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解读莫言之六：《天堂蒜薹之歌》
——生存的苍凉与温顺的羔羊
李恒昌
本文节选自《大地上的血粮：莫言创作评传》
【书名：《大地上的血粮：莫言创作评传》
作者：李恒昌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标准书号：978-7-5067-7198-4
字数：286千字
版次：2021 年11月第1版
印次：2022 年6月第1次印刷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42819 号
定价：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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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典类成语故事之“刀剁棉袄”】
故事出自莫言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方家老大和老二分家，分到最后只剩下爹死前留下的一件新棉袄，娘说要留着，她要穿，老二不干，也要分掉。老大说，一分家，我注定是光棍到老了，就分给我吧，但老二却说，既是分家，就要公平。一件棉袄怎么分？队长说除非用刀剁开，老二说剁开就剁开。于是一件新棉袄被刀给剁开，老大老二各分了一半。形容由于贫穷，兄弟之间对财产过于斤斤计较，丝毫不顾及亲情和尊严。
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以现实生活中发生于上世纪苍山县的蒜薹事件为基本素材，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形象地再现了天堂县蒜农高羊、高马、四婶和金菊等人生存的悲辛、爱情的磨难和命运的无奈，深刻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体现了关注苍生、关注民生、关注底层的人民性原则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
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作者通过对一些特定人物、事件、情节的书写，展示其想要表现和表达的某些内在东西，并由此形成整体性艺术效果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那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人物或事物、思想或行为、名词或概念，包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设计。透过这些叙述和描写，读者可以深度窥见其蕴藏的深刻思想内涵，真切地感受到蒜农们极其苍凉和艰辛的人生。
歌谣——是瞎子乱唱，还是另类控诉？
作品每一章的开头，都有一段天堂县瞎子张扣的演唱歌谣作为引言。这些歌谣或片段，虽然出自一个瞎子之口，但绝不是瞎唱和乱唱，而是一种真实的另类控诉，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歌谣的具体内容，表达了蒜薹之于天堂县老百姓的重要性，表达了天堂县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状况，展现了老百姓与某些腐败官员的矛盾和冲突，表达了老百姓的不易、艰辛，也表达了他们的冤屈、愤懑和不满，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本该应有的血浓于水的关系。它们与每一章的具体内容紧密相连，共同推进故事的发展，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互文见义的整体性艺术效果。
尊一声众乡亲细听端详
张扣俺表一表人间天堂
肥沃的良田二十万亩
清清的河水哗哗流淌
养育过美女俊男千千万
白汁儿蒜薹天下名扬
这是歌唱天堂县地肥水美人杰地灵，蒜薹名扬天下，老百姓过着天堂般生活的美好景象。只可惜，这样的美好生活，似乎好景不长，也似乎从来都只是一种心中的美好期盼和向往。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月过十六缺半边
卖了蒜薹家家喜欢
卖不了蒜薹心如汤煎
“张扣的二胡像哭声一样响起来，但这哭声是柔软的，像丝绸一样光滑流利，轻轻地擦拭着人心上的积垢，擦拭着肌肤上的尘土。”从这歌谣中可以看到蒜薹这一农作物对于老百姓生活的重要，也可以窥见老百姓心中那一份担心、忧伤和愁苦。
舍出一身剐
把书记县长拉下马
聚众闹事犯国法
他们闭门不处理政事
纵容手下盘剥农民犯不犯法
毫无疑问，硬闯县政府，聚众闹事，属于违法行为，但是违法之人需要靠违法行为警醒人们，那些渎职之人也需要靠违法来警醒，这究竟是谁的悲哀？
你要抓你就抓
俺听人念过《刑法》
瞎眼人有罪不重罚
进了监牢俺也不会闭住嘴巴
这是含泪的控诉。为什么如此控诉？只因为有人威吓张扣，要他不要乱讲，也不要乱唱。可是，那些威胁吓唬张扣的人可曾知道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县长你手大捂不住天/书记你权重重不过山/天堂县丑事遮不住/人民群众都有眼——”
弹起三弦俺喜洋洋
歌唱英明党中央
三中全会好路线
父老弟兄们
种蒜发财把身翻
这些歌谣的最大好处是，它们不仅是“控诉”，而且也有歌颂，歌颂党，歌颂三中全会，歌颂改革开放。由此，把党和政府、干部队伍整体与个别官僚、腐败干部区分开来。由此，也增强了反映问题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全面性。
高羊——是不法分子，还是温顺羔羊？
高羊是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参与打砸县长办公室的主要人物之一。作者之所以为其取名高羊意在说明，在那次围攻县政府的事件中，他只是一个盲从者，平时他并不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违法分子，而是一个性情温顺，甚至逆来顺受的“沉默的羔羊”。他这一次的爆发，他这一次的违法，属于他实在承受不了，也不能再继续沉默了，万般无奈之下偶尔反抗一下。可谓，兔子急了会咬人，羔羊急了要抗争。
高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怜也非常值得同情的蒜农。他家是个“挂空名”的地主。爹娘受了一辈子的罪。解放前，他们一家人半斤香油到年底吃成了六两。为什么呢？因为在里面沾上了水。他有一个怀孕在身的妻子，还有一个八岁的双目失明的女儿。被警察带走时，耳边是女儿的哭叫。
蒜薹即将下来时，高羊曾有一个如意算盘。“我估摸着今年能拔三千斤蒜薹，五毛钱一斤，就是一千五百块。”即便交了税，刨去成本，也还有不错的收成。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他的可敬之处在于，他虽然知道当农民很苦，但是，他却替当干部的着想：“当官也不容易的，犯了错误，还不如个农民。”
他一度认为：“咱这些庄户人家不能跟好人家比较，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咱只能跟叫花子比，虽然穷，还没吃了上顿没下顿，穿得破，还比光腚强。日子不顺心，身体还健康，有点瘸腿拐胳膊，还强似得了麻风病。”娘死了之后，他就这样安慰自己。他心想，像咱这道号的，都是下脚料做的，能活在世上为人，就是大福气。
他也曾经想，要是老天爷照应，年年收蒜薹，再过五年，我就豁出一百块钱，坐坐火车，开开洋荤，也不枉披着张人皮。然而，蒜薹的滞销，彻底粉碎了他的“美梦”。他连续早早起来去卖蒜薹，遇到的只是监理所、工商所、环境保护站、卫生检查站人员在收费。遇到的是方家四叔被人撞死。等他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之后，这只沉默的羔羊，这只温顺的羔羊，也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反抗的行列。只是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行为已经越过了红线，触犯了法律，等待他的是国法的惩罚。而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为，因为人祸，是个别领导干部的不作为、胡作为和乱作为所致。
悲哀啊，高羊，羔羊！
最悲哀的是，当他被抓之后说，老天爷，保佑我出去吧！出去后，哪怕人家把屎拉到我头上，我也不骂，不打，不找地方说理。或许这就叫“哀莫大于心死”吧！
作品最后，当妻子要高羊给儿子起个名字时，他说：“就叫‘守法’吧，咱这孩子，也不敢指望他当什么大官，老老实实地当个守法的农民吧！”苍天，难道要儿子再当一个温顺的“羔羊”？
违法——是法盲独人，还是众人皆然？
高羊被抓时，曾经问警察：“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抓我？”警察告诉他：“你在今年5月28日中午，带头砸了县政府！”他反问：“那也叫犯罪？”“可不光我一个人，还有好多好多人都冲进去了。”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高羊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法盲，明明犯罪，却不自知，而且认为法不责众。这暴露出天堂县法制的缺失。事实上不独高羊，那些所有参与打砸县政府的人，还有天堂县的很多农民，甚至很多干部，都属于法盲或半法盲。
金菊的家人以及换亲的人，其实也都是法盲。因为，《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四条也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者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然而，国家的法律，在这里似乎根本不管用。为了强迫金菊按照家里的要求去给儿子换亲，也为了阻止金菊和高马在一起，方家一家人对金菊和高马先后实施暴行，直打得他们要死。这些都属于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可是，人们对此却熟视无睹，甚至习以为常，打人者不仅不认为自己违法，而且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乡政府的民政助理员，应该是懂法律的人，结果当高马向他反映问题，求助于他的时候，想不到他为了照顾自家亲戚的关系，居然对高马说：“要是我，就打断你的狗腿，让你爬回家去！”如此无视法纪，让人不敢相信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建国后的八十年代，居然发生在乡镇干部身上。
至于乡党委书记的汽车将四叔轧死，连个道歉也没有，只赔三千块钱；再至于当老百姓卖不出蒜薹，要找县领导讨说法时，县领导避而不见，丝毫不尽父母官的职责，光天化日之下失职渎职，可见法盲在这里大有人在，法制缺失是何等严重！
换亲——是无奈选择，还是生活的悲哀？
作品描写了方家等三家人换亲的故事。因为金菊的大哥腿有残疾，四十多岁了，仍然讨不上媳妇。其他两家人在孩子的婚姻问题上，也各有各的难处。由此，生出了三家连环换亲的方案。按照这一方案，金菊要嫁给另一个村里的已经四十多岁的刘胜利。刘胜利身体不好，是个棺材瓤子。金菊当然不愿嫁过去，她喜欢上了复员回来的高马哥，而且高马哥也深深地喜欢并爱上了她。可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因为，他们有换亲的“婚约”，还有三家人的坚决反对。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凭什么为他葬送你自己？”面对这一问题，起初金菊认为“这就是我的命”。后来，她的观念改变了，她想和高马一起努力，想说服家人解除“婚约”。可是，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真正的悲剧也由此开始了。
他们为了在一起，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也几乎受够了所有的苦。到家里求情，被打！到乡政府求助，被拒！夜里逃跑，夜宿黄麻地！赶路私奔，火车站被抓回来！挨打，挨打，还是挨打！即便怀上了高马的孩子，家里人也要让他交一万块钱！这无疑将婚姻变成了买卖。
他们原本是争取自由恋爱，争取自主婚姻，想不到最后，以高马被抓，金菊怀着孩子自杀，死后被哥哥卖掉和别人结了“阴亲”为最终结局。
高马与金菊的爱情，奇特的换亲方式，无疑增加了作品的深刻性，也强化了作品的主题。如果仅仅书写蒜薹事件，将会让人感觉太过直白，也太过肤浅。
没哭——是本身无泪，还是刻意坚强？
“他动了一下脚，像裂开了一条骨缝般的尖辣痛苦放射出来。他眼里盈满了泪水，但他还是提醒自己：‘高羊，你流泪了，但你没有哭！’”
“高羊满眼是泪，他对自己说：‘我没有哭——我没有哭——’”
“‘我没哭！高羊对自己重复着，我没哭。’他强打着精神站起来，尽量往后靠。”
作品多次写到高羊被痛苦折磨得流泪，但是又极力告诉自己虽然流泪了，但是自己没有哭的情景。
甚至，作者不仅多次写高羊“流泪了，但没有哭”，而且还写到他也“没有笑”。“他听到脑子深处一个似自己非自己的人在说：‘你没有笑，知道不知道，你没有笑。’”
作者还写了高羊对马脸青年的佩服。“马脸青年咧嘴笑了。高羊看到他的脸色苍白得跟封窗纸一样。都这样了，还笑。高羊对马脸青年好生佩服。”
作者为什么要刻意这样写？或许是旨在告诉人们，高羊其实是个性格既脆弱，又坚强的人。有苦有难他不说，有疼有泪他不哭，一切都在心里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绝缘——是真的绝缘，还是超级忍受？
抓捕闹事者的时候，警察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马脸青年似乎对电警棍绝缘。“姓郭的年轻警官指着马脸青年说：‘这小子绝缘，高压电棒触到身上，连感觉都没有！’”另一个警察老郑不信，拿过电棒触到马脸青年的脖子上。马脸青年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端坐不动。他怀疑电棒出了毛病，往自己脖子上轻轻一触，立马干叫一声，将电棒扔到了地上。
人身都是肉长的，人心也都是肉长的。哪里有什么对电绝缘之说？如果真的绝缘，那不成神了吗？这样简单的道理，警察不是不懂。马脸青年为什么对电击没有反应？只能说他的忍受力超强而已，同时也说明，那几个警察也太过狠心和无情。
虱子——是无聊故事，还是人生写照？
作品多次写到虱子，既有牢狱里的虱子，也有传说中的虱子，表面是在写虱子，实际上写的却是人。
金菊小的时候，老爹四叔曾让她吃虱子，而且还给她讲过一个关于虱子的故事，说的是城里的虱子和乡下的虱子跳井自杀的故事。乡下的虱子羡慕城里的虱子，城里的虱子羡慕乡下的虱子，殊不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难处。乡下虱子说：“乡下的破棉袄，一天三时找，一时找不到，不是用棍子敲，就是加嘴咬！我们不是被敲死就是被咬死，我活着出来就不容易了。”而城里的虱子说：“城里的绫罗绸缎，一件套一件，三天两次洗，一天五次换，不用说吃，肉都捞不到看，不是烙铁烫，就是开水灌。我活着逃出来也不容易。”结果，两个虱子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左思右想没有出路，就找了个井，一块跳下去，自杀了。其写虱子乎？岂不是写人乎？
除了关于虱子的笑话，作品中还有一个关于人与狗的说法，同样说明人生的艰难和卑贱。四婶在牢狱里，曾经这样劝慰中年女犯人：“想开点吧。”“人活着是不容易。俺有时候就想，人哪里比得上条狗呢？狗有人给它拌糠吃，没有糠吃泡屎也就饱了。狗身上有毛，不用发愁没有衣裳穿。人呢，既要操持着吃，又更要操持着穿，忙忙碌碌一辈子，到老来，养着好儿好女还好，养不着好儿好女还得挨打受骂——”这该是怎样深刻的人生感悟？
喝尿——是别无选择，还是性格体现？
作品曾有三个不忍直视的细节——高羊喝尿。谁都知道，尿是不洁之物，令人恶心呕吐，就是这等不洁之物居然有人敢喝。
第一次是小时候上学期间，受坏孩子王泰的诱导，高羊喝了自己的尿。“我说我试试，我估计差不多我能喝到自己的滋出来的尿。我把梆硬的小鸡扳得朝上了，然后用力，一股焦黄的水柱几乎笔直地射上来，射得比我的头还高，我抓紧时机探过头去，用嘴截住尿柱，喝了一大口，咽下去，又喝了一大口，咽下去。”
如果高羊第一次喝尿是被王泰诱导，第二次却是被人所逼迫。当时，是母亲去世后，他被关了起来，夜里憋尿，尿在了啤酒瓶子里，被治保主任发现后，要他喝下去，还说“男人的尿清热解毒”，是“高级葡萄酒”，面对对方的威逼，他提着酒瓶，仰脖灌了一口，尿液尚温，除了微微咸涩外，并无异味。他咕嘟咕嘟地喝着，一口气喝下去大半瓶子。他抬手擦擦嘴巴，眼睛里涌出热泪。他把剩下的尿一饮而尽，然后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第三次喝尿，是在监室里，当时是被同室的犯罪嫌疑人所逼。但他喝了。事后，他曾说，所以呀，他们让我喝尿，我喝了，那么一大瓶子。后来怎么着？我喝了尿，也没少块肉，我还是我。这是怎样一种忍耐力？又是怎样一种新阿Q精神？
仇恨——是无端仇视，还是合理愤懑？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由于个人的不幸，总是陷入仇视社会，甚至报复社会的怪圈之中。那么，对于高马来说，也是这一原因吗？答案是否定的。
高马被审判时，非常气愤地说：“你们想定我什么罪就定我什么罪，随便，我光杆一条，横竖都是一条，砍头，枪崩，活埋，都随你们的便，我恨你们这些糟害老百姓的混账狗官！我恨你们！”
一句“我恨你们”包含多少委屈和无奈，然而，这句话却遭到误解。“你对社会主义这样仇视？”警官如此问他。显然，警官误解了他。他回答说：“我恨你们，我不很社会主义。”“你以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招牌？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他体现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体现在分配制度上。”“还体现在你们这些贪官污吏身上。”这是他恨的所在。
在这里，作者对高马的恨，做了很好的切割。他恨的只是个别人，恨的是官僚，是腐败分子，而不是我们党，也不是我们的政府，更不是干部队伍的整体。他说：“我恨你们这些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糟蹋共产党声誉的贪官污吏！”可以说，他恨得精准，也恨得对头。
“点背”不能怨社会，是谁的责任就恨谁。这是高马们令人敬仰的地方。
医生——是例行公事，还是人性温暖？
在高羊的监禁生活中，并不全是训斥、挨打和黑暗，也有一线阳光从小窗子穿过，也有一线温暖将他的心壁照亮。那是所长和女医生的到来。因为生病和折磨，他几近要死了，是所长和女医生来了，给他带来关心和问候，也让他一时感激涕零。
“你怎么啦？”一个柔和的女生询问，让他倍感亲切。这是一个膘肥体壮的高级女人，她抬起一只手按在他的手腕上，还移到他的额头上。他感到淤塞的胸膛通畅了许多，碘酒，特别是高级女人的气味使他感到巨大的安慰，使他沉浸在一种飘飘欲仙、忧悒又优美的幸福感里。他甚至有想哭的感觉。后来，女医生给她试了体温，听了他心脏的跳动，给她打了一针，甚至还让人给他做了病号饭。为此，他感觉哪怕立刻死在这间监室里，也够本啦！一个高级女人摸过他的额头，她的脸离他的脸那么近，他清楚地闻到了她的香味，她弯腰的时候，他还看到了她脖子下边像粉团一样的白的皮肤。人活一世，也不过如此罢了。特别是当她给他打针时，她的小手指一勾一勾地搔着他屁股上的皮肤，平生从未体验过的巨大温柔从天而降，彻底麻醉了他的心灵。他抽抽泣嗒嗒地哭起来。
或许医生只是例行公事，尽自己的职责，可是高羊却有如此大的心理反应。这说明，高羊其实是一个并无过多乞求和渴求的人，只要有人稍微对他好一点，世界只要给他一个微笑，甚至微不足道的微笑，他就会满足了，甚至会感激不尽。同时也说明，如果每个人对他人都友好一些，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然而，事实并不非如此，事实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录音机——是生活细节，还是真爱体现？
在高马与金菊的交往中，有三个关于录音机的情节贯穿他们的爱情故事。这看起来是生活的细节，其实是真爱的体现。
第一个情节，高马帮助金菊割麦子时，高马从衣兜里把录音机掏出来，关上电源，从脖子上摘下耳机，放在地上。金菊感到好奇：“您这个东西里唱什么？”“放音乐。”“挺好听？”“还可以，电池快用完了，赶明儿换上电池，你拿去听。”“俺可不敢，给您戳弄坏了，俺可赔不起。”“这东西一点不娇气，特别简单。”“就是弄坏了我也不会让你赔。”这是关于录音机的承诺，也是关于爱的许诺。
第二个情节，是他们“私奔”的路上。高马说：“想起来了，金菊。”“还记得去年那天吗？我帮你割麦子那天，我说把录音机换上新电池后借给你听，一直没有机会，现在，它是你的了。你听吧。”然后，高马解开包袱，把收录机从纸盒里拿出来。当初的承诺，已经过去了一年，而今两人正在逃跑的路上，他还依然记得自己的承诺。这说明高马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也是一个真的爱金菊的人。在黄麻地里逃避的时候，金菊曾对高马说：“高马哥——高马哥——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了——”这不冤枉，不仅仅因为他们之间如痴如狂的情爱，还因为他的真爱，因为他永远忘不了的收录机。
第三个情节，金菊临死之前，她把小包袱解开，拿出小录音机说：“这是你的，我从俺二哥那里给你偷回来了，我走了，你一个人孤单，就听着它解烦怯闷吧——”当时，金菊已经决定上吊自杀了，还想着把被哥哥抢去的收录机偷回来，还想着自己死了之后心爱的人能够少些烦恼。这是怎样一份感情？一个小小的收录机，见证的是真情，是这个世界罕见而高贵的爱。
苍天——是苍天有眼，还是物极必反？
整个故事最精彩也最高潮的地方，是在法庭之上，青年军官为父亲、为老百姓的精彩辩护。那不是简单的辩护，而是有力的批判。他代表被辩护人，代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发出了自己的心声。他指出了蒜薹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及其实质所在，严厉批判了某些官员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的严重失职渎职行为。可以说，像一把犀利的投枪，射向一个个失职渎职、贪污腐化的官僚。
作品最后，《群众日报》刊登了中共苍天市委给予天堂县委副书记、县长撤职处分的决定，并刊发了蒜薹事件的反思，深刻分析了应该吸取的教训。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为事件的受害者正了名，也为这一事件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值得注意的是“苍天市”这个名字，它起得真好。当时，蒜薹事件真正的发生地是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作者将其虚化为苍天市天堂县，可以说是下了一番心思。它意味着，那高高在上的苍天，的确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始终在看着世间的一切。无论是谁，无论什么作为，都逃不过他的法眼。那双法眼，其实也是群众的眼睛。因为，全天下只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作者简介：李恒昌，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学术委员，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签约作家，2021年度泉城实力作家。曾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中国铁路文学奖、刘勰散文奖提名奖等。先后创作完成“当代著名作家评传系列”作品9部，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1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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