，向黑影逼近，越接近黑影越是害怕。到了黑影跟前，奋力用勾担朝鬼打去！那鬼哼了一声跑了。原来是发情跑圈子的老母猪。这时有人寻猪，我给他们指出母猪逃跑的方向。从此，我的胆子大了许多，从有神论升华为无神论。 队长派我晚上在坟墓聚集的东岭守护割倒的麦子。我躺在麦捆上仰望着星空，警告自己别瞌睡，但还是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次日清晨。既没见狼，也没遇鬼。

       十年后进校园当教师，常与学生说起信仰问题。我讲过鲁迅踢鬼的故事，也讲过我卖桃归来打鬼的故事。我曾因特殊情况晚上十点从韦曲出发，走关家村小路过太乙河到蟒鞍岭，有线广播开始播音。路上月朦胧，我扛着一个大树枝，防止狼从背后袭击。我还在土门峪砍柴时，见过粗大的浑身苔藓的蟒蛇，以为是葡萄藤，想割断当柴。它慢慢移动，我才意识到它是活物。

       通过学习，我明白：神话鼓励人战胜自然，例如《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迷信威胁人屈服自然，如流传在乡间的鬼故事和法神巫婆 的鬼话。 我护秋时曾在坟头睡觉，也没听过“谁在我房顶躺着？”的鬼声发问。据传 孔子说：神鬼之事，吾也难明。那时科学不发达。

        如今人造卫星上天，没见天宫。潜水艇 钻海，没见龙宫。既然神是人们想象的，鬼也就不会有。死人若变鬼，有史以来，那么多人成了神鬼，现在岂不是神鬼的世界？

       当然，孔子的话也不是没道理。由于种种特殊情况，甚至磁场的作用，曾经的人和事物会出现幻影，应给予合理的解释。暗物质有待于科学进一步深究。 但我不信鬼魂，若真有鬼魂，郑成功早把“台独”赶下海了。

        文学起源于劳动。为使步调一致的劳动号子发展为诗歌。为鼓励大家战胜自然而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变成传奇，进而发展为话本、小说。

       我不信仰宗教，但对宗教故事还是喜欢的。唐僧收徒、取经的史实故事也是感人的。《西游记》是吳承恩的浪漫主义杰作。我上四年级时读过线装、竖排、文言文版的《西游记》。我为了看热闹，不认识的字、难懂的诗词，就跳越过去。然后就加盐加醋给小朋友讲述，博得好评。读了《西游记》把自己想象成孙悟空，胆子会变大。不像听了鬼故事，不敢去关街门，怕门缝伸进一双毛绒绒的大手。这就是神话与迷信的效果区别。

       通过学习，我明白：共产党就是要实行公产、共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辅助形式。分田到户是权宜之计，不利于实行机械化，以后还得互助合作。公有化是幸福桥，私有化与初心背道而驰。春秋战国时，实行过井田制，集体主义教育缺失，结果中间的公田荒芜，周围私田作务良好，官家把田分给农民，收租税。天災人祸使部分农民卖地，成为赤贫。买地多的人成为地主。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地主和农民斗争的历史。

        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 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避免赤贫和地主的再出现，党号召农民走互助合作和公有化道路。柳青的《创业史》形象地表现了翻身农民走互助合作化道路的复杂过程和心理变化。

        我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解放、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解散公社、分田到户至今，感慨良多，体会至深。我步步跟着党走。我认为，共产党办事初衷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服务过程中犯的错误是应该谅解的。有“缺点”的战士仍为战士，“完美”的敌人仍为敌人。歌颂敌人的“完美”，暴露夸大战士的“缺点”，总是站在敌人一边，而且别有用心的。

       太极图画得有理趣：黑鱼白眼窝，白鱼黑眼窝。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也都是分主次的。 只看眼窝不看魚整体，势必以偏盖全、黑白颠倒。

        还有个站位（立场）问题，若写个“6”字，站在对面的人会认成“9”字。站位对立而意见相反。这 就势必形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屡试不爽。

       做人应该有信仰，入队入团又入党。共产主义是我的信仰，而且是我家家风。我父亲比我入党迟几年，但他1955年给门上写的对联是：

       “集体思想前程远，

        个人主义走不通。”

        可见， 他老人家在思想上入党比我早几十年。这幅对联成为家训和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