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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作品《人生》
当代著名作家路遥被誉为“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在他的成长历程中，陕北的三个地方对他至关重要：榆林清涧县，是他的出生地；延安延川县，是他的成长地；延安甘泉县，是他的创作福地。而对于甘泉，路遥情有独钟，称它为“亲切的小县城”，并充满深情地写道：“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要透过车窗深情地瞭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得一阵阵发热。”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至90 年代初期，路遥多次来到甘泉采风和创作，其代表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第三部，都是在甘泉县城完成。路遥曾多次表示，甘泉是他创作的“风水宝地”，这里铭刻着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陕北的胸怀是博大的，她就好像一位贫穷而又乳汁丰富的母亲，无论怎样幼弱的芽儿漂泊到她的怀里，她都会以无限热诚的爱接纳它，随着幼芽的长大、成熟，就会远离陕北，飘向全世界，但是母亲却永不知抱怨，这就是陕北，就是陕北大地，就是陕北灵魂！路遥作为陕北大地走出去的忠实儿子，他的灵魂和生命化成的全部创作，已经与生养他的亲爱的土地融为一体，并将永世长存。为全面了解路遥在甘泉的创作情况，还原路遥的代表作《人生》的写作过程，2021 年笔者来到甘泉，遍访路遥的朋友、相知，包括甘泉道镇公社书记高应才、甘泉作协主席崔喜奎、甘泉文联主席刘虎林、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毕醒世和杨子民、甘泉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支书石存库、甘泉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手艺人吴春娥、甘泉县司法局干部董培华，并采访已故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弢之子张哲、已故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张畅之女张轶弢、旅居西安的陕北知名书法家马治权、西安电影制片厂知名导演何志铭，通过他们的回顾讲述，笔者力图重现20 世纪80年代初那段难忘的理想岁月和可敬的陕北人们，以此向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伟大创造精神致敬。
路遥给朋友的签名
《人生》开笔：张弢甘做人梯
路遥坎坷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许多热忱的陕北朋友，他在生命垂危时说过：“在我的人生岁月里，遇到过许多真诚朋友，为我做了许多事，可我还没来得及报答，就不行了。”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语道出了路遥对于朋友们的感念和愧疚，而在这些朋友们中，来自陕北甘泉的好友张弢对路遥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创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弢（1946—2010），原名张芳学，生于陕北米脂县城南关，米脂中学1964 届高中生，1968 年延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1969 年参加工作，曾任甘泉县创作组组长、文化馆馆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1983 年调入陕西省文化厅，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84 年调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88 年远走海南工作，1995 年回归西影厂，并在此退休。张弢于20 世纪70 年代活跃在陕北文坛，是80 年代延安地区仅有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三名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马兰花》、大型戏剧《风流怨》等作品。路遥与张弢的友谊，始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1975 年路遥还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张弢作为知名作家来延安大学举行讲座，二人一见如故，路遥被张弢的文采和口才折服，张弢认为路遥是文学上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
此后，路遥多次到甘泉采风，每次都找张弢帮助。那时候，对年轻的路遥来说，张是一个令许多人心里温暖的名字，一个热忱无私的好朋友，一个甘心情愿为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艺术家充当人梯的仗义大哥。路遥来到甘泉县城，张弢跑前跑后，为路遥安排食宿，营造理想的创作环境。1979 年，路遥创作的两篇短篇小说《青松与小红花》《刷牙》，就分别发表在张弢主编的文学杂志《泉》的创刊号和第2 期上。1981 年7 月，路遥经过两年的酝酿和思考，准备创作一部反映陕北农村青年生活的小说，于是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来到熟悉而亲切的甘泉。这次，路遥是应张弢的邀请，先住在甘泉美水饭店，接着张弢把路遥的情况报告给甘泉县委书记乔尚法、甘泉县长魏延平，乔书记指示，让路遥入住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就这样，路遥住进了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后院29 号窑洞。这座三孔连套窑洞是最高级别客房，平时用来招待省地领导，路遥住在这里，不但食宿全免，而且每天提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县委领导还安排招待所所长白桦，服务员李兰英、拓常秀一起照顾路遥，由于路遥的生活作息习惯是昼夜颠倒，深夜12 点招待所厨师高东巨、付文智还要给路遥做夜宵。这时，张弢已升任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派宣传部的通讯干事毕醒世接待路遥，每天帮着路遥收集报刊、整理稿件，还有一位宣传部通讯干事杨子民，负责照应路遥的日常生活。张弢一有时间就来招待所看望路遥，关心路遥的写作进展，每当路遥写作疲惫了，张弢就拉上路遥到自己家里，因为张弢的妻子赵平华做的一手好茶饭，而路遥一生嗜好陕北饭食。饭后，两位真心朋友就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谝闲传”（陕北方言：闲聊）。张弢人生阅历丰富，熟知陕北民情风俗，并且口才惊人，既能谈天说地，又能段子频出，常常妙语连珠，路遥的许多灵感火花，就是在这些放言无忌的畅谈中迸发出来的。一次，路遥与张弢闲聊，张弢谈到妻子曾对自己说过：“我看到你，比看到我爸我妈还亲。”路遥的心灵猛然被触动了，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人生》里：
巧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加林手里，亲切地看着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然后手和脑袋一起贴在他肩膀上，充满柔情地说：“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
张弢不仅在创作、生活上关心路遥，还引荐路遥结交了一些朋友，其中，高应才（1941—，时任甘泉县道镇公社书记）对路遥的创作做出的帮助最大。1979 年，在张弢的介绍下，路遥与高应才见面，高应才对出身贫苦、才华出众、抱负非凡的青年作家路遥赞赏不已，路遥也很欣赏这位陕北佳县苦娃出身、平易近人、任劳任怨的乡村干部，用高应才的话说就是：“我和路遥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这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高应才在家里为路遥过30 岁生日，当天晚上甘泉县“四大名人”张弢、张畅（1943—2004，时任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刘亚华（1944—2011，时任甘泉县文化馆摄影干部）、高应才齐聚一堂为路遥庆祝生日，让路遥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从此以后，路遥每次来甘泉，总是到县城找张弢帮忙，下乡找高应才相助，路遥亲热地称呼高应才为“高老兄”，高应才称呼路遥是“路老弟”。
1983 年，路遥在讲话《东拉西扯谈创作（一）》中回顾《人生》的创作过程时说：“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磨掉，再也不愿想它。八〇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这段话，道出了路遥当时高度投入而又备受熬煎的创作心态。1981 年，路遥就带着这种创作心态来到甘泉投入写作，毫无疑问，他需要朋友们的热情帮助。
路遥住进招待所后，高应才常来看望路遥，路遥也逐步了解到这位高老兄的苦难经历：1941 年，他出生在陕北最穷苦的佳县乌镇紫圪堵坪村的农家。家里九个兄弟姐妹，他是长子，从小就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受苦和流浪，讨过饭，吃过糠，在苦水中挣扎着成长。1955 年，他才进校读书，两年半就读完小学。1958 年大，还是初中生的他写下一首诗：“东方巨龙震天吼，三面红旗照九州。层层堤田绕山头，玉米高粱天上收。”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震撼了整个佳县，他成了全县皆知的诗人。然而，贫苦的家境迫使他初中毕业后，放弃了文学的梦想，先是到农村小学当教师，接着为改变命运于1960年参军。1969 年他从部队退役后，转业到甘泉成为一名地方干部，要强上进的他凭借着脱皮掉肉的拼搏精神，连续取得了1974 年甘泉县“桥下公路大会战”、1980年道镇公社“万斤粮万元户村”等突出政绩，成为受当地老百姓拥戴的干部。路遥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股不认命、不服输的陕北苦娃奋斗精神，而这种改变命运的精神，正是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特质。于是有一天，路遥向高应才提出：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主人公取名为“高加林”（高，取自高应才的姓氏；加，谐音高应才的籍贯佳县；林，1979 年高应才担任甘泉县林业局副局长，同年路遥和高应才结识），并征询高老兄的意见，高应才欣然同意。
主人公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接下来，路遥就为寻找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而陷入深思苦想，高应才得知，便向路遥推荐甘泉县供销联社主任段英富家的儿媳吴春娥，认为“平时看上去，是稳稳当当的一个人”。征得路遥同意后，高应才带着路遥到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找到段英富家，落坐下来，陪同见面的还有六里峁村支书石存库。与此同时，热情厚道的主人家儿媳吴春娥，昨天接到大队的通知，说有干部要下乡，派饭安排在他们家，便忙着炖羊肉、烙饼子。关于当天的情景，笔者采访了吴春娥，现将她的口述内容整理出来，公布如下：
我是1960 年生在甘泉县东沟乡茅家庵村，家里八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因为家里穷，我爸又有病，我14 岁就不上学了，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好着呢。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花馍，那时就有人上门给我说亲，介绍的有八家，最后我爸看上了我们掌柜的（陕北方言：丈夫）。我爸说：“这是个老实娃娃，走路一步一个坑。”实话说，我们掌柜的是一个非常善良、老实的人，但我当时心里一满的（陕北方言：非常）不乐意。我17 岁出嫁到道镇公社六里峁村，娘家和婆家就隔着一条洛河。”
路遥来我家时，我只知道干部要到我家吃饭，羊肉是大队给的，我烙了些饼子。当时他们几位在窑里炕上坐着，高书记出来对我说：“小吴，你盛上一碗，给路遥送去。”我端着碗进了窑，双手递给路遥，他接过碗，看着我笑了一下。我接着就出去了，那时我生了二儿子，还得给娃娃喂奶。
他们吃完了饭，路遥从炕上下来，走到我跟前，问我：“你上过学没有？”我说：“上过小学。”他接着问：“《陕西日报》《延安日报》，你能看懂吗？”我说：“看过，我爱看书。”他又问：“婚事是大人决定的，还是自己谈的？”我说：“是大人决定的。”正说着，家里的猪叫了。路遥问我：“喂猪吗？”，我说：“喂的。”看得出，他是一个朴素的人，说话堂堂的（陕北方言：文雅）。临走时，他向我伸出手，我都不好意思跟他握手，只觉得他是个作家。
《人生》出来以后，高书记跟我说：“小吴，你知道吗？《人生》的作者，就是到过你家的路遥。”当时我们都在传看这本书，我也从朋友那里借到一本，看到巧珍出嫁那一幕，我感到这简直就是在写我的，把我的心事都写出来了，我觉得作家就到我的心里走了一圈。第二天我们掌柜的看到我眼睛哭得红红的，问我：“春娥，你咋啦？”我不说话，因为我觉得《人生》里的马栓（刘巧珍丈夫）像他。我三妹吴凤莲也来找我，对我说：“二姐，我咋觉得这本书是写你的？”我三妹也跟巧玲（刘巧珍妹妹）一样，大学没考上，到乡里来当医生了。再到后来，我知道路遥去世了，我心里难过了好久，心想这么好的人咋就走了。
这位美丽、善良、心灵手巧、勤劳能干的陕北好婆姨吴春娥，就是直接启发路遥的创作灵感，塑造出《人生》中的女主人公刘巧珍感人至深的美好形象。也许，在现实生活里，刘巧珍的原型不止一位，诚如路遥所说的那样：
像巧珍这样一些妇女，有人认为你是不是在农村就遇到过巧珍，我回答说，不是，她就是整个陕北劳动妇女的一种形象，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样。……我的目的就是写得叫人们爱她、同情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这就是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么一种形象，漂亮、美好、不幸。
这番话道出了路遥的心声，他曾说：“我写的刘巧珍，是长期的感情积累，她说不上是谁，也可能就是我所有故乡的姐妹们。写巧珍时，我很激动，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哭流涕，把笔都从窗户里扔出去了。” 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最亲密的四弟王天乐讲过：“只有他《人生》中的‘刘巧珍’可能是他自己最好的‘媳妇’。”
但是，悲剧在于，刘巧珍（姓氏谐音：留，寓意珍惜挽留）所象征的古老淳朴、千年如斯的陕北大地，却是高加林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竭尽全力要挣脱的生存困境。面对着心灵的故乡和现实的选择，究竟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成了一个残酷地拷问古今中外无数具有奋斗情结的人们的永恒之问。就是在这种永恒之问的困局下，路遥的《人生》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和净化灵魂的道德魅力，而这也是作家路遥深藏心底的对人生的痛楚与热恋、诅咒与歌颂、背弃与珍惜的种种复杂心结的净化与升华。路遥爱过，而在现实生活中他选择了寒心和缄默，他把爱转化成推动他的作品产生的巨大力量，最终，路遥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选择了爱与原谅，因为爱是写作的唯一正路。
《人生》创造：众多朋友齐出力
主人公的形象落实下来后，路遥又陷入了思考，那就是小说第二女主角的原型如何找寻。张弢得知这一情况，就鼓动宣传干事毕醒世加入到协助路遥创作的朋友圈中来，关于这件往事，毕醒世在回忆文章《“地主崽”怎样才能活下来》中写道：
路遥来甘泉创作《人生》时，我当时已经调到县委宣传部通讯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这也是张弢老师极力争取的结果。在甘泉，我认识了路遥，几乎每天帮他收集所需要看的报刊。我接受了他的采访，和他谈人生、谈经历。我当时正在人生低谷徘徊，路遥鼓励我大胆面对生活，他的肺腑之言我终生难忘……
毕醒世（1957— ）是延安地区的文学青年，“文革”中只因家庭成分是地主，1971 年他随全家下放到甘泉县石门公社新家河村。就这样，一个顶着“地主崽”标签、踏入艰难人生的少年，在贫穷动荡的年月里，他既要帮着父母操持繁重的农活，还要在夜里点油灯的窑洞里发愤读书，始终不屈服、不认命、不沉沦、不丧志，坚持有尊严地活下去，1975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甘泉县中学高中毕业。1976 年“文革”结束后，在甘道渠做民工的毕醒世盼来了转机，他被安排到甘泉县广播站工作，从此迈上了改变命运的行程。后来，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向他表示了好感，这位女同学出身于优越的老干部家庭，而他却是家境恓惶（陕北方言：贫穷）的落魄后生，强烈的自卑感使他终于远离了这段感情。笔者采访毕醒世时，据他讲述：他跟路遥谈起自己的初恋，路遥同情他的遭遇，并热情地鼓励他说：“咱什么样的女人都敢追！” 就这样，路遥从毕醒世这样的有志青年的奋斗和情感故事里，汲取到了灵感的丝丝火花，他将毕醒世初恋女友名字中的“亚萍”两字取来，给自己小说中的第二女主角命名为“黄亚萍”（姓氏谐音：黄，寓意惶恐不安），并且给黄亚萍也安排了一个老干部家庭的出身。对此，高应才的讲述提供了复证：
毕醒世多半陪路遥说说话，谈论陕北风俗，跑出跑里，联系找人，他女朋友是黄亚萍原型。路遥问我合适不，我说能行。
就这样，路遥确定黄亚萍这个人物形象后，把她的工作单位安排在县广播站。为了体验播音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路遥在甘泉县广播站副站长李治安的陪同下，参观了甘泉县广播站并采访了女播音员李立红。路遥这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正如四弟王天乐所说：
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我和他一块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到作业面干活。
这时，宣传干事杨子民也加入到路遥的朋友圈里来，常常陪着他说家长里短，路遥由此了解到他的婚恋情况：杨子民（1946— ）出生在陕西宜君，在老家时有过一段婚姻，后来他进城又组合了新的家庭，这种情况，引起了路遥对当时从农村进城、具有“城籍农裔”身份年轻人的婚姻问题的思考。2021 年，笔者就此问题通过微信方式采访过当事人杨子民，经他口述（妻子罗振雪笔录）回忆当年的情况如下：
80 年代初，经常与路遥一起聊天，探讨《人生》的文学创作，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写作素材。在多次的交谈中，我把自己的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告诉了他，当民小、挖煤窑、修水库等，为他的创作就做了这么点有意义的事情，并多次为路遥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然而，虽然有多位朋友相助，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依然需要从多方面取材加工，反复锤炼，才能塑造成为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对此，高应才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路遥是将自己的知青往事、高应才的苦难家事、杨子民的婚姻故事，三者糅合进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身上，最终塑造出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 这种说法有合理之处，路遥的干姐、作家刘凤梅曾在回忆文章《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中讲到“文革”中路遥回乡插队的往事，也认为高加林这个人物身上有路遥的影子：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们一起返乡。这年冬天，生产队组织打坝，我们返乡学生都被组织在农田基建队里。在打坝这项劳动中，最重最累的活是挖土。陕北的冬天，地冻得像铁壳一样，镢头下去往往只能挖个白印，挖不上几下，震得人虎口流血。路遥每天都坚持在半崖上挖土，他挥舞着数斤重的镢头，是那样地卖力。尽管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可他的脸上始终淌着汗珠。《人生》问世后，当看到高加林那样拼命地挖地的描写，我不由得想起路遥站在半崖上挖土的形象来。当然，高加林是带着情绪拼命的，路遥则不，他是把自己完全地投入到劳动人民之中的。
由此可见，路遥作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有生活中的原型的，或者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或者是到生活中去找寻模特。路遥的四弟王天乐谈到路遥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说：“写的人物，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原型的，他都是直接面对原型采访，所以那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因此，相比路遥后期创作的篇幅浩大的陕北民间史诗巨著《平凡的世界》，《人生》显然是路遥前期创作走向宏伟工程的奠基和预演。
前期的准备工作刚一结束，路遥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了紧张而又火热的创作。对此，他在自己临终那年的心灵自传《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写道：
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通畅，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陕北方言：自杀）。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
路遥在忘我地写作着，他的身边陪伴着两位朝夕不离的朋友：道镇公社书记高应才和下寺湾公社书记马红泽。早年做过诗人梦的高应才一生爱好文学，而马红泽本来是文人出身，尽管他们二人共事时有过矛盾，可是现在他们都在为路遥这部日夜投入生命写作的杰作而努力协助。马红泽已经去世，笔者采访高应才，高应才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时说：
路遥写作《人生》，初稿写作认真算起来就只有七天，加上改稿一共二十几天。我记得，在那七天七夜里，路遥就不出门，吃饭都是我们给端的吃了，除过大便，小便都在房子里，尿盆都是我给倒的。我伺候着路遥四天四夜，后来我累了，马红泽就接着伺候三天三夜。我眼见着路遥彻夜不眠最为艰苦，写到高兴时，路遥就口哼小调，手舞足蹈；写到痛苦时，路遥就嚎啕大哭，伤心得一塌糊涂。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作家的心跟海洋一样大，现在回想起来太伤身体了，路遥为了写作，拼得实在太狠了。路遥写不下去时，有时夜里在院子里转圈圈，招待所的白所长曾经半夜里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弢打电话汇报，张弢回话说：“不要怕，作家进入角色了。”初稿写完了以后，路遥当时给这部书取名是《生活的乐章》，或者叫《生活的华章》，他跟我商讨这个问题，我说我对这个书名不是很满意，他让我帮着想一个合适的书名，我想了半天，认为这部书的结尾是高加林回乡，矛盾徘徊，所以不如就叫《走在半路上》。路遥采纳了我的意见，就这样，他给这部书拟定了三个书名：《生活的乐章》《生活的华章》和《走在半路上》。后来路遥给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寄这部书时，把这三个书名都写上了，最后是主编王维玲先生给这部书定名为《人生》。
高应才对路遥顽强拼搏精神的描述，从路遥的延安大学同学董培华的讲述里可以找到复证，笔者采访董培华时，他感叹路遥的英年早逝并说道：
我常想路遥要是在甘泉工作和生活，不会走得那么早，因为他在甘泉，有领导关心，有朋友照顾。有一年我到西安他家里看他，他因为肝疼趴在地板上，可他照样趴在地板上坚持写作。所以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只要能有路遥三分之一的吃苦奋斗精神，就能有出息。
在紧张的写作过程中，路遥仍不忘走出书房，到现实生活中补充素材、寻找感觉，激发突来的灵感。1985 年，他在随笔《答〈延河〉编辑部问》回忆这段过程时说：
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指甘泉县）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天晚上，写德顺爷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有时，路遥还把甘泉的朋友们给他讲过的生活中发生的鲜活故事，经过改编加工写进了自己的书里。甘泉作协主席崔喜奎曾给路遥讲过乡间女子刷牙的趣事，崔喜奎在回忆文章《路遥在道镇》中生动地描述过这段往事：
路遥和高书记（高应才）听得拍腿大笑说：“娃娃们说得好。”
正在这时，她大（陕北方言：她爸）从沟底担着一担水，气喘吁吁地上来了，看见女子蹲在那里用手在嘴里胡挌捞，又听见娃娃们一直说血糊糊出来了，气得两眼大瞪，骂女子：“大清早从嘴里往出掏什么？往回滚。”女子漱了一下口，嘴噘得多长，回家去了。
高书记说：“看来漫庄河大队年轻人刷牙还是团支部书记带的头。”
路遥接着说：“怪不得大队书记说他村里卖粮有钱了，年轻人都刷牙。我感到很吃惊，问他刷牙还奇怪吗？书记说村上老几辈都不刷个牙。真是有趣，可以写个故事。”
这件发生在1980 年春天甘泉乡间女子刷牙的趣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蓬勃乐观的新气象。路遥将这种新现象写进了《人生》里，运用这个情节塑造女主人公刘巧珍纯真可爱的农村新人形象：
刘巧珍刷牙了。这件事本来很平常，可一旦在她身上出现，立刻便在村里传得风一股雨一股的。在村民们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高加林刷牙，高三星刷牙，巧珍的妹妹巧玲刷牙，大家谁也不奇怪，唯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新奇又不习惯。村里少数思想古旧、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在山里，在路上，在家里，纷纷议论他们村新出现的这个“西洋景”。
刘巧珍根本不管这些议论，她非刷牙不可！因为这是亲爱的加林哥要她这样做的啊！痴情的姑娘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任何勇气都能鼓起来。她根本不管世人的讥笑；她为了加林的爱情什么都可以忍受。这天早晨，她端着牙缸，又蹲在他们家的硷畔上刷开了牙。没刷几下，生硬的牙刷很快就把牙床弄破了，情况正如村里人传说的“满嘴里冒着血糊子”。但她不管这些，照样使劲刷。巧玲告诉她，刚开始刷牙，把牙床刷破是正常的，刷几次就好了。
艰辛的写作劳动中间，有时也会发生轻松的小插曲。甘泉县干部招待所服务员李兰英至今仍记得，1981 年她接待路遥时的一些有趣的轶事：
路遥写东西彻夜不睡觉，房子里摆的满是书和稿子，可乱了。他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上了。可县上的领导来看望他，就训我们不尽责。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 我在整理房间时，路遥让我看他写下的几个字：家中留下一朵花，花想他来他想花，想起她来不如她。问我说：“小李，你看这是啥意思？”我说：“你是写你自己了嘛。”
长期的外出奔波、采风、写作，使路遥很少有时间在家陪伴心爱的女儿，在这首幽默的小诗里，路遥充满爱意地把两岁的女儿比喻为花，而用前一个她指代妻子林达，由此可以窥探出路遥内心深处难言的隐衷。高应才在谈到路遥的家庭时讲述：
1979 年上半年，张弢引荐我认识了路遥。从此，相处的亲如兄弟，无话不说。那时我看路遥是一个人，曾想给他介绍个婆姨（陕北方言：妻子），但一问他，他说结过婚了，我很吃惊，因为他就像是单身的人。他从不谈家里的事，我也就不好再问了。
家庭生活并不和顺美满，路遥因此更把满腔热情寄托到挚爱的文学事业中来。他写高加林的怀才不遇、郁郁寡欢，写刘巧珍的横遭背弃、痛不欲生，写黄亚萍的敢爱敢恨、任性轻浮，写张克南的真心换来绝情，写马栓的老实因祸得福，写玉德老汉的任天由命，写德顺爷爷的古道热肠、老泪纵横……而这就是人生，路遥写着，为自己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感动得落泪，他写着每一个人的人生，也把他自己那被冰水浸泡过的生命激情挥洒在字里行间，他不得不用文学创作来填充他的生命，温暖他的灵魂，人见人爱的陕北好姑娘刘巧珍，就是这样诞生的，而他又通过刘巧珍的不幸，打动了多少颗滚烫柔软的读者的心呐！写作临近结尾时，路遥随身携带的凤凰牌香烟已经所剩无几，负责照应路遥生活的杨子民很着急，跑到甘泉县副食品公司找副经理杜君莲想办法。热心的杜君莲本想到延安购进这种稀罕的香烟，但时间却来不及，这时她猛然想起自己的丈夫、县委书记乔尚法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两条凤凰牌香烟，于是杨子民找到办公室，把这两条珍贵的救急烟全支援了路遥，杨子民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给拿到招待所，把路遥激动咋了，激动得不知道该说啥，说：“哎呀，子民，有这两条烟，你看一下这速度就马上加快了。”
全书即将完成时，路遥突然想起，他在延安的文友、陕北民歌专家王克文曾经引用过的一首古老的信天游。关于这首民歌，笔者2020 年在延安采访王克文时，他回忆说：
1981 年，我写了一篇两、三万字的小说。小说的开头，我引用了一首陕北民歌作为引子，我把小说寄给了《延河》杂志社编辑部，那时路遥还在《延河》做编辑。结果小说没被录用，路遥看到这首民歌以后，把它写进了《人生》里，事后路遥跟我说：“克文，你的那首陕北民歌，我用在《人生》里了。”我就说：“那你用吧，民歌是你的，也是我的。”
于是，路遥把这首简单原始而又憾人肺腑的民歌载入了《人生》的结局：
突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孩子们哈哈大笑，叽叽喳喳地跑到沟里去了。这古老的歌谣，虽然从孩子们的口里唱出来，但它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高加林感到惊心动魄。他知道，这些孩子们是唱给他听的。
的确，面对着古老沧桑的陕北大地，路遥的双眼永远噙满了感激和热恋的泪水。只有在陕北，他才能找到真正的创作源泉，他才是人民的作家，他才恢复了憨厚智慧、淳朴热诚的本性，诚如一位诗人所讴歌的：
是的！黄土地孕育了路遥，黄土地成就了路遥，他对土地的敬畏，对土地的感恩，对土地的报答，对土地的依恋，在他艺术的胸腔中炽燃为、膨胀为一种近乎“图腾”式的崇拜，凝结为一种精神的支撑。黄土地塑造了路遥土地一样宽广博爱的胸怀，土地一样负重坚韧的品格，土地一样默默奉献的情愫。无论命运对他多么残酷，生命对他多么短暂，紧紧地拥抱着神圣的土地，他就获得了生命的全部能量，创造出史诗般的艺术。
最终，经过二十多天灵魂与生命的全情投入和奋力搏杀，路遥完成了这次终生难忘的文学征战，他获胜了，这部十三万字的小说，是他有生以来完成的篇幅最大的作品。之后，他便带着厚厚的一摞书稿，离开了温暖美好的甘泉和热情环绕着他的朋友们。
第二年，路遥的小说《人生》横空出世，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一时间大江南北，从高校学子为《人生》中的年轻人出路问题展开校园大辩论，到菜摊小贩读《人生》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人人传阅，人们的心弦，被《人生》中迸发出的精神光芒和道德激情深深地扣动了，社会各界、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对《人生》中提出的“高加林应往何处去”这个严肃重大的时代命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形成了“男人争说高加林，女人争爱刘巧珍”的文学热潮。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也是一个青春、热情、梦想与希望的年代，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此掀开了沸腾的一页，1982 年因此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路遥年”。
从1980 年至1982 年，路遥进入了创作的迸发期。短短三年之内，路遥接连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代》1980 年第3 期）、《人生》（《收获》1982 年第3 期）、《在困难的日子里》（《当代》1982 年第5 期）三部杰作，震撼了中国文坛，激发了广大读者，从而攀登上了他文学创作生涯的高峰，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拥有读者群体最为广泛的著名作家之一。路遥在新时期到来以后，密切关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体认底层人民大众的心声，执着表现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他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道德精神，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青春激情，富有陕北大地淳朴厚重的乡土韵味和艺术芳香，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钟爱与赞誉。事实证明，路遥开始了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发声的崇高的文学事业，为千百万平凡而伟大的群众呐喊，抒写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致力表现平凡世界，讴歌好人好事，用真情去打动读者，用理想去升华读者，用道德情操去感化读者，路遥由此成为中国亿万普通民众最尊敬和热爱的作家。
1992 年11 月17 日，路遥英年早逝，他带着未尽的心愿和未完成的壮志离开了世界，回归到他终生热爱的陕北大地，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路遥文集》五卷。但是陕北人民，特别是养育他、扶助他、成就他的清涧、延川、甘泉，永远怀念并传扬着这位黄土地孕育出来的非凡的儿子、不朽的作。近年来清涧县修建了路遥纪念馆，延川县修建了路遥故居、路遥广场，甘泉县修建了路遥书院、人生广场，供国内外的人们前来参观、瞻仰、凭吊。路遥的好友张弢，在甘泉县担任文化部门领导期间，扶助过众多作家和艺术家，后来调至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副厂长，1983年，他曾参与由路遥编剧、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的策划和拍摄。1988 年，张弢远走海南省，担任过《海南日报》副主编，1995 年他回到西安，后在西影厂退休。张弢一生中发现、指点并热情帮扶过上百位陕北的艺术人才，为新时期陕北文化的蓬勃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晚年落寞，被人遗忘，2010 年1 月12 日严寒的早晨，张弢因病去世，享年64 岁。路遥的老朋友高应才，在甘泉县担任道镇公社书记期间，曾给予路遥的生活、创作大力帮助。1984 年，他被调至宁夏农林水利咨询团担任农业组长。1986 年，高应才调任延安地区石油化工局办事处主任。1991 年，《大庆油田》报社副社长原则、记者高晓燕来到延安，采访了高应才，根据他的工作、生活事迹撰写了一篇人物报道《高加林原来是石油人》。2012 年，高应才在延安退休。近年来高应才热心投入延安地区的公益文化事业，曾任延安知青文化展览馆名誉馆长，并给延安的多家报刊撰写过文章。
路遥笔下的刘巧珍的原型吴春娥，1981 年曾在甘泉县道镇公社六里峁村见过路遥，一面之缘，终生难忘。1987 年，吴春娥被招工到甘泉县城关供销社工作。2017 年，甘泉县广播电视台拍摄纪录片《绝唱——路遥在甘泉》，导演王东迎及其团队人员，采访过吴春娥并录制了她的讲述。2019 年11 月19 日，《延安日报》刊登记者李星棋、通讯员范筱霞的新闻报道《路遥与甘泉县——写在“路遥在甘泉”纪念馆开馆之际》，该文介绍了吴春娥是路遥小说《人生》中“刘巧珍”的人物原型。2020 年，吴春娥退休后，开设了一家“吴春娥艺术花馍店”，她凭借自己精湛的手工技艺和热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名声，成为甘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21 年，笔者来到甘泉，经过实地探察、直接采访和查阅史料，初步了解到路遥1981 年在甘泉写作《人生》期间，对他做出帮助、与他有过接触的社会各界人士共有三十位，正如高应才所讲述的：“路遥在甘泉生活、工作了不少时间，他很爱结识人，待人很和气，谈吐风趣，又没有架子，很多人爱跟他交往，所以他的接触面很广。”通过这已故的和健在的三十人，可以想到路遥当年在甘泉写作，他承载了甘泉人民多少深情厚望，而这里面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领导干部——
1.乔尚法：甘泉县委书记
2.魏延平：甘泉县长
3.马红泽：甘泉县下寺湾公社书记
4.杜君莲：甘泉县副食品公司副经理
5.李治安：甘泉县广播站副站长
6.王发荣：甘泉县法院院长
知心好友——
7.张弢：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8.高应才：甘泉县道镇公社书记
9.张畅：甘泉县委农工部副部长
10.刘亚华：甘泉县文化馆摄影干部
11.郝东海：甘泉县水泥厂厂长
12.马成谦：甘泉县水泥厂副厂长
13.董培华：甘泉县组织部干部
接待人员——
14.毕醒世：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干事
15.杨子民：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干事
16.薛宪：甘泉县文化馆文学干部
17.白桦：甘泉县干部招待所所长
18.李兰英：甘泉县干部招待所服务员
19.拓常秀：甘泉县干部招待所服务员
20.刘兆雄：甘泉县干部招待所会计
21.高东巨：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厨师
22.付文智：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厨师
认识人士——
23.崔喜奎：甘泉县道镇公社文书、团委书记
24.段英富：甘泉县供销联社主任
25.石存库：甘泉县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支书
26.吴春娥：甘泉县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手艺人
27.李立红：甘泉县广播站播音员
28.赵平华：张弢妻子
29.崔希英：张畅妻子
30.谢秀花：高应才妻子
通过对往事的回顾与梳理，我们大体上可以回溯1981 年路遥在甘泉创作《人生》的事实情状，并且可以体认到，路遥历尽苦难的人生中，甘泉堪称是他的美好福地和心灵家园，甘泉人民用热诚的胸怀成就了当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路遥，路遥也以生命创作出的文学杰作《人生》《平凡的世界》回报了友爱善良的甘泉人民。因而，每一位来到甘泉瞻仰路遥故地、怀念路遥精神的人，都应该珍惜地回望那段感人的岁月和可贵的人们，毕竟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一段值得称颂的民族记忆，而一切光荣，最终属于养育出一代代英雄传奇、伟大的民间艺术和淳朴智慧的父老乡亲的陕北大地。
路遥先生简介：
路遥先生近照
来 源：《名作欣赏》2022年5月刊
作 者：程 文
编 辑：何建胜
校 审：海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