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涛与善炬（仁智）

张善炬，上海人，1949年生，9岁随父母到贵州。

中学毕业下过乡，当过兵。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贵州日报，曾任贵州日报编委、总编室主任，贵阳都市报、西部开发报负责人。

2009年不幸病逝。

忆往昔峥嵘岁月，贵州日报记者张善炬跟随时任省委书记胡锦涛下乡的故事。

故事虽小，读来格外亲切……

1985年夏，奉贵州日报社长刘学洙之命，随新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下乡考察调研，约半月。秋收时，又一次随行采访半月。两次共去了贵州东、南、北20多个县。 

那时路况极差，颠簸不说，还事故频发。出行时，我见只有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警车，很是惊异。出发当天在途中，不出我所料，开道的警车传来话，与一辆拖拉机发生碰撞。

锦涛同志正在笑谈，脸顿时沉下来。我以为，他要责怪司机或询问事故情况，没想到他只问了一句：“老乡受没受伤？”听到答复就无话了。我们赶上前去得知，只是点轻微擦碰，而且不是和我们的车。

情况是：警车按惯例鸣笛喊话清道，拖拉机避让过急，撞上了路边慢行的一辆牛车。这时锦涛又只说了一句话：“开慢点，不急。” 　

遇到这类情况，极讲工作效率的锦涛同志的确不急。从乌江渡到遵义市途中，恰逢三合镇赶场，背筐携篮的农民和路边小摊早已挤占了半边公路，两头车流则互不相让谁也挪不动。

锦涛见状，制止住了还在鸣笛喊话的警车，让他们协助疏理交通。他自己下车饶有兴致地挤在人群里看看这家店问问那个摊，和卖猪卖菜卖干辣椒的老农话收成问物价……。路终于疏通时，锦涛同志也差不多走通了整个乡场。　

为这路上的两件小事，我很有些感动，却还说不清为什么。一周后、半月后、直至第二次随行后，我好像才渐渐明白。但现在回想起来，留下的仍然只是一些场景，一些细节。

与一大群重庆技校学生在忆秦娥诗碑下相遇，他们认出了这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还不知他调到了贵州），欢呼着围上前问长问短问这问那，我被学生隔在外面挤不进去。越急越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不时地阵阵欢笑甚至哄堂大笑，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我在怨自己这个记者失职的同时，莫名又生出了许多感动。　

黄平县政府三干会饭堂，约百张桌上千人同时就餐，每桌一锅、一筐、几大碗。

锅内沸腾的红油酸汤，煮的是没刮鳞也没破肚的活鲤鱼活鲫鱼，筐里是蔬菜，碗里是味精盐巴辣椒面。这就是黄平原汁原味的苗家酸汤鱼。

刚为“三干”们作完报告的锦涛同志，也和县乡村干部们一道围桌而坐（这一桌唯一的特殊处是有四条长凳，其余人大多站着吃或蹲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桌上话题就是贵州美食。

我吃过酸汤鱼，但从没吃过不破膛的鱼，别人说内脏比鱼肉好吃，我仍迟迟不敢下筷。瞟眼望去，锦涛同志的筷间正夹着一段鱼肠……，我心头又是一热。

当天气温可能高达40多度，车间里更闷热。我走马观花溜一圈回头，发现锦涛书记还在和做笛子的老师傅相谈甚欢。凑上去听了听，是关于如何种、选竹材的话题。

谈着谈着，锦涛把手中拿的那支短笛凑到唇边，一下子吹出了音，接着吹出了调。当然，那技巧在我这个乐盲听来也还不敢恭维，但我却又生出了感动。尽管当时现场没人鼓掌，我已在心里为他鼓掌。

晚饭后，锦涛喊住我，“善炬，出去溜达一下？”我说“好”，连忙回寝室掏本摸笔，随他出门。一路上就是闲聊天，大概也谈了点正事，都忘了。

记得清楚的是，在他的询问下，我滔滔不绝讲了我怎么从上海来贵州，以及下乡、当兵、读书、家庭等等个人琐事。他静静地听我说，时而插问几句。突然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忙转话题，就说：“我毕业实习就在甘肃日报，去过刘家峡、盐锅峡。”

他笑了，说：“我在这些工地干过活，记得有一顿一口气吃了8个大馒头。”接着他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他的家乡，他的经历，乃至他的家庭、孩子，还提到他的生日是圣诞节。

我说：“呀！巧了！跟我爱人同一天！”他笑说：“你好呀，回家有老婆做饭，我回去只好吃食堂。”我说：“那哪是食堂，是高级厨师的小灶吧？”他说：“再怎么也没家里饭菜香呀，我想自己做，大师傅不让。”

我诧异：“你还会做饭？”他笑：“我还会木匠活儿，家里的沙发都是我自己打的。”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散着步，聊到天色黑尽。乘凉的路人很多，没人认出这是位省里的“大官”。

走到一家店铺门口，迎面碰上一帮警卫和当地公安，那位满头大汗的处长说：“锦涛同志，你到哪里去了？没说一声，害得大家满城找！”锦涛抱歉地说：“哎呀，忘了忘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终于发现锦涛同志竟也有疏忽的时候。

 那晚，我又感动许久，不为别的，为我这个当记者的在散步中竟然也忘了两件事：忘了旁边这位是省委书记，更忘了采访写稿之类的那些从不曾忘的“任务”。　

还有两次感动是在学校。

一次在赤水一中。

学校放假，教室锁门了。锦涛非要扒着破旧的落满灰尘的木格窗户，看黑洞洞的里边，随即他让同行的遵义地委书记梁明德也凑上去。我也好奇地探望，好半天才看清，教室里的课桌凳子破烂不堪，桌子只有长条凳宽，上面还补丁摞着补丁。梁明德是赤水人，他吃惊地感叹，解放初他在这个学校读书时就是这些桌凳……此刻，我发现锦涛和遵义地委书记的眼角同时涌出了泪光。　

另一次在桐梓一中。

锦涛同志与迎候的校领导交谈了几句，其中问到教师宿舍的情况，然后突然离群。大家都以为他去“方便”了，就在操场等。谁知锦涛竟独自走进了操场边一户教师家，那门楣矮得弯下腰才能进。

校领导见状忙小跑过去，小屋拥进了七八个人，我落后几步没挤进。约半小时他们才出来。那家主人，一位女教师，泪流满面，紧紧拉住锦涛同志的手道谢。锦涛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的工作没做好，要向你道歉。”我见他的眼圈也有点红了。　　

上述两个场景，被我写进了随行记第一篇《要为教育办实事》中，登在省报上了。虽然随行采访第一批的7篇通讯，被锦涛同志“枪毙”了4篇，亲笔修改了3篇发表，但我已十分庆幸。

庆幸的还有，终于保留住了这两个细节。我曾打算把这篇放最后发，因为当时旱情严重，有一篇是关于抗旱及农业出路的，我以为更重要。谁料锦涛同志嘱咐，把这篇教育的先发。 

《要为教育办实事》这篇稿子的反响是，没几时，听说赤水一中开学后，学生们就用上了新的课桌椅，后来又听说，桐梓一中的教职工宿舍已经得到了改善。我以为，是这两个细节的力量打动了当地有关部门领导。这是写稿时就预料到了的。　

我没料到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慕名去一个老中医处看病，那天排了4个小时才轮上，他一见我病历上的名字就说：“哦，贵州日报的吧，写过不少大文章哩。”我忙道，其实没写什么，早就不写了。他说：“你那年写的总书记落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诧异，从没采访过总书记呀。

回过神后我在心里说，是的，他是总书记了！荣幸的是，我这个小小的省报记者在业务进步上，曾直接得益于锦涛同志的指教。

我应坦白，所谓的那几篇“大文章”中，除5篇随行记外，后来至少还有两篇是锦涛同志直接点题、授意思路采写的。那是1987年的《罗甸早菜之战》和《荔波土花布走向新天地》，发表后均引起较大反响。

这事还有后话，顺记于此：

当年12月25日，圣诞节，好像是星期天。那时中国人还不兴过洋节。这天下午，我和爱人刘世芳郑重其事地去了难得一进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算为她过了生日。看完电影还早，我们就闲逛，无意中逛到省委门口。

我忽然想起，对世芳说：

“今天也是锦涛同志的生日嘞！”她犹豫了一下：“进去看看？”“看看！”“买个蛋糕不？”“不用，也不太好吧？” 　

按响17号门铃，通报后进去。锦涛在家，他穿双黑布鞋，显得很休闲。但一大幢房子就他和一个小战士两人，很是冷清。楼上楼下各一张行军床，屋里干净，却极简陋。

介绍后，我爱人笑道：

“我们专门来祝您生日快乐的，还想蹭点蛋糕吃！”

锦涛笑说：“世芳同志，我也祝你生日快乐！可惜我没买蛋糕。早上跟食堂师傅说过想吃条鱼，中午没见鱼，大师傅说买菜的昨晚就回家，食堂没鱼了。”

我们正奇怪，省委书记想吃鱼竟会吃不成？锦涛看出我们的疑惑，笑道：我呀，肚皮没人家大，车子没人家小嘛，当然得听人家的咯。

我爱人差点把刚喝进嘴的茶水笑喷了出来。

轻松的气氛中，锦涛询问了世芳的工作、老人孩子情况等。然后抱怨道，我想在贵州安个家，可两个孩子在读书，爱人有她的工作也很忙，她们都想来，可都来不了，孩子的姥姥也不放她们来。只好羡慕你们啦，两口子在一个单位，都当记者，真好。

约半小时过去了，没谈一句工作，全是这些家长里短。我们感觉到，他真诚地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但还是不便打扰太久，便起身告辞。锦涛亲自送我们出17号院。握别时，我觉得像平时朋友串门一样自在，直后悔没听老婆的，买个蛋糕提上。（写于 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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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席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让人敬佩，​锦涛与善炬的关系不一般……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