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坡打猪草
刘万成
今夏山里遭天旱，水里的鱼儿摆不动尾巴，好多花草树木都被晒蔫了，有的已干枯。晚上散步，热浪袭人，仰望天宇，星辰列张，虽有微风徐来，却无普降时雨的征兆。
一天，离我最近的连襟自乡下来，问其年底还可否买到一头吃草长大的土猪，答曰：“难。天太干了，人倒不要紧，就是没草喂猪呗。”“猪不吃野草，那还是‘猪’吗？”我微笑道，他也跟着笑了。都说心无二用，可此刻，我心里却在念叨一首古老的歌谣：“好吃佬，打猪草，背个挎篮满坡跑。”
这首儿歌，至今仍是秦岭南坡腹地山里人抹不掉的共同记忆。记忆里，我的故乡抬眼皆山、草木丰茂、野兽出没，生活困窘却恬淡。那时散居在群山褶皱里的农猎人，与世隔绝、靠天吃饭，衣无换洗之备，食无肉蛋之丰，居无安逸之所，行无代步之车，可人们却始终坚信两条：只要人肯做活路，人就死不了；穷不丢猪，富不丢猪。这在外界看来，那时的山里人似乎“未开化”，实际上他们却充满了“净土版”的生活激情与智慧。
喂猪没窍，窝干食饱；要得肉美，料香草好。然而，土猪的肚子特别大，是个无底洞。家里若喂了两头猪，那一年便可吃光几面坡。一日三餐雷打不动，肚子饿了哼哼唧唧；一天不给猪喂饭，猪就原形毕露，怒吼、翻圈、狂奔，有时乘人不备逃进了地里，好好的一片庄稼，顿时就会被猪弄得一塌糊涂。食物不如意时，一吃三拱，不哄不吃，浑身黑毛变褐色，辛辛苦苦地喂一年，体重不过百十斤。食物可口时，猪便吃得“嗵嗵”有味，直到吃撑肚子、耸圆脊梁才罢休，一年可以长到二三百斤重。所以，要想喂好土猪，除了猪窝干爽好睡外，还须主妇的度量大，有耐心、肯吃苦、会哄猪。时常剁碎了满坡打来的好猪草，混合了糠皮、麦麸子、洋芋皮等拌匀后，再煮熟、调好了给猪吃，猪又不想吃了，就给撒几把糠皮。否则，谁也喂不出大土猪来。由于那时大人们都要去生产队里“挣工分”，一年上头、不分昼夜，孩子们满坡打猪草，也就成了一种生活常态。
当年我刚学会打猪草时，只有六七岁，脑海里没有“肉食者鄙”的概念，反倒觉得“肉食者好”。上了小学二年级以后，祖母、母亲和养父从不过问我语文考了多少分，有事没事我就背个挎篮打猪草。左邻右舍的阿姨、大妈、老奶奶，每回见我一脸笑：“呵呵，隔壁子的狼娃子来了。”遂转身去了灶房，烧火煮肉。有一次，我突然觉得见肉就咥，余味颇似“食珍时有愧，拜赐敢遑宁”，好像心里老不瓷实。从此，我便有了一个相当朴素的人生观：要想经常有肉吃，自己就得打好猪草喂大猪。换言之，拿养父的话说更好：“你打猪草喂大猪，那是喂你个人（自己）呗。”
满坡打猪草是个苦差事，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然而和小伙伴们一起打猪草时，我却感到很开心。冬里捡糠的日子毕竟不多。并且捡糠时，小伙伴儿都分别由各自的母亲领着，无形中小伙伴们一似牛郎织女般的被银河隔开了，捡起糠来也就毫无兴趣。要么观望，要么玩雪，要么背诗，以至于捡了半天的糠，挎篮里却空空如也。母亲嘴上说，“我想打人了”，双手却在雪窝里不停地“抠糠”。
春、夏、秋三季，平时上课期间老师喊一声“放学了”，感觉好似奴隶翻身得解放。沿着羊肠小道，一路小跑回家里，课本一扔，扒拉几口饭，便背上挎篮和小伙伴们一起打猪草。东瞧瞧、西瞅瞅，花儿香、鸟儿唱，摘几个青皮子核桃不是磨就是砸，涩巴巴的柿子也去啃几口，间或割青草、捋树叶、扯藤藤，顺手牵羊、积少成多，一跑就是半面山。到了两个忙假和暑假期间，只要天气不捣乱，我就会隔三差五地煽火小伙伴上坡打猪草。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沟谷里、湿地边、水沟旁、苞谷林里，方圆五里跑个遍。这割割，那掐掐，遇见了集中连片的嫩蒿、鹅肠草、母猪油子等，放下挎篮还没搁稳，便挥镰“掠夺”、风卷残云，生怕自己的挎篮填不满。那感觉宛如多年后才有的饮食男女深更半夜里不睡觉，个个笑嘻嘻地忙着到网上去“偷菜”。
一晃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城乡变化天翻地覆。人们吃肉可以买成品，好多猪草都上了餐桌，黑色土猪成了蛤蟆耳朵。别说满坡打猪草了，孩子们除了读书、写字、看电视、玩手机之外没事干。有的八九上十岁了，还分不清苞谷和甘蔗；有的寂寞无聊时，便去找三岁小孩挼挼橡皮泥。而我总想带着孙子去乡下玩，让蚊子叮上几口，叫毒蛇吓一吓；要么就给弄个挎篮耷拉在尻蛋上，和我一起满坡打猪草。
涂鸦至此，纸上没猪草，雨没下下来，仿佛我又做了一个梦。不过，说真的，令我没齿不忘的满坡打猪草，既可增强体质、坚定信仰、获得知识并提高本领，还可从小深切体味到劳动的艰辛和愉悦。
(原载2022年07月28日《西安日报.西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