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老师
邵褀昌
（一）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是老百姓的理念；“天、地、君、亲、师”是人们最须尊崇的，这是老辈人的传统。
我喜欢读书，看到比我大两岁半的四哥去上学就眼馋。那时候，学校早晨起来吹洋号，不管五冬六夏，学生们只要听到号声，就会从被窝里爬起来到学校跑早操，跑完了操再回来吃早饭。于是，我也跟着四哥去学校南边的那座“王坟”顶上（学校操场），排在队伍的末尾一块跑。直到天亮了，老师发现队伍里多了个“小不点”，想把我拉出来，我是一拉一“拽悠”，继续跟着跑。一而再，再而三，老师见我喜欢上学，就和在村里任“文委”的我父亲商量，破格让我提前上学。
1958年8月，我成了大史小学的一名正式学生。由于我的生日是10月份，农村有“去两岁”的习惯，所以家里人都说我提前两年上了学。可我参加工作填档案的时候，算来算去，只提前了一年。
从日本侵华时期，村里废除私塾，开办新学堂。校址在村中间的大庙里，不过新学堂由于局势混乱，时办时停。1951年迁到“地主”家的四合院里，北屋、东屋、西屋为教室，南屋是老师办公室兼校长起居室。
村里的小学是初小，四年级和一年级都在北屋里，叫“复式班”。上课的时候，老师先给四年级布置作业，让他们自学，再给我们讲课。记得毕洛德老师和杨秉恕老师都给我们复式班上过课。
毕洛德老师，王村公社万家庄人，原来的私塾先生，他在我的印象中不深，可能一两年就调走了吧。
杨秉恕老师，王村公社王村人，公办老师，大史小学校长，在我们村里待了很多年，我们兄弟几个都是杨老师的学生。
那时候没有自行车，杨老师就住在我们学校的南屋里，师母带着几个孩子都跟着杨老师一块住。其中杨先锋、杨先进比我小不了多少，也在大史小学读书。后来我教高中的时候，恰好他们的孩子杨谦就在我班里。记得他妈来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和他妈聊起了在大史小学的事情，对杨先锋、杨先进的乳名我是脱口而出，他妈听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杨老师为人谦和，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位慈祥的父亲。记得学校里有一棵老酸枣树，每年都结很多酸枣，让人馋得流口水。平时杨老师教育学生不要爬树摘酸枣，以免发生危险。等着酸枣熟了，杨老师让四年级的大同学用竹竿去打酸枣，然后捡拾起来放在水桶里。放学的时候，杨老师让我们排好队，给每个学生分一茶碗子酸枣，带回家去和父母一块品尝。
杨老师和社员们相处得很融洽。他的毛笔字写得好，谁家有公事或盖屋安门上梁，都会请杨老师写对联。有的家长做了好饭菜，还会让孩子带一点给杨老师尝尝。记得在杨老师盖屋的时候，我和二哥、父亲都是瓦工，四哥是石匠，还有村里的其他石匠和瓦匠，都去和杨老师帮忙盖屋。大约忙了十来天吧，我们家只有父亲拿了工钱交生产队买工分，我们兄弟三个都不要工钱，杨老师很是感激。
杨老师家里还有个发丧盖棺材用的“大罩”。村里有老人去世了，需要用大罩的，都是杨老师跟着，帮着乡亲们捆绑好。这大罩很重，需要16个壮劳力才抬得动。起灵之后，大罩不能落地，如果路远途中需要休息，要用专门的木棍撑起来。
杨老师后来去了王村教委（教育组）任会计，退休后在王村工商所帮忙。改革开放后，四哥的屠宰专业户手续就是杨老师帮助办理的。
毕洛德老师调走后，只有杨老师是公办老师，其余的老师都是村里记工分的民办老师。其中毕兰芳老师教过我的音乐课，她教的“南风徐溜溜吹，吹到了南山堆”至今我还会唱，只是歌名忘记了，歌词也唱不全了，那个调儿还能哼哼下来。
何厚恩老师是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学校任民办教师的，我的四年级数学就是何老师教的。初中生在当时可是“高学历”，因为其他民办老师都是小学毕业。何老师声音不高，讲课认真仔细。后来，何老师去杨古联中当校长，还干过王村中心学校校长、王村教委副主任等职。可惜退休没几年就因故去世了，令人惋惜。
由于解放前，穷苦人家念不起书，特别是女孩子很少有上学读书的，所以我们班的女同学有比我大三五岁的。我们班在北屋、西屋、东屋里都待过，四年级时在东屋里，一共有28名同学。可惜，在1962年考高小的时候，只考上了14名同学，有一半同学被刷了下来。
（大史小学）
（二）
文革之前，我们村里只有初小，要想读五、六年级，就得考到外村去读。当时王村公社对口招生的完小有和家小学与杨古小学，这两所学校轮流招生。四哥比我高一级，考的是和家小学，我考的是杨古小学。杨古小学分初小、高小两个校园，都是“地主”家的四合院。初小在杨古村南北大街北首崖头的西边，高小在初小的南边另一院落里，进大门是一家住户，进了月亮门才是校园。
1962年，我升入杨古小学，最初是三个班，东屋、西屋和南屋各一个班，我们二班在东屋里。北屋是办公室，小西屋是校长的办公室室兼起居室。
校长宋宪荣，个子不高，方脸，有点络腮胡，显得脸面略黑。
班主任徐长祝老师，师范毕业不久，白面书生，身材魁梧，年轻帅气，很有威严。徐老师给我们担任语文课，读起课文来，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和大史小学的民办老师比起来，徐老师就是我们心中的“大学教授”。
可能是我的入学成绩比较好吧，记得在组建班委会的时候，徐老师让我担任体育委员。那时候我年龄小，身材瘦小（坐第一排），要不是成绩好，老师怎么会选我当体育委员？可是我的性格不仅内向还执拗，在大史小学也没当什么班干部，没有当“官”的基础和魄力，所以我就是不当体育委员。记得第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徐老师让我在同学面前站着，要我整队带同学们到学校北边小河边的操场里去上体育课，我站在那里低着头，就是不喊队，其实我真的不会喊队，老师拿我没办法，为了不耽误体育课，就换别的同学了。
在大史小学的时候，有没有作文课我不清楚了，反正一点印象也没有。在杨古小学就有作文课了，每周有两节连排课写作文。第一节徐老师给我们布置作文题目，说明写作要求和方法，我们开始打草稿，第二节就誊抄到作文本上。等下一次作文课时，老师就先讲评上一次的作文，再布置本次作文题目。
那个时候的我，对于作文来说还谈不上喜欢，只能说不怵头。清楚的记忆是一次应用文写作，老师要求给家人或亲戚写一封信。我是给在博山当工人的三哥写的，其中在“首先”“其次’两段之后的第三段开头用了个“再者”，这个词是看到初中毕业的二哥给我三哥写信时用的，我就照葫芦画瓢用上了。说实在的，当时对于 “再者”的准确含义我还真不明白，所以在讲评作文时，徐老师问我“再者”是啥意思？我就脸红脖子粗地答不上来了。
还记得有一次作文课，徐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有意义的星期天”，我写的是星期天跟着二哥去南山（冲山）上推石头的事情，看来至少从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在开始准备盖屋了。不过我这次破天荒地写了叙事诗，至少抄了满满两页作文纸。作文的开头我还记得：“这一周的星期天，我跟哥哥去南山……”虽然只是顺口溜，但在小学时代就敢写“诗”，我的感觉那就是一篇学生版的“孔雀东南飞”。
在徐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之下，我的作文越来越好。等我毕业上初中了，徐老师还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读给下一届的学生听，徐老师自豪地说：“这是往届同学邵褀昌的作文。”后来在杨古小学读书的小伙伴们，放学后回来告诉我。
在杨古小学读书时，教我数学的是顾士俊老师，和徐老师相比就是细高挑儿的身材，脸庞也瘦，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像个老学究。我的数学好，顾老师自然喜欢。可是班里有个牛克学同学，身个不小，数学不好。记得有一次在讲评试卷时，顾老师批评他：“牛克学，牛克学，你就是不学。”
退休之后，我给周村二中的学生介绍了对象，这个学生是我们村的，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没想到他的舅舅就是牛克学，几十年不见的老同学在婚宴上见面了。当牛克学说我一个月的工资比他半年挣得还多的时候，我就拿顾老师的话刺挠他：“牛克学，牛克学，你就是不学。” 真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觉。
顾老师还给我们上音乐课，记得“我们在太行山上”就是顾老师教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歌声激动人心。其实，徐老师的音乐也很好，他的嗓音穿透力强，浑厚高昂，几里路以外也能听得见他的歌声，“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是徐老师教的。
在杨古小学，还有马荣昌、邱玉琳、王延堂等老师，虽然没给我们班上主课，但是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我在王村公社当民办老师时，王延堂老师就是王村公社的教委（教育组）主任。
现在，杨古小学的那些老师大都走了吧，唯有班主任徐长祝老师还健在。徐老师不仅在周村区教研室、周村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过，还当过周村五中校长，最后从周村三中副校长的岗位上退休。现在80多岁了，身体健康，我每年都去看望徐老师。今年还没来得及去，就静止在家了。“天帝君亲师”，等恢复交通了，我一定去张店看望我的恩师！
（杨古小学）
（三）
1964年8月，我有幸考入淄博八中，是我们村的唯一。校址在今文昌湖区商家镇冶头村的村西原淄王公路路北。离我们村12里路，需要住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上晚自习。
记得开学的那天，是二哥送我去淄博八中报到的，学杂费、住宿费、书籍费一共交了8元钱。因为四哥比我早一年考入八中，为了省下一条棉被，二哥就要求和八级四班的四哥住在一个宿舍，学校就答应了我的要求，所以八级四班的同学也是我的亲同学，因为我们在一张床上（都是大通铺）滚了两年。
我们班是九级二班，教室位置在校园西侧的最南边一排的中间，班主任是济南师范学院毕业的赵国栋老师。班里原招生54名学生，后又增加了两名“负取生”，教室里座无虚席，后门都没法开了。一年之间先后有陈爱庭、王迪芳、王延勤等同学退学。
真是无巧不成书，没想到在组建班委会时，赵老师也安排我当体育委员，我还是坚决不干。这次，老师没有逼我，看到我羞怯腼腆的样子，就让我回教室了。回想起来，读了8年书，都是坐第一排，除了这两次被安排当体育委员外，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真正的平头百姓。可是后来当了老师，不仅当了班主任，还是淄博市模范班主任，至今还是润心书屋写作班的班主任，真感觉一步登天，法力无边！
班主任赵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和书法课，记得赵老师在黑板上用毛笔蘸水写了个“永”字，给我们讲“永字八法”。赵俊溪、曹培爱等同学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可我至今还不会写毛笔字，真给老师丢人。
赵老师是个全才，语文教得好自不必说，教师篮球赛，场场都有他。在我人生第一个元旦联欢会上，赵老师给我们表演了《白毛女》选段，他自己饰演黄世仁、穆仁智和杨白劳三个角色，惟妙惟肖。他还教我们唱歌，他教唱的《公社是棵常青藤》至今我还能唱。《百家姓》也是赵老师教给我们的，当初我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也只能是头上一句腚上一句了。
我作文水平的提高，得益赵老师的大力提携。那时候，我有一本现代汉语小词典，经常翻看那些新鲜词语。有一次我在作文中用了个“百尺竿头，更进一尺”，赵老师感觉很新鲜，就问我怎么知道这个词语的，我说是从那本小词典上学的。记得，初一和初二两次作文展览，赵老师都是选了我的文章代表我们班参展，并且还都是诗歌，这两篇诗歌的开头至今我还记得。诗歌的篇幅不长，都是两页作文纸，赵老师用毛笔抄了，张贴在床板大小的宣传栏上，放在办公室前面的甬路旁展览。还记得八级黄兴忠同学的《汽车开到了黄家峪》也是入选展览的文章。
赵老师不仅是“老右派”，在文革中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挨批斗、住“牛棚”，劳动改造，这“首功”应该记在我们班“红卫兵”的头上。可不知老师因此受了多少罪！听四哥说，赵老师在冶头南山（冲山）上劳动建分校时，有一次被红卫兵打得没处躲，头都扎到泥水里了，这时一个红卫兵举起了一块床板……四哥说如果这一床板打下去，那就要出人命了，危机时刻被我四哥果断制止了。
赵老师后来去了岭子中学任教，还当了校长，最后从淄博十七中（校址在张店）工会主席职位上退休。1996年秋，淄博八中庆祝建校40周年，我们班同学借此机会把赵老师请到王村松陵大厦，摆了四桌，饭后合影留念，这是自毕业后第一次师生大聚会。
1998年，我们又去给赵老师过生日，安了两席，赵老师在讲话时眼含热泪，一再感谢，师母眼里也充满着泪花。
2014年，我在黉门中学（校址在张店）任教，多次去看望赵老师。2015年4月25日，我们班同学举办50周年大聚会，选派代表看望了赵老师。
得知赵老师要出一本诗词书画集，我和陆建华同学主动负责编辑出版，并写了序言，后记也是由我代笔赵老师署名。5月16日，赵老师来我家“家访”，我邀了周村的同学参加，并陪同赵老师去周村大街参观，还特意去新华书店走了一趟。因为那是赵老师在“右派”期间，从八中不明天赶路来周村新华书店用车给学校运书，晚上回去都掌灯了，有着痛苦的记忆。
同年6月23日，我们10多个同学去王延勤家里摘桃子，又把赵老师请去参加我们的“采摘节”，师生再次欢聚一堂。
可惜，书还没有印出来，赵老师就生病住院了。这年赵老师84岁，记得赵老师对我说过：“七十三，八十四，阎王来叫也不去。”可是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谁也奈何不了。11月1日，我组织班里的同学再去看望赵老师，12月13日又给老师最后一次祝寿，赵老师都是抱病出席。
2016年1月24日，赵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出殡那天，正好大雪纷飞，地面湿滑，寒风刺骨，交通不便，我只邀请了王延勤和张店的几位同学给老师送行，并写了一篇悼文。
2017年5月12日，淄博八中八级的老同学聚会，我借此机会把20本赵老师的著作《赵国栋诗词书画集》送给了聚会的同学们。这是最后一次为老师做点什么，我想应该符合老师的遗愿。
（四）
蒋文秀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他瘦细的身材，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镜，显得两眼有些凹陷。皮肤微黑，穿一件黑色呢子外套，清秀得体。蒋老师待人温和，慢声细语，很受学生爱戴。
晚自习第二节，赵国栋老师给我们讲过《红岩》的故事，蒋老师有时候也给我们讲故事，他把“特务”说成特（tuo）务，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深得蒋老师的喜欢。记得蒋老师调到寨里中学后，我还写信请教他有关“因式分解”的问题。大约在70年代初吧，我们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到寨里中学看望蒋老师，蒋老师告诉我们他大儿子“大牛”死了的时候，声音很悲切。
1996年淄博八中40周年校庆时，遗憾的是蒋老师没有来，同学们非常想念他。1998年，淄博日报社搞了个“师恩难忘”的征文活动，我就写了一篇《蒋老师你在哪里》的征文，刊登在6月5日的《淄博日报》上，被很多同学看到，于是同学们纷纷提议一定要找到蒋老师。
我根据以前蒋老师给我回信的内容，知道蒋老师调回原籍茌平县韩集公社任教。就给茌平县教师进修学校、茌平县韩集中学写信，都是查无此人。我又给韩集公社蒋庄大队写信，终于得到蒋老师小儿子蒋广迎的回信，信里说蒋老师因病退休在家，不能外出。于是，我们决心到茌平去看望蒋老师，11月8日，我和王方义、吕佩英（带着儿子当司机）、沈永学、曹培爱等5名同学驱车去蒋庄见到了30年未见的蒋老师。师生相见，蒋老师是老泪横流，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从茌平回来后，我又写了一篇《师恩难忘永不忘》文章，部分内容刊登在1999年4月9日的《淄博日报》上，作为“师恩难忘”征文活动的总结材料之一。大概是下年的冬天，接到蒋广迎老弟的电话，说蒋老师去世了。但是当天出殡，我们赶不到，只得发个唁电以表我们的悼念之情。
毕化先老师是我们班的物理老师，也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记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毕老师曾在校园东北角的场地上，为全校师生讲述原子弹的构造。自从淄博八中安了“电棍”之后，毕老师就负责全校班级的“电棍”维修工作。文革中，毕老师也被批斗，每逢“电棍”坏了，就派班里的红卫兵把毕老师“押”来给我们维修。文革后，毕老师很快就被任命为教导副主任、主任、副校长、校长、书记。1990年，毕老师调任淄博第二师范政教主任，1996年从二师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毕老师酷爱术法，退休之后喜欢写“地书”，他的地书故事曾经刊登在《夕阳红》报上。他还长期担任《夕阳红报》的顾问。记得我去毕老师家里给他送《与共和国一块成长》时候，毕老师和我聊起文革的事情，他和我说了一件很令人后怕的事情。毕老师说，有一次，一个会“造反”的学生，开完批斗会后押着毕老师向回走，冷不防这个“造反”同学拿红缨枪倏地一下朝着毕老师的脖子扎过去。毕老师试着脑后发凉，一歪头那红缨枪贴着毕老师的腮刺了过去，吓得毕老师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毕老师躲得快，很可能就没命了。
我的著作《山村的记忆》，就是那次和他一块吃饭时毕老师提议让我写的。所以我聘请毕老师担任《山村的记忆》的首席顾问，里面的许多故事都是他亲自给我讲述的，并请他为我题写书名。我的第一本著作《与共和国一块成长》由班主任赵老师题写书名。我只所以请老师为我题写书名，就是想借老师的大名为拙作增光。
（蒋文秀老师）
（五）
卢川生老师是我的历史和地理老师，现在想起来一个老师同时兼任两门课程，确实了不起。据说卢老师打算盘子能左右开弓，是真是假我没见过，但是对卢老师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可能是在上历史课时，我的数学题还没做完，因为我坐第一排，卢老师看到我在做数学题后，就走过来批评我，其中“你还想当华罗庚啊”这句被同学们听得真真切切。因为我喜欢数学，班里的同学由此叫我“华罗庚”并延续至今。我当了老师之后，初中数学教得很好，特别是因式分解更为拿手，可以说只要是能分解的题目就无所不能，似乎感觉还有“华罗庚” 那么一点点味道。
记得我来到周村二中任教后，开学第一周我在班里负责看晚自习，见学生们都在那里大眼瞪小眼，不带埋头学习的那个样，就问学生你们怎么不安心学习呢？有的学生告诉我不会做数学题，难住了。我拿过数学课本一看，是一个对数计算题，恰巧我在初中教过这一部分内容，就在黑板上给同学们按照“分”与“合”的两种相反的方法分别给同学们做了一遍。没想到这一道数学题就把学生给震住了，他们没想到一个历史老师做高中数学题竟然如此潇洒，我的高大上形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后来和同学们熟悉了，他们也知道我这个“华罗庚”的故事了。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还有植物课老师吴俊杰、动物课老师王芝青、音乐课老师陈玉琛、美术课老师叶学滇、体育课老师马铁、会计课老师康国彦、珠算课老师王宗珊，记得杨建国副校长也给我们上过珠算课。杨校长是个八路军老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的珠算口诀记得不准，有时候想不起来了就问同学们。那个算珠杆子毛茸茸的大算盘子挂在黑板上，杨校长有时候打错了就重新再来，每到此时他就和同学们说：“慢工出巧匠。”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其中陈玉琛老师的音乐课教得很好，很有人性化。在期末音乐考试时，陈老师要求每人自选一首歌在班里唱给同学们听，陈老师当面打分。我自幼五音不全，只能滥竽充数，从不单独唱歌，就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段勇敢地唱了出来，陈老师给我记了60分。我很高兴，心想陈老师肯定给了照顾分，就凭我那公鸭子嗓音还能及格？还有，我们曾去碾子山水库参加劳动，要学会《打夯歌》才行。陈老师从工地上找了个会唱《打夯歌》的女青年，让她哼了几遍《打夯歌》的曲子，陈老师就写出歌谱来了，然后每个班挨着教。那“同志们～打夯嗹～哎嗨吆……”的《打夯歌》至今我还能哼唱。
刘涛老师虽然没给我上过课，但他是我四哥的几何老师。听四哥说，刘老师上课风趣幽默，经常夸赞岳增文同学解题思路敏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刘老师作为淄博八中的工会主席率队到我们王村镇中学进行乒乓球友谊赛活动。我和刘老师又见面了，刘老师还询问我四哥的情况。刘老师是蒙古族人，身材高大，他在冶头村落户，很得村民尊重，耄耋之年无疾而终。至今我到冶头村玩，村民们都记着刘老师的好。
张心厚老师是我四哥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记得在文革之初，我们班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赵国栋老师要求发言的学生先写出发言稿由他审阅。当时我还是团支部的发展对象，我在发言稿开头写了“同学们，你们是想听真的还是想听假的……” 的话语，赵老师看了后，担心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就拿给同办公室的张老师看，张老师和我四哥说了这个事，四哥找到我后批评了我。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张老师找我四哥说这个事，在后来文革的“群众斗群众”阶段我就会被揪出来批斗，记得于本长等同学就被批斗过，由此我的入团积极分子也被撤销了。
90年代我进城教高中以后，听说张心厚老师得了不治之症，我带上礼品到一四八医院西面的原周村一中宿舍看望他。张老师也询问了我四哥的情况，我说四哥在家里来不了，让我代表他来看望您，张老师听后十分高兴。不久，张老师就病故了。
（六）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们九级勉强上完了初二的课程，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1968年毕业时，我没有被“推荐”上高中，从此在家老老实实做一个人民公社好社员。可没想到1977年的一个跟头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7月我走上讲台，成为王村镇杨古联中的一名民办教师。
一个只有初二文化水平的学生，又在农村干了10多年活，即便是在校学得好，也都忘得差不多了。为了不误人子弟，我由此走上了进修之路，于是就有了许多老师让我难以忘怀。
首先是周村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吕承训和许承炎老师。
吕老师教我们数学课。他瘦高个儿白净脸，有讲究爱干净，就连擦黑板的抹布都是他从家里带来的。如果上课期间需要擦黑板，他打开书包拿出一个塑料袋，取出带有一定湿度的抹布进行擦拭，从来不用班里的黑板擦。
吕老师有着学者的风度和胸怀。记得有一次他讲“集合”概念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能一时马虎讲得不对，我就和同桌的毕于君同学讨论这个事，吕老师发现我俩窃窃私语，就问我说的什么？我站起来回答说：“吕老师，这个地方你讲错了。”然后就把我的理由说出来。吕老师一听恍然大悟，立即纠正。因为我们王村一共是两个民师班，他已经在那个班讲过了，所以一下课，他就跑到那个班去纠正。
吕老师对我很关心。记得在1982年，我以王村镇第一名（一共录取5名）的好成绩考上淄博师范却因年龄问题走不了的时候，是吕老师告诉我有人去教育局招生办举报我的超龄问题。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4年，对教育界的规矩是一窍不通，一个领导也不认识。是吕老师主动到相关单位，为我奔走呼号，虽然最后我还是没走成，但是吕老师的关爱我是永远忘不了的。谁知好人无好报，吕老师驾鹤西去10多年了吧。
许承炎老师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但是文采很好，给我们上语文课。许老师爱写作，他的作品不仅登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还结集出版了《卧虎居》系列丛书若干册，其中赠我的就有4册之多。自2007至2011年，我有幸和许老师在市南小区做了4年的邻居。在许老师的鼓励下，我也学着投稿，其中有的文章被淄博日报、淄博晚报、淄博声屏报刊用。许老师的淄川文友王老师看到我的文章后有点儿偏爱，说要来“拜访”我，令我汗颜不敢当。王老师来了，许老师替我待客，我们谈得投机，相见恨晚。
2001年国庆节，我从市南小区迁居青年路121号院，但是每年春节都回市南小区看望许老师。可是后来许老师搬走了，询问其他邻居也不知道，只得作罢。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就在孙方之老师卸任周村区作协主席的那次作协换届会上，孙老师通知我务必参加。我安排好课程后，赶到烧饼大酒店会场时，孙老师正在作报告。根据桌签，我的座位在第一排，我急急忙忙落座后，才发现我的两边竟然是许承炎老师和王秀桐老师，都是周村写作届的老前辈，感谢孙老师的厚爱。因为那天我还要为一个学生证婚，新任周村作协主席葛思绪老师的报告还刚刚开始，我就向许老师要了电话和家庭住址起身告辞，从此我又能去看望许老师了。
2017年秋，孙方之老师让我参与周村区城北街道《石庙村志》的编写，来回就从许老师小区门前路过。2018年的春节后，我去石庙村上班，就想着顺便去看望许老师。我从家里拿着礼品盒下楼，把礼品盒放到储藏室门口，然后开门推出电动三轮车，锁门、上车、启动、开拔，一切都那么顺利。一直到了许老师的楼底下，停车落锁，去车厢里拿礼品盒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没带礼品盒。赶快给老伴打电话下楼看看，老伴说礼品盒在储藏室门口呢！不好意思，见了许老师，只好说实话。这时的许老师已经身患重病，身体非常虚弱。
（许承炎老师）
（七）
1983年，在周村区教师进修学校函授毕业之后，1984年我又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本科函授班，继续进行函授学习。
由于长期在农村，信息闭塞，对国家的政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认为“老三届”是专指高中生，我们初中生哪有资格参加高考？结果错失良机。
这次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招收五年制本科生还是从《大众日报》上看到的，如果杨古联中没有订《大众日报》，或者我没有翻阅那天的《大众日报》，或许再一次让机会从我身边溜走。
记得我去周村区招办报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周村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毕业证，领导一看我是初中生根本就不准报名。最终我软缠硬磨以“同等学历”的身份报了名。没想到和我一块来的几个高中生民办老师都没考上，倒让我这个连报名资格都没有的初中生考上了，于是从1984年的暑假，我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历史本科函授学习。
因为山师大是面向全省招生，所以函授点先后在淄博、牟平师范，济南洪楼、山师大农场新校区，山师大本校都设过函授点。五年制本科函授课程多，大概有十几门课程吧，所以教我们的老师也不少，其中不乏名师，例如山师大政治系于超教授，历史系安作璋教授、王春良教授都给我们上过课或作过专题报告。还有一位秦永洲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当时只是一名讲师，现在早已是知名教授和专家了。
秦老师个头不高，显得略有微胖，但是讲课声音洪亮。不知他是哪里人，他给我们上《中国古代史·上古史》，读中华民族的时候发音是中“花”民族。那时候秦老师很年轻，朝气蓬勃，讲起课来滔滔不绝。
因为是函授学习，所以学校规定学员出勤和平时听课都要折算成分数，作为是否合格毕业的考核内容之一。因为我撇家舍业去函授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充电”，不是去混文凭，所以听课、记笔记都很认真，上课时抢着坐第一排。每次函授结束的时候，老师都要按花名册检查学员的听课笔记，看看是否有人缺课。记得在济南洪楼学习的时候，秦老师拿过我的笔记本，一看是我的名字，就说邵褀昌的不用看，满分。等我的笔记本检查完了之后，就有个别学员拿我听课笔记换上他的名字去糊弄老师。
自从山师大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秦老师。2016年春，我在淄博黉门中学高三复读班任教，淄博市教研室安排老师们去听一位山东省高考命题组专家的报告，事关当年的高考命题趋向分析。我到了会场一看，原来是秦永洲老师，我走上前去和秦老师握手说话，秦老师还是那么热情，只是30年过去了，秦老师也已两鬓白发、年轻不再了。秦老师的报告从全国命题到山东命题，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不愧为是专家。可惜那时候我没有智能手机，未能和秦老师合影留念。
政治系主任于超给我们作报告，他讲课很有哲理和力度。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是“我们的～，不是有什么反什么，而是反什么有什么。”令人深思，催人立醒。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是有思想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敷衍趋势，不分青红皂白，只能是碌碌无为，甚至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王春良教授，是世界现代史专家，二战后的“两极（冷战）格局”就是他率先构建的，我们读的《世界现代史》就是他主编的。他也给我们上过课，高屋建瓴，直泻而下，受益匪浅。1991年苏联解体了，现在历史课本上说，随着苏联解体（苏东巨变），“两极”格局终结，“冷战”时代结束。我认为，两极终结是对的，但是冷战是否结束还不敢说，现在美国及其西方国家哪一个不是用“冷战”思维处理一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千万别幼稚地认为美国在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还有给我们讲《历史教学法》的杨奇友教授，更是幽默。因为我都是坐在第一排，喜欢钻到老师的鼻子底下听课，就想听得清，看得准，记得下。记得在山师大本校学习的时候，杨教授一上讲台，先把整个大教室的学员们扫视了一遍，最后一低头才看见满头白发的我，感觉我的年龄似乎比他还大，就一本正经地问：“请问老先生高寿几何？”杨老师的话刚出口，全班同学就大笑起来，有的同学就起哄：“他才十八？”，老师一听就知道我是“少白头”，也就一笑了之。此后，同学们都喊我“老先生”，实际上那年我才37岁，但是在函授同学中我还是当然的老大哥。
山师大函授五年，让我对历史特别是对世界历史有了基本的了解，因为我没读过高中，对高中历史一窍不通。虽然这五年，我付出了很多，老婆孩子也跟我遭了罪。比如1985年暑假，为了按时参加函授，在陪妻子做了“人流”手术的第二天，我就坐火车去了牟平师范；1986年暑假在济南洪楼函授，儿子出生我未回家，妻子一个人在家“坐月子”……但是我拿到了历史本科毕业证，奠定了进城教高中的基础，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值得。
（八）
自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着手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主要通过“转正”“考学”等途经，把符合条件的民办老师转为公办老师，解决民办老师的后顾之忧。
“转正”的硬条件是教龄长和学历高，教龄相同看学历，学历相同看教龄。这两条我一条都都不占优势，因为我在农村干了10年活之后才走上讲台，比起我的初中同学来，教龄至少晚了10年，所以我必须走“考学”的捷径。
我是1978年走上讲台的，那时候政策规定具备三年教龄才允许报考淄博师范，所以等到1982年我就有了参考的资格。那年分给王村公社5个录取名额，还真不少；方法是和初中生一块参加当年的中专招生考试，我有幸考了王村公社第一名。不幸的是年龄限制到30周岁，最终因为超龄未录取。
为了拓宽民师转正的渠道，1990年，淄博师专第一次招收民师班，年龄放宽到40周岁。此时我已39周岁，两个孩子都还小，妻子又患重病，无心再考。同事王元祥老师逼着我报名，理由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因为我的教龄短，指望“转正”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那年全市招收一个民师班40人，周村区一共两个录取名额，王村镇只有一个报名名额。因为我拖拖拉拉不想报名，王元祥老师给我报名的时候已是最后一天下午了。因为报名名额只有一个，教委主任牛均藻决定通过考试预选。听说要预选，结果先前报名的几位老师纷纷退出，理由是“考不过邵老师”。于是我捡了一个大便宜，最终以周村区第二名的成绩被淄博师专中文系民师班录取。
我们班的40名同学来自淄博市五区三县，年龄最大的已经满40周岁，最小的才20多岁，未婚。十分感谢孙树木校长，因为他了解到我们民师班有的已经通过函授获得了专科或本科学历，果断决定凡是获得专科以上学历的学生只读三个月，1990年底就可回家等着拿毕业证。真想喊一声“校长万岁”，因为那一年妻子患重病，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是王村镇中学全体师生为我捐款才度过难关的。我真的没有能力完成这二年的学业，因为我们变成了学生，家里零收入，4口人，这两年的日子怎么过啊！
就是这短短的三个月，也是浓浓的师生情。班主任韩升祥老师，高个儿，很慈祥，给我们教授现代文学课，讲课很仔细，关爱学生无微不至。
王志民老师，中等身材，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学识渊博，稳重健谈。据说王老师也是民师出身，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王老师原籍临淄，对齐文化特有研究，后来还任山师大副校长兼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当选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老师和蔼可亲，对学生都很尊重，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可他都是喊我邵老师，从不直呼我的名字，令人敬佩。
王老师自1991年开始担任淄博市教育局局长。期间，因为我们在淄博师专读了三个月，在评职称的时候却要扣除二年的教龄，感觉很不合理。我和周村的王淑臣、吴承林老师骑自行车去市教育局找王老师“讨说法”。王老师不急不急燥，不是用政策公事公办，而是以情说理。他说：“邵老师啊，你们才念了三个月就回家了，挣多挣少总比那些读二年的强吧，比比那些读二年的同学，你们还冤吗？”看到自己的老师都和我们“不讲理”而是讲情，实在没法反驳，就乖乖地回来了。
去年，教育局因为调整工资在核实教龄的时候，领导又打电话告诉我扣除二年教龄。我据理力争，我们就读了三个月，回来后继续教学，并且从王村镇教委复印了那二年的工资单作为证明，结果领导还是讲政策不讲理，胳膊拗不过大腿，最后只得服从政策。
王老师自1994年开始担任淄博大学校长。期间，为了我的学生升学问题，我又跑到王老师家里给我的学生争取上学机会。王老师的指导意见说，文化课成绩不够，可以报考特长班，只要特长合格就可以录取。结果我的学生凭借良好的特长被淄博大学幼儿教育专业录取，现在是一名在编的幼儿教师，并且干得非常出色，真心感谢王老师。
邢仁杰老师，笔名鲁南，曲阜师范学院毕业，曾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回归教师队伍，自1986年在淄博师专任教，他的中篇小说《拜年》曾获国家级大奖，是我们的写作老师。
邢老师讲课是典型的“意识流”，毫无章法，但是他在作文讲评上很下功夫。对每一篇学生作文他都仔细点评，优点缺点，直切要点，不留情面。我虽然在师专读了三个月，但是写作水平大有提升，应该归功于邢老师。
1992年淄博师专毕业后，凭着我山师大历史本科的招牌，借着周村二中急需高中历史教师的机会，顺利通过试讲来到周村二中任教。工资按本科计算，职称按本科评，那个师专毕业证就是一个“民转公”的敲门砖。
在周村二中，我举办了“晨曦文学社”，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其中李文同学是文学社社长，很有写作天赋。李文写了许多文章，让我给他批改，因为我不是语文老师，怕误人子弟，就领着李文去淄博师专向邢老师求教。邢老师很是热情，师母做饭招待我们师生俩。对于李文带去的作文，邢老师只是翻阅了一下，就说：“褀昌啊，你的写作水平就很好，你的学生还是你给批阅吧。”既然邢老师这么说，我也不好说什么，只得领着李文悻悻而归。
世纪之交，我有了电脑，还开了博客，竟然和邢老师成了“博友”，于是和邢老师的网上交流自然就多了起来。大约在2010年以后吧，邢老师病重期间说想我了，我利用去张店上课的时间，再去看望邢老师，看到邢老师憔悴的面孔，心里有些隐隐作疼。由于我要赶着去上课，所以聊了一小会儿我就告辞了，邢老师那闪着泪光的眼睛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我知道那是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期盼！
附记：从小学到初中，读了8年书，轻松快乐；从初上讲台到转为公办，又上了12年的函授班，历尽艰难；先读本科，再上专科，历程曲折。没学几何教几何，没上高中教高中，不教语文爱写作，全凭拼搏。退休之前好好工作，退休之后一心写作。古稀之年，人生几何？悲哉壮哉，任人评说。（2022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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