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小说
我和书法家苏适的故事
作者：杨玉祥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一家少儿杂志社，面对订数下降的情况，号召大家到本市中小学校组稿、发行。组稿是虚晃一枪，发行杂志倒是货真价实的。
那年代，少儿杂志不像现在铺天盖地，堂堂北京城，区区几家。学校一听杂志社来人了，立刻打开会议室，沏茶款待。一位姓崔的男校长喃喃自语说：“杂志社的门槛高啊！我当校长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
等我拐着弯儿把真实目的说出来后，校长吩咐辅导员老师，在小喇叭播一下，老师的话就是命令，孩子们纷纷跟家长要钱，一订就是几百本。
杂志社买毛巾、被罩、杯子，送给老师、辅导员、校长，表示感谢。一次崔校长说：“老送这玩艺没意思。你们文联不是有书法家吗？送幅字吧！”
“没问题！我们有美协、书协。我知道书法家有xx、苏适。您要谁的？”
校长看来擅长笔墨。我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过笔研。墙壁上也挂满了他创作的没装裱的书法条幅。他吸着烟思考着说：“这二人倒是都行。尤其xx的字，写得有力道、有个性。”
回到文联，先找xx。我说：“杂志社不能让您白写，还是给些报酬的。”
对方没点头，仅用鼻音哼了一声。
我吞吞吐吐地问：“写一幅一乘四尺，四个字多少钱？”
“别人求二百元。咱们一个单位的，一百元吧。低于一百元，免谈。”
我几乎愕然了。一百元，当时相当我一个月的工资。我没吭声，蔫蔫地回了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懊悔自己太鲁莽，也不知书法界的水有多深，价码有多高，拍着胸脯回答，“没问题。求字的事，包在我身上喽——”
电话铃响，有人喊我接电话。伸手拿过话筒，是向我求字的崔校长的声音。他说前几天区里十几个校长聚会喝酒，他提起求字的事，没有想到喝得飘飘然的校长大人们都想求一幅，崔校长一再提醒说：“这字可不白求！”其中一所中学校长，有五千学生，当时拍着胸脯说：“每个学生人手一册！”
崔校长意味深长说：“给你办了件好事，你要请客呦——”
我哭笑不得，嘴里还迎合着说：“是！是！请客！请客！”
挂上电话，我站在电话机前一动不动，仿佛被雷击中，想着如何收场，如何变通。电话铃声又想起，吓了我一跳，匆忙间接过电话，是陌生男人的声音：“我找小杨。”
“我是。”
“我是苏适。你们主编跟我说，想求幅字。没问题！”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我下意识压低声音问：“苏老师，多少钱一幅呀？”
“啥钱不钱的，文联人求字，我不收钱，免费送。”
“您不收钱，那我不求您写了。我是求十多幅，十多幅呀！”
“那这样，其中一幅算我送你的。另外十几幅适当收点笔墨钱。”
“多少钱一幅？”我固执地问。我的心在抖，仿佛又要听到一个声音：“低于一百元，免谈！”
那不啻是又一声惊雷！
“你说多少就多少。”
我壮着胆说：“五十！”
“可以，没问题。”
我骑着自行车迎着西北风，往苏适办公的北海宾馆骑去。厚厚的棉衣被凌冽的寒风吹得透心凉，可心里热乎乎的。

二
一进屋，室内书橱、台案、墙壁，到处挂满字画条幅，散发着墨的清香。苏老五十出头，戴一副眼镜，浑身散发儒雅的气质。人如其字，苏老的字以美著称。
他笑着和我握手，接过我早已准备好，写满老师名字和所求写字的信笺，记得大多是“春风桃李”、“观海听涛”、“淡泊明志”、“琴心剑胆”。苏老师一边念一边和我核对，唯恐人名和要写的字有个误差。
八十年代，老师们喜欢落款写上自己的大名，字裱好挂在家里的客厅，来人一看xx先生嘱书。光芒万丈的书法家的大名，一瞬间和老师们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是十分荣耀的事。
苏先生把我的信笺放在一沓纸的最下方说：“这都是要写的活，我呢，尽量往前赶!”
大约一星期，苏老来电话，字全部写好了，让我去取。
崔校长把字一幅幅放在沙发背上，手托下巴，眯缝着眼睛悠悠然欣赏：“这字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写不出来呦！”
“苏老说他四岁就开始练字了！”
崔校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这些字旁，品完一幅，又拿过另一幅，喃喃说：“我常常临摹历代书法大家的作品，苏先生的字跟他们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伸出手指头比划着，“让我细说我还说不出来，像爬雪山，已看见峰顶，可就差咫尺之遥。可这咫尺之遥最难跨越。脚下是雪，空气稀薄，每迈前一步，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崔校长不愧是教语文出身，二十出头就在《华北民兵》上发表过诗，八句。
一个月后，崔校长把苏先生的字，装裱好挂在自家客厅，来电话说给家里增色不少。凡是到过他家的客人，见过苏适的字都转着弯找到我求字，我几乎每星期往北海宾馆跑一趟，送要写的唐诗宋词，取回写好的字。我甚至认为，每送出一幅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广告。一时间，苏先生大名在老师们嘴中口口相传。
各学校杂志订阅数，像大海涨潮似的往上涨，求苏老师墨宝的老师也越来越多。可此时已经是九十年代，老师们像约好了似的，拒绝写上自己的大名，一律要不落款的。曰：“我收藏。还要等日后涨钱卖个大价钱。”
时代在变化！
前前后后十六年，求字大约上千幅。经我手订阅的杂志也遍及城中各所学校。每月高达三万多册。我和苏适先生有交清也盛名远播。
三
神龙富康公司在北京建立分公司，我和公司里一位负责人相识，委托我让苏适先生写了“中国神龙”四个大字。并派车接上我和苏先生参加开业仪式。
那一天来了许多歌星、影星、奥运会冠军、大导演。我和苏老坐的那桌，不停的有小姑娘，小伙子，虔诚地拿着本本找他们签字。
嘉宾们互相地自我介绍，轮到苏适，他谦恭地说：“我是苏适。在北京文联工作。”
同桌的个别大人物眨巴着眼睛，一脸懵懂。我想站起身介绍：苏适先生是著名书法家。西便门立交桥，二十多个地铁站，大街上的商场牌匾，大多出自苏先生手笔。苏先生敏锐的目光看出我要说的话，在桌下一把攥住我放在膝盖上的手。我一低头，见他那厚实的手在桌下摆了摆，凑到我耳朵边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可以理解嘛！”
低调、不露声色、润物细无声，这是我一看到苏老，就自然想起来的词汇。

四
一位发小，这天找到我求字，接过一看，“北京市xx区地税局”。
我犹豫了一下说：“这是写匾。苏先生给单位写匾一个五千元。”
朋友从抽屉里取出五千元，装进一个信封里，让手下人放在我的包里。我知道国税、地税分家后，我的朋友手下有个物业公司。xx地税局大楼归他的物业公司管理。
苏老拿过要写的“xx地税局”的字条，展开，透过镜片，眯缝着眼睛看一眼，笑了笑说：“现在有时间，你稍等片刻，马上写好。”
苏先生写匾，字一般写成拳头大小，商家回去再放大。窄窄的一条宣纸，他竖着写完，装进一个信封里，递给了我。我把早已经备好的一沓钱递过去，说：“老规矩！
苏先生摁住我拿钱的手说：“这幅字我分文不取！”
“那咋行呀！人家已经给钱了。”
“玉祥，过去写匾，是商家拿我的字赚钱去了。这是地税局，是国家单位。这钱不能收呀！”
我来到朋友办公室，把写好的字交给他，同时把装有钱的信封放在桌上说：“苏老死活不收。
望着我那一脸狐疑的目光，朋友哈哈大笑起来：“苏老师是个聪明人呀！不过太谨慎了！字写了，付出劳动了，得点润笔费也是天经地义的。”
我仍然大惑不解地望着他。
朋友拍拍我肩头说：“书法家、画家、演员的税收，是归地税局管的。”
我暗暗赞叹苏老的精明。
朋友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摞钱，和桌上的五千元摞在一起说：“苏先生如此大度，咱也不能对不起朋友。这一万五千元，你拿走，求苏老先生写几幅字，我送客户用。”
“写啥？”
“写啥都行！以后我的公司送礼，就送苏适先生的字。”
一次乘车从xx地税局门口经过，门口悬挂的是苏老先生的字，像一道风景，闪耀在繁华的马路上，格外引人注目。
苏适似乎傻到极点，也聪明到极点！
一次苏老先生站在案子前，手持毛笔，一边为我写字，一边和我聊天。我站在旁边，把一张残破的宣纸揉成一团，为刚写完的字吸墨。
“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苏适一边念一边问我：“这幅字，一定是送给法官的。”
“您猜得极是。我弟弟，在宣武法院打官司输了。咱是冤呀！上诉到中院。我在中院托了人，送钱不妥，此人喜欢墨宝，拿着您的字去，不求法官大人照顾，只要公正审判就行。”
“你亲弟弟？”
我点点头。
“那这幅字的钱我不能收。这是咱自家的事。”
我急了，恨不得扇自己嘴巴。我拿着苏老的一幅幅字，敲开了一扇扇中小学校的大门。感谢苏老还来不及，那里还有白为我写字的道理。可我了解苏老的脾气，他说不要钱，你说出大天也没用。
从此我无论走到哪里，总习惯地说：“我跟大书法家苏适很熟，想求他的字，找我。”我自掏腰包，记不清多少幅了，分送给老师、同学、朋友、亲戚。连给我裱字的师傅都说，几乎隔一天就有人送苏适的字装裱，文联其他书法家，一年不见得有一张。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工资翻了几倍，物价也涨了几倍。苏老的字由最初的五十元，涨到一百元，二百元，四百元，八百元，但找我求字的人仍络绎不绝

五
2004年，我接到苏适先生的电话，“玉祥，以后凡是找我写字的人，你就帮我推了吧。”
“为啥？”
“世界上的钱永远赚不完，以后我是身体要紧呀！”此时苏先生的字，已经涨到每幅四五千元。一天好歹涂抹几下就收入万元。我有些不解地举着电话，眼前掠过二十年来，苏先生永远是一身黑色服装，手提一个黑色提包。我曾劝苏先生买辆轿车，说：“车买了。生活的半径就长了。”富康车的老板，曾允诺，苏老买车，不仅打折，还免费赠万元油卡。苏老却说：“车我买得起，可买了车，麻烦事也多。现在我自己出去，打的；开会，主办方都会派车接我。”
苏先生光赚钱，几乎很少花钱。可以说，是节能冰箱了。
苏老去名山大川笔会，总要求带上老婆，不然，他会客气地拒绝主办方的邀请。他曾动情地跟我说：“人家跟咱时，我苏适还啥也不是。现在混得似乎是个人了，更不能忘了老婆。跟咱一辈子不容易呀！”
苏老继续说：“咱俩合作这么多年，我给你和你们编辑部每个人，一人写了一幅字。你来取吧！”
“这不合适吧！”我心中涌起一股热浪。
“留着当个念想。”
给我写的是个横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收藏了起来。个别编辑部同仁家中，至今还挂着苏先生免费赠送的字。
几年后，我才知道，苏先生停笔的真正原因，是他在部队医院做了一个大手术。出院后，住进了新华社小汤山的一个招待所。管吃、管住不说，还派一个男秘书，24小时贴身照顾。苏老的夫人、女儿、女婿，星期六、星期日去看他，全家人在那其乐融融地团聚。
我想给苏先生打个电话，可想起苏先生从不用手机。
一转眼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十年间，苏先生很少回文联，所以也无缘相见。
当年的崔校长已经退休，常常光顾荣宝斋。一天他打来电话，说在琉璃厂文化街看到苏适先生一幅墨宝，看年月是今年的作品。标价六万元。
我愕然：“这么贵！”
“贵有贵的道理。”崔校长说：“咱过去说，苏先生的字离大师的作品就差一步。现在的作品，我站在柜台前品，品着品着就像喝多了酒，醉了！”
“校长大人夸张了！我头一次听说欣赏字达到醉了的程度！”
“你听我慢慢道来，这字呀，写到了极致。该想到的，苏先生已在字里体现出来了；我没想到的，苏先生想到了。超出了咱俗人的想象。这就是大师的境界！”
放下电话，我暗自思忖，苏先生经过一次大手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一回，自然对人生，对书法艺术有了新的体验，字也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
这最后一步，不是练字所能练出来的。是对人生、岁月、时代、磨难，有了新的感悟，笔下的字有了突破和升华。
我到崔校长家做客，进门就看见客厅里悬挂着的“春风桃李”那幅墨宝。崔校长见我目不转睛的样子，哈哈大笑着说：“前年装修，我嫌这幅字绫子旧了，就到装裱店让揭下来，重新托了一下，放在镜框里了。

六
大前年，舅舅的孙女大学毕业，相中一个工作。负责人事的是个收藏家，点名跟我提苏适先生的字。我说：“苏先生早不写了。”
“书画界我熟。我知道前几天苏先生跟台办去了趟台湾。赠了一幅字给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
我知道此事不办，工作问题肯定泡汤。没辙，我从文联老干部处要来电话，打过去。没想到苏先生爽快地说：“小杨，后天你来取字。工作问题重要，一定要写。”
驱车来到郊区招待所。一丛丛绿色和一洼清水旁，安安静静地耸立着一座小楼。空气清新，蝉声鸣唱。
苏先生早让招待所服务员把会议室打开，沏上茶，等待我们。十多年没见苏适先生了，岁月和手术依然没有催老苏适，相反给我感觉他依然那么硬朗，谈吐依然那么清晰儒雅。
坐在他身旁，他厚重的手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刻也没有放。他告诉我：“十年来，我过得很好呦。招待所的厨师想方设法给我做好吃的，想方设法一周的饮食不重样。我的一大帮徒弟抢着拉我出去玩，热情得吓人。附近的温泉几乎泡遍了。”
我说：“您不收徒弟一分钱，那您还不让徒弟表现表现！”
苏老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您知道吗？您的字市场上很火。前年有位书画商找到我，想从我这收买您的字。我说，我是一幅都没有了，这手拿过来，另一支手就送出去。我是过路财神。”
苏老师笑着让我看他的拇指，右手的拇指已经畸形，向外弯曲。我不解地望着苏先生。
“我从四岁开始写字，到现在八十年了。像每天吃饭一样，从不间断。所以手指因为持笔的缘故，向外扭曲了。看着我几分钟写好一幅字，背后没有半个多世纪的积累，门都没有。”
苏适让秘书把写好的字拿出来，让我欣赏：“琴韵书声”四个字墨韵十足。秀美中多了几丝沧桑感。秘书说：“苏老师写了三幅，取了最满意的一幅。剩下的两幅苏老师亲手撕毁了！”
我从包里掏出三万元说：“苏老，画店的字标价六万元。我自作主张，给您三万。您别嫌少哇！我是熟人欺主人了！”
“我是一分不要。你要给我钱我还不送你了。不仅如此，我再送你个人一幅字。我苏适不会别的，就会写写字。咱是多年的朋友，你留着，当个念想。”
我感动得声音哽咽，紧紧握住苏老师那因写了八十年字而畸形的手，不知说啥好了！
从苏老师那里出来，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几十年来见过那么多书法家，有的当年水平还胜苏老师一筹，可三十年后，这些人被岁月淹没得没有多大响声了，而只有苏适不声不响地，悄无声息地、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了当代书法大师的行列。
是苏先生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就像一片洼地，水由高处往低处流，时间长了，洼地变成了一汪浩渺的湖泊。而把自己比做高山的人，以为自己是阳春白雪，待价而沽；可缺乏水的滋养，早已一片荒芜。
欠苏老师的情，时时像有一块砖石压在我心头，可总是没有机会。苏老师说他啥都有，啥都不缺。我呢也没有其他本事，偶尔涂鸦点文字，就把苏适和我三十年的友情写出来，让那快要逝去的经历有了温度和色彩，借助纸媒和网络，据有了飞翔的翅膀！

苏适，当代著名书法家。祖籍山东省青州市，后移居北京。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联理事和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九三学会社北京市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任北京市海外联谊会理事。九三学社成员。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作者简介

杨玉祥：1976年到北京大兴插队，后分配到北京化工实验厂工作。现为《东方少年》杂志编辑、副社长。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北京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校园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燃烧的青春隐密》。2007年获上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获陕西省作协、陕西《少年月刊》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