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说汪老
止 若
年逾古稀的汪老来访，说他的《栗乡杂录》即将付梓。这让我再次想起了汪老那篇谈论杀鸡儆猴的短文。文中幽默写道，鸡和猴子都是动物，可是人们常说杀鸡儆猴，从无人说杀猴儆鸡，因为猴子属于灵长类动物，带了一个“长”字就跟鸡有所不同了。复述谈论间，汪老微微一笑，像是一位得道高僧。
认识汪老十多年了。十八年前，我在乡下教书，两耳不闻校外事，除周而复始地给学生上课外，就是读书写作、带孩子。说句实话，耳闻目睹的许多往事告诉我，日常与官员打交道，自尊和自卑都可能成为一种隔膜。因了害怕被人烧着吃了，自己还当是自己睡热炕，无形中“你当你的官，我做我的事”，便成了我避尘处世的信条。那时无缘和汪老谋面，不知他身居何职，只是在大报小刊上经常读到他的作品，直到改行到县人大机关供职后，我才知道汪老就是当时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初到人大机关时，一切都很新鲜也很陌生，抱着早已固有的心理定势，除了工作需要，平时也很少打扰汪老。不过每当他有文章发表，我都会找来仔细拜读。研究结构律则，弄清表现手法，品味语言风格，体会思想情感，也十分留意字里行间所阐释的为人从政之道。年长日久，交往增多，谈天说地，毫无芥蒂，汪老在我心里已非官员，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文人。
汪老，名效常，笔名汪瀚，陕西省作协会员。长我二十好几岁，过的桥比我走路的长，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更不必说个人修养、人生成就、人气威望等，汪老都非我等小辈可与之比。20世纪70年代，他只身一人宦游商南，据说农业局长做得非常出色。“文化革命”中，汪老也不例外地“靠边站”了，但他既不消沉，也不当“运动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就靠读书写作或跟朋友谈文论道，平安度过了那阵雪雨冰霜。后来担任镇安县委副书记、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老依然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主修编纂《镇安县志》夜以继日，从不肯放过半点纰漏瑕疵；时有诗歌、小说、散文、随笔见诸报刊，《山楂小集》《金山上的故事》相继问世，尚待编辑出版的杂文随笔二十余万字，花鼓剧作《山乡县令》轰动一时，却鲜有人知这部剧作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搞好农村房屋建设》等调研报告一样，无不寄寓着汪老深深的赤子情怀；缜密考据、潜心研究、挖掘整理方史掌故和风土文化，《栗乡杂录》又与转抄稗贩者不同，融史考、城镇、节俗、传说、人物等乡土文化于一体，颇有见微知著的补白意义。
人在汪老眼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与某些不学无术、总想摆谱、老是干咋呼的官员不同，无论在位时，还是退休以后，汪老都不把自己当作官员看待，也不以资深前辈而尊己卑人。平民百姓来访，汪老照常让座、装烟、倒茶，以礼相待。十多年来，他都一直谦虚地把我等后生晚辈当作知心朋友，平等相看，坦诚率真。谦和的为人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知识积累，从容的处世风格，成就了汪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者风范。我曾不止一次地假设过，如果人生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汪老定然早已跻身中国文坛名流之列。
智慧长寿，笔墨延年。每当想起汪老，我都会想起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子。孔子的伟大，也许是他最早意识到了人的价值第一，而且以自己的行动打破了天造奇人的神话。捷克前总统哈唯尔也曾说过：“事实上存在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可是中国文化里却向来有一种奇怪现象，即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很难发现人的自身价值高于一切。人的价值，自然包括生命、素质、财产、权利、地位等内容，但决定的因素，归根结底却是人的综合素质如何。人若不学无术，官不大“僚”却大得怕怕，便在所难免让人觉得不顺眼，尽管别人嘴上不说。可惜眼下，不学无术而视文学为雕虫小技者大有人在。德强老弟之所以写下《感悟汪效常》，也许和我一样，也是因为他从汪老身上获得了诸多人生启迪和教益。
人生在世，难得“三立”。汪老曾言，如果若干年后人们还能记得他，那记得的恐怕并非他当过什么官，恐怕是记得他的一些文章，比如，“杀鸡儆猴”与“杀猴儆鸡”的差异之说。于情于理，这话我信。遂借汪老《栗乡杂录》付梓之机，惶恐草成《叙说汪老》一文。
（原载2007年5月《文化生活》，收录于汪效常《栗乡杂录》一书。著名学者高信审核收录该文时，并不十分满意：“就是平淡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