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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的
一个重要方面军
——古今叙事诗漫议
黄金辉
一、叙事诗定义及其历史地位
叙事诗，《辞海·文学分册》定义为：“叙事诗是诗歌的一种，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样的定义主要是为了与抒情诗相区别。我们来看同书词条中抒情诗的定义，就会对编写者的意图一目了然:“抒情诗：诗歌的一种。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情感来反映社会生活，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里，是以有无“（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为划分二者的界线。再进一步深究，将诗歌划分为“抒情诗、叙事诗”两大类，从逻辑上讲，是以文学的表现手法（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作为划分准则的。抒情诗以抒情为主（并不排除或曰兼有叙述、描写、议论等表现手法），叙事诗以叙述为主（并不排除或曰兼有描写、议论、抒情等表现手法）。既然二者是以表现手法为准则划分的，那么，叙事诗定义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条要求是否有些过高呢？虽然在“完整”一词的前面加了“比较”二字，仍觉得高了一点，严了一点。譬如，同样是木制品，桌子与梯子的区别，就只要明确桌子是“四条腿”着地，梯子是“两条腿”着地即可，大可不必把桌子、梯子的高度作为划分二者的准则。个人认为，叙事诗的定义，只要能与抒情诗相区别就行了，是否可以这样表述：叙事诗是以叙述为主，通过叙事写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诗歌类型。如果以传统诗歌表现手法“赋、比、兴”来划分二者，那么叙事诗就是以“赋”为主要表现手法的诗歌。当然，并不排除或曰兼有“比、兴”手法。
目前已知我国最早出现“叙事诗”一词的古典文献，为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二引《飚居诗话》云：“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诗，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然这段话对白居易作品的评价不一定为当时及后世所公认，但它毕竟最先使用“叙事诗”这个专门术语。稍后的朱熹就曾将《诗经》中的叙事诗与抒情诗加以区别，并举《生民》为叙事诗之例，说它“盖是叙，那首尾要尽。”又举《下武》《文王有声》为例，说这种歌颂周之先王的诗“有反复歌咏之意”，在此，朱熹是把“首尾要尽”“反复歌咏”的不同表现手法，作为区分叙事诗与抒情诗的界线。近代学者王国维1906年《文学小言》一文中说：“上之所说，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他是就中国的叙事文学（含叙事诗）与西方的叙事文学相比较而言，这种评价是否的当，并非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所探究的是，中国范围之内，叙事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既然我国自南宋到清末，经典诗评家都不约而同地用表现手法作为划分界线，而将诗歌分为抒情诗、叙事诗两大类，那么，叙事诗究竟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呢？我们不妨以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庚、冯沅君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诗歌选》（1000首）为例。从篇目数量上看，叙事诗所占比例明显少于抒情诗。但叙事诗往往篇幅较长，单篇的字数较多，若以字数计量，叙事诗恐在数量上也不输于抒情诗。
以五七言绝律为标志的近体诗，在唐代已臻成熟，晚唐《花间集》标志着词成为一种可与诗并立的诗歌体裁，加上元代散曲——唐诗、宋词、元曲，近体诗和词、曲往往以“诗词曲”并称的名义出现，似乎成了“格律诗”或曰与新诗相区别的“旧体诗”的代称。其实不然。“诗词曲”之外的“旧体诗”也有一定的“格律”，更有很多的体裁：四言、五言、七言的“古风”、杂言的“骚体”“歌行体（有的选本如《唐诗三百首》等，或称之为‘乐府’，也不尽能与‘歌行体’等同）”。为了与相对于“新诗”的概念“旧体诗”相区别，我们不妨把这些“旧体诗”中不同于“诗词曲”的诗歌称为“古体诗”。也就是说，唐以前的“古体诗”和唐之后的“诗词曲”共同构成了“旧体诗”，或者称之为“中华诗词”，简称为“诗词”——以这三个同质的概念，来与“五四”以来只有百余年历史的“新诗”相区别。
古代的叙事诗大多数用“古体诗”写成——唐代之前自不待言，唐代之后体裁亦然——用“诗词曲”写成的叙事诗要少很多。当然，不见得所有叙事诗都用“古体诗”写成，“古体诗”并不等于“叙事诗”。但几乎大多数古代诗歌选本，都把含有大量叙事诗的“古体诗”排在“诗词曲”的前面，尤其是以诗人出生年齿排序的选本，每个诗人的作品，叙事诗往往排在前面，可见其份量之重。如果说，这样排列多少沾了“古体诗”体裁产生在前的光；那么，在单个诗人的众多作品中，叙事诗堪称该诗人的扛鼎之作。即使到了近体诗已经成熟的唐代，最著名的诗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以抒情诗为主的近体诗都有很多优秀作品，但其在文学史上的代表作，还是主要由古体诗写成的叙事诗。因为，叙事诗所写的往往是关乎家国天下、能够表现深刻主题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而不仅限于抒发个人的情感（详见下文）。由此可见，叙事诗在质量上也不输于抒情诗。从中国文学史、诗歌史的视角考察，叙事诗是中国文学宝库中质量上乘的瑰宝，是中华诗词阵列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二、古代叙事诗名篇说略
要列举出从先秦到清代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叙事诗名篇，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难事，但因深入探究的需要，我们且以《中国历代诗歌选》和《辞海·文学分册·诗文篇名》为主要参照，以古代文学史的年代分段为序，列出以下很难尽如人意的古代叙事诗名篇：
先秦：《诗经》：《生民》《氓》《将仲子》，《楚辞》：《九歌》（十首）。
两汉魏晋南北朝：《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木兰诗》，蔡琰《悲愤诗》。
唐宋：李白《蜀道难》《扶风豪士歌》《战城南》，杜甫《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哀江头》“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适《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白雪歌》，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观刈麦》《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等，元稹《连昌宫词》，杜牧《张好好诗》，皮日休《橡媪叹》，杜荀鹤《山中寡妇》，韦庄《秦妇吟》，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河北民》《明妃曲》，苏轼《鱼蛮子》《荔枝叹》，陆游《岳池农家》，杨万里《插秧歌》，范成大《后催租行》，文天祥《正气歌》。
元明清：关汉卿《一枝花套·不伏老》，马致远《耍孩儿套·借马》，雎景臣《哨遍套·高祖还乡》，高启《明皇秉烛夜游图》，陈子龙《小车行》，夏完淳《细林夜哭》，吴伟业《圆圆曲》《堇山儿》《楚两生行》等。
我们通读以上名篇，就能探寻出古代叙事诗的一些突出特点。
（一）从内容的视角，看选择题材、表现主题的特点。
以写人为主的，作者往往选取史上著名人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物、能够寄寓深切情感的人物，来表现主题思想。
以叙事为主的，往往选取史上重大的事件、作者亲历的事件、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事件来表达思想内涵。
先看以写人为主的叙事诗。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诗》，写的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木兰。唐代诗人杜甫的《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明代诗人高启的《明皇秉烛夜游图》，所写人物都是唐玄宗李隆基及其宠妃杨玉环，讽喻之意藏于字里行间。王安石《明妃曲》以及当时的高官诗人欧阳修等人的和诗，写的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元代诗人雎景臣《哨遍套·高祖还乡》，写的是汉高祖刘邦，托于被官府抓差来“迎驾”的村民之口，对这个出身乡间无赖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吴伟业《圆圆曲》写的是明末清初“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和陈圆圆，还用古代四大美女中最早一个西施的故事作为隐喻，讽刺批判吴三桂。这些都是以史上著名人物为题材的佳作。
写与作者关系密切人物的叙事诗名篇，以下几例足可称道：《诗经·大雅·生民》可以说是周王朝的史诗，诗中记叙了周的始祖后稷的传说，歌颂他的功德和种种灵迹，表现对先祖的虔诚祭祀。《诗经·卫风·氓》和《郑风·将仲子》，都是以女子口吻道来的爱情叙事诗。诗题中的“氓”“仲子”，就是追求女主人公的男子，如果翻译成口语，就相当于“你这家伙”“二哥哥”。《楚辞·九歌》传为屈原所作，本来就是祭祀神灵的歌诗，这些神灵，能给当时当地的楚人赐福、免灾，或者就是楚人子弟中为国捐躯的青年烈士，关系不可谓不密切。
唐代诗人李白《扶风豪士歌》，诗题中祖籍扶风（今陕西凤翔一带——引者注）的豪士，在作者避乱的途中，盛情留客，盛宴豪饮，李白将这位豪士比喻为战国四君子，又把自己与豪士的关系暗喻为汉初张良与黄石公的关系。白居易《琵琶行》和晚唐诗人杜牧《张好好诗》，写的都是与自己同命相怜的歌女伶人，寄托了物是人非、美人迟暮、命运多舛的人生感叹。 明末抗清小将、青年诗人夏完淳《细林夜哭》，哭的是自己的恩师陈子龙。陈与夏父同为抗清名将，夏完淳写此诗时，因抗清被俘，在押解途中，船过细林，诗悼师尊。元代关汉卿《一枝花套·不伏老》是个特例，写的就是他自己，以泼辣奇丽的语言、敢于自嘲的勇气，刻画出在元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汉人知识分子被划为“臭老九”——“九儒十丐”，不得已混迹欢场，将满腹才华付予杂剧游戏，显得老道油滑，却又硬气十足，就这么“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以写人为主的古代叙事诗，所写对象更多的是能够寄寓深切情感的人物。汉乐府中，成诗较早的《陌上桑》，以民间采桑女罗敷为主人公，流风所及，使得“罗敷”成了古代淸纯贞洁美女的“共名”。根据东汉建安年间发生的 “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和他妻子刘兰芝的真实人物故事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对封建礼教作了深刻批判。唐代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元稹的《连昌宫词》，分别以宫女和宫边老人为叙事对象，以王朝宫室的兴废、宫女命运的变幻，寄寓世事沧桑之感。清初吴伟业的《楚两生行》，以蔡州音乐家苏昆生和维扬说书人柳敬亭为叙事对象，对杰出艺人在朝代交替中的沦落不堪，寄寓深切同情。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皮日休《橡媪叹》、杜荀鹤《山中寡妇》、韦庄《秦妇吟》，宋代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河北民》、苏轼《鱼蛮子》、陆游《岳池农家》，明末陈子龙《小车行》，清初吴伟业的《堇山儿》等等，都是写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怜悯，对造成百姓苦难的不合理社会制度进行揭露和讽刺。
再看以叙事为主的作品。选取史上重大事件的叙事诗名篇不乏其例：“古诗十九首”中的《十五从军征》、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都是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洗兵马》，都以“安史之乱”中大唐军队的胜败为题材，前二首为其失败而悲伤、哀悼，后一首为其收复京城长安而庆祝胜利、祈愿太平。
写作者亲历的事件，更有切身感受。东汉末年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写的就是她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 “天下丧乱，文姬（蔡琰之字——引者注）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其父蔡邕——引者注）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李白是《蜀道难》这个“乐府旧体”的终结者，他之所以把“蜀道难”写得这么好，以至于后人不敢再写这一题目，除了 “谪仙人”的过人才华之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因为他是“蜀”中之人，从童年到青年，都生活和行走在“蜀道难”之中。杜甫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他在“安史之乱”前后奔波流徙、难得安居的亲身经历，真实写照。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燕歌行》《走马川行》《白雪歌》，作者高适、岑参都曾担任边塞军中官员，军旅生涯的亲历者，才能把战争题材叙事诗写得那样深刻、那么生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成为传颂千年的古代边塞诗名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写在抗元被俘，囚于燕京的生命最后时期。他已经做好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就义准备，写作此诗，就是要把天地之间、人心所向的浩然正气喷发出来，流传后世，“一一垂丹青”。“正气”，是他所要叙的“事”，为了把这个“事”叙说得堂堂正正、磅磅礴礴、凛凛冽冽，他必须把自己所崇仰的“贯日月”“轻生死”的忠臣烈士这些“人”写出来，从齐、晋、秦、汉，到三国、唐代，直到他面对死亡的元初铁窗，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始终都“耿耿在”，激励着无数像文天祥一样的先贤先烈，视死如归，光照千秋。
选取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事件为题材的叙事诗名篇，有白居易的《秦中吟》《观刈麦》，苏轼的《荔枝叹》，范成大《后催租行》等等。白居易的《秦中吟》选取有代表性的十个社会问题，从不同侧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的政治弊端与民生疾苦。《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重赋》揭露无名税的流弊，《伤宅》讽刺兴建高堂大厦的豪门贵族，《伤友》慨叹“苦节士”的凄惨生活，《不致仕》嘲讽年老不肯退休的贪荣而恋栈者，《立碑》讥讽企图立碑传名和谀墓得金之流，《轻肥》揭露宦官的骄横和奢侈生活，《五弦》惋惜当时人不懂古乐，《歌舞》抨击执法官吏荒淫无耻的生活，《买花》暴露官僚贵族豪奢游荡的现实。《荔枝叹》从汉唐皇室命人千里快送荔枝供美人一笑入手，联系到北宋当朝地方官吏媚上而“进茶、进花”现象，对此进行了嘲讽和批评。范成大《后催租行》，用一位老农的语气写出“乡官”催租给农家造成的苦难。因江水淹没田地，庄稼颗粒无收，官家仍然催租不已，逼得老农贱卖女儿。诗的最后两句写道：“家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以乐语写哀，而倍增其悲哀。
（二）从形式的视角，看表达方式与风格流派的特点。
纵观古代叙事诗发展的历程，浏览这一系列名篇佳作，除《九歌》作者是否为屈原、《悲愤诗》作者是否为蔡文姬尚有争议，《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为民间叙事长诗作者不详之外，个人认为，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及其作品，是值得后世诗人和评论家深入研究、学习借鉴的。他们是：盛唐诗人杜甫及其“诗史体”，中唐诗人白居易及其“元和体”（或称“长庆体”），清初诗人吴伟业及其“梅村体”。
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从艺术形式的视角，从诗歌语言、表达方式、风格流派等不同侧面，分别考察探究这三位诗人和他们的叙事诗名篇大作。
1.盛唐诗人杜甫及其“诗史体”。杜甫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叙事诗，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充满着爱国爱民的崇高精神。特别是他在“安史之乱”前后，以自己颠沛流离的亲身经历和忠君爱民的思想境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所创作的一系列叙事诗，被唐以后的文学界公认为“诗史”，他本人也被尊为“诗圣”。为了与此后著名的叙事诗作者及其名篇相区别，我们不妨把杜甫的叙事诗称之为“诗史体”。
杜甫的叙事诗数量多、质量高，在同时代以及后代诗人中，其现实主义特色尤为突出。叙事诗本就以写人记事为主而有别于抒情诗。杜诗写人，则善于选择、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他的“三别”，所选取的典型人物就有着各自明显的典型意义。《新婚别》，写的是“暮婚晨告别”新郎就要上战场的青年夫妻的离别。《垂老别》写的是一位子孙死尽、愤而从军的老人与老妻的告别。《无家别》则是一位曾经兵败归家的光棍汉重被征召入伍时，没有家人可以告别而“自说自话”，更见其悲惨凄凉！杜诗记事，则选取、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往往在对比中突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收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石壕吏》），“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等等。
杜甫叙事诗的另一特色，是他善于寓主观于客观，将主观意识和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叙述描写之中，让读者去领会其思想内涵，去品味其艺术手法。他的“三吏三别”组诗，有计划、有安排地集中写于一段时间，其内在结构颇有些类似于《史记》的人物列传。当时唐军各路人马抵御安史叛军均告失败，急需补充兵员，于是，统治者便实行漫无限制、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错，但此时的战争是为了“救亡图存”，与天宝年间“穷兵黩武”性质完全不同。所以杜甫叙写此时的拉夫就与《兵车行》中的反战态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对统治者代表“吏”的强拉民夫有所批判，对被拉夫的未成年“中男”、新婚的男子、无家的光棍老汉、垂垂老者、儿子都已参战或牺牲的老妇人，倾注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从爱国忠君、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不得不同意这种危急形势下的征兵拉夫，劝勉这些被拉夫者“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赞颂这些平民百姓隐忍一切痛苦去服兵役的爱国精神。但所有这些思想内涵，作者都不是直接站出来说教，而是通过人物、事件的客观描写，通过“客”与“吏”的问答、“行人”（被拉夫者）或“居者”（留守人）的自述和对话，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杜甫的那支诗笔，是在“秉笔直书”——客观、真实地记录时代，记录历史。我们不妨化用一句评价《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的名言，说杜诗是“有韵之史记”。那么，称杜甫的叙事诗为“诗史体”，也就顺理成章了。
2.中唐诗人白居易及其“元和体”。元和体，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开始流行的诗体专称，指元稹、白居易诗中的长篇七言歌行、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各种中短篇杂体诗（含“新乐府”诗——笔者注）。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因二人的诗集编印在稍后的长庆年间，又号“长庆体”。
由白居易最先定名并倡导的“新乐府”诗体，主要创作时间也在贞元、元和年间，又同是叙事诗，故而可与“元和体”共名。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白居易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 “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
虽然，在“元和体”“长庆体”“新乐府”中，总是元白齐名，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清代诗评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早有定评:“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因此，我们说到古代叙事诗第二个里程碑式的诗人及其风格流派，就以白居易与元和体为标识，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名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特征。白居易的叙事诗名篇主要有长篇七言歌行《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至于他与元稹之间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含长篇排律），似乎不包括在叙事诗内。
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对元和体形式方面的特征评说道：“元和体的诗，大约古句稍为多些，四句一换韵和平仄韵相间的规矩稍为变通些；然而大部分入律则是一样的。一直转韵下去，诗可以拉得很长，所以适于长篇的叙事诗。”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不再因袭汉乐府旧体。二是写时事，专门美刺现实。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白居易《新乐府序》将这类叙事诗的内容和形式特点说得言简意赅：“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3.清初诗人吴伟业及其“梅村体”。“梅村”是吴伟业的字，他学习元和体，融合“初唐四杰”的语言风格，将元和体叙事诗改造为著名的“梅村体”。其优点在于辞藻和声韵更出色，缺点在于用典过多。
“梅村体”诗基本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战争悲剧，如《临江参军》、《雁门太守行》、《松山哀》等；二是政治悲剧，如《圆圆曲》《殿上行》、《东莱行》等；三是宫廷悲剧，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洛阳行》等；四是艺人平民系列，如《楚两生行》、《听女道士弹琴歌》、《临淮老妓行》、《捉船行》等。“梅村体”叙事方式的突出特征是“以人系事”：具有典型性的场面伴随着个人遭际，使读者在个别人的真实事迹中，能够窥见历史普遍的真实。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描述，既能补史之阙，又可以小见大，凸显其人其事的社会意义，寄寓历史的幽思。
“梅村体”长篇叙事诗的代表作《圆圆曲》，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叙述方法，不同于此前长篇叙事诗大都是从头到尾“顺叙”，而运用了“倒叙、追叙、插叙” 等方法，使得作品的结构张弛有度，摇曳生姿。二是分段转韵时有一个突出的标志，那就是从南朝民间叙事诗《西洲曲》借鉴传承而来的“顶针”或曰“连珠”修辞手法。我们只要把上一段末句与下一段首句引出来，一看便知：“、、、、、、哭罢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争得娥眉匹马还。娥眉马上传呼进、、、、、、”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标明了段落层次，又有环环相扣的形式美和朗朗上口的音韵美。
三、当代叙事诗举隅
这里所说的“当代叙事诗”，只就诗词而言，不含新诗中的叙事诗。当代诗坛前三十余年，诗词被严重边缘化，除了伟人和极少数名家偶尔在报刊上发表几首诗词作品，其余皆是新诗擅场。八十年代后期，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中华诗词》杂志创刊，诗词才进入复苏期。但当代诗词界似乎仍未对叙事诗予以足够重视。客观上，诗词报刊版面容量有限，想要发表更多作者的作品，只好对篇幅较长的叙事诗割爱。主观上，受到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似乎“诗词”就等于近体诗和词曲，“诗词”就等于抒情诗。以至于忽视乃至无视主要用“古体”写成的叙事诗。
借此机会，笔者呼吁，当代诗词界要更加重视叙事诗的创作与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扶持叙事诗的发展。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诗词全面发展需要体裁多样化。“古体诗”中的古风、歌行体，因其较少束缚，而更适合承载比绝句、律诗(包括排律)、词、曲所能表现的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更适宜创作篇幅较长的叙事诗。
（二）反映时代生活需要有叙事诗。时代风云之变幻，社会生活之丰富，能够反映新时代精神、凸显新时代特色的人物、事物层出不穷，需要有擅长写人记事的叙事诗来“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为人民而抒写。
（三）表现重大题材，争取“诗词入史”，尤其需要长篇叙事诗。党和国家表彰嘉奖的英雄模范、功勋人物，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能够引起全民关注、反映时代特征的重大题材，这些都需要由诗词界创作长篇叙事诗予以艺术再现，起到“以诗存史、以诗证史”的作用，从而实现诗词文学的社会效益，为“诗词入史”提供有史诗价值的力攀“高峰”之作。我们不能将诗词本就擅长的长篇叙事诗之功效，因自家队伍 “躺平”不作为，而拱手相让于新诗界。如果没有质量上乘重量级的若干长篇叙事诗作为“压舱石”，仅凭一些份量偏轻的诗词作品，“诗词入史”的航船可能很难行稳致远，很难让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主动积极、心悦诚服而不是经由推动、勉为其难地将当代诗词写入文学史。
近年来，诗词界对叙事诗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华夏诗词奖”，获奖作品中叙事诗的比例逐渐增加。《诗刊》社编、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我们的战疫》，所选叙事诗较多，有些是用近体诗和词曲写来，尤为突出的是以“古体”写成篇幅较长的叙事诗，占到一定比例。《中华辞赋》改版后，辟有《古风》专栏，2022年又征集80行以上叙事诗，在“新时代新叙事”专栏刊载。
先看《我们的战疫》一书中的古体叙事诗。篇幅最长的两首为北京将军诗人李文朝《中华庚子抗疫歌》（四章）和湖北青年诗人杨强的《感怀》（五章）。以下按原书排列顺序抄录作者与诗题：吉林边郁忠《逆行歌》，云南陈庆魁《宣威援鄂医疗队出征》，北京范诗银《挽臂行——致敬与病毒抗争的武汉同胞们并钟南山院士》，湖北黄金辉《荆楚抗疫吟》，福建黄丽新《赞黄可喜十八韵》，河南李太生《庚子抗疫偶吟》，重庆凌泽欣《武汉战疫题记》，北京沈华维《庚子抗击疫情记事》，湖北姚泉名《历疫记》，北京张桂兴《护士日记》，北京赵安民《（我们的战疫——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词选）编辑纪事并序》。其中李文朝、范诗银、沈华维是从全国的视角，黄金辉、凌泽欣是从湖北省、武汉市的视角来记叙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歌吟其中令人难忘的人物和事件。姚泉名、杨强两位中青年诗人，还写出了自己染病、求医、就诊、痊愈的真切感受。赵安民则行云流水般地用七言古体畅叙本书的编辑过程。所有这些，在真实记录、秉笔直书的基础上，浸润着现实生活的源头活水，默默流动着一种史诗意识，若干年后，兴许能够以诗证史。至少可以视为当代诗词队伍一次叙事诗的实战练兵，战绩可嘉。
接下来，浏览湖北诗人在第六、七、八届“华夏诗词奖”评选中获得等级奖的叙事诗。依次有王崇庆《卸甲坪土家族摆手舞歌》（六届一等奖），巴晓芳《将军碑》（六届二等奖），王宇《水调歌头•樵夫颂》（七届一等奖），崔鲲《八声甘州·春运返乡》（七届一等奖），黄金辉《父亲江》（八届三等奖）。
《卸甲坪土家族摆手舞歌》
王崇庆
四面青山耸作屏，星光璀璨月光明。熊熊篝火映红脸，土家山寨起欢腾。
敲起锣来擂起鼓，纷飞花瓣随风舞。洞箫三尺信口吹，妆出丽人多媚妩。
红裙带压稳称身，蝶上春衫花绣真。婀娜纤腰风摆柳，包头金饰束乌云。
眸含春水眉含黛，唱出情歌吐出爱。满座心潮心底生，红豆串起相思债。
木桌长长大碗排，土家妹子敬酒来。竹筒倾出香甜梦，银月春风也醉怀。
听歌击节心沉醉，浪卷涛飞歌鼎沸。卷进狂潮舞步轻，红男绿女双双对。
粗犷男儿意气骄，摆手踢踏起狂飚。女儿顾盼恁娇美，不即不离似花飘。
主人引吭客人唱，唤醒苍山歌回荡。心儿追着快乐飞，人生何苦多惆怅？
归来回味沉思久，豪气温情暖胸口。夜阑花气枕边吹，梦中还向山寨走。
《将军碑》
巴晓芳
秋日参观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复登境内十里长山“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凭吊，因成此歌。
秋风萧兮汉水粼，斜阳暮霭笼山村。披荆拨草寻旧迹，十里长山吊国魂。
碑高三丈刺天幕，牺牲周年战友铸。襄阳砖石糯米浇，铭刻上将殉国处。
当年国破战事多，大军此地抗日倭。忽报敌寇突侵犯，将军连夜渡襄河。
行前将军留一纸：“此去无生但有死。山河破碎已如斯，共赴国难吾与子。”
官兵同心凝团结，视死如归肝胆烈。中原已许千秋魂，荆襄岂吝一腔血。
南瓜店前弹如雨，阵前杀气冲天怒。歼敌三百自损半，粮绝弹尽势难补。
侍卫几番劝撤离，将军不肯退半步。手拔短剑放寒光，睥睨群狼势吞虎。
猛士血泊起又仆，敌寇凶残射复戮。将星陨落五月寒，帅旗摧折六军哭。
部属夺骸冒枪炮，身负八创遗容貌。灵柩一路过荆宜，沿途半旗民争吊。
将军魂归朝天门，军政要员黑纱迎。低头三鞠抚棺恸，万人空巷请英灵。
英魂享配忠烈祠，忠烈丛中列首席。二战盟军牺牲多，上将唯公血化碧。
夫人闻讯悲痛绝，七日不食死夫节。生死相依雨台山，从此梅花年年雪。
当年炮火云烟渺，疆场岑寂多秋草。碑前一束野菊花，慰我心中追念绕。
归途巧遇牧牛翁，自言此碑伴从小。将军高碑远近闻，年年有人来祈祷。
牛背乃孙亦学语，人牛渐远村烟袅。他年牧童又成翁，唯有此碑永不老。
六届获奖的这二首皆为七言古体诗，王崇庆叙事，巴晓芳写人。叙事的《卸甲坪土家族摆手舞歌》，先有一节环境描写，中间主体部分还注重写人，形态逼真地描写“摆手舞”这件“事”中的土家“人”，最后抒发观舞后的回味与感慨。全诗结构层次分明，表现手法以叙述为主，兼及描写、抒情、议论，使人仿佛听到《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琵琶行》的历史回响。写人的《将军碑》，以叙述身先士卒阵前拼杀为国捐躯的抗战名将张自忠为主，辅之以夫人死节、战友铸碑、后人凭吊等人物情节，有“烘云托月”之效。尤其末段写作者谒碑归途巧遇牧牛老翁及孙娃，听其说碑评人，看似闲笔，却有深意存焉——“他年牧童又成翁，唯有此碑永不老”，曲径通幽而卒章显志，最后一笔力度够大，余音悠长。
《水调歌头•樵夫颂》
王 宇
学习廖俊波同志事迹，有感而作。廖俊波微信名“樵夫”。
万壑浮烟里，百转石林中。是谁踏歌背斧，穿越雾蒙胧。攀柱凌霄镂月，扺掌山河问道，天地荡清风。瑞彩东方起，步履更从容。
斫枯木，除杂草，拔贫穷。心悬日月，不以路险忘初衷。情洒武夷山水，爱给平民百姓，生命铸精忠。历史丰碑下，八闽忆行踪。
《八声甘州·春运返乡》
崔 鲲
望站台内外涌洪流，叹一票尤难。似劳劳倦鸟，归乡情结，魂系家山。待把平安报了，任霰雪飞肩。辗转迢迢路，何计辛酸。
莫问谁宾谁主，笑城空去后，灯影阑珊。把年来折算，总慰有余钱。盼迎门，拥儿扶老，有温情入酒映团圆。吾家梦，是安居梦，种在春天。
七届获奖的这两首都是长调词，王宇写人，崔鲲叙事。所写之人、所叙之事，都是当年社会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凸现了题材、主题的时代意义。《水调歌头•樵夫颂》的主人公廖俊波，时任福建南平市副市长，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称号。2017年3月18日因公殉职，年仅48岁。他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是党政干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作者从其网名“樵夫”这个角度切入，浓墨重彩地渲染在脱贫攻坚战中披荆斩棘、追梦传薪的“樵夫”形象。这就比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地描写先进典型人物要胜出许多。《八声甘州·春运返乡》在直面弱势群体之“辛酸”、正视春运购票之“尤难”的社会现实问题基础之上，通过对打工者返乡过年的真实描写，经由“有余钱、映团圆、种在春天”等词句，透射出“灯影阑珊”背景下使人欣慰的希望之光和温情亮点。有如一幅平民社会生活的风情画，其明暗色彩把控得恰到好处。
四、叙事长诗《父亲江》浅谈
（一）《父亲江》所叙何事？
《父亲江》是笔者积淀数十年一度总抒发的文化题材叙事长诗。 此前的教科书，只说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而忽视了、很少提及长江。我在1987年8月号《社会科学》发表论文《长江流域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较早提出“长江文化”这一概念。并以“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种“大文化”的视野，从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民俗风情等领域，全方位系统性地阐述长江文化的发生发展轨迹以及与黄河文化的各自特征，论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源头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发展进程中并驾齐驱，各具特色，与其他大河流域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伟大的中华文化。
1995年，邓公南巡之后，“沿江开放开发”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海、武汉等沿江特大城市在汉口举行“长江经济文化研讨会”，我应邀在会上摘要宣讲了这篇论文，引起重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特约开辟专栏“文采江流”，连载千字散文数十篇，2002年由武汉出版社结集出版散文专著《父亲江》。2015年，在候任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期间，准备要交一份“入场券”，便在论文、散文的基础上，用诗性的构思与手法，创作了七言长诗《父亲江》，所叙之事就是从前被忽视、如今要弘扬的“长江文化”。经过多轮征求诗友意见，反复斟酌，六易其稿，将原稿300句删改定稿为282句。
（二）《父亲江》如何叙事？
一是题材的取舍。在论文和系列散文的基础上，将时代的下限由清末延伸到现代，专写了一节表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史迹。缩减了不太适合用诗表现的哲学内容，扩展了军事战争内容。
二是叙事的详略。强调了两处影响到古代尊崇黄河文化而忽视长江文化的史实:一是炎黄之战，北胜南败，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的神农部落丧失了“话语权”；二是“汉武听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四书五经皆儒术，道家扫地出庭除。”在对分别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黄河文化和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长江文化进行对比观照时，往往较详细地描写仿佛被历史遗忘的长江文化因素，同时注意到，对黄河文化不能有丝毫贬低。
三是用“一线串珠”的结构方式，统领长江文化各个领域。“我骑黄鹤越时空”“我骑黄鹤瞰长江”“黄鹤慧眼观今古”，这一主干意象在全诗的关键转折、承接处多次以不同句式出现，使全诗结构不致松散，有较为清晰的脉络联系为一个整体。
四是叙述与描写、抒情、议论的融合。拙作借鉴宋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之法，运用了“以论入诗、以诗叙史”的写作方法，从地理空间长度的横线描绘“万里长江”，从历史时间深度的纵线叙说“万古长江”，在这种纵横交织的架构中抒写“长江文化”。但诗毕竟不是散文，更不是论文，必须把对文化史实的叙述、议论，与文学的描写、抒情融为一体。长诗的题目即是一种“比喻”。黄河是“母亲河”，本就是一种比喻；那么，长江与之有所相同又有所不同，我把他比喻为“父亲江”，在诗性的艺术表达上也是可行的，并且有一定的创新性。为了把长江写得像“父亲”，我在起首二十句中，就突出描写他雄性阳刚之美，让读者感受到，他就是我们可敬可爱的父亲——
日月西行大江东，我骑黄鹤越时空。源头到海奔万里，伟岸丈夫百代雄。
冰川雪映峨嵋月，衡岳雁鸣淞沪鸿。虎跳峡中飙风吼，瞿塘峡口霹雷轰。
澎湃巫峡西陵峡，川江号子激苍穹。洞庭广，鄱阳阔，万顷揽入襟怀中。
荆江扬子坦荡荡，任尔撑船宰相胸。吞吐日月涵天地，养育儿孙腾凤龙。
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晴川旭日红。一江春水流诗画，一卷史书载始终。
中间专写一段最能体现雄性壮烈气魄的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古代军事战争：
长江天堑古难越，江水浸染英雄血。三国纷争蜀魏吴，赤壁夷陵火光烈。
周瑜陆逊皆年少，以弱胜强成大捷。五胡乱华西晋溃，衣冠南渡金瓯缺。
闻鸡起舞有祖逖，击楫中流誓决绝！金兵铁骑掳宋帝，仓皇悲戚离宫阙。
怒发冲冠满江红，精忠报国鄂王岳。纵然屈死风波亭，千古英灵永不灭！
金山女将梁红玉，击鼓抗金鸣号角。辛弃疾，陆放翁，文武诗词称豪杰。
文天祥赋正气歌，耿耿丹心昭日月。明末抗清史可法，扬州十日守城堞。
嘉定三屠无一降，大义凛然白刃接。皇室可降民不降，铮铮脊骨硬如铁。
浩浩长江育万民，巍巍中华真气节！
收尾段与之照应，还把祖国境内其他大江大河比喻为“叔伯舅姨姑与婶”，与“父亲江母亲河”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
五是转韵的安排与韵部的选定，都为内容服务，并与之谐和。拙作基本上是一段写一个长江文化的侧面，一段一转韵。写到军事，三十句十六韵，特地选用了皆韵的入声，更适合表现战争的激烈和英雄的气节。写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江流域的史实，选用了响亮的唐韵。气韵高扬写顺手了，转入经济物产、民俗风情、龙凤(呈祥)图腾、民族大家庭等不同内容，直至结尾，一气呵成，都没转韵。
（三）《父亲江》成效若何？
全诗282句以及160句节选版，先后在《书法报》《诗词月刊》发表。
30米书法长卷应邀参加“长江杯”国际书法收藏展，用特长专柜装置展览。
武汉大学罗积勇教授的评论《长江文化的史诗》在《湖北日报》发表。
长诗书法专著《父亲江》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160句节选版书法作品装帧布置于由武汉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兴建的“长江文明馆”大厅整面墙上，作长久展览。
起首20句，载于《诗刊》2020年7月上半月刊“本期聚焦·黄金辉诗词选”。
160句节选版刊发在《中华辞赋》2021年改版的第一期。
2021年获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华夏诗词奖”三等奖。
2022年5月15日
于武汉东湖之滨
作者简介：
黄金辉，男，1952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原会长，国家一级编剧。发表文艺作品500万字，出版个人专著13种。曾获“中国电视奖”“冰心儿童图书大奖”等全国奖项8次，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省级奖项10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