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三届知青插队五十周年

【“我们的芳华”图文征集活动】

我还没有说完的故事

无云蓝天 / 吴卫东

2018年10月

一.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致

中国在明朝的时候就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故事了，把丝绸、陶瓷、茶叶运往了非洲，通过非洲再运往欧美国家，称为“丝绸之路”进行国际贸易了，当时中国的白银数量占居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来没有听说过“闭关锁国”的事情。后来是满族人入侵中原之后，满清政府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从1840年雅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全世界的列强瓜分中国利益，打一次仗就要对外开放一次，不得不断地割地赔款，出卖国家的经济主权，市场主权，任由殖民主义国家的进行掠夺。实际上鸦片战争向中国提出了一个严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必须结束小农经济的社会，走出一条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李鸿章1870年洋务运动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引进了西方数理化的同时，却进口了许多英国人的鸦片，造成了社会上层的官员、军人、商人的鸦片化非常严重，被西方称之“东亚病夫”，特别官僚腐败的问题，一个李鸿章就已经富可敌国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反动的清朝统治，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治制度，尤其是农耕社会小农意识顽症的影响，一般民众对于国家的概念是非常淡薄的，对外来的侵略者表现出了麻木、散漫、无为的状态，认为谁掌权，谁收租税，谁维持社会治安都是一样。在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就背叛了革命，不愿意得罪腐败的官僚阶级，选择了“宁愿亡国，不能亡党”的政治立场。1927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革命军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 德总司令只剩下800人带上了井冈山，有林 彪、陈 毅、粟 裕等，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大量的难民被迫流亡他乡，国民政府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奉行“息事宁人”错误态度，私下里通过中间国来“调停”的幻想，最终导至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攻占了首都南京，南京城沦陷标致着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三十万平民被屠杀。蒋介石政府被迫逃到重庆去了；汪精卫部队整编制的投降了日本军队，伪政府军队警察人数多达300多万人，按照时间算实际上日本入侵中国已经长达了十四年，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促进下，爱国将领杨虎成、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八年抗战”之说。但是，这八年来蒋介石一直采取“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下，想利用日本侵略军消灭掉共产党的力量，没有想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强大。1945年8月1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国家接受日本的投降，蒋介石为了独吞抗日果实，再度发动了国内战争。毛主席一声令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垮了蒋介石手下800万军队，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带领中国人民洗百年耻辱，白手起家建立了万代基业，功德比天高，我们生长在毛主席时代无比的自豪。

二.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艰难的探索

马克思在说他的贡献只是证明了几点：1.阶级的存在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2.阶级斗争必然导至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一个过渡期。马克思还说，“共产主义事业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事业”。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社会主义全民的政治共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人民身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人类社会。其实“纳税人”这个名词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封建社会主要是指地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指资本家阶级，那些掌握住社会生产资料的人，按这个定义来划分只存在：官僚阶级、纳税阶级和劳动阶级。毛主席就说，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工人、农民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企业管理者也是劳动者，我们只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又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民主宣言。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的标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在毛主席组织的新民学会基础上，1920年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陆续成了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7月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用了100年的时间，才找到了自己民族救亡的道路，我们曾经饱经风霜、国土被占、家破人亡、流离失所。1949年7月1日毛主席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说，“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自己的国家，选举出了自己的政府，对于官僚阶级及其帮凶实行的专政”，毛主席第一次把“劳动阶级、纳税阶级与官僚阶级”的关系说清楚了。在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一个天灾不断，饥荒连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中国。所以，毛主席说，“没有农民的参加，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中国革命要分两不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基础，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制度，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第一次实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新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如果没有1958年工业生产大跃进，就没有中国的重工业的飞跃发展，我们勒紧裤腰带也要把重工业搞上去，从而实现了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在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兴修水利，建设水库，改变了农民“靠天吃饭”的落后状况。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就跨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200多百年的历史。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光芒的指引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从陈永贵到王进喜，从陈景润、钱学森到屠呦呦，用了整整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才换来祖国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就是在那一个火热的时代里，是人人都讲大公无私的时代，人人讲社会奉献的时代，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时代，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国人民的时代，这就是我幼年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三． 我们听妈妈说那过去的事情

我的外公民国时期就在南京储备银行工作了。但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右派势力坚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立场，挑起旷日持久的“国

内战争”，“家不和外人欺”，日本军国主义乘机入侵了中国。民国政府抵抗不住日本兵逃到重庆“陪都”去了，1937年12月13南京城沦陷了，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兵抢光了南京储备银行金库，导至南京储备银行破产了，从此我的外公就失业了。八年抗战国家动荡，外公四处流浪都没有找到工作，使得多年的积蓄一贫如洗了；父亲小时候在钱庄学过“账房”，因为门当户对嘛，两家人都是靠“拨算盘”吃饭的四处逃难不方便，战乱时期母亲就嫁给了父亲。1945年好不容易等到日本鬼子投降了，联合国建议国民政府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日本，蒋介石把驻扎日本的权力给了美国，造成日本军国主义只承认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我的老姑妈曾经是一个“私塾先生”，老姑妈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的表哥），表哥比父亲大5岁呢！由于父亲10岁时候就没有双亲了，所以是姑妈从小带大的。我的表哥在中央电厂工作，在我的印象中这位表兄一直是头发油光光的，西装领带笔挺的，皮鞋檫的雪亮的，据说是中央电厂的总工程师，是他的推荐我父亲也进了中央电厂从事会计工作，所以，我们家里什么铅笔、象皮、复写纸等文具是应有尽有，我小时候就喜欢到处“乱写乱画”，那些雪白的墙壁上都有我留下的小人或文字，因此经常被父亲打骂的，但是，我从来是“累教不改”，第二天照样在墙上“乱写乱画”。我的表哥早年就离婚了，给姑妈留下了一个孙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飞机的炸弹扔到了中朝鸭绿江边了，毛主席决定派兵抗美援朝，不分阶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荣毅仁那样的资本家都倾其所有，购买了大量的飞机大炮支持保家卫国，姑妈的孙子刚刚初中就参加志愿军，那时社会上还强调家庭成份，姑妈就成为一个“光荣之家”了。

四． 我的姑妈怎么会变成“另一阶级的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主义者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国主导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IMT三大机构，构建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这60年里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印度、中国等一大批国家都是受益者。我们出生在南京市中央路后大树根1号，老姑妈就住丁家桥41号，我哥哥在南京市丁家桥小学上学（离我的姑妈家比较近），我们就成了姑妈家唯一的“小孩”了，姑妈家的二楼跃层有一房子的书，我们觉得无聊就会闹着要回家，姑妈就会拿出《红楼梦》来，讲贾宝玉和林岱玉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就会没完没了的问“后来呢”？把回家的事情忘记掉了。每逢星期天父亲都要带我和哥哥到姑妈家去玩。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召开了两次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座谈会，号召大家争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于是许多民族资本家一起闻风而动，天天都能看到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企业到市政府去报喜，所以，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就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南师附中是江苏省最好的学校，但是，自从哥哥考进了南师附中读书后，因为学校离家比较远一直是住校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讲究“成份论”了，因为南师附中里面是高级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那个时候的高干旧社会都是贫苦家庭出身，对于旧社会“非无产阶级”的家庭批判很重视。所以，哥哥每次回家都批评我不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其实在旧社会参加过工作的人，并不是全都资本家阶级，多数还是靠工资吃饭的。1964年哥哥考进了山东大学物理系，寒暑假再也没有回过家，一直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完全是靠国家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每次写信都要我弃学去做一个工人，难道做一个工人就不需要文化了吗？我上初中的时候表哥就去世了，只剩姑妈一个人住在南京，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姑妈的孙子就到北京了，听说已经是两杠四星的军官了，为了避免政治影响我们不去她家玩了，姑妈的孙子在北京结婚之后，就把姑妈接到北京去了，姑妈就成了另一个阶级的人了。

五. 什么才是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社会大生产挤垮了无数的小生产者，使他们成为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引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夺去政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又指出，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雏形，“巴黎公社制度把靠社会供养的寄生虫——国家所吞食的一切权力回归于全社会”。于是，列宁主义就出了两本书—《党的建设》和《论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共产党都是知识分子的组织，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成份，因此中国应该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只有资本主义大生产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队伍。1944年6月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日本投降后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来接收。斯大林的如意算盘被毛主席一眼就看穿了，毛主席就是一枝枪、一颗子弹也不交出去，而是命令部队大举地进攻东北，1944年8月31日占领了山海关，9月5日进驻了沈阳，抢先占领了伪满地区；陈独秀就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没有把权力归还给全体人民，不过是苏联法西斯主义的又一次继续”。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斗争的中心仍旧是国家的政权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来保证”。对列宁主义的评价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我们应该相信广大苏联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因为列 宁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不可靠的。列 宁选择的接班人并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终于露出其“反骨”的一面，开展了对于列 宁的批判，并且1953年3月5日宣布《斯大林文集》为禁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明：资本主义大生产挤垮了小生产者造就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革命在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但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公有制经济的经济基础之后，并没有使“国家所吞食的权力归还给全社会”，而使得苏联的党政军干部都成了大富翁，形成了新一轮与人民对立的“官僚剥削阶级”。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的电视讲话中说：苏联官僚阶级占有所有社会生产资料，使得国内阶级矛盾已经病入膏亡，逼迫人民再一次起来革命也是迟早的一件事情，苏联共产党不如解散反动的苏维埃政府，给苏联人民重新获得自由的机会。竟然没有一个苏联共产党员出来反对，戈尔巴乔夫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16年1月22日普 京又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没有及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半途而废了，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着用，使得“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被一击就垮掉了，这才是苏联自动解体的根本原因。

六.  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上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生产力水平问题永远是封建小农意识的根源。毛主席就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完成民主革命打倒了封建主义，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消灭所有的阶级差别的存在，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新中国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会更长、斗争更加艰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阿Q就把地主老爷的雕花床、丝绸被都占为己有了，阿Q参加革命党的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名利及物质的享受。进了城之后阿Q成为了新一轮的“人上人”，阿Q并不愿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只是想怎么样来“取而代之”而已。。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官僚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有中间阶级；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有中间力量；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也有中间势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仍旧是官僚阶级、纳税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1964年6月14日，毛主席又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搞‘和平演变’，在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共产党人是搞不成了，对于第三代、第四代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什么“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四清运动”、一直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就是人民群众监督官僚阶级的斗争，不进行群众监督就要出现修正主义。因此，毛主席写了《九评苏共中央修正主义集团》的公开信。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走到后来只有两条路：第一，是“自动解体；第二，是进行“自我革命”，苏联共产党根本没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赫鲁晓夫接班之后，就把苏联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推在了斯大林一个人的身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只能选择了苏联自动解体的道路。中国应该怎么办？毛主席说，“其实我们已经找到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办法了，那就是采用‘大字报。大辩论’大众民主形式，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使得政府不敢腐败”。毛主席又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来保证，没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作为保证，我们建立的什么‘公有制’、‘按劳分配’被一击就垮掉了，人民政权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于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在《516通知》里就指出，“我们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下，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拉开序幕了。

七.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掌握起马克思主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问题，一些人开口就是“我们八亿农民如何如何”，八亿人是有一个庞大的数字，八亿人的背后是什么？是八亿农民竟然养不活中国十亿人口？1956年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工作，我国粮食指标为每亩400斤，1957年实际粮食产量每亩才395斤。所以，毛主席批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粮食亩产能300斤就很好了，某些地方订了800斤指标我看是浮夸”。1962年中共中央在卢山召开了县委书记在内的7000人大会，讨论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问题？总结出了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学习苏联官僚阶级那一套没有纠正过来，一些地方干部把农民的口粮都上缴给国家了，导至一些地方农民被活活饿死了。石 磺是抗战时期到延安去的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坷庆施的秘书。1957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提意见说“外行不能管理内行”，就被这些没有文化的干部说成了“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发配到新疆去“劳动改造”了。1965年初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了，在南京市第十三中学当外语教师，因此，他也成了我在高中的班主任。1966年在刘少奇中央工作“形左实右”路线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就把退伍兵安排到各级政府组成了“工作组”，用“人人查档案血统论”的方式，划分出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对立的阵营，进入了工厂、学校后，按家庭成份进行“阶级划线”，地主、资本家，还有在旧社会有过工作的人都有“历史问题”，对旧社会其他劳动者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1966年8月开始， 特别是一些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宣扬的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把“黑五类”都抓起来严刑拷打，逼供“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企图在肉体上彻底地消灭所有的“非无产阶级”，制造了出一个“纯洁无产阶级世界”，上演了一场上前所未有的“八月黑风”。在那些农村退伍兵的眼睛里农民阶级才是劳动者，其他所有的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制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阶级斗争”。毛主席发现这一个问题之后说，社会主义是消灭阶级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夺去政权之后，怎么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了官僚阶级身上，许多人都觉得受不了啰！于是想把文化大革命的水搅混。他又说，“刘少奇搞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上去是搞清一色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保护一小撮官僚阶级，打击一大片人民群众，目的是破坏文化海工人中的扇动作用，1966年11月10日上海爆发了“安亭事件”，叫中央文革小组去处理问题。张春桥到了上海就说，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是正确的，但是，它又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当时的陶 铸、陈伯达对张春桥这个处理意见是很不服气，陶 铸就主张把工人不听话的势头打压下去，认为如果工人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学生是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毛主席却果断地说，“这一件事张春桥做的对，党中央发出的文化大革命通知，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工人阶级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质的变化，由于上海的一.三事件就爆发，各地工人造反派夺取了各级政府的权力，把官僚阶级都“靠边站”了，工资待遇没有减少，可以养尊处忧的了，但是，在走资派并不甘心挑动“保皇派”与“造反派”展开武斗。虽然党中央一再地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工人保皇派在走资派的大力支持下，要把工人造反派夺走的权力，为官僚阶级把权力夺回来，不愿意放弃血腥的武斗，这就是当时“社会产生动乱”的根本原因。

八．许多红卫兵成为了文革中武斗的炮灰

辛亥革命的时期，王宫大臣们第一时间就把钱都存进了英国的惠丰银行；苏联解体的时候，一大批富豪和寡头都移民欧美了，只有国内的穷人没有任何退路，脚下一亩三分地跑也跑不掉。官僚阶级的“八旗子弟”为了保护官僚阶级利益，组织了“保皇派”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份联动分子使用“打砸抢烧杀”等流氓手段制造社会混乱，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方式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以谭立夫为代表的“红二代”刮起了反动血统论，干什么事都得先报出“家庭成份”来，讲究单一的“无产阶级立场”，甚至打死了自己的校长和老师。中央文革小组因此把“联动组织”定性为了反革命组织，抓捕了许多“打砸抢”的年轻人。但是，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在对于怎么处理高干子弟“打砸抢”的问题，给中央文革小组回复的批语中说，高干子弟还都是一些学生娃，“如不教育好，将来成为反革命复辟的祸根，好在还不占大多数，多数人还是好的，要以教育为主，一个人不抓”，因此把那些联动分子都放掉了。但是，“反动血统论”仍旧大行其道的，“父母历史背景不好”的学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制造了举世闻名的《八月黑风》当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许多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都通过不同的渠道逃到美国去了，因此造成中华民族一代人才的严重流失。愚蠢的人群是十分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夺权斗争，工人阶级两派血腥武斗实际上官僚阶级制造的，是劳动阶级内部权力的斗争，这一些中学生红卫兵就象苍蝇扑火一样，在两派武斗中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正如毛主席说的，为走资派卖命的人“死的比鸿毛还要轻”，他们大多数都被埋在了重庆“红卫兵墓园”里，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见证人。

九. “革命大联合”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标致

工人造反派夺取权力后，使得一些官僚阶级“靠边站”了，被安排到过“五七干校”劳动过，所以，这些人一直在咒骂毛主席。离开繁华的城市生活，到了比较偏远的农村，那里有一个很大院子，有一排砖瓦房，吃住都比当的农民要好多了，并且工资一分都不少，但是，某人就说，“权力不能继承”官僚阶级是非常疼苦的。在造反派与保皇派武斗的时期，我就躲避到南京黑墨营农场去劳动了，当时分配我到蔬菜大队种菜了。黑墨营农场虽然也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但是都跑到外面去武斗了，农场只有一些老人在干活。中国有一句俗话：“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保皇派是无产阶级，造反派也是无产阶级，到底是谁和谁搞的阶级斗争呢？所以，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还是这样的”。各个阶级都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哪还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吗？这种狭隘的阶级利益观点不会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处理，才能总结出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共识的根本所在。毛主席就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必要分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虽然党中央一再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仍旧没有能够阻止两派武斗的局面。这时候周恩来就出来对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收兵”了，两派这样打下去我们就会被动了，“如果中国社会变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你我两个人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1967年1月21日毛主席把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批转给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队才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据当时南京军区支左人员房成俊说，他们部队里人人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进入两派武斗现场，就在两派枪炮中间拉起了一道道的“人墙”，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时许多军人军装被工人撕掉过，许多战士被右派群众打伤过，但是，仍旧我们不允许战士退缩，只有启动了中间派势力“革命大联合”，才能最终解决两派相互对立问题，由军队代表，造反派代表，保皇派代表加入“革命委员会”临时权力机构，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大生产制造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在消灭了自己。但是，“四人帮”一批文化人不甘心如此失败，还在批判党内的“投降派”；林 彪就说，“有一些人嘴上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却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了。1968年10月黑墨营农场“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叫我回学校去参加所谓“斗批改”了。那些高干子弟在军队“镀过金”后，回来就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官二代”因此接替了他们父辈的班进入了各级政府机关。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政治环境下，走资派对劳动人民采取了更疯狂的阶级报复。革命委员会紧接着把单位里的“黑五类”、以及什么踩三轮车的、磨剪铲刀的、修自行车的，修雨伞的、修钟表的、裁缝店、皮匠店等社会中“非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都赶下农村去改造，这些人拖老带小地被赶到了异乡落户，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为了基本的生存甚至把衣服、家具等能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卖掉了，那种被压迫生活的惨状真叫人们不堪目睹。马克思说，“劳动自由是人类从奴隶走向自由人是关键一步”，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首先是解放劳动者人身，才能解放生产力。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勤劳、诚信还有生存的土壤吗？黑五类人员只有花钱去找关系，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法宝，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里，人活着都是要吃饭的，为了找一份吃饭的工作要“求人办事”，后来“办什么事都需要去求人”了，逐步成为了普遍的社会“潜规则”。

十.  改天换地是我们一代知识青年的历史使命

毛主席说，新疆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口问题，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新疆政权是保不住的。所以，解放新疆之后留下了20万的军人在新疆建设兵团，也流下了20万老兵的婚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王 震将军就说內地的女青年只要愿意去边疆，当兵可以一律不问家庭成份问题，使得许多家庭成份不好的青年人改变了自己身份。1964年底我们学校没有考取高中的同学就都到新疆去了，我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去送行的，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成份不好的人。八亿农民为什么养不活中国十亿人口呢？那不就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造成的嘛！毛主席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的那么严重啊？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生产力，它与旧社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不仅抵挡不住自然灾害的风险，更加抵挡不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冲击，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问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首先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又解决了城市的就业问题，使得农村原始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三届知青，1968年10月我和学校的同学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插队的地方就在高淳固城湖边上。由于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的父母也和所有“黑五类”一样下放到农村去了，我在南京已经就没有一个家了。那一年夏季正遇到了高淳发大水，公社召开一次抗洪排涝动员大会，在全公社只有六个知青没有逃回南京，我们知青点的房顶都被暴风雨卷走了，只有半截土墙泡在水里。农民家里有两头猪，一群鸡，上有老下有小，一淹水家里就遭殃了，我只要铺盖一卷什么都带走了，就暂时住在生产队长家里，队长儿子吃饭的时候就说，“小吴，你一天挣几分工啊？一顿饭要吃两大碗”？队长马上就气的骂他了，“小吴吃到你的头上了吗？一个知识青年留下来不容易，有文化的人不要和他一般见识”。生产队分给我的“自留地”有8分地，我种了一半是棉花，一半是黄豆，都是一些“懒庄稼”淹就淹掉了呗，我的棉被和棉衣里都是自己种的棉花，吃的油是自己种黄豆压榨的。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冬季的“挑河工”都是男人干的活，因为在河堤上吃“大锅饭”可以不花钱，农民节省下来口粮等到开春时候再吃。在那固城湖堤上一眼望不到边人，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长队在挑河泥，远看就象一群劳作的蚂蚁一样，国家为什么要“兴修水利”啊？那就是希望农民不能再靠天吃饭了，农业需要“旱可浇，涝可排”才能保障农业的丰收。女生吃不了挑河工那种苦，后来才嫁给了农民，再后来都成为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对于传播知识文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农村没有电的原因并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基本的电工知识。我就买了一本《电工知识》自学电工，在南京买了电线灯头，为大队里竖了几里路电线杆，装上了电表，把农民家里电灯都亮起来了；自从村里有了电，在南京买了水泵代替了脚踏水车、脱粒机取代了的“掼桶”，使得农田排灌、收割的效率提高几百倍，从农业集体化走向农业机械化是一条农业发展的康庄大道。特别农忙季节，生产队里要杀几头猪、抽干鱼塘后把鱼都起了，有二锅头老酒，烧了几锅大米饭。我是算见过什么叫“大鱼、大肉”了，那肉切的都有半截砖头那么大，全村男女老少都尽饱吃，由于吃不完浪费是非常严重的。每年秋季卖公粮要把稻谷跳上十几里路，一担稻子跳到镇粮管所去，国家给生产队里记上十块钱，把稻碾成大米是7成，粮管所卖出来大米是十四块钱一担，国家从来没赚过农民一分钱。我经过一个冬季的“大锅饭”吃下来，年底还分给我了100多快钱，那时粮食的亩产过千斤已经不是“浮夸风”，为了积极要求进步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农民的自留地里种有各种瓜果疏菜，吃不完的就挑到镇上去卖一些零用钱；用一个小网兜在河里捞几条鱼，家里养了两头猪一群鸡，可以拿着一篮鸡蛋到小店里去换香烟、打火机，换酒，换酱油和食盐……。有一天大队书记和我聊天说，“我们农民看问题比较直接，认为你们是来农村劳动锻炼的，表现的好就可以推荐上大学去。说扎根农村就没有人会相信的，除非你在这里成了一个家”。“扎根就是结婚”是农民的普遍认识。但是，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家庭副业”都不会做，需要什么东西都要用钱到小店里去买，在生存本领上相差实在太远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知识青年只是担当起了新中国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

十一. 什么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1969年的时候中国的乡镇企业“因地治宜”地发展起来了。有农机厂，化肥厂、农药厂、采石场、砖瓦厂、水泥厂等企业。那些小型插秧机，小型收割机都是非常适用。1970年底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安排进了高淳陶瓷厂， 成天就是“打炮眼”、装炸药，最后是放炮，把整个秀山都挖掉了半座山。有一次我干活是感觉肚子有一点疼，于是到厂医务室去看病，医生说是“受了一点凉”，没有什么开一点药吃就会好的。可是，我吃了三天药了，还是觉得肚子疼，而且伴有发热，只好又到厂医院去看病，医生就开了莲霉素给我打针，说是肠炎引起的肚子疼，我请医生给我开了几天病假，因为我觉得人走路老“打晃晃”，不过这几天我几乎不能吃饭了，只是喝一点点水维持着上班，第三次到厂医院去看病时，人已经开始虚脱了，医生才给我开了“五联记账单”，让我转症到花山媒矿医院去看病。结果医生一查就说是兰尾炎，让我立即办理住院准备手术。在花山煤矿医院先挂了一星期的水，消炎之后才能进行手术。因为是一个小手术嘛，只采用了局部麻醉，但是，当破开肚皮一看，医生说肠子都粘成一团了，需要撕开来先清洗一下，所以，手术时间就比较长一点了，如果，觉得开口处疼的话就告诉医生。其实开口处只有火辣辣的感觉，就觉得那肠子被拉出去的时候，肚皮里空空的冷风钻进肚子里，这时的人觉得非常的虚脱，好象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尤其是用药水清洗肠子的时候，那撕开肠子难受的很，我浑身的汗水把整个手术台都湿透了。我说“轻一点，轻一点，我觉得已经要断气了”，医生安慰我再坚持一会吧！肠子回到肚子里面就好了，我于是不再说话了。只是在最后缝合的时候，只觉得伤口处“火辣辣”的烫人；缝针时只感觉肚皮上针钩来钩去象蚂蚁咬一样。医生告诉我伤口并不大的需要再坚持一下，手术结束后又告诉我，兰尾虽然割掉了，肠子还会粘在一起的，会引发长期的腹泻问题，需要长期地注射“胎盘组织液”。虽然高淳陶瓷厂是地方国营企业，但是，没有几个国家正式工人的，我这个情况告诉车间领导之后，车间主任江双宝不相信肠粘连需要常年地打针，不同意我在上班时间去厂医务室打针，但是，我又不能不去打针啊！这种事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十二．“体制内”的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当时兰尾炎导至了肠粘连的毛病，干强体力劳动觉得力不从心了，因此我被调到了厂后勤去工作了，主要是管理食堂的财物，食堂的煤水电气都是和生产混在一起的，我只管仓库里的菜米油盐就可以了，每天进多少钱的菜，领出多少米油都有一个账，然后每天把食堂收的饭菜票集中起来，全交给食堂的财务算一下成本就行了。其实一个人不说话并不是难事，最难的事情就是你连不说话都不行，我有一点美工基础就叫我搞“大批判专栏”，那“大批判专栏”是相当大，面积就是整个车间的一面山墙，仅仅一个“刊头”有双人床那么大，每次上墙时都要用梯子爬上去贴，往往是弄了一身的浆糊，被大家说成了“大批判干将”，硬把我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去了。我认为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并不要紧，呢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了，不应该把生活与信仰对立起来。俗话说“穷不过三代”，穷人不会超过三代人，人穷到了第三代之后，要么就是穷的绝种了，要么就是揭干而起“造反”了，只能是旧社会阿Q在现代社会的循环。“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高淳陶瓷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叫姚胜德，从小在苏北帮地主放牛，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解放南京后进城成了军转干部，但是，从根子上来说还是一个阿Q式的人物，阿Q掌权力的悲哀是什么？就是能力不行，骄横跋扈，为非作歹，让正直的人痛心、让说真话的人闭嘴，让好人受冤，让老实人受苦、让小人得势。当时体制内的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偏见都难以消除的，他把江山和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战利品”，他的老婆说是当时欢迎解放军进城还是一个中学生，由于当时的解放军中老干部里“光棍”比较多，经过组织上做工作她就嫁给了姚胜德的。文化大革命中姚胜德经过了“革命大联合”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就象电视剧《刘罗锅》里有一句台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姚胜德就是对知识分子有偏见的人，总是说知是分子没有“脱胎换骨”，其实什么叫“脱胎换骨”他也说不清楚，大该的意思就是要把看不起他的人，都变成为崇拜他手中权力的人，把人与人搞成了封建人身依附的关系。他的老婆上班从来没有具体事情，就是在车间里串来串去，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香味，工人看到都离开她远远的。因为姚胜德玩弄女知青终于出事了，工人中引起了许多风言风语，他的老婆听着就实在忍受不了，跑到上级组织部门去大闹：“工人的造谣言把我家老姚都逼跑掉了，叫我家老姚怎么开展工作啊”？姚胜德对工人的压迫太深，工人把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怨气都释放出来了，逼迫组织上把姚胜德调到了高淳物资局当局长去了。

十三.  林彪事件对中国政权严重的影响

高淳陶瓷厂里又派来了一个“革委会副主任”叫陆力伟，因为是南京来的下放干部，对南京知青特别亲近一些，比如家里买米、买煤都是我们知青帮忙着干的。原来陆力伟就是南京的地下党了，老婆叫张作章也是杭州大学毕业的；解放后，陆力伟成了江苏省邮政局的局长，张作章在南京双门楼宾馆是一般的翻译。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在开封去世之后，党的九大确定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但是，林彪就说，“革命委员会都是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的结合”，并且准备逃到广州去另立中央。这时候邓小平、叶剑英等一些老干部就乘机频繁地找周恩来，希望周恩来乘毛主席病重期间边缘化毛主席，结果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辞拒绝。结果毛主席一个“反击右倾翻风”，打倒了邓小平，并且让叶剑英交出了军委主席的权力，回家“养病”去了。据王璇梅（陈锡联的夫人）回忆：当时陈锡联是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兼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被毛主席和江青看中了之后，决定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发现了毛远新的工作才能，举荐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后来许多老干部传言，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都是胡说八道）。据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每年出去巡视都在9月25日左右才会返程，那一年突然在9月12日就抵达北京了，一回到北京就命令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调动了三十八军的一个师到北京南门口，中南海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北京南门在北京的西北方向，即可以防止苏联入侵，又可以平定北京内乱，可以想象毛主席对‘九一三’事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由于李作鹏违背组织原则，把毛主席的南巡讲话内容透露给叶 群，使得叶 群、林立果感到非常紧张，在9月12日午夜就急不可待地押持着林彪，猖狂地逃往苏联伊尔库次克。据当地牧民说，林彪的飞机在天上已经燃烧起来了，后来才摔到地面上的，飞机的翅膀上有一个20公分的大洞，一直是怀疑被苏联的导弹击中的，飞机的黑匣子被苏联方面抢走了，至今林彪事件还是一个迷。其实林 彪的死对毛主席精神打击非常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损失，毛主席已经找不出一个能够驾权中国政治的“接班人”了。干部落实政策之后，陆力伟重新担任江苏省邮政的工会主席，张作章为双门楼宾馆的总经理回南京工作了。当时，许家屯就是陆力伟家的常客，借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办事处（相当于驻外国大使馆）职务的机会，跑到美国去了把翻译张作章也带走了。虽然党中央一再说许家屯只要肯回来，党籍和职务可以保留不变，许家屯还是不肯回来；陆力伟的儿子是南京大学本科毕业的，后来到美国读研究生就留在美国某大学的里任教了。陆力伟的儿子、爱人都在美国生活了，陆力伟腰疼没有人照顾，陆力伟也到美国与家人团聚去了。毛主席曾经问邓小平，“我如果不在了，中国会怎么样”？邓小平回答和周恩来回答是一样，“那就是军阀混战，亡党亡国”，当初国共内战的一幕又呈现在了毛主席的眼前了，这边解放军喊话：蒋军弟兄们，赶紧投降吧！不要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了，那边却回应了一阵子机枪子弹。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一个还真搞不清楚呢？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家不和、外人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使得苏联乘机入侵我国珍宝岛，毛主席一声命令被我解放军打回去了。苏联吃了亏还以核战争来相威胁，毛主席把民兵都集中到了中苏边界，对外放出话说，“有什么大事啊？我们换一换地盘就是了”！这一句准备拼命的话，就把苏联吓坏了，再也没有敢动中国领土的脑筋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一个伟大的“错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前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伟大计划完全落空了。毛主席无奈地说，“华国锋就是一个中间派，好就好在中间派左右势力都能接受嘛，他上来可以保持全党不至于分裂”。毛主席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绝大多数人却是在思考个人自己的利益，这种革命怎么能搞的好呢？所以，文化大革命最终只能搞折中调和的方式，让是非不分的人走上了历史舞台，毛主席实际上向走资派表示妥协了。

十四. 不交不三不四的人，不说不疼不痒的话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随着南京知青大批返城我又回到了久别的南京，被分配在南京机床厂运输处汽车库任汽车修理工。我进了工厂门就看到一条标语“产品是企业的生命”，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我报名参加夜大上了《汽车基本理论》和《计算机基础》两门课程。其实汽车库里没有几个汽车修理工，车辆却多达40几辆，车型也非常复杂，除了国产的一些解放、跃进车型以外，还有美国的别客、苏联的卡斯、日本的丰田等等，我就是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人，经常加班加点日夜都没有休息。社会“动乱”之后，阿Q就会“沉渣泛起”，杨发成是解放前从苏北逃荒要饭到南京来的，他说起旧社会的苦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是很动人。杨发成文化大革命时期混成了汽车队的队长，他成天就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吃喝玩乐”；尽说一些不疼不要痒的废话。一些人干一点事情就叫苦叫累杨发成还就吃这一套，谁喊苦喊累叫的特别凶，那大会小会肯定受表扬，年底还能评个什么“先进”的。汽车例行保养之后需要试车，驾驶员就利用“试车”的机会，在外单位搞运输捞外块我就向杨发成队长汇报了。杨发成回答道，“我们人都是共产党的，吃一点、拿一点又怎么啦”？又说，“你这种‘搅屎棍’群众看见了就反感；一个人不识字没有关系，不识事就别在世上混了”。我是AB型血液的人，AB型血液的人性格就是喜欢“独立自主”，知事故而不事故，在江湖而远江湖，是我做人的原则。最不喜欢那些烦人的“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其实哪一个人钱也不多，就是到处捞公家好处，坑害国家利益，为了满足小集团的利益，去搞那些说不清楚的人情往来。

十五.  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有不少“表演系”的人物

什么叫乱世啊？林 彪就说某些人是“不说假话办不成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了。说起别人来是“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是，究竟应该怎么搞才行，他又拿不出主意来，无所作为的人反而变得非常高明，根本问题是这些人善于“表演”。往往搞什么民意评议的话，做事的人都不如不做事的人，因为，做事总有错误的把柄被人家捏在手里，作为领导人不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如何“选边站队”成了一些党内投机分子的主要问题，在这样的“圈子里”的人，往往是“是非原则都不重要”了，不但难办的事情都好办了，不能办的事情也能办了，有错误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没有事了；人需要学习的就是如何“甩锅”，没有成绩可以编写成绩，小成绩能吹成大成绩；在用人问题上要用“自己人”，划圈子，定框框，“先看背景，再看来头”。在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党支部书记颜京沛（退伍兵）就说，“每到一个历史的节点时，人人都要重新‘选边站队’的，要经得起新形势下党组织的考验”。每年防汛时期科室都要抽掉人员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防洪排涝，某些人只到那里去了一天，一只麻包都没有扛过，回到厂里马上就能写出来“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的文章；我们在江堤上日夜不休息的扛麻包，那皮肤就不是太阳晒黑的？那颗心怎么炼都红不起来了；更奇葩的是市政府每年组织义务献血，某些人又是“克服了多少困难，带头报名义务献血”，没有去已经就成“英雄人物”了。所以，在这种不说假话就不能生存的环境里，我的心里确实觉得是心里不平衡。后来我发现车库的采购员朱维贤经常拖一车一车的鸡蛋、鲜鱼、牛羊肉来分给大家，有时还从中收取工人的钱（估计成了他的辛苦费了），但是，运输处里的领导都是白吃白拿的从来都不需要付钱。但是，这些动=东西是不会白吃白拿的，车库经常弄些外单位车辆来修理，开本厂车辆的牌号的领材料单，修理外单位的车辆这不是在损公肥私，挖企业的墙脚嘛？因此，我向运输处党支部颜京沛书记反应过许多次了，颜京沛总是说这是运输处的“业务关系”单位，叫我“你只管领出来用就行了，我负责不要问那么多事情”。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让老实人受罪、使得小人得势，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一齐说假话都在当着在“演戏”。

十六.  即便我不是英雄也被逼成英雄了

1980年8月一天，天气炎热修理工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我手里还有一台江苏140发动机大修，正在把清洗过后的活塞连杆机构装进发动机箱体里去，忽然，头顶上一团火直冲车棚，我马上意识到“失火”了，爬起来拿起灭火器冲进了火海，火是灭掉了，由于手上和身上都有汽油，手和胳膊上皮都烧没有了，露出了红彤彤的肉，工作服烧成了一条一条布片。正在此时厂保卫处的几个人赶来了，不由分说把我抓走进保卫处，在我的身上搜了一阵子开口就说，“把火种交出来”！我说车库又不许带火种，我哪来的火种啊？保卫处的人又说，“你对国家40%调资不满意，就放火烧车库”？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对调资不满意的呢？我想好好干，等下一班车呢”！接着又说，“不想交待是不是啊？如果不交待就送你进公安局处理了”。我说，“你们要送哪里送去就是了，不需要再磨嘴皮子……”。后来保卫处又说作为“当事人”，必须写了一份《火灾事故发生的经过》，由党支部签写意见塞进我的档案袋里去了，把我从上午一直关到晚上不给吃饭，也没有给我一个说法。为此，我心里一直不平衡！于是找党委书记马康祥要求评个理，救火保住了车库和所有汽车，怎么非要说我放火的呢？还强迫我写了《火灾事故发生经过》。马康祥回答我，“这个事情找你们支部去解决”，我又找了运输处支部书记颜京沛，颜京沛说，“火灾现场只有你一个人，抓你是为了调查清楚发生火灾的情况，谁能出来证明你没有放火吗？不是你个人说了算数的，要经的住组织的调查嘛”。我到处都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写了几封挂号信给市领导、省领导，但是，等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反应”，无耐之下就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国务院办公厅，一星期后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回信，“你的编号××××来信已经收悉，已责成南京机床厂党委调查处理”。正当我心里觉得有一点希望的时候，只见马康祥带着办公室主任蒋富全直冲车库来了，马康祥脸涨成了猪肝色，指着我的脸就说，“你是什么东西啊？到处告状我都想不理你，你还得寸进尺了，竟然把信都写到国务院去了！是不是想搞的鱼死网破啊”？我说，“你说这样话就是想威胁我吧？我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人，明天我就坐火车到北京去”！蒋富全一看这势头不对了，马上跑过来“打圆场”说，“小吴，你怎么能叫组织上认错误呢”？又说，“想当英雄也得与组织上搞好关系嘛，没有组织上的认可你能算英雄吗？这样到处告状不是在搅局嘛？为了你的事情马书记这几天已经气的血压高了！你在运输处今后还有麻烦呢！他们说你是“516”漏网分子呢！你把状告到哪里去都是共产党的天下，都要由我们来解决问题嘛！今天我们过来找你，马书记也是出于关心你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算了，阶级斗争是非常复杂的，一些事情组织上是不能说清楚的。你换一个工作环境会好一点，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工作，你看这样好不好”？许多人都把现实生活当成在“演戏”，搞的一个社会里“不说假话就不能办事”了。在我的思想里看见火灾出现了就应该去灭火嘛？哪一个人有时间去想那么多的事情呢？偏偏颜京沛等人吃饱饭会“演戏”，制造出了这么多的曲折的故事来，这么一折腾反而被他们逼成一个英雄了。

十七. 我今天的老伴是怎么被“拐”来的

   我原来在运输处也经常搞什么《黑板报》之类的宣传，到了厂办公室之后就成“专职美工”了，所以，除了搞《大批判专栏》比较忙一些，平时没有什么事做很无聊，办公室里的女人比较多，大多数人都是有家庭背景的，虽然不提什么家庭成份问题了，但是，我不喜欢那些“高人一等”的工作环境，因为我特别喜欢汽车嘛！经常跑到车库去看别人修汽车，蒋富全就发话了；“没有事多看看报纸，以后写文章也可以提高水平嘛，经常往车库跑群众影响很不好的”。常长发是南京机床厂厂党委的副书记，每次组织工人游行他都在队伍的最前面，工人举着印有“南京机床厂”黑字的大白旗和标语牌，他手里拿着一只大喇叭带领游行队伍喊口号：“支持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华国锋倒台没有几天常长发就被发配到后勤处去了，这“选边站队”真不是什么好玩艺儿哦！我们厂的工会主席是过当兵，打过仗的人，在西藏剿匪时被国民党残匪机枪子弹打到腿了，伤残之后就转业到了南京机床厂来的。在工会里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搞宣传，我在厂里经常搞“大批判专栏”，我们之间在工作上

关系来往密切一些，因为南京机床厂离开他家也很近嘛！我星期天没有地方去就经常到他家去玩，所以，经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老伴的，我现在的老伴就是他老伴的表妹关系。我的老岳父是南京汽车制造厂冲压车间的主任，1958年跃进牌轻型汽车就是老岳父手工敲打出来的，所以，对汽车板金比较熟悉一些，正好与我学习的汽车修理有一点联系，所以，说起汽车技术还是满有兴趣的。我的老岳父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淮安农村逃荒到南京来的，他就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确是“颗粒无收”了。但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普遍没有文化，基层干部的多数极左思想作怪，在农村就出现了“浮夸风”，逃荒是一个人的本能，一些胆小老实的农民不敢出来就被饿死了，不能怪农民思想觉悟不高。毛主席当时就说，“我说要办人民公社，没有叫搞‘浮夸风’嘛？怎么能说人民公社办糟了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就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目标。为什么二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能在一二十年间就现代化，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艰苦奋斗还没有现代化啊？我认为根本问题是我们缺少有文化知识的干部队伍，新中国成立后使用了大批没有文化的干部，没有文化的干部队伍是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人类不过是大自然的产物，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征服大自然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党内右派势力把自然灾害的责任，推到了毛主席一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

十八. 华国锋是怎么叛变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据张玉凤回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毛远新来见毛主席问，“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啊”？ 回忆在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当王洪文点名报到“许世友”时，许世友就说，“老子扛枪打仗的时候，他王洪文还穿着开裆裤呢！凭什么能当国家副主席啊”？把手里的茶杯都掼碎了。毛主席说，“我是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他们想把修正主义的帽子戴在我头上，我决不干，大不了重上井冈山”。毛主席对毛远新就说，“王洪文上来控制不住中国的政治局面”，想了一下又说，“你去告诉王洪文先让一下”！然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合适，让华国锋与张春桥一起搭班子就行了”。毛主席的心里在工业生产上王进喜、吴桂贤就是专家；在农业生产上袁龙平、陈永贵就是专家，没有这些“能工巧匠”来领导我们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就搞不过资本主义。汪东兴等人背后却对华国锋说，“我们用性命换来的政权就这样旁落他人之手啦？什么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啊？历史上只有打天下人才能坐天下”，对华国锋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于是华国锋在毛主席去世后，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文革小组），还抓捕了毛主席的通讯员毛远新，逼着毛远新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要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四人帮有意迫害老干部制造出来的”，毛远新就回答，“这种伪证我是不会做的”。于是毛远新被判了十七年有期徒刑，关进了狭小潮湿的地下室里（由于睡觉腿都伸不直，有一条腿已经残废掉了）；在济南的特别法庭上竟然指鹿为马地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地反对文化大革命，迫好毛主席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对于“污陷老干部”问题，姚文元在法庭就说，“公诉人说我写文章污陷了某某人，你能不能在法庭上具体反驳一下污陷之词啊”？结果引发了庭审的一片惊虚，还是没有一个法官敢于公开其“污陷之词”呢！实际上华国锋用其“中间派”的伪装欺骗了毛主席，在“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下，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毛主席去世后没有几天，华国锋就撕下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假面俱，用军事政变的手腕把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侄子毛远新等文革派抓进了监狱，清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516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许多是攻击新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文章。新中国前三十年我们基本是不吃不喝地搞建设，才为新中国的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才有了后三十年的经济腾飞，党内走资派批判新中国前三十年中的“错误”，以及许多莫虚有的政治谣言铺天盖地而来，乘机就把脏水都泼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邓小平就说的，“华国锋是没有政治立场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人物，真正的第二代领导是我们这一代人”。华国锋为了拉拢人心还搞了一次“全国40%调资”，在反对“平均主义”口号同时，失去了起码的社会公平，多数老实肯干的普通工人没有升到工资。其实，什么“工龄长短、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不过是企业领导者掩人耳目的鬼话而已，欺负老实听话的人的结果，只能使老实的人不再听话了，造成了“没有调上工资的人不想干，调上工资的人也拼着不干”，外行领调内行使得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使得国民经济连续两年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邓小平一出来就把华国锋、汪东兴赶下台了。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把党的中心工作到经济建设上来，在2007年—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一举成为世界上的老二，为中国成为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九.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以知识分子的觉悟为前题的，中国要走出一个堕入黑暗的悲剧，中国要走出一条民族不思进取的堕性，走出我们子孙不再被奴役的命运，没有一批有文化知识的干部是不行的。毛主席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搞过了“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四清运动”，一直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政治运动没有间断过，才保持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前三十年来清廉的作风，否则，中国早就变成第二个苏联了。1968年至1978年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培养了大批的大学教师和主治医生，现在这批人基本都退休回家了。这些人不过是“重复劳动”的机器人而已，没有一个在本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没有一个能够发展成为发明家的人，事实证明中国教育走了一条人才培养的大弯路。于是，邓小平一上来就废除“推荐制度”，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去上大学父母怎么办？谁来帮我“养家糊口”呢？邓小平主持了全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提出中国不走苏联的弯路，从根本上把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纠正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抛弃了列宁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犹太民族为什么那么优秀，文化教育是一个民族振兴的基础，中国关键问题是干部没有文化的问题，邓小平就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资本只是生产力各要素连接的润滑剂，文化教育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1.干部要实现四化：掌握马克思主义是需要一定文化水平的，没有文化的干部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经给“念歪了”，使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走过了许多弯路；2.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阶级的产生和消亡是生产力发展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产物”，社会主义阶段是“消灭阶级”，逐步走向“无阶级社会”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马克思的三个生产力要素中，产品项目是企业生产的目的，资本为了实现生产项目服务的，才需要购买机器设备，雇佣技术工人组织生产活动； 4.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是农民起义的口号，只能存在于中国民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必须调整好“社会公平比社会效率”的关系，解决好“资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关系，这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自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之后，就直接导至了官僚阶级的不作为，社会黑恶势的空前泛滥。人们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官员腐败、贫富差距、道德滑坡、意识形态混乱等问题就出来了，牛鬼蛇神的重新出现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政策失误造成的，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新中国的渗透就很严重的，他们到处宣扬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把“大公无私”、“努力奉献”的精神都污蔑成了“吃力不讨好的傻子”，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颠覆，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宣传，摧毁中国一代人的文化自信，是进行美国国务卿实现“和平演变”的步骤之一。

二十.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反腐败”的第一人

 “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没有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打砸抢是哪一些人干的，为什么就“不能细究”啊？某些人就是不想弄清是非嘛。张宏良教授说，“什么人在污蔑毛主席啊？就是中国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最害怕毛泽东思想，害怕给即得利益集团带来威胁”，那么这一部分是什么人呢？是和苏共修正主义一样就是走资派的后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帮就表示：“说什么党内监督，实际上就是：事先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存在监督”。胡耀邦以他巨大的勇气和历史担当，冲破了党内的巨大阻力，通过“平反”给上亿的贱民恢复了公民身份，使得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胡耀邦强调说，“一定要废除干部任命制度，我们党的许多干部的问题都坏在干部任命上，文化大革命最后搞成这一个样子，就是因为干部任命制度造成的，刘少奇被打倒了，林彪死掉了，王洪文也坐牢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的十年的历史，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代不能变成为一本糊涂账。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分子送进了监狱，还给中国人民一个晴朗的社会环境，怎么才能根除腐败势力的滋生呢？新中国从“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反腐”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有赖于社会主义法律的健全。1985年有一份涉嫌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报告就送到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侦察人员因无法进入首长的家里，不能见到当事人，无法进行取证。胡耀邦以按排到中央书记处开会的名义把某人调开了，让得办案人员前往其住所搜查取证，当天就从床底下搜出了用麻袋装着的大量现金，并把当事人带走了。胡耀邦在会上说，“今天有一个干部子弟被抓走了，有些该抓的还没有抓到。为什么不抓了？过去许多事情就是这个人不能动，又要照顾那个，该办的事情都顶着不办，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这些话得罪了许多贪污腐败的高级干部。1986年12月某人就说，“凡是群众闹起来的地方（指64学潮），都是那里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造成的”，又说，“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这是胡耀邦同志上任以来一个重大的错误”。于是就在年底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就遭到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围攻，批评胡耀邦企图砍掉“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旗”，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老规矩。胡耀帮不服气回应道，“你们说我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对，请问在座的各位除了我和邓大姐（指邓颖超）在国外没有存款以外，谁敢说在国外没有存款？至少我比你们要干净嘛”（据美国官方统计：中共中央委员的家属91%已经移居美国）。在198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还是被迫作了一次深刻的“检查”，接着《人民日报》上面《反对资阶级自由化》社论就出来了，胡耀邦被免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二十一. 中国的悲哀是一直存在着一个汉奸集团

鲁迅先生说，“日本人摹仿了中国文化，却能对中国文字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使的日本字比汉字结构简化了许多，而且能唐不取太监，宋不取缠足，明不取八股，清不取雅片，有取有舍”，从《国家的重生》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来了：日本战败之后能够速速崛起，在日本国会议员中有政治家、有教师、有医生、有工人和农民，从根本上瓦解了军人从政的土壤；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能在一二十年时间迅速的现代化，其重视科学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是怨恨西方烈强的野蛮是不够的，应该认真地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阻碍了中国工业发展，在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数理化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鸦片战争的灾难。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经历了太平天国、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出现了洪秀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而这些人物中站的最高，看的最远的是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欺压中华民族的历史。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三个代表”迫切的要求加入“世界WTO”组织，而WTO必须具备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什么叫“市场经济地位”？就是企业私有化占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于是大规模地掀起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中国面临着“新一轮鸦片战争”的威胁，汉奸势力勾结美国政客向中国推广“转基因食品”时说，“转基因植物不仅可以防止病虫害，而且食用后可以产生一种饱胀感，原来一个强劳力吃三大碗饭，用转基因大米之后烧出来的饭，吃一小碗就够饱了，即节省国家的粮食又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根据美国政客的需要某些人“准备最迟用5年的时间，把转基因大米推上中国人的餐桌”，实际上就是想要把中国人民重新带回“东亚病夫”的旧社会。毛主席就说，“走资派能搞成资本主义吗？那太高看他们了吧！那资本主义国家还能去剥夺谁呢？我看他们只能勾结帝国主义来压迫本国的老百姓而已”。二战以后，美国通过签订军事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拉拢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周边的国家，就是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的的位。中国加入WTO即参加了国际分工组织，中国作为低端产业分工，成为了血汉工厂，什么叫“中国模式”？实际就是“西方资本加上中国的农民工”的模式，实际上这种“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使中国对外贸易占到GDP的70%。是一种依附性很强的经济模式，由于过度地依赖劳动力实现经济的增长，特别是经济界许多专家学者“崇洋媚外”的思想严重，限制了中国企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自从党内右派经济学家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就大肆宣扬“中美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佐利克就狂妄地对“三个代表”说：中国如果停止了国企改革，美国是决对不会允许的。美国毫无节制的印发美元，大量地转移了中国人民的财富，美国就是要坐享其成地收割全世界的羊毛，企图把中国置于美国设计的世界经济殖民地。

二十二. “大锅饭”与“按劳分配”是什么关系

我就是怀念1958年那火热的年代，那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工厂里工人天天要加班，农村里农民日夜在忙干活，工人农民没有时间在家里烧锅煮饭，所以，人民群众自己发明了“大食堂”，可以节省家庭劳动的时间，全心全意的干社会主义。其实，中国的民众理想就是“安居乐业”，对于什么政治经济都认为什统治阶级应该关心的事情，什么叫“大锅饭”？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有工作的人在工作单位里吃饭穿衣，学生在学校里吃饭穿衣，退休的人在社区吃饭穿衣。实际上“大锅饭”与“按劳分配”并没有矛盾。在工厂是“八级工资制度”，在农村是“工分评比制度”，并不是平均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才能摆脱“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使劳动者真正获得劳动的自由。走资派却说，“工厂大锅饭养懒汉”、“农民出工不出力”，工人农民每天下班拖着疲劳的身子，还要自己回到家里烧锅煮饭吃，干活哪里来的生产积极性呢？自从八十年代集体经济瓦解之后，农民劳动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反而出现了“成天打麻将”的局面。农民工纷纷外出打工，一年干到头年底还需要“讨薪”斗争，劳动部门却说农民工不懂法律，不给立案调查，官僚阶级与纳税阶级互相勾结，逼着农民工在市政府门口拉横幅、集会进行抗议斗争。毛主席把陈永贵、吴桂贤、王洪文提拔到国家领导岗位上来，从而组成了一个“劳动阶级”的政权，就是想让历史上的“官僚阶级”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才能逐步使进入一个“无阶级社会”。要防止苏联国家解体的经验教训，防止西方国家对我们“和平演变”，毛主席一直强调，“劳动者自己管理国家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劳动者的劳动权、教育权、医疗权等等就没有保证”，于是王洪文为国家副主席，拿的是上海国棉三厂工人工资；陈永贵为国家副总理，拿的是山西大寨农民的工分，吴桂贤为国家副总理拿的是陕西咸阳国棉一厂工人工资，按照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建立起一个“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主义政权。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让工人阶级下岗了，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一个“官商大会”。两会上毛新宇将军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意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难点，就在于怎么样才能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国家大事要给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给人民监督更大的权力”。 

二十三.  谁才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

毛主席说，“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第二件事情比第一件事情更加重要”。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中后，美国务卿杜勒斯就提出了，在中国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西方国家实施的高福利养出了越来越多的懒汉，劳动的人口越来越少最终成为食利阶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了“世界工厂”，实际上是出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美国看中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经济结构是需要进行反思的，一旦中国丧失了人力成本的优势，耐克鞋生产就转移动越南生产了，富士康就搬到印度去了，留给我们的是大量的失业人口，想靠着别人的恩赐过上好日子，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美国及其伙伴把中国实实在在的财富变成了它的美元符号，三十年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忍受着美国霸权主义的侮辱和打压，中国人在美国设置的经济陷阱中忍气吞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有力地回击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我们党于人民切割开来的企图。“三个代表”上来之后，搞过两次“摘桃子运动”，第一次“摘桃子运动”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让“官二代”空手套白狼把全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占为己有了；第二次“摘桃子运动”是官僚阶级勾结外国资本，用极其廉价的方式，企图把国家仅有的资产都席卷一空。提出“改革必须牺牲掉一代老工人”，“砸掉大锅饭”给企业经营者“承包企业”，逼迫工人阶级下岗自谋生活。正如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说的：“如果让走资派上台了，他们比资本家更加利害，劳动人民就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公务员财产公开的题案”连续提出来十年了，表决中99%的人民代表都不赞成？问题就出在人民代表的成份上。工人在代表中的名额就已经没有了，没有“工人代表”能算人民代表大会吗？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标致，随着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吞食，美国经济“空心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一点意义都没有，美国那些人才都是全世界的，所以，毛主席就说，“让他们去技术封锁吧！ 再封锁个八年、十年中国什么东西都有了”。但是，在党内右派势力的忽悠下，引进了西方的金融体系之后，不断从我国的实体经济中“吸血”，卷走了中国劳动者大量的血汗钱。使得外国资本在中国28个行业中，占据了中国21个行业，就是掏空了国家宝贵资源，污染了土地河流。

二十四.  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发明家的

成功向来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经过了几年夜大汽车知识方面的学习，我对于汽车修理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使我在今后汽车修理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创造性。人生的一大乐趣是什么？就是能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理，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你坚定不移地完成了。有一次我大修一台别客骄车的发动机，发现有一根气门的弹簧断掉了，采购人员到处都买不到配件。我想：如果专门做一根气门弹簧成本太高了，全部用江淮汽车的气门弹簧代替别克的气门弹簧不是一样嘛？但是，当时不少人都说一个是轿车的发动机，另一个是卡车的发动机，气门弹簧粗细长短型号都不一样，怎么可以进行互换呢？争论了半天领导还是同意让我试一试。于是我量了一下气门与弹簧之间粗细长短的数据，就重新画一张气门座图纸，在车床上车了十几个特别形状的气门座就装上去了；后来看见微型轿车“高速打飘”，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就是“底盘太轻”了。但是，我认为轻与重只与发动机的功率有关系，“底盘太轻就会打飘”的说法是不科学的，记得在中学物理《力学》部分，有“物体在高速运动时，其重心有后移现像”的论述，我产生了一点启发。《汽车原理》一开始就指出，“汽车是通过车轮与地面的作用力产生运动的”，因此，日本人微型轿车都是“前驱动设计”，在高速行驶中由于整车“重心后移”，前驱动轮就会失去与地面应有的“作用力”，造成了所谓的“底盘轻飘”的感觉而已，我觉得只要改变底盘前驱动结构，就能解决“底盘打飘”问题。所以，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了《汽车杂志》报社，但是，当时《汽车杂志》的编辑认为，这种“挑战权威”的文章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让别人都同意这种看法是不可能事情。于是1987年3月我就申请了一个“微型吉普车”专利技术，我认为：前驱动设计是最差的，其次是后驱动设计，最佳的是“四轮驱动”设计，设计成一种“微型吉普车”：就是把差速器的半轴齿轮设计成带连接盘的形式，成为“轴间差速器”，使它与传动轴相连接，一头通向前轮驱动桥，另一头通向后论驱动桥，就设计成为四轮驱动车了。1988年3月国家专利局就把《专利证书》就发给我了，并且通知我参加全国专利成果展览会。但是，我拿了《通知》到厂办公室去盖章，厂办公室主任蒋富全说需要运输处领导同意才可以盖章，但是，运输处不同意我去北京参加展览，说，“如果就在本市展览不影响生产是可以的”。但是，经过漫长的等待，一直等到2010年10月份，江苏省专利局又《通知》我的《微型吉普车》参加展览了，运输处还是不同意参展，一个修理工把车子修好就行了，不要想糊涂心思，所以，这次还是没有盖到公章。我气的跑到江苏省专利局想把《通知》退给他们了。可是，这时那一位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说，“这样不行啊！我们把参展的准备工作都弄好了，怎么突然说不能来，就能不来呢？这事情需要请示一下高局长”！只见高局长一走进办公室来就拿起电话：“小许啊，南京机床厂吴卫东的微型吉普车没有给他参展啊？到底材料存在有什么问题”？回过头又对我说，“你直接到南京市科学技术局专利管理处，许处长办公室里找他就行了”。我跑到了南京市科学技术局，许处长已经在办公室门口出来接我了，我走到了办公室他把江苏省专利局的文件给他，他直接问我需要在哪里盖章啊？我就翻到文件“市领导意见”的一页，许处长写上“同意参展”四个字，然后叫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盖上公章就解决了；我觉得真是遇到贵人了，树木结疤才更加坚实，人生经历磨难更加睿智，接着第二年江苏省发明家协会又通知我参加了江苏省科技成果的评比活动，因此微型吉普车项目获得了“江苏省发明创新奖”，并颁发给我了一枚银质奖章，高局长给我填写了一张《申请表》，我参加江苏省发明家协会了。

二十五. 谢传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好干部

南京机床厂原来是国家机电部的大型骨干企业，南京机床厂是中国生产第一台数控机床的企业，每天数控机床运往欧美国家是供不应求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老干部落实政策“官复原职”，“官二代”普遍接替了父辈的班。没有想到邓小平提出了“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理论，于是在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四化”的要求下，许多没有文凭的“官二代”在机关里就坐不住了，纷纷下海经商成了“纳税阶级”。改革开放之后，南京机床厂下放给了南京市管辖，南京市委组织部到了南京机床厂，在全体中层干部会议上宣读了市委组织部决定，免去了马康祥党委书记兼厂长的职务的决定，任命刘国华（合肥工大土木工程专业）为党委书记、任命谢传林（南京大学经济专业）为厂长。但是，南京市政府又把市属几个面临倒闭的企业：南京塑料模具厂、南京铸造厂、南京洗衣机厂、南京可锻铸铁厂、南京浦口农场都兼并到南京机床厂来了，南京机床厂一下就增加了近6000人拿工资，这些兼并来的企业每个月少的要40多万元，多的要60多万元，每个月都需要多发几百万的工资，南京机床厂实在背不动这一个沉重的包袱。“产品是企业的生命”，象南京机床厂变成了这么大的一摊子，不得不分出去几个企业：南京四方报警器公司，南京思索电脑公司、南京自动洗车机公司，南京注塑机公司等，利用技术投入带着一批人自己发工资，这样可以减少大量的总厂人员拿工资。我们每天下班之后都需要轮流值班到晚上七点，负责处理工厂里的生产安全事宜。我家住的离工厂近，一些家住的比较远人，都要我代值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一天厂里刚发过工资，四分厂的工人因为没有发到工资都闹到总厂办公室来了。那一天轮到我值班，只见办公大楼里每个办室门都悄悄地关起门了。我就把小会议室门打开了，让大家坐下来慢慢说，等大家说完了我就开始表态了：凡是正常上班的人员下午就发工资，请大家这就回去上班。大家听了一起鼓掌很高兴的回去了。哪知道这边人才走了，厂长助理王焕炎的办公室门就打开了，王焕炎开口就问，“你有什么权力给人家发工资啊？你不知道四分厂是承包单位吗”？我回答，“值班人负责全厂的生产安全工作，你是不是值班人员啊？请你不要插手行不行啊？再说了是谁发包给四分厂承包的？没有我们总厂发包的连带责任吗？我即然这样子处理了，出问题我个人会负责任的”。我直接拿了一份《支款申请单》给四分厂的会计填了，到财务处领了一张现金支票先发工资，后面的事情只能由王  宁（四分厂厂长）回来了再进行处理。但是，王焕炎提醒我说，“你这个秘书是没有进编制的假货，你还没有接受运输处被人修理的教训，象这类事情能装傻就要装傻嘛！今天你是秘书，明天就叫你下车间劳动去了，凡是自作聪明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

二十六.  到底是什么人害怕微型吉普车上马

南京机床厂属于国家机电部大型领军企业，生产的数控机床远销欧美地区许多国家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效益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单位。改革开放之后下放给了南京市管辖，南京市把已经停产的六家企业并给了南京机床厂：南京铸锻可铁厂、南京塑料模具厂、南京铸造厂、南京洗衣机厂、南京电视机厂、南京奶牛场，一下子多了几千号人来拿工资，僧多粥少突然造成了企业不堪重负了。1992年10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决定》指出，“生产要素中，科技投入比设备和劳动力投更重要”，汽车一直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虽然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是世界第一，但是，路上跑的基本上是外国产品，特别是农村对家用汽车的需求量特别大。国家机电部介绍了意大利菲亚特家用汽车给了南京农用车制造厂生产。但是，意大利专家考察了南京农用车制造厂之后，认为南京农用车制造厂不具备制造发动机的能力，国家机部又指定由南京机床厂为南京农用车制造厂配套生产发动机，当时谢传林厂长与毛裕定总工程师把意大利发动机运到了南京机床厂。为了增加企业的劳动岗位，充分利用多余的劳动力，谢传林回南京之后就叫我起草了一个文件，申请成立了《南京机床厂汽车办公室》，组织了第二研究所，第四研究所测绘意大利菲亚特发动机。但是，发现菲亚特发动机曲轴是空心的，铸工车间用整整一年时间，搞了几次试验这种“空心的发动机曲轴”都搞不出来。而且，我认为从车辆的平稳性来说，“乘用车”应该是采用“小缸径多缸机”比较合适，意大利的菲亚特家用车是单缸柴油机，平稳性是很差的，不适合配套家用车，上马以后根本就没有市场竞争力；第二个问题是南京农用车制造厂的车架设计又不是“整体弯曲”形成的，“搭积木”式的设计在工艺上很不规范。不如采用扬州柴油机厂生产的375柴油机，配套在微型吉普车上更好些，谢传林同意后就直接上微型吉普车了（国家专利号：87300321），当时得到了南京市委书记顾 浩的支持。很快十三辆样车造出来后，经过了破坏性试验后，在江苏省连云港进行了一次巡展，一路上时速达到了150公里，因此这一次就获的了1000辆微型吉普车的生产订单，（《南京日报》1994年7月23日头版进行了祥细的报导）。微型吉普车的新闻引起了日本丰田汽车株式会社的注意，微型汽车“高速打飘”问题（最高时速不到100公里），日本汽车株式会社几个专家与我进行了当场辩论，不得不承认“其前驱动汽车设计违背了力学基本原理”的事实；丰田汽车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又带着几个专家到南京机床厂，要求用行车吊起来察看一下微型吉普车的底盘结构，由于底盘设计在车箱內部，日本专家什么结构也没有看出来，就要求由我、谢传林厂长和日本丰田汽车株式会社董事长三人与微型吉普车一起拍了照片。后来南京机电产业集团说汽车生产在我国是“三大三小的格局”南京机床厂要以数控机床为主，不给微型吉普车进行立项鉴定了，命令的微型吉普车项目立即下马。使得刚刚组织起来生产微型吉普车的几个车间又没有事干了，许多人又失去了劳动岗位。谢传林厂长为了解决工厂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在南京市委书记顾 浩的介绍下，把南京机床厂东大门以东的地块（原铸工车间）出让给了国家安全局使用（后来知道是南京空军部队盖家属楼用了），需要在厂东大门砌一道围墙。那时许多厂里的中层干部都是马康祥时期提拔上来退伍兵，对于新班子的知识分子领导一直心存不服，在一些中层干部反对舆论的影响下，白天砌好的墙，夜里就被推倒了，于是，南京市公安局派了五名便衣化妆成工人，混进了工厂发现半夜一名工人在推墙，于是用电棒狠打脑袋，把脑壳打碎掉了。这么大的动静引起了夜班工人注意，一下被围住了一直打进了工厂保卫处，结果电棒和证件全都没收了，厂宣传处当天夜里就把照片都用电传机发到国务院去了（宣传处戴德芳拍照）。第二天天一亮，厂工会就沿着南京大光路刷满了大标语“打死人要偿命”、“严惩杀人凶手”，工人把大光路都堵死了，南京市公安局两卡车配枪警察与工人对峙着互不相让。这时就看到南京市长王宏民一头大汗，大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然后宣布市政府决定逮捕了南京市公安局政委和局长，才把工人都解散了。接着责令南京市医学会无论如果要就活被打工人，南京市医学会李 惟主任立即要求上海，北京的专家组乘飞机到南京鼓楼医院来会症。因此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把谢传林厂长职务免掉了，任命了研究所所长王化民（北京机电学院毕业）为南京机床厂厂长。但是，王化民上任之后仍旧坚持要搞微型吉普车项目，他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与江苏省邮政机械厂勾通后，以挂靠江苏邮政机械厂的《鸿邮》产品的名义进行立项鉴定，这样可以绕开南京机电产业集团的阻扰。为了解决新产品批量生厂的费用问题，王化民又跑到北京找到国家机电部的老关系，申请到了2000万元的微型吉普车生产贷款。但是，王化民回到南京之后，就发现银行贷款的钱全部被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提走了，只分配给南京机床厂200万元。王化民拒收了那200万元，选择再次到北京告状去了。组织上已经说过不允许搞微型吉普车了，但是，某些人犟脾气不肯听话怎么行呢？南京机电产业集团就直接说，“我们搞不过日本人，还能搞不过你一个厂长嘛”？南京机电产业集团一不做而不休，又免去了王化民的厂长职务，任命原计划处副处长朱蜀生（退伍兵）为南京机床厂的厂长。朱蜀生一上来就把南京机床厂汽车办公室撤销了，把那十几辆微型吉普车和微型匹卡车都卖掉了。

二十七.  关于赵紫阳在64学潮的立场问题

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过渡的阶段，许多“官二代”利用父辈手里的权力，把计划之内的物资倒卖到市场上去赚大钱，引发了大学生的不满情绪，大学生还没有走去当年红卫兵的阴影，采取了向政府抗议斗争的做法，于是在北京天安门爆发了举世闻名的64学潮，赵紫阳和李鹏代表中央与学生进行对话，但是，对话失败之后中央用军队把天安门的学生都镇压下去了。，苏联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在人民大会堂赵紫阳总理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后来赵紫阳就说，马克思主义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但是，他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经验。大学生们忘记了毛主席的警告，“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制度脱胎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我是新中国第二代人了，邓下平是新中国第一代人，那些大学生都是新中国第四代人了，中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都是从封建社会的土壤里诞生出来的，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犯过许多错误，这些大学生把社会主义制度看的太天真了，太简单了，以为只要今天提出一个口号，明天党和政府就把事情都解决掉了，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对人民群众下手的，结果政府还是对大学生下手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只有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了苏联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确实进入了一个死胡同里，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来逐不完善，才能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我和您的看法是相同的。蒋富全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说，“学生运动动工人不能参与进去，凡是家住在南京鼓楼方向的人，要绕开鼓楼广场再走回家，鼓楼广场那里都是便衣警察，而且都有监控录像的，大家不要给厂里领导找麻烦”。我家住在大方巷每天经过鼓楼广场，只能每次在高楼门就下车了，然后从后宰门再步行走回家。党委书记刘国华就问我“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专栏’都是你搞的吧”？我说是厂革命委员会主办的，文章都是党委办公室送来的，我只是美工而已。刘国华又说，“现在给你一个好机会，是南京市公安局布置的，也是党组织考验你的时候，你今天就去厂“64专案组”报到，由保卫处处长王德祥同志负责”。我到了厂专案组发现除了王德祥以外，还有组织处的干事余海光在那里，各个党支部书记正往我们这里送到南京鼓楼广场集会人员名单。我就对王德祥说，“不是已经否定文化大革命了？怎么还在搞阶级斗争呢？把我们弄成了工人的对立面了”。王德祥说，“什么是阶级斗争啊？其实属于政治立场问题。我见的多了保卫处的章我是不会盖的，让刘国华一个人去处理”。我“没有接受住组织考验”，反正家庭成份也不好！刘国华把王德强、余海光弄下车间劳动去了。刘国华又被调到南京市纺织公司担任党委书记了，由人事处徐震鹤接任了党委书记。

二十八.  改革中什么叫“不换思想就换人”啊？

徐震鹤一上台就在《南京机床》报上说，“国家把40多亿的资产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会让这40多亿的资产保值增值的”。他相信右派经学家的鬼话——“资本加农民工”就是经济效益，所以，一上任就搞了一次“砸掉大锅饭”竞争上岗，工人要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凡是没有《劳动合同》的属于“待岗人员”（没有岗位工资），把原来南京机床厂汽车办人员都定了“待岗人员”，所以，我找朱蜀生谈“凭什么叫我待岗问题”；朱蜀生对我说，“即然工厂已经不搞汽车了，你的什么专利权我们是不承认的，你应该找谢传林去谈这一件事情”。学习钻研科学技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种“慢活”在短时间是看不到经济效益的。改革开放以来右派经济学家只讲GDP，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看GDP数字就行了，造成大批的重复建设、盲目地扩大再生产，技能缺乏传承变的越来越严重，靠盗窃外国技术，弯道超车，投机取巧，是搞不出什么高精尖水平东西的。国家、地方、企业都不重视科学技术，人心浮躁，不重视人才，谁还有心思再去搞技术创新呢？三十年来我们出现的信仰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人性危机，最终都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振兴危机。1995年南京市政府决定把南京市主城区内企业都搬迁到江宁开发区里去，徐震鹤、朱蜀生经济上找到喘息的机会，于是，许多进口的高精尖端设备、德国西门子的电机等贵重的物资，当时并没有被运到江宁的新厂区去，而是一出了厂大门就被厂领导私人处理掉了。然后把大光路67号老厂区的地皮出让给了南京金大地集团，并收取了南京金大地集团500万订金，就此缓解了南京机床厂的经济危机。但是，突然南京金大地集团的老总被南京市公安局抓走了，造成南京金大地集团与南京大光路67号土地买卖的交易流产，朱蜀生实际并没有拿到土地出让金的钱。

二十九.  什么样的人才是假共产党员

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说，“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凡是静止的观点、片面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造反派与保皇派总是把“文革”与“改革”对立起来。文革需要“解放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文革”与“改革”是不同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我们仔细地疏理一下就发现：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其中破坏分子都是党内的那么一拨子人干的，习近平主席就说，“前后两个三十年是不能互相否定的”。邓小平提出了“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使得一些人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掉下去了，于是，他们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俱，干起“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勾当，被老百姓称之为一群“砸锅党”。中国的官僚贪腐势力为什么对毛主席有如此刻骨仇恨？因为毛主席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阻碍了他们掠夺人民财产的道路。走资派一直在宣扬不要再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了”，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勾当，却不让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申辩，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敏感词”，从各方面进行疯狂的“围剿”。林彪就说，“什么叫革命大联合啊？革命委员会里坏人是多数”！马康祥在解放前就是一个“赶马车的工人”，1958年大跃进时代进工厂只是一个翻砂工，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了“保皇派”的头头。在“革命大联合”时又成为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来才过渡成了厂党委书记的。马克祥、蒋富全退居到二线之后心理很不平衡，纠集了原来厂里的一帮供销人员，搞了一个“南京金陵机床备品配件有限公司”，把以前南京机床厂的“关系户”都请去吃饭了。在会议上马康祥感慨激昂地说，“现在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大家合伙一起搞钱嘛！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你不直接与南京机床厂做生意就行了。大家想一想没有好处给人家，谁愿意与你做生意啊？我马康祥做生意从来不会给别人吃亏的”。所有的社会财富都是生产出来的，某些人想通过层层给回扣就赚到钱了，谁来搞产品生产呢？谁来创造社会财富呢？这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蒋富全又对我说，“你成天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一听就知道你是一个‘文革余孽’，那谁还敢用你呢？马克思那一套不着边际的理想，不过骗骗中国老百姓的，是我们这种人能做到的吗？根本就不能当真！马克思又不是神仙，神仙也要吃饭的吧？我看你还是跟着马书记混混算了”。中国最危险的是什么人啊？就是这些在改革过程中“转手倒卖，投机倒把”，“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一帮假共产党员。我是一个写过入党申请书的人，一个人的政治信仰高于天，对于这些假共产党员，我不会为了吃一口饭就“同流合污”的。

  三十. “官僚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疯狂报复

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20年了，党内走资派仍旧不能忘记被夺权的痛苦，工人吃饱饭就想“领导一切”了，所以，要“工人保持一定失业的状态”。1995年南京机床厂实行《南京市企业三联动改革方案》，规定40岁以下的职工买断工龄；41—49岁的职工保留劳动关系，下岗回家自谋生活；50岁以上职工养起来等退休，朱蜀生总算可以把工人都弄回家去了。可是，40岁以下的工人可以在市劳动部门再登记，只要有一点技术还有重新上岗的机会；41—49岁的一类人员，保留劳动关系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实际上下岗工人比买断劳动关系的工人更悲惨，只能自己到处找临时工。我是在企业救火时负过工伤的人，企业对于负过工伤的人员我心里想如果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必要重新上岗的话，我们想劳动部门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予提前退休呢？所以，就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等待一星期后我又跑市信访接待中心去问了一次，南京市信访接待中心人员回答说，罗书记已经在我的信上批示过了，信已经转给南京机电产业集团了。于是我赶紧跑到南京机电产业集团去问，竟然那一个办公室主任拉着官腔说，“一个领导怎么可能为一个下岗工人作批示呢？他是不是有神精病啊？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市政府的什么信”。我就报出了市政府给我的信访登记的编号，那个办公室主任无奈才找出了那一封挂号信，对我说，“关于安置的问题还需要由南京机床厂来解决啊！我们这里又不能安排一个下岗工人”，那个办公室主任立即打一个电话给南京机床厂人事处，人事处处长施邦嵘接到电话里叫我回南京机床厂去解决。但是，我赶到了南京机床厂她一直忙自己的锁事，把我就晾在一边不闻不问，一直拖到下班时间了她才问我，“罗书记批示在哪里呢”？我才想起来那封信还在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手里呢。第二天又跑到南京机电产业集团去要那一封信，那办公室主任回答我说，“上面的信已经存入档案了，你个人是不可以拿回去，我们已经通知南京机床厂进行安置，这件事就算已经解决了”。其实他们意思已经很明确：罗志军书记批示的事情，已经通知过南京机床厂就行了，南京机床厂落实不落实他们就不再过问了。但是，我家里的老婆小孩都等着要吃饭呢！我还赶紧去劳务市场找一份工作，哪里有时间与他们来回地扯皮呢？

三十一.  南京机床厂到底是被谁搞垮掉的

往往加工车间出来的零件有些“瑕疵”，有的“瑕疵”在装配过程中有的可以修复，有的“瑕疵”是不能修复的，所以，加工车间与质量检查处经常会有纠纷。1995年朱蜀生“承包经营”之后，由于没有在加工车间干过，往往对这些矛盾问题拿不定注意，于是就把技术检验处的人员都下放到车间里去了，给车间自己“把好零件质量关”，使得许多报废的零件组装成整机了，许多盖过“检验合格”的机器，卖出门返修率就越来越高。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朱蜀生搞了车间“层层承包制度”，车间主任为了多捞一点钱，都在外面接受一些“加工订单”，需要完成内外双倍的劳动量，工人普遍反应“工时没有办法完成”了，于是朱蜀生不得不又恢复了“每星期六天工作制”。以满足工人的工时要求。但是，南京机床厂由于大量使用农民工上岗，利用半成品装配起来了两台机床，没有想到在重庆全国机床展销会上，由于装配中配合间隙不合适产生了“机械性咬死”问题，一开机就把数控机床的电器部分烧毁了，两台数控机床一台也没有订出去，因此南京机床厂欠下中国银行8000万元生产贷款。因为工厂一直拖欠着工人的工资和医疗费，许多工人几个月没有收入生活不下去了，就跑到南京机电产业集团去“闹事”，南京机电产业集团就要求南京机床产申请破产。但是，朱蜀生却不肯在《破产申请书》上签字，认为自己上任以来“虽然没有成绩，也没有犯过错误”，上面凭什么叫他签字啊？一破产重组就意味着让出厂长位置啊？后来，在南京机电集团一再“劝导”下，朱蜀生终于同意让出厂长位置提前退休了，但是，还有三个条件：1.要保留厂长的待遇；2.必须给一套住房（原来住房比较小）；3.补偿给退休金16万元。接着在南京机电产业集团的运作下，安排了外单位人员曹建宁为南京机床厂党委书记，鲁昌荣为南京机床厂厂长，把江宁区南京机床厂铸造分厂的地皮买给了南京第二机床厂，弄到3700万元。曹建宁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说，把江宁区铸造分厂地皮出让掉了搞到了3700万元资金，首先就解决了工厂拖欠的职工工资和医药费问题，其次还为广大职工按照政府的要求缴纳了“五金一险”，最后一笔钱就是返还了南京金大地集团的500万元订金。曹建宁表示：南京机床厂属于政策性亏损单位，我们来就是为前面几任厂长“擦屁股”的，国家资产流失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事情，我们来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的，希望广大职工能够理解吧。

三十二.  世界上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的生产力”。前题是“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相联系”，工人“离开机器大生产”就成为“弱势群体”，为了生存我们只能到处干“临时工”了。南京机床厂二分厂有一个车工叫许 钊，虽然当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是，他在中国书画方面造诣还是很深，研究是书画里“花鸟画”和“狂草”，凡是江苏省搞什么“中日书画交流”，都要邀请他去参加的。一次偶尔机会在路上遇见了许 钊，胸前戴着一枚南京师范大学的红校徽，一问是尉天池（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给他的《聘书》，现在在南京师范大学教书法了，真是下岗给了他一次当大学教授的机会；陈士兰原来是我们车库的技术人员，后来调到南京理工大学汽车教研室当主任，叫我去南京理工大学代了一段时间的课，所以，许 钊就说我是呆子，为什么当时不问南京理工大学要一张聘书；后来南京机床厂技工学校有一个汽车制造专业的班，学校教导主任夏镇远又叫我去代一学期的课，每星期只有两堂课，每堂课才给10块钱。学校里教学挂图都没有，需要自己在黑板上画图，还好我也是干美工出身的人，画什么发动机比画人物容易多了。不过，那《汽车制造》和《汽车工艺》（是南京汽车制造编写的）两本书实在编写的不行，不如我在夜大用过的教材好。所以，我都使用自己的备课笔记来上课的，每堂课我要求学生做课堂笔记，回家再自己看书……。那一个年头机关学校到处都时兴使用“临时工”嘛，在我们教过的学生里有的后来成了学校的教授了，我们还是“临时工”。大学就象一个发文凭的“孵坊”，那些“鸟蛋”进了这个“孵坊”，毕业后就“进化”成为鸡了，我们这批人还是“鸟类”，被社会又重新打回了“下岗工人”的原形。想一想《西游记》里的孙猴子也真是一个二百五式的人物，下辈子就是死在如来佛的五指山下面，再也不帮助玉皇大帝到西天去取经了。

三十三.  下岗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后来经人介绍我在南京农用车制造厂搞过四轮自卸车新产品开发；又在张家港市轻型客车厂搞过中型空调客车新产品开发，名义上是主任设计师要负责一个产品项目，实际上还是“临时工”，为了吃一口饭总是低三名下四的。所以，都是《产品许可证》拿到手，就被人家赶出工厂了，打官司都打不赢的，心里想想真不服气。后来看见报纸上南京东风汽车集团在招聘汽车制造人员，于是又去填表报了名。一星期后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就去了，南京东风汽车集团技术科有一个陆总给我面试的，给我看了一张卡车的外型主视图问，“你说汽车首先应该画什么”？我答，应该先确定轮距、轴距，必须先画车轮。他又说“我们车架的散件都测绘出来了，现在散件需要焊接起来，你看怎么搞好”？我答，必须先做一个车架模具，这个陆总马上就说，“我问你怎么把散件焊起来”？我说，“没有模具焊起来的车架，在内应力作用下车架一定会变形的”。那陆总就不高兴了就说，“你在外面是老几我们都不认账的，你先画一张模具图给我看看能不能用，你过不了我这一关是进不来的”。根据我在南京农用车制造厂和张家港轻型客车厂工作过的经验，往往产品许可证一到手，企业就赶你走人了，企业用人是双方选择的关系，没有《劳动合同》保证我就坚持不干活了。所以，我说，“只有我进来了之后才能画图，如果我把车架的模具图给你，你翻脸不认账怎么办”？于是就不欢而散了。后来一星期后又去问了一下车架的进展情况，结果焊接的车架对角相差了1公分，我又对陆总说，“现在的底盘其他的零件不需要往上面装了，否则永远没有办法调整好制动系统的”。可是，那陆总还死要面子，仍旧不接受我帮助他解决车架的模具。其实汽车底盘就是制造一个“车架的问题”，其他零部件都是外购来的现成的配件而已，买来装在车架上就行了。“产品是企业的生命”，因此我还打电话给了在报纸上发《招聘启示》的张书记，可是，那个张书记却一口咬死说，“陆总是我国汽车界的权威人物，凡是技术方面的事情必须由陆总一个人说了算”。我怎么样还造过几种汽车吧，我真不知道陆总这“专家”怎么来的，我心里就想又是“外行领导外行”的结果。人家就不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