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逸浪漫的中国当代农事诗

——读王方晨《大地之上》

妥东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在当代文坛，书写乡村文化变迁与城市老街巷的寻常故事而能让人耳目一新，王方晨格外醒目。近些年来，他在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一直保持着齐头并进的态势。从《老实街》到《凤栖梧》，再到《不凡之镜》，长篇、中短篇创作均收获颇丰。一批带有实验性、先锋性的文本相继问世，受到批评界普遍赞誉。

长篇新作《大地之上》聚焦乡村，为当下乡土文学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小说主要讲述现代农业组织大举进驻香庄土地后所发生的乡村故事。小说中，乡村干部李墨喜满怀赤子之心缔造新城，带领香庄农民进入现代城市生活。塔镇大河湾香庄的一千二百九十九人家从七零八落的状态聚集到“光善社区”，过上前所未有的新生活。

这种新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小说就此调动各种艺术资源，展开演绎和思考。

王方晨显然意识到，同大河湾香庄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相比，世代居于此地的农民在文化心态、生存经验中，获得的新变化、新体验，其实更为复杂、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某种意义上，这些新的内容，才是新时代语境下“山乡巨变”的核心内涵。小说特别提示我们，注意那些从传统劳作方式中解放出来，继而走向更为广阔的城镇化天地的、身处“山乡巨变”的广大农民精神状态的转变。

在对这些问题的观察、体悟、思考中，王方晨更留意那些存留在农民个体的生命经验深处的恒常要素。对王方晨而言，正是这些元素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才使得乡土中国的“神气”，在其组织形态发生巨变后依然得以保留。在《大地之上》中，大河湾虽然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然而，透过叙述者的声音，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那种古老的乡村精神的留存。这种乡村精神，虽隐匿在大河湾的土地之下，但却以其他形式破土而出，随物赋形，不断启示着大河湾子孙。小说中那个被冻坏的巨型地瓜，某种意义上即是大地之气的替代形式。它的浮沉变化，引申出的乃是世道人心的时代之变。

《大地之上》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对民间腔调、民谣俚曲的借用。王方晨显然希望借助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把握新时代乡土中国的复杂变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农事诗”，以及人物口中不断闪回的古老话语，即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形式层面的反思，无疑为当下乡村中国的巨变，提供了一种独属于中国文化的智性思考。王方晨借此为当下的小说创作，引入了一种凝结着历史文化经验的民族形式。《大地之上》对“农事诗”的引入，显然是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维度。

经《诗经》传统而得以发达的中国“农事诗”，一直以来都是乡土文化书写、传承的重要源流。“农事诗”既容纳着民间艺术的特殊形式，同时也关联着自然生活之于人的智性启蒙。《大地之上》中，随处可见的“农事诗”，被点缀在乡村故事的关节之处，奠定了小说“诗意明亮”的叙事基调。这种风格-形式的化用，既丰富了小说内在的叙述元素，也造就了《大地之上》独特的叙事氛围。诚如张艳梅所言，“大地之上，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正在经历新时代的乡村巨变；文化意义上的乡村迭代，依然需要我们守护民间的蓬勃与饱满。为乡村立传，为大地画像，大河湾的泥土是与生命同的意义的永恒。”

整体来看，《大地之上》在故事叙述的形式层面，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其一，老勺头口中讲述的大河湾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指向大河湾村庄枝繁叶茂的辉煌“前史”。其二，李墨喜向可能改变村庄命运的子在川会长娓娓讲述村庄故事的叙述。李墨喜的故事内容，是《大地之上》的故事本体，但同时，这一层面的叙述同样构成了对“山乡巨变”的文化反思。小说最终在“尾声”部分将这两个层面的叙述合二为一，这体现了王方晨对于大地之上的乡村故事的基本判断。

具体来说，对于王方晨而言，故事的核心意涵显然既包括“山乡巨变”的具体内容，也包括故事讲述本身所渗透的价值意味。在小说“引子”与“尾声”中，《大地之上》的整体性视角，被放置在老勺头的讲述过程中。老勺头的口中喃喃的“颠倒语”，既容纳着古老的乡村经验，同时也引入了时代变迁下的现代意涵。老勺头的这种叙述，因而成为颠扑不破的历史真实的有意味形式。

颇具象征意味的是，小说“尾声”部分，叙述者再次安排香庄这个“老皂角树”一样的“老勺头”登场，并用他那充满生命经验与俚俗气息的“颠倒语”作结。小说这样写道：“看官，歪理邪说不可信，粮食落囤才是真。”然而，就在这种理性声音还余音未散之时，老勺头呢喃的“颠倒语”，却又“吼叫起来了”。

在这里，“讲故事的人”的声音，被老勺头随之而来的“颠倒语”推翻、打断。它意味着，故事讲述的权力重新被交还到人物手里。然而，引子、尾声以及正文叙述之间的结构形态同时也表明，小说的语言风格正关联着其内在的叙事结构。

换言之，整个故事的潜在声音是，故事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发生激烈的辩驳。这意味着，引子、尾声与正文叙述之间，实际上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叙述张力。

小说写作的方式，一般来说不外有二。其一，用朴素直接的生命经验，直观地揭示纷繁复杂的生存体验，这自然是一种感性写作；其二，用理性的文化的启蒙方式启发读者。这是典型的理性写作。

然而，王方晨的写作却呈现出一种“智性写作”的意涵：它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既保持着明锐的思辨性，同时也注重从自然生活中汲取智性经验，因而给人以特别的审美、启悟体验。

《大地之上》轻逸浪漫，显然深得智性书写的神韵。小说中有这样一处动人情节，“雪地上，李墨喜在找他的村庄。不光他的村庄没影儿了，所有的村庄都没影儿了。这场雪，就像大地的裹尸布，把他曾经熟悉的世界给裹得严严实实。”在我看来，这正是《大地之上》中最有意味的画面。因为正是这一时刻，屹立在大河湾村庄旧址、孤独思索乡村出路的李墨喜身上，既饱含着一种新时代乡村文化反思者的形象性，也具备了与当代文学中隋抱朴等经典文学形象相关联的气质。更为重要的是，乡村“赤子”的孤独感，正于此刻同大地的“荒秽”深刻关联在了一起。这种关联意味着，大河湾的香庄农民，正与他们生活的大地空间交融在一起。

因此，当大河湾的子孙失去“村庄”这一实体的“文化-伦理”空间时，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存空间发生了严峻的危机。在王方晨看来，破除这种危机的法门，显然源自于古老的乡村文化传统所能理解的理想意义。

小说中，站在土地上思考村庄的来路与去处的李墨喜、徘徊在野地里的二毛，以及不断重返蝎子崖的万镇长，他们从当下生活抽身而出的身影，无不见证着乡村生活遗留在农民经验深处的文化认同。这种潜在的“文化-伦理”认同，在大河湾急剧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凸显出它的分量，是一种根性的所在。

如果说，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乡村，在文化传承上所历经的“荒秽”岁月，以及塔镇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本质上即是当代农民的文化观念、生活形态发生质变的历史过程。那么古老的文化传统，其实也正是限制、消除现代人的浮躁、贪婪的根本保证。

当代乡土小说的问题显然是明确的，那就是如何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大地之上》的启示性意义在于，乡土写作首先需要透过对时代问题集中的思考，关注到世俗生活意义上的世道人心。在此基础上，如何借助传统文学以及民间文化内部的叙述元素，重新组织起一套关乎民族文化、精神、气质的艺术形式，显然已成为书写当下时代的“山乡巨变”的题中之义。

善于创造新形式，懂得用艺术直觉不断变通的写作者，自然会在纷乱的现实语境中，辟出一条聪明的写作路线。正如大地会在自然的交融中给予人以智性启蒙一样，身处剧变时代的乡村命运共同体，同样能够在乡村书写者的文化想象中，完成其对自然形态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追寻。

《大地之上》结尾处，深埋土于地之下的神石再度浮出地表，确证了这样的文化信念。这种文化信念即意味着，乡村文化真正呼唤的是参赞天地的新时代农民。

同样，不论乡土中国的历史现实如何纷繁复杂，那些对乡村永葆理想且不甘寂寞的乡村赤子，依然会冲破纷杂缭绕的人间“荒秽”，在重建理想家园的劳动中，留下他们自由、体面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