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次高考（散文）

刘培华

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4周年，高考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都会留下深深的印象，对我而言，更是难忘。

1974年我初中毕业回村务农。我是农业户口，只能回家种地。身份如我者，属于读了几年书回家的人，既不是“下乡知识青年”也不叫“回乡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时确实吃过不少苦，但他们和我这样的比起来还是幸运得多。于是，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地当起了农民，只是空闲时还喜好看点书，有时还学着写点东西。就是因为有这么点小长处，我就经常发个小通讯，被利津县广播站聘为业余通讯员，经常叫去办个学习班什么的。在“惹着队长干重活、惹着保管换秤砣、惹着会计钢笔戳、惹着书记没法活”的年代，我又怎么能不规矩就范呢？缘于此，我就心甘情愿在家务农。

正当我安分守己以此为业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77年冬季，邓小平积极推动，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一时间，有准备的、没准备的，水平高的、水平低的，老三届（1963、64、65年入学的高中生）的、刚毕业的，几百万人参加高考，阵容浩荡而悲壮：夫妻同考、兄弟姊妹同考、父子母女同考，凡是在范围的都想一试身手。大家都明白，恢复高考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跟所有考生一样，我也急于通过高考一举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飞出小地方，争取大出息。十年寒窗（从64年小学一年级到74年初中毕业），四年劳苦，等此一搏。按当时的规定，大学和中专是能兼报的，我义无反顾地报考中专。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季，考试时间全国统一，但试题好像是以省为单位拟就的，而阅卷似乎是在地区。成绩虽然不公布，但当时的保密还没有严格到现在的程度，只要在招生机关里有熟人是能打听到分数的，录取线也大体是清楚的。我的分数大大超过了我所在地区中专录取线。当录取通知陆续发出的时候，我还在家认真而焦急地等待。有时实在按捺不住，也走出来竖起耳朵四处打听。能够了解点情况的人好像有意回避我，慢慢地我也逐步听到村里对我考学的议论，后质询公社教育组最终真相大白。

刚刚恢复的高考政审很严格。我村书记（那时因是村革委会主任故人称张主任），对我的政审是很“关注”的，先写了我“身体有病，国家不能培养这样的人”之后，坚定不移地结论我“政审不合格”。自然，我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了，不是因为成绩不够。所谓身体有病是1974年我因胃穿孔动过手术。手术后半年完全康复。

高考落榜，与再上学擦肩而过，当时，很失落，很绝望。那年，我村同考的3位考生只有发小薄学锋考中烟台水产学校，看到他在家长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去烟台上学时，我几乎绝望了。因为政审被刷下来了，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恢复高考首批录取之后不久，有关方面发文1978年7月继续招生，两次招生之间只有半年之隔。1978年的春天来了，虽初暖乍寒，但毕竟绿回大地，各种花朵也次第开放。虽有“三进考场不灰心”之信念，但我也不能坐以待毙。我找到村书记，挑明了我参加高考没被录取是大队政审的原因，主任除支支吾吾予以否认外，剩下的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了。其实我也知道，居人矮檐下是不能不低头的，胳膊再硬是扭不过大腿的。我对继续参加高考是坚定的，但请求主任日后开恩的语言也是真诚的。主任的语言也很温暖，说青年人要有志气，上大学是好事，在家务农干出成绩也不是没出息。这时离7月的高考还有不到4个月。

人们说春天是容易让人发困的季节，而1978年春天的我却格外有精神。与我遭同样命运又再次备考的王学理当时在村里是赤脚医生，卫生室与大队部毗邻，是单独的房间，有办公的桌椅。劳动一天后，晚上我们就来这里挑灯夜战复习备考，疲惫了就在地上铺上褥子和衣而卧睡一会儿。说实的，有时是要通宵达旦的，毕竟白天的劳动强度并非很大，但夜晚的复习必然继续。那段时间边劳动边复习确实很疲劳，但对备考的我们来说太无所谓了，我很知足、很充实。他文科棒，我理科强，我爷俩（我们是发小，有表亲，他叫我表叔）相互学习辅导，取长补短。

那年，我是在大队的“场院”里劳动，集中收获庄稼、打晒收藏粮食、圈养牛羊、管理生产工具等。我干得好好的，大约是1978年过年初几的一天，我正吃早饭，很少到我家串门的村主任突然来了。他告诉我说，过了十五要我上伕，去永新河（草桥沟）水利工程。我在复习的关键时期，不愿意去，但我不能说影响复习啊。主任说完就倒背着手走了。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眼睛模糊了。我需要过政审关啊！正月十六，我卷起铺盖卷，推上我的独轮推车，捎上我复习的课本和资料，和全体社员一起驶向30里开外的永新河工地。 

在工地上，一天呆15小时左右，纯劳动时间接近12小时。对精壮劳力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对瘦小单薄身躯的我简直就是摧残了。

活是累的，说不出的辛苦和辛酸，但夜晚我还是坚持在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下复习，没了煤油就偷偷到“伙房”里去要，忙饭师傅怕让队长看见。用过几次后，忙饭的师傅说队长知道了嘱咐过不让给你们，不然会挨批。之后就再不给了。难办的是打煤油要到好几里路外的供销社去买。白天高强度体力劳动，晚上拼命复习功课看书演算习题到深夜，想再多背一点，多做一道题，第二天不到6点就起床。太苦太累……由于过于劳累，体力脑力透支，有些难以支撑，曾有段时间想放弃。第一家庭条件不怎么好，我实在不忍心为了考学继续让父母辛劳供养；第二我已经初中毕业，也差不多了，读书到此吧；第三我也过了十八岁，该自己承担所有了；第四认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有莫强求。

当时，我大哥也在工地上，父母姐姐家人得知我情绪波动，捎话给哥，哥看到我如此煎熬，时常劝导：“你不用那么拼，咱也不用担心，还有很多路可走！”因为他们的开导，我渐渐调整好心态全力以赴！父亲读过私塾，多少有些“家学渊源”吧，鼓励我不要放弃，翌年再考。还搬出了他著名的“蚯蚓理论”：做人不能学蚯蚓，光知道往松土钻！

再次进入备考状态，好多复习题不会，我心急如焚，非常地焦虑不安，无数次想过放弃，又无数次咬着牙说服自己努力坚持。利用所有的零碎时间背书做题，强制自己每晚必须弄懂一个知识点，逼自己查漏补缺不擅长的科目……闻鸡起舞，挑灯夜战，习以为常，工地宿舍两点一线枯燥乏味，坚持着忍耐着，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直到最后的那一刻，战胜自己，赢回梦想。

有一天晚饭后已经天黑掌灯了，我趴在地铺上看书，队长坐在我“铺头”说：沟越掘越深，靠人拉钩已不行了，咱主任给送来两头牛，你明天就不用再推车了，就牵牛拉钩吧。沟挖到2米多深了，坡度长有十几米，两边很陡，换成用牛拉钩很省力了，比推车更是轻松百倍。晚上复习信心倍增，动力十足。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一直到工程完工，大约有两个月，而此间我用之于复习的时间一天累加不少于5、6个小时。办学习班的通知一直没来，我也乐不思蜀了，在这里复习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充裕，而且引不起特别注意。  

水利工程直到麦收才结束，回家过完麦秋，我参加了公社教育组组织全乡备考人员举办的培训班（当时称补习班），就这样我又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同时，与老伴相识相恋收获了爱情。

从我家到陈庄公社考点有6-7公里，我和同村好友骑自行车去赶考。那天清晨，我紧张又兴奋地平生第一次踏入利津二中的校门，走进考场，深呼吸，提起笔，开始书写上学十年学习生涯的答卷。

高考过后迎来了揪心的等待。等待的过程最难熬，很想马上知道结果，又害怕知道结果。当时高考信息来源面较窄，只有等待！

那年秋天，我在离家很远的水利工地干活，有人去公社回来捎回了录取通知书。我姐姐跑到工地，举着《录取通知书》上气不接下气地高喊着“安民考上了！安民考上了！”

当我拿过通知书时，一蹦三尺高，扔下铁锨，情不自禁地举着喜报欢呼起来：“噢，噢，我考上了！”高兴得在田野里奔跑起来，一路小跑跑回了家！

梦圆，平复了第一次高考的沮丧和不甘。那时刚恢复高考招收的学校和学生都少，录取率没有现在这么高，那年俺村同时考出去俺俩，王学理（原东营市二中副校长）考取山东师范学院（今山师大），他考的是大专，我考的是中专技校，全村为之高兴。为此，两家轮流摆桌请全村人喝酒吃饭庆贺，外村亲戚六人也都来家祝贺。那些天，我们家比过年还热闹高兴！父母多日愁苦的脸也笑得皱纹都舒展开了。

入学前，母亲给做了里外三新的被褥，我跟娘要钱自己买了心怡的草绿色军装褂子，深黄色条绒单裤，置办了全套行李。我大哥还专门去县城为我买了一双皮鞋，为此，入学后而失去了享受国家助学金的资格。但我不后悔，一直穿到毕业。

1978年10月13日，我揣着录取通知书，家人送到乡村长途汽车站点，我背着母亲准备的被褥行李，提着帆布行李包，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当时唯一一趟到淄博张店的长途汽车。

自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成之 

辛丑孟夏写于黄河入海口鸣丁书屋 

作者简介：刘培华，笔名：乡隐居士，57年生，利津人；中国散文学会、中国煤矿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东营市作协会员，《东营日报》特约记者，《利津商业史话》编委，《中国乡村》杂志散文室编辑。作品发表于各大报刊和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