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28岁的母亲带着不满9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还有年过五旬的奶奶，从武汉内燃机厂调来洛阳参加轴承厂的开工建设。初来乍到，我们被厂里安置在老城人和巷一户居民家里，东北隅完小是我来洛阳就读的第一所学校。
在火车上，因为车窗密封不严，被风吹了一天一夜的弟弟发起了高烧，被送往东关一家医院治疗后又转为肺炎，没过几天就夭折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当时，父亲刚从部队转业到湖北工作，根本不可能照顾我们，就连寄信的邮路也不畅通，半个多月之后才得知这个坏消息。此时厂区钻探地基的工作已经铺开，记录探孔情况的人手十分紧缺，尽管弟弟没了，以泪洗面的母亲还是振作起精神赶赴工地。接着我们便搬到了符家屯居住，我也转到了符家屯小学读书。晚上，我们都睡在地下用麦秸铺成的“床”上，一翻身，那些麦秸就窸窸窣窣响个不停，吵得我很久都睡不着。房东是村里的一位农民，他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儿子名叫符欧亚，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常用食堂的大米饭，换符欧亚手里的玉米面窝窝，那黄澄澄的甜糕实在诱人，不用就菜也吃得很香。
一转眼冬天就到了，母亲用一条对角折起的方围巾包住头，每天顶着朔风在探孔的厂址上记录着地下的土质情况。当我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那一丛丛翠绿的麦苗，纷纷从厚厚的积雪掩盖下顽强地探出头来，冲着我这个好奇的南方娃子眨眼。我心中暗暗吃惊：这是一种什么植物啊？它们怎么一点都不怕冷呢……
探墓工地范围很大，经常要迁移，忙于工作的母亲中午不能回来给我做饭，饿急了我就自己炒冷饭吃。就是在这个时期，9岁的我早早就学会了炒菜、煎鸡蛋，而且厨艺渐显成熟。 1956年，父亲从湖北郧阳调来洛阳，在洛阳工学院的前身拖拉机制造学校任校长办公室秘书，我也从符家屯小学转到了涧西二小。不久，母亲在厂前宿舍区分到了两间平房，从此我们祖孙三代就在远离故土的北方扎下根来，重新有了一个家。
随着一座座车间落成，各类技术人员也从祖国各地齐聚涧西，来自东北三省和上海、广东的最多，于是轴承厂职工子弟小学便应运而生。1957年夏季，我以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身份考入四中，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涯。
1958年7月1日，轴承厂建成投产，盛大的庆典格外隆重。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总理莅临厂区视察，那天母亲非常幸运地见到了总理，尽管离得很远而且只有短短几分钟，却成了她心中永恒的记忆。这一时期，我和千千万万充满期待的少年一样，如田野上返青的麦苗，拼命汲取着溶解在雪水中的养分，悄然步入人生的春天。
1959年和1962年，我的两个弟弟先后降生，6亿多中国人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挺过了3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了让两个弟弟少挨饿，常常匀出自己的口粮，还把医生开给她这个病号的红糖和大枣，也分给了弟弟和奶奶，每天拖着水肿的双脚去上班。更可怕的是，随着天灾来临的人祸，也危及到我们这个6口之家：父亲因陷入历史问题的冤案，先是被“下放劳动”，接着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打入另册。在此期间，母亲、奶奶和我，均不可避免受到株连——母亲被轴承厂多次“动员返乡”，奶奶被迫遣返原籍，我初中毕业后也辍学加入到“支援农业”的行列。极左政治的“倒春寒”，死死笼罩着我的家庭，令我们一个个如临深渊，自顾不暇。
经过无数次信访申诉，父亲的问题在1962年初得到平反改正，温暖的阳光终于遏止了“极左寒流”的肆虐，我这丛弱小的麦苗才得以分蘖拔节，重新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可是，1966年初夏，就在我回到父母身边不久，“文革”的烈火又铺天盖地席卷了大江南北，父亲再次以“反革命翻案罪”被打入“牛棚”成为“五类分子”，在被专政的同时还扣上了“保皇派的黑高参”“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
那几年父母亲轮番遭批斗，有一段父亲还被关在地下室不准回家，我四处做临工维持生计，精神生活几近窒息。正是早春扬花季节，中国沃野却突遇干旱，三千多个昼夜虽然只是历史的一瞬，却险些毁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险些毁了我们老少三代人！在那迷茫而疯狂的年代，亿万青少年，用“红卫兵”袖章煽起滚滚热浪，炙烤着华夏沃野上的每一株生灵。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了，中国的天空终于普降甘霖，《祝酒歌》响彻神州。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念被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1978年底和1979年初，母亲和父亲相继平反，被“造反派”抄走的东西大多又物归原主。当我将手掌贴在胸前，感到自己的心跳依然强劲有力，尽管最美好的十年已经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但信念的根须却不曾干枯。于是我这棵久经大旱、年过30的“麦苗”，同无数渴望求知的青年一样，急不可耐地进入了灌浆期。
高考恢复了，而我却因超龄被挡在了门外，为了弥补知识的先天不足，我同时参加了北京、安徽、武汉、甘肃等数个类别不同的函授学习班。此后，洛阳的各项事业突飞猛进，我的家庭成员也纷纷在各自的岗位上，开足马力投入了生命竞赛：父亲4次被工学院评为年度先进个人，还有幸出席了洛阳市科技大会；母亲担任的财务工作连年考核无差错；两个弟弟和我的两个女儿相继考上了大学；我在厂里担任电工班长，技术级别升至8级。到改革开放前夕，我们在洛阳已经生活了将近30年，全家人的根须都深深扎进了这块土地，我和弟弟以及孩子们，都说得一口纯正的洛阳方言。
1983年4月首届牡丹花会期间，我见到一批来洛赏花的老诗人，为他们走出劫难之后绝处逢生的振奋而感动，从此迈出了诗歌创作的第一步。也许是对洛阳纸贵仰慕已久，也许是为历史沧桑痴迷沉醉，在千年古都厚重书卷气的熏陶下，我每晚阅读写作常至深夜而乐此不疲。读着艾青、蔡其矫、流沙河、公刘等前辈们震撼心灵的诗行，38岁的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工作之余，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爬格子”。1983年11月12日，我的第一首诗在《洛阳日报》上刊出，虽然只有短短8行，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持续写作的巨大动力。
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为洛阳的对外交往提供了一个高品位的展示平台，厚重的历史内涵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又促进了本地文化艺术事业的迅速崛起。身为一名工厂的作者，我认识到必须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入手，树立精品意识，客观而忠实地再现人们的内心世界。这一时期，我创作的一批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陆续被省内外一些报刊选用，进一步坚定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
1987年秋天，我加入了河南省作家协会，同时被所在单位聘用为专职宣传干事，工作环境的改善，给我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8年，我的诗第一次登上了《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接着又走进了《当代》和《诗刊》等全国性刊物。1990年，我被授予“全国职工读书自学积极分子”，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表彰。
母亲退休不久，两个弟弟和我的大女儿相继大学毕业，加入了建设洛阳的行列，接着父亲离休，再往后小女儿也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生命在昼夜交替、日月穿梭中花开花落，我们这一家江西老表，也在第二故乡一次又一次完成了使命的交接。1990年4月，我第一本薄薄的诗集呱呱问世，在众多朋友的祝贺声中，我看见缪斯站在更陡峭的峰峦间向我招手。3年后，我的第二本诗集顺利出版，一些作品陆续被各地报刊选用并在各种文艺赛事中获奖。1993年，我被破格评聘为编辑职称，1995年，我当上了外公，在50岁生日那天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走进了心中那扇圣洁和神秘的大门。
历史进入世纪之交，日新月异的洛阳越来越美——道路更宽了，楼房更高了，河水更清了，牡丹更艳了，日子更富了，喜事更多了，因而描绘现代洛阳的文笔也必须更细腻、更传神。在千年古都半个世纪的变迁中，我们一家都是艰苦创业的建设者，也是新旧交替的见证者，我用手中的笔如实记录了这个城市逐渐显露的端庄容貌。在写作这条拥挤而寂寞的山路上，我已经走过了26年，断断续续发表了各类作品200余万字，出版了6本著作，开始被一些年轻人称为“老师”。但我非常清楚自身的斤两，骨子里我仍然是一名从未离开企业的工人：最初是得益于曲折坎坷的经历才收获了只言片语的感悟，后又因感动于生存环境的改善，才留下了一路眷恋的心歌。最近，我选出近十年创作的新诗约130首结集出版，向养育了我60年的祖国和接纳我、教导我成长的洛阳人民，献上我的一腔敬意。
我和同为83岁的父母双亲，已经在洛阳生活了55年，我们的情感都汇入了洛阳的血脉，我们的生命正化为洛阳的骨肉，我们祖孙四代人，都是植根在河洛大地的一茬茬麦苗。在这块曾经是积雪掩盖、苦尽甘来的沃土上，我们经历了分蘖拔节、抽穗灌浆，我们耕耘着贫瘠富饶、春华秋实。当我回首往事，一次次重温半个世纪的苦辣酸甜，猛然意识到自己刚到洛阳的时候，就是积雪掩盖下的一棵麦苗，在同祖国一道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收获季节。此时，我的思绪正如我一首题为《庄稼》的诗中所写：
田野多么广袤
厚重的历史
在层层黄土中相继发芽
又被层层黄土
一一覆盖
我是积雪掩盖的麦苗
没听清惊蛰的沉雷
错过了春分谷雨
曾经因缺水而奄奄一息
放眼望去
满目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在前世的嘱托里生根
在后世的企盼中扬花
只求让心底
籽粒饱满
迎着烈日的暴晒
我担心到头来果实空瘪
为了让嘴唇沾上朝露
我不得不一再踮起脚尖
而周围的兄弟姐妹
也和我一样贪婪
有朝一日
当我被镰口割倒
我会感谢黄土的挚爱——
因为尽管我瘦弱
却经受了同样的风雨雷电
并最终冲出了杂草的重围
(2009年7月9日完稿于洛阳，2010年6月17日再改)
冷慰怀，40后，江西籍洛阳人，在北方生活了60余年仍然偏爱大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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