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先驱 李端棻

善缘心放 颂培春（仁智）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芯园，贵州贵阳人，同治进士。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

1896年疏请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支持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充军新疆。

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

李端棻是贵阳人，晚清戊戌变法关键时刻，出任礼部尚书。

在中国近代大历史的视野中，他是近代中国从旧体制内部站出来挑战旧体制的改革先驱；

是从边远封闭的贵州走向全国，积极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第一个黔人。

康有为称他“抗疏维新冠九卿”，梁启超称他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然而，对于李端棻这个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众多的中国近代史重要 著作几乎都忽略未入视线，这是令人遗憾的。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列举了参与和支持维新运动的各派代表人物达数十人，维独对李端棻不着一笔；

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逐日罗列百日维新期间一系列变法举措和组织措施，独独未提及李端棻取代守旧派大臣，出任礼部尚书这一重要人事变动大事；

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用大量篇幅记述维新变法，也基本上见不到李端棻的身影……

大臣言新政第一人李端棻，

他被认为是“大臣言新政第一人”。从近代中国历史大背景和维新运动大局看，这种从统治集团内部高层出现的变革家，不仅是戊戌变法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是中外历史上一切社会变革最可宝贵的内部动力与政治资源。

提起戊戌变法，无人不知康有为、梁启超，然而，以他们为代表的维新派都是体制外的民间社会先进分子；

光绪皇帝是变法的最有力的主持者，他是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

然而，以他为代表的帝党势单力薄；

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后党，则是一帮满洲贵族和掌握中央及地方军政大权的高官，势力很大，举凡内政、外交、人事和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大都受后党所掣肘和左右。

在这形势下，体制内十分需要有眼光有胆识有威望的大臣挺身而出，辅佐光绪皇帝推进变法大计，李端棻正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晚清官员中支持维新运动的当然不止李端棻一人。

比李端棻名气大得多的帝师翁同龢也是体制内人。

他对康梁等人以及变法若干举措也给予支持；

他还是光绪皇帝与社会上维新派的沟通者。

但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未超越富国强兵的范畴，在政治上，主要意图是通过变法实现光绪皇帝亲政。

一涉及激进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翁同龢就未能超越其阶级局限性。

即令如此，翁同龢也为慈禧所不容。翁同龢被罢黜，光绪帝如断其臂，身边缺少辅佐新政的元老级重臣。

于是，老臣中唯一极言新政者李端棻便被光绪看中。

戊戌七月十七日（1898年9月30日），破格将李端棻擢升为礼部尚书。

礼部位居六部之首。

按惯例礼部尚书要由侍郎迁都御史再升工部、刑部、兵部尚书，才能转调任礼部尚书。

可见，光绪擢升刑部侍郎李端棻，是非常之举。

“言新政”，其内涵与政治目标也是各有不同的。

在晚清维新运动中，旧体制内不同程度、不同动机、不同阶段卷入支持维新变法的中枢大臣、封疆大吏不乏其人。但他们的思想体系及政治主张与近代民主政治和维新思潮则相距甚远。

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北京大学的缔造者……

范同寿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把一个地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国弱便要挨打受欺。统治者虽然只顾保住头上的皇冠，中华民族的骨气却在民众中长存。

于是出了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出了龚自珍、魏源、洪仁轩等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物。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证明仅靠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于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他们与当时的顽固派公开论战，在全国掀起议论时政之风，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在各地创办新式学堂，出版时政报刊，力图通过维新变法实现救亡自强的宗旨。

对于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人们最熟知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被称为“戊戌六君子”，遭杀害于北京菜市口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人。

作为戊戌变法运动重要领袖人物之一的贵阳人李端棻，却往往被忽略。而他在维新变法运动的高峰时刻，恰任职礼部尚书，是这场被称为“百日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

李端棻1833年出生于贵阳府属贵筑县的李端棻，字苾园，幼年丧父，由叔父李朝仪教养。其叔治家甚严，子侄中尤宠李端棻，视为已出，待之独厚。

李朝林于1845年中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今河北），先后任直隶平谷知县、三河知县、大兴知县、晋南路厅同知、东路厅同知等职，并在三河知县任上，捐廉创建书院。他的这番经历对李端棻后来的求学、应试、仕途生涯及发展近代教育，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年李端棻的仕途较为顺畅：1852年补博士弟子员，1862年顺天乡试中举，二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内阁学士；

1872年任云南学政，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

1889年任广东乡试主考，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

1898年破格擢任礼部尚书。

经历丰富的李端棻，一生因他而起或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事件极多，综合归纳起来，其主要的社会贡献应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即：

识才用人，为国举荐；

力主变法，敢为敢当；

发展教育，率先垂范；

愈挫愈勇，老而弥坚。

除云南学政之外，李端棻在多达6省任过乡试主考官，甚至做过全国会试副总裁，可谓阅人无数。

结合他本人深厚的学识功底与政治倾向，自有其审视各级考生优劣的标准。

按照他根据当时国情所形成的人才标准，李端棻心目中的人才，必具“经世济国之大才，用以振衰起废、扭转狂澜，以堪朝廷大用、以负国家厚望”，其后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正如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所言：“其历次典试，所拔擢皆一时之名士，世亦以此庐陵”。

1889年秋，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其时的乡试已隐含“经世致用”题意，李端棻阅卷时，发现名为梁启超的考生，文笔似“熔金铸史”，深以为赞，将其录取为乡试第八。

到梁启超拜见主考官时，李端棻发现这一才华横溢的考生年方16，却能“娓娓道东西邦制度”，对其倍加赏识，并将视如胞妹的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

梁启超后来能与康有为并列为戊戌变法的两大领袖，与当年李端棻的慧眼识才不无关系。

为了国家不至沦落为列强刀俎下的鱼肉，身在朝中的李端棻力排众议，大胆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力主变法的出类拔萃之士，而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是有极大杀头风险的。

李端棻力主变法，敢为敢当。梁启超得李端棻慧眼赏识后，曾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其后结识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并与康有为联手发起“公车上书”，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首领之一。

1898年五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此时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影响，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1895年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 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 18人。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唯一敢言维新者。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发展教育是李端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人们将其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可谓名副其实。

还在“百日维新”的前两年，李端棻“念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于1896年六月，向光绪帝上《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即《请推广学校折》）。

尽管当时已有同文馆、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学校开设，但李端棻认为：

皇帝虽有“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的明诏，“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

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玮之才”，而原因正在于“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意思很明白，不是缺少可培养的人才，而是没有采用新式教材、新的教学方法的机构，创办新式学堂已成当务之急。

后世以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为课题研究的人甚多，观点大都相近，而《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的分析则较为透彻。其志曰：“其请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则后来停罢科举，专注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则后来各府、州、县两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自学选诸生二十五岁以下入学者，则后来各省中学堂之办法也；其请京师大学选择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则后来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分斋讲习等，其荣选择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则后来学部考试京外各学堂暨出洋留学毕业生，与以举贡，殿试奖以进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也；其请设藏书楼则后来开设图书馆之办法也；其请选派游历，则后来资遣学生出洋肄习新学之办法也。”尽管上述分析在某些事物发展的因果上不免牵强，但由中亦可看出，李端棻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1898年七月，中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创办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

这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后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由清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校，其后虽经历了“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一度停办，但1902年得以恢复，并于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

据此，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自然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

从人格方面来看，愈挫愈勇是李端棻终其一生最大的特点。

人们常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来赞扬英雄，尽管没有任何人想在李端棻的头上戴上英雄桂冠，但他以69岁高龄，在经历了一段长途流放之后，回到故乡依然壮心如初，却实属罕见。

虽然头上失去了礼部尚书头衔，失去了朝廷这座舞台，但这只不过是让他在角色上发生了一次转换：

从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与坚定的支持者，变成了以贵州为阵地推行变法宗旨的实践者与具体的执行者。从1901年赦回原籍贵州省贵阳，到1907年病亡，6年中李端棻始终不知疲倦地以“开通风气，导引后进”为己任。

自被贵州巡抚聘请主持经世学堂讲席后，他坚持“按月两开讲演，教以立身敦品根坻之学，备他日朝廷器使”。

直到临终，李端棻还谆谆嘱咐子弟，贵州经费艰难，勿忘出资捐助学堂。

李端棻回到原籍贵州，没有如许多告老还乡官员那样，品茗饮酒、吟诗作赋、乐享暮年，而是老而弥坚，更奋勇地奔波在他自己《请推广学校折》中所言的强国宗旨上。

李端棻对维新思想的大力传播，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贵州官员，也激励了大批青少年。

这些受过他熏陶的青年，如姚华、唐尔镛、王仲旭、任可澄、何麟书、桂伯铸等，后来都先后在不同领域展现才华，成为一代名人。

尤为难得的是，已愈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不辞辛劳，先后与一些具有维新思想者一起创办了贵阳师范学堂、贵州通省公立学堂等新式学校，掀起了贵州办近代教育的热潮。

由于李端棻身体力行地鼓动有识之士尽力发展近代教育，以至贵州各地出现争相创办新式学堂的景况，接着又在省内括起了渡海留学、开阔视野之风。

李端棻本人为发展近代教育的不遗余力，不仅加速了贵州近代化启动的步伐，更印证了他自己愈挫愈勇的人生座右铭，誉为新学先驱名至实归……

《璀璨星-李端棻》

在历史的长河中徘徊，一位先贤的身影熠熠生辉，他便是李端棻。

李端棻，贵州贵阳的骄子，以其深邃的目光、无畏的勇气，站在了时代变革的潮头。彼时的华夏大地，在封建的阴霾下沉睡，科举制度禁锢着思想，传统教育体系陈旧腐朽。李端棻却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需求，他挺身而出，呈上《请推广学校折》。这份奏折，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打破了旧有教育体制的沉闷格局。他主张在全国广设新式学堂，让知识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倡导开设多样课程，使学子们能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提议选派留学生，将中国的视野拓展到全球。他的这些倡议，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声，为古老的中国开启了一扇通往现代教育的大门。

他不仅是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更是身体力行的践行者。他参与创办京师大学堂，为中国培育了无数栋梁之材，使这所学府成为了学术的殿堂、思想的摇篮。回到家乡贵州后，他不顾年迈体衰，积极投身于地方教育事业。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师资力量；参与创建贵阳中学堂，为家乡的学子搭建起知识的阶梯。他以自己的学识和品德，为贵州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成为贵州新学的领路人。

在戊戌变法的风云激荡中，李端棻更是坚定地站在变法派的阵营。他深知，只有变革，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只有创新，才能让国家焕发生机。他不畏惧守旧势力的阻挠，不害怕政治的风险，毅然决然地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他积极参与变法事务，为变法出谋划策，以自己的影响力为变法运动摇旗呐喊。尽管变法最终失败，他也遭受了撤职查办、发配新疆的命运，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他在困境中依然坚守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展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高风亮节。

李端棻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他以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改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拼搏。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从他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传承他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