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敌人：文明的衰败，从语言开始
文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刀尔登
语言和文字的诞生，是人类步入文明的超级事件。然而，关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东西方都有着令人疑惑不解的历史传说。
据中国古人传说，文字始祖仓颉“天生睿德，四目重瞳”，能够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他成功创制文字后，“天雨粟，鬼夜哭”，黄帝也对他荣宠有加。
有人认为，天降粮食是祥瑞，鬼夜哭是因为人类主宰了世界。也有人认为这是天大的凶兆：鬼夜哭是因为人心将变得诡诈，老天怜悯众生，于是降下粮食让人预备饥荒和战乱。（《淮南子·本经训》）
据西方人传说，人类语言在很久以前是统一的，人们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后来，人类企图建造通天的高塔，以此宣扬自己。这种自比上帝的狂妄惹怒了上帝，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流散、分裂。
有人认为，上帝的专制和蛮横阻碍了人类的进步。也有观点认为，上帝拯救了人类——语言助长了人类的狂傲，倘若任其发展，人类将会毁灭自己。（《创世纪》11章）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天赋能力之一。文字，更被视为一个族群“进入文明”的首要标志。语言和文字，通常被合称为“语言”。
尽管对语言的前途充满争议，但几乎所有伟大思想家都坚信：语言具有强大的威力，并且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
语言即力量。人类是社会生物，语言是交流、记忆的基本工具。语言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能力、协作效率，使物质越来越丰富，使知识和经验能够积累、碰撞，促成了文明的扩增和传承。
语言即思想——语言是人类真正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属性。只有人类能用语言描述内心、构建观念、预估未来。
一部语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
在历史上，一种语言最发达的时期，就是一个文明最繁盛、最辉煌的时期。例如中国的先秦百家、唐诗宋词，阿拉伯的“百年翻译”，以及拉丁语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空前繁荣……
相反，文明衰亡的症状和病因，通常是“语言腐败”导致的观念落后、道德堕落。历史，从表象看，是财富的创造与毁灭、权力的扩张与限制史，但从内在机理看，一部文明史，就是“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史”。
1.语言即真相——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词汇和概念，导致语言丧失最基本的交流功能。人们的生产、协作越来越艰难，冲突的几率却越来越大。渴望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们，常常以善的名义作恶、以鲜花铺满通往地狱的道路。
2.语言即权力——帝王、君主为了维系道统，删字减句、搞乱语法，导致语言丧失记忆功能，知识的扩散和传承陷入绝境。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文脉断绝、文盲遍地。当语言“紧缩”，思维被禁锢，和平年代，民众就会退化成愚民、顺民，动荡年代，便升级成暴民。
3.语言即审美——空洞、粗鄙的语言一旦泛滥，导致语言丧失了思辨、审美的功能，人们活得越来越浅薄、粗俗。例如，“政治正确”泛滥的时代，语言非但没有“紧缩”，反而更加“通胀”，结果“美盲”取代“文盲”。
当语言腐败借由无孔不入的现代科技浸入社会与生活的每个角落，就连最睿智的人也很难意识到：它给人类大脑装配的虚假知识、剧毒观念，妨害了正常的逻辑和决策，摧毁真伪、善恶等基本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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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语言腐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比如，在西方世界，“自由、平等、社会”等公共词汇，被严重污染了至少一百多年。
比如自由，几乎是所有现代思潮都认同的基本价值。但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为了和那些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政治正确”划清界限，不得不以“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示人。
语言腐败同样充斥于市场、教育、审美等领域。这些最常用的基础词汇，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却经常被误用、滥用，而人们竟然浑然不觉，甚至推波助澜：
因为无法分清“真正的市场”，造成对经济增长、贫富差距等现象的错误归责，结果在追求“平等”的道路尽头，换来普遍贫穷的噩梦；
因为不能辨明“真正的教育”，导致以标准答案的灌输替代独立思考，直到“恨的浇灌”扼杀“爱的种子”。
因为不懂鉴别“真正的美丑”，结果“专制主义审美”“工业主义审美”“媚俗主义”大行其道……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当我们交谈的时候，我时常感到需要把词语从我们的交谈中抽离出去，送去清洗，清洗干净之后，再送回我们的交谈中。”我们总听说，当下最需要的是常识，然而，当表达市场、教育、艺术这些领域最普遍常识的语言被腐败的时候，“清洗”词汇比空谈常识更重要。
▌“四战之地”的市场——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
如果给“语言腐败”排个序，“市场”一定位列前三。
每当出现商品的质量、价格，劳动的时间、薪资，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人们都要把“市场”拖出来痛打一番，然后开出“万能药方”：“有必要加强对XX市场的监管！”似乎问题和灾难都是市场带来的。
大众不懂经济学，习惯用情感代替理智、用情绪代替分析，尚情有可原。但是“市场”一词被腐败，根源却是在知识界。
学者们经常为“市场是否公正”、“市场会不会失灵”吵得不可开交，却很少有人愿意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市场”？
自亚当·斯密开创市场分工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市场”一直是“私有产权+法治契约+企业家精神”的缩略语，世界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首功非“市场”莫属。
然而，随着各种“不平衡”的发展、激化——国内不同阶级间的贫富悬殊，国家间显失公平的财富转移，“市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始作俑者。
围绕“市场”的定义，20世纪最激烈的交锋，来自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VS以兰格、凯恩斯为代表的“干预主义”。
前者不断从新的视角、新的范式，捍卫“市场”原有的定义。后者在解释危机、为危机开出药方的过程中，变相地重新定义了“市场”——从“市场失灵”到“市场万恶”，从“干预市场”直到更极端的“消灭市场”。于是，更大的危机、灾难也随之而来。
经济衰败的历史，通常是“市场语言”腐败堕落、社会混乱不公的历史。而经济繁荣的历史，一定是“市场语言”正本清源、社会公正有序的历史。
经历了一系列的萧条、饥饿和战乱，“市场”在20世纪下半曾被短暂地正名。私人经济得以从强力的抑制中被释放，缔造了几十年的繁荣与和平。
然而，经济危机、治理灾难，仍在周期性地发作。作为危机的前兆和病征，“市场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一直贯穿始终。近些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反市场观点，即是明证。
市场经济理论成型于西方，作为舶来品的“市场”在中国语言中本来就“先天不足”，当今国人的经济生活尤其处在“四战之地”：
中国的市场经济者，既要将西方学界从19世纪开始腐败的“市场”概念洗涤干净，又要直面本土传统中强大的反市场力量；更艰难也是更亟需的，是站在斯密、哈耶克等大师的肩膀上，在中国语境下解释清楚“经济繁荣和衰退、创新产生和消亡的真实原因”——经济学家朱海就的《真正的市场》一书做到了。
阅读《真正的市场》，以及张维迎教授在本书中的序言，不难发现在中国，“市场”的“语言腐败”至少来自四个方向：
1. 实证主义成了经济学的“新上帝”，“市场”日趋数学化、工具化；
2.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成了“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而非有创造性的行动人。
3. 在主流语境中，市场成了问题的“制造者”，干预主义、福利主义则成了“拯救者”。
4. 经济学家比政客更关注财富的“分配与交换”，但是对财富“从零到一”的产生过程，几乎无人问津……
一个词汇需要一本书来谈“真正”，可见其本意已经腐败到了何种地步。但这本书的意义，还不止是“回归古典”。
在《真正的市场》中，朱海就老师沿着米塞斯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人的行动》所奠定的思想地基，提出了重新理解市场的“行动—规则”新框架，对以上污染市场的语言腐败，实现了一场釜底抽薪式的“反腐败”。
借助朱海就的新框架，经济繁荣的衡量标准坚定又清晰——繁荣的表现不是货币，而是丰富、便利的商品和服务。
张维迎教授说：“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真正的市场》一书，无疑是朱海就老师履行天职的证物。在市场派学者眼中，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要解决本国市场的“应用场景”，也应该阅读本国市场派的“基础性原著”。
什么是真正的市场？朱海就的回答简单而又深刻：有助于个体幸福不断增进的市场，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市场”。
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朱海就老师说：受错误思想影响，人们会误把虚假的市场视为真正的市场，走在“通往虚假市场之路”而不自知，这对任何一个渴望幸福生活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
▌真正的教育：普罗米修斯，而非工程师
如果说市场关系到文明的物质基础，教育则维系着文明的延续。人类的知识经验、专业技能、道德信仰，都必须依靠“教育”来传递和累积。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文明的传承体系——教育，究竟多么脆弱。人类的每一个“思想的黄金年代”，都是对发现并遵从“教育”真谛的奖赏——原创思想涌现、文明侥幸胜出。
中国的诸子百家，与古希腊、希伯来的先贤一起，构成了人类第一个思想大爆发、大繁荣的“轴心时代”。当时全世界的教育，几乎都是少数先贤引领“精英教育”的代名词。
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那个匮乏、动乱的时代，他们的思想能够长成并得到传承，本身就是极大的奇迹。
孔子在政界屡屡挫败，无奈转而著书育人，他的学生成了各界精英。孟子三岁丧父，但因母亲和师长的培养，他成为一代大师。汉语的“教育”一词，就是出自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然而秦之后，诸子百家，定于一孔。教育，也沦为了维系“三纲五常”和统一思想的道具。
在西方，古希腊三贤之一的苏格拉底认为，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启发、引导，教育家就像“产婆”。西方的“教育”（educ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为“引出”。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明的代表。随着希腊、罗马的灭亡，其文明几乎断绝。所幸，基督教的兴起和阿拉伯的“百年翻译”，才保留了文明火种，再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西方文明浴火重生。
事实上，工业革命诞生前的精英教育，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平民缺少机会”，而是传承单薄、极易断绝——有多少伟大的天才和成果，被戕害，被埋没？
另外，由于“精英”承担着传承文明的重任，因此漫长的岁月里，教育几乎都是天才引领的“通才教育”。例如阿奎纳、达·芬奇、牛顿、徐光启等人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谈。以此为背景，中世纪欧洲建立了传承至今的“大学”体系。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生物。任何时代，教育家都承担着“传承人类存在意义”的重任。
但自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和知识都呈爆炸式增长，“分工”也越来越细。教育却出现了的空前复杂的“现代性困局”：
1.受教育不再是精英的特权，平民教育发展壮大。教育工具化、实用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距离“真理与爱”的本意越来越远。
2.学科研究越来越细化，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通才教育几无可能。
3.科学理性取代宗教习俗，成为智力和道德的权威。人文素养、道德伦理极速萎缩，文明秩序面临崩塌。
就连曾备受推崇的“欧美现代教育”，如今也深陷政治正确的泥潭：变性人、黑命贵、白卷英雄等现象，在大学校园愈演愈烈……
1840年以来的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中西交汇、传统与现代的缠斗，意外造就了两个教育的黄金时代：“中西合流的民国”、“新启蒙的1980年代”，中国人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奇迹、文化繁荣。
另一方面，受制于世界格局与国内政治的变迁，教育的“语言腐败”，也成了扼杀教育的工具。例如受进化论、计划思维的影响，教育一度成为“改造人性、培养螺丝钉”的系统工程。这与先贤所期望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南辕北辙。
可见，教育问题不单单是“现代性”的问题，其核心命题也不在于“东西方差异”，而是“真正的教育”的丧失。
如果说绕开企业家谈“真正的市场”，是上演一场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那么，离开教育家谈“真正的教育”，犹如打一场没有指挥官的大战。对教育的哲思，古今中外，已经非常多了，但对教育家的讨论，在国内还只是偶尔破题。民国时代的蔡元培，80年代的刘道玉，因何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风骨与担当：“不媚俗、不媚权”是教育家的标配。
为争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愿意“三顾茅庐”，但面对北洋政府的达官贵人，蔡元培却不卑不吭；学生野夫身陷囹圄，刘道玉不惧压力风险主动探监合影，但是当遭遇列车上的“霸座事件”、撤职后的“召见事件”，刘道玉都不畏权势。
——甘为人梯，甘作绿叶的“专业技能”：教育家的专业技能，不是学科能力，而是发现人才、保护人才，敢为人才之梯、甘作学生绿叶的愿望和能力。
渴望成为焦点是人性最大的诱惑，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冲动，是教育家最大的挑战。一个人不懂得谦卑，不甘成为绿叶，或许会成为学科专家，成为英雄，但绝不会成为卓越的教育家。
最好的教育是“青出于蓝”，让学生百花齐放；最失败的教育是“虎父犬子”，自己占据顶端优势。因此，天才本就少有，但教育家更稀缺。
蔡元培本是民国时代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却甘愿投身教育，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创造最好的环境。刘道玉的梦想是成为“诺贝尔式的科学家”，但在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折时刻，他毅然放弃了学术理想，接受任命执掌武汉大学。
刘道玉爱才如命，极尽谦卑，提携并保护了杨小凯、易中天、赵林、邹恒甫、野夫等一大批杰出学者。88岁高龄的刘道玉的新书《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其中一章的章名，就是“爱生如子”。刘道玉说：没有爱，就没有成功的教育。
——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再好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通过制度改革变成常态，只能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推动制度变革，需要的又是另一种“智慧”：不但要触动既得利益，还要清洁“污染了灵魂”的教育语言。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刘道玉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他开创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他独创的插班生制，今天甚至无人能延续。正是刘道玉的个人魅力，以及正本清源的制度改革，才有了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奇迹。
了解中国改革史的人，无人不知刘道玉，关心中国学子命运的人，也无人不知刘道玉。刘道玉被誉为“当代蔡元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野夫在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时说：他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真正的审美：三个“敌人”与三个层次
从语言的视角观察人类文明，大致有三个痛苦的进程：
1. 运用理性、科学的语言，祛除愚昧和迷信；
2. 运用人文关怀的语言，满足人的自由和创造；
3. 倚靠神性、信仰的语言，寻回人的敬畏和谦卑。
其实，贯穿其中的“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是一场场审美的战争：真理是美的，但愚昧的人弃绝真理；自由是美的，但奴性的人痛恨自由；谦卑、良知是最高的美德，但狂妄的人杀死了上帝……
语言腐败对“美”的戕害一直存在，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当语言腐败篡改了“美”的定义，败坏了我们的鉴别能力，那么一切“美”都将化为乌有，甚至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审美有三个众所周知的“敌人”：
媚俗主义审美，消解人的思考；专制主义审美，扼杀自由的人格；工业主义审美，让人成为肉体的奴隶。
纳粹美学：当世间只有一种美，它一定是丑
翁贝托·艾柯在《美的历史》中说：“美通常是善的代名词，是人类同理心的直观体现……一件美好的事物，拥有它会使我们快乐，即便无法拥有，鉴赏它仍然让我们愉悦”。
与市场、教育有所不同的是，美还是一种很难言说的体验。提升审美，需要抵抗审美的三个敌人，但更需要删除“功利”，打开那些天才艺术家的作品，通过日积月累的鉴赏、体验，提升审美能力。以现代文明的起源、人类审美最高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们为例，分别体现了审美的三个层次。
1.科学理性的伟大创造
欣赏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如同进入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溢出画外。50多位杰出学者，代表着古代文明中七种自由学术：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
达·芬奇被誉为“天才中的全才，全才中的天才。”除了绘画，他还精通数学、哲学、音乐、医学、生物学、地理学、工程学……他探寻的世界真相，体现在其作品中，使每一幅画作都充满了科学精神。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手臂上的凹陷，只有翘起小拇指时才会出现，令今天的解剖学专家惊叹。（参阅“文艺复兴大师”系列）
米开朗基罗--《摩西》
2.人性光辉的绽放
莎士比亚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在文艺复兴之前，宗教画中的圣母形象，通常是呆板苍白、消瘦痛苦、僵化神秘。但是在拉斐尔笔下，圣母的形象恬静、安祥、慈爱、秀美，甚至还带有淡淡的妩媚，充满了人性的真实。
卡拉瓦乔的风俗画题材丰富、细腻灵动，色彩丰富浓厚，他尤其擅长以光暗表达冲突和戏剧性。在《女占卜师》中，吉普赛女郎故弄玄虚、狡黠试探的算命者形象，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画中少年的形象，源于追随卡拉瓦乔的年轻画家马里奥。这些市井题材的生活画非常超前，100年内被临摹了无数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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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大师》书影
3.文艺复兴是神性的复归
在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中，基督在宝座前审判万民，但画中的圣徒全都赤身裸体。礼仪总管切塞纳向教皇告状：“这些人都光着身子，这可是您的礼拜堂，是个高贵的地方啊，改成澡堂子倒很合适。”
其实，米开朗基罗的这幅作品，既展现基督完美的人性，又仰望基督完美的神性；他着意刻画全知者的能力，但并不以为人无所不能。壁画揭幕后，轰动罗马城，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永恒、全能、伟大的象征。
面对如此恢弘博大的场面，不知有多少国王和教皇下跪。就连人文巨匠歌德，也不由自主地被震撼，他说：“没有去过西斯廷礼拜堂，就无法了解人的能耐有多大。”
坊间流行一种说法：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之所以拍出天价，是因为“数量稀缺、不可再生”。但事实是，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一张画作的价格，通常等于一座贵族城堡。因此很遗憾，鉴赏它们，一直都是“贵族独享的奢侈体验”——所幸，近些年引入国内，迅速成为很多家庭艺术馆的“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系列，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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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中收录的《创世纪》组图
在欧美世界，这套书可以作为奢侈品直接去银行贷款。但从“还原审美原来的样子”的视角看，《西方文艺复兴大师》的最大价值还不是奢侈品的制作标准，而是艺术类图书最缺少的两样东西：
（1）书中2000多幅画作，来自全球100多家博物馆、收藏机构的真品实拍，最大限度保持了大师作品原貌。
（2）除了大师画作、手稿，还辅以意大利最顶尖的艺术评论家对五位大师作品的解读与评论，不仅帮我们真正看懂每一幅画，更是以大师的画作为例，带我们感知审美的三个敌人和三个层次。
▌抵抗语言腐败，捍卫“身边的文明”
维特根斯坦曾说：“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本质，都是语言问题，因为只有当一个问题能够被语言描述，才能被人类理解，它才能成为一个真问题。语言的边界，就是人类认知的边界。”
一个人、一个族群，怎样表达，就会怎样思考，怎样思考，就会怎样行动。语言是人类文明最底层的逻辑，是我们认识自己、适应世界的基本方式。然而，当人类迈入“现代”的门槛之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充裕，以语言为核心的精神力量却日渐萎缩，甚至严重腐化。
想要成为一名“抵抗语言腐败”的行动者，首先要成为纯正语言的收藏者和传播者，让自己周遭的生活环境得到切实的改善。市场、教育和审美，是文明的刻度和风向标，也是思想市场中最脆弱的三个观念，更是距离每个人最近的文明。捍卫这三个词汇的本意，对于文明的传承和创发，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苍山夜语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启发本文写作，并在本文多次引用的“抵抗语言腐败，捍卫身边的文明”三书：朱海就老师《真正的市场》（亲笔签名书）、刘道玉《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以及《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系列作品。
──选自苍山夜语 2022-06-07 08: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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