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夺权”，以致在所有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长春的“武斗”还在不断升级。我感觉自己是置身于一种火热的氛围之中，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当中去，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既兴奋又恐惧，最主要的是不知所措，心情总是很矛盾。
突然有一天，学校的齐老师叫我过去参加一项活动，齐老师是学校的音乐教师，她的名字已经记不清了，文革一开始，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齐向东”了，一听这名子，就知道是一个很革命的人。她动员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抄家”，她说，学校的白玉珍老师，她父亲是伪满洲国时期的警察，爱人是国民党的上尉，是我们学校里潜伏最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今天将要对她采取“革命行动”。于是，我就跟随着同学们一起到了白玉珍老师的家，记得是在西安大路副食品商店的楼上。我不知道怎么就上了她家的阳台，那是一个日式建筑，外边有一个50公分宽的向外延伸的雨搭，我因一时站立不稳，伸手去拽窗框，这是一个圆形的玻璃窗，没有折页，窗户是卡在窗框里面的，加上常年没有维修，经不起我的力量，我一下子失重，连人带窗一起从二楼，大头冲下摔在地上，当时嘴眼歪斜，口吐白沫，十分吓人，场面顿时一片混乱。据说，没有人再顾得上“抄家”的事，拦了一台大解放卡车，先是把我送到长春市医院，没有接收，又转到医大一院脑神经外科，准备做开颅手术。我醒来的时候，脑袋疼痛却又麻木，两个眼球往外突，好像快要爆裂，胸前有一团火碳，口渴得要命。记得有人抬着担架，我在朦朦胧胧中通过一堵砖墙被炸开的门洞，这是“武斗”时做的防护掩体，一直行进在漆黑的走廊里，我开始呕吐，几乎把所有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了……再醒来时，好像有人用聚光灯，照射我的瞳孔，还用一个胶皮锤子在我身上一顿敲打，我要上厕所，可就是怎么也站不起来……再醒来时，我是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一排排的病床，就像小时候在幼儿园里的一样。妈妈坐在床头，两只哭红的眼睛，肿得像熟透了的桃子。
爸妈当时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习班”里学习，好不容易请下假来。他们为是否做这个开颅手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经检查，我的颅内有块血肿，就压在小脑上，使我失去了平衡，以至于不能站立行走。医生认为，颅内有血肿，需要做开颅手术，切开头皮钻铣颅骨，抽出瘀血。医生的意见是用钻穿颅骨的方法抽血，以免破坏脑膜，减少脑组织的副损伤。这下子可难坏了爸妈，这个手术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真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困扰他们的是，这位主治医生是一个年轻的“造反派”，刚当上主任，还没有做过一台开颅手术，这里患者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刘二混子”。另外，如果不开颅采用中医的办法，保守治疗是否可行？
爸爸开始四处找人咨询，以求找到更好的办法。后来还听路玲克说过，爸爸还曾经找过她的父母，在她的印象里，还记得爸爸在她家十分着急的样子。最后爸爸还是找到，当时脑神经外科的顶级专家索敬贤教授，但他已经被迫害成，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了。有一天晚上，爸爸通过一名同事，把这位“反动权威”从厕所里请出来，偷偷地给我看病，索教授十分认真地做了检查，还看了X光片，十分郑重地表示：这孩子还小，他的康复能力很强，最好不要开颅，脑组织本身很脆弱，手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损伤，尤其是对运动功能、语言功能造成影响，如果神经系统被破坏了，这个人就废了。他虽然是西医，但还建议用中医的“逐血化瘀”的办法，用麝香冲散血肿，靠年轻人的体力逐渐地吸收，慢慢恢复。他还提醒，麝香的功力很大，患者会很痛苦，你们必须注意用量，注意安全！他的一番话，就这样救了我的命，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接下来的几天里，爸妈轮换着在家里把熬好的药送到病房，看着那深褐色的药汤，如同喝下一碗嗜血的“钻头虫”，吃了这服药我的头痛得像要裂开，每次吃药时，我都无限恐惧，我把脑袋夹在床橙之间，就像上了枷锁，有人在锔开我的头骨一样。妈妈每次喂药时，都浑身上下如水洗一般，头发里的汗和脸上的泪，一起往下流。爸爸说，无论是谁看了，都以为妈妈才是真正的患者。因为用这药是瞒着医生的，必须在晚上护士上夜班时进行。我想，当时妈妈的心里要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和负担，精神上要受到多大的折磨和摧残啊！
我的临床是个橡胶八厂的工人，一年前做了开颅手术。能看到他后脑勺上，有几个不长头发的“亮斑”，像寺庙里剃度和尚头上的戒疤，只是位置完全不对。那人看上去很麻木，几乎没有任何表情，整天稀里糊涂地吃饭和睡觉，不说话也从来没见他笑过。他的爱人一说话就发牢骚，有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劲头，不满情绪蔓延着整个病房。她说，这个人自从手术之后，就一天不如一天，找了几家医院，都说是手术做坏了，我们没地方说理，没有办法只能回来，在这等着准备再做一次手术。
妈妈发现这个病区有个“秘密”，就是得了脑神经疾病的人，都不会因疼痛而哀嚎，她从来没有听到像其他病房里“哼哼叽叽”的声音，就连痛苦的呻吟都没有。每到夜晚，这里静得可怕，甚至让人胆战心惊，坐立不安。
那个叫“刘二混子”的医生，妈妈给他简称为“刘二”，他不是每天都来查房的，护士也是有事叫她们才会过来。每天护士发药时就站在门口，喊患者的名字，家属排队去领取。在医院时除了做颅脑的X光片，（当时医院还没有脑CT），也没有做其他项目检查。用的是消炎和镇静止痛的药，我在医院住了17天，药费只花了二元零七分。
刘二医生见我病情日渐好转，就动员我们出院。爸妈不放心，害怕在家会有反复，可联系了几家医院都不肯收治。就拖了几天，可总算出院回家了。出院诊断通知书上写着：脑震荡医治痊愈，现可出院。这份诊断书我保存了许多年，后来搬家时还曾见过，现在却不知下落。
在我以后的体检中，包括当兵和多次复查，均没有不良症状，以至于做了脑CT的检查，也都没有创伤留下来的痕迹。我的平衡能力，还确有损失，有段时间妈妈说，“端水水撒，端碗碗打”，多少有点儿夸张，也是给我做错事的一种解脱吧。还有我感到身体疲劳时，先是头晕，然后才有其他部位的不适，也有过暂时失去意识的时候，不知道这算不算后遗症。
在80年代中期，我曾经托人打听过索教授的情况，他当时70多岁，患有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生活不能自理，最有意思的是他患病以后，不会说汉语，只能用英语交流，害得老伴儿不得不用他的学生来当翻译。去年，老妈突然冒出几句日语单词来，让我惊诧不已。这时我才明白，说外语的老年痴呆病人的这一现象，是他们脑子里本能的一种反应。
我在家休息了大约两个月，身体就基本上康复了。当时长春的“武斗”正凶，每天都能听到远处的枪声，还时常看到房屋被烧时的滚滚浓烟。解放军开始进驻各个企事业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以后纷纷宣告夺取政权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支两军”是当年毛主席给军委下达的指示，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和军训任务。当时国家陷入严重内乱，各级政府陷于瘫痪状态。“武斗”使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
妈妈见我在家整天闲着无事，担心出去乱跑惹祸，就打算带我上班，去单位找个老师教我学画画，这样即可在她的眼皮底下加强了管理，还能用学习绘画来收住我的心。妈妈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过，看了我写的毛笔字，就已经发现我有绘画的天赋，另外还有，我对颜色十分敏感，很小的时候就能区别出十几种颜色来。没想到，我很快的就进入了角色，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当时，妈妈所在单位二轻厅工艺美术处，是负责全省手工艺行业的管理和美术创作单位。那里集中一批行业精英，有全省的民间艺人，有全省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还有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妈妈给我选的第一位老师，叫韩再贤，是个回族人。韩先生是学油画专业的，后来开始搞陶器，金属工艺和玻璃工艺的创作，也涉及一些染织和木刻。韩先生受东方陶器影响较大，但一直按照西方的审美设计，所以在全省乃至全国一直都处在领先的位置之上。
韩先生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其实是一个没有人常去的仓库，这里装满了各式的画板，做木工的设备和工具，最多的是调色油和颜料，也有许多石膏像。韩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是素描，他让我按毛主席石膏像临摹。我还记得韩先生把画板架在椅子靠背上，让我坐正，他说，“坐好才能画好。”要我学习素描的基本知识，因受光线的影响，每天只能画两个小时，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半小时。他教我握笔的方法，是那种执棒式的握笔，后来又教我练习素描的线条，素描的明暗关系。要我从几何体开始练习，然后才画毛主席塑像。当时印象较深的是结构关系，总是掌握不好，不知道，画素描竟然如此之难。
我很快的进入了一段痴迷的状态，把时间、精力、视力，全部都消耗在绘画上。每天我最迷恋的就是那间陈旧的“画室”，有时竟也充耳不闻，专心致志的画画。那副憨傻的专注，那股倔强的劲头一定很可笑，但它却能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和归属感，每天能看到那些可以触摸的画板和凝结的颜料，就能给我带来一种夸张的刺激，甚至还有点虚妄。
人不免有外向或内向的天性吧，写写画画，是在均衡这种天性。绘画与写东西，我自己感觉画画是享受，是一种看得见的幸福。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开始画画，就从来没有感到谦卑，也确信自己把握绘画的能力。这不是骄傲，因为我根本没有一点骄傲的资本。几位老师当时经常讨论一个话题，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化”？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艺术”？这些疑问，那时我还不懂，众人趋附的事，我也不热心，因为我下笔画画不存在有什么创作意图的事。
我每天画素描，大约两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是给韩先生当小工，装钉画布板，挑出可使用的一些颜料，有时也给先生描线和上色。记得当时韩先生创作了一幅《五洲人民大团结》的玻璃镶嵌画，这是在玻璃上绘画合同镶嵌玻璃自身的一项古老艺术。画面上，是白、黄、黑三种皮肤的小朋友手捧着鲜花，眼望着蓝天的图案，象征着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大团结。我的工作是把玻璃的碎片，按照草案上的颜色涂上颜料，韩先生按照玻璃形成的原理和用途，在各种规格和尺寸要求不同的情况下，贴在大画板上。他把小块的玻璃通过合理组合拼接出来，就像彩绘的马赛克图案一样，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美的享受。
韩先生放大的画稿和实际制作的尺寸完全一致，就在大样上详尽地核对出来，他用透明的玻璃纸剪下样模，让我以样模尺寸为依据，找到或者切割出玻璃的形状来。因为这些小块的玻璃，将决定最后的实际效果，我就在透明的纸上用笔全部描绘出来，再用剪刀一块块地剪下来，标上号码，色系。韩先生对选择玻璃十分挑剔，因为对玻璃的机理及颜色的选择有误，就不能体现出他的设计意图和所要达到的效果。为此，我不知道挨了多少训斥和责骂。
这幅玻璃镶嵌画，大约做了三四个月，在最后的拼接时，还要使用电烙铁焊接，要用各种工具，钳子、钢钉、铅条以用来固定画面。那天，我们要完成镶嵌玻璃的骨架时，不知是谁，突然通知韩先生立即停工。据说有人报告，说他的作品在搞复古，是在复制教堂里彩绘的《圣经》故事，是在传递西方文化。
至今我还记得韩先生凝重地坐在安装的框架前，用铅丝一圈一圈地缠绕着那个画板，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嘴里只有一个字，“黑”！因为他是一个很讲究的回族人，平时他说的“黑”就是指猪。例如，“黑肉”“大油”，他从来不发出“猪”的音。我是能理解先生那时心情，他用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辛劳，是想完成一个纯粹创作的欲望，表达一个善良的艺术的追求，可是就这样，被人一句话而挥之湮灭了。
我后来还拜过几位老师，那时很忌讳拜师学艺的那一套，都是属于“破四旧”的范畴。全凭妈妈的人缘好，他们对我也算认可。后来有刘小溪、刘德臣、童雪凡几位先生教过我，他们当时都在被挨批挨整，心情和处境都在极度的压抑之中，当然也无心顾及我的学习和进步。我也不过是给他们帮帮忙，在干些不起眼儿的小零活里，能直接受到他们人格的影响罢了。
第二年的秋天，学校开始复课了，我也结束了在这里一年多的学习生活。可就是凭借打下的这点儿基础，和我对绘画的热爱，无论走到哪里，都以这“一技之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学校时我画过毛主席像；在农村插队时，帮公社办宣传画廊，还就此为契机，十分荣幸地当了兵。在那个混沌的岁月里，迈入了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
1973年我在部队时，沈阳军区组织“纪念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十周年”主题活动。我用粉笔画了雷锋的头像作为黑板报上的刊头，在李旭光、孙景才等战友的共同努力下，被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部评为该项目的二等奖。还好，当时有团里的宣传干事孙春先，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参赛照片。
复员回到地方以后，我从事了交通行业工作。开始学习画图，多为几何图案，但我最感兴趣的还然是桥梁设计和景观效果图。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梦想，等我有一天，哪怕已经是一个耄耋的老人，还能拿起画笔，坐在蓝天白云，绿草树下写生画画，还要描绘着心中的憧憬……
我曾去看过几位老先生，韩再贤先生，文革后期就回老家了，在敦化县插队落户，因为身患重病，一直不好，长年卧床。单位通知他回长春时，他坚持不回，请求组织就地安排，后来又拖了几年，没有结果。等再找到他时，就已经去世了。以后来往较多的是童雪凡老先生，他是当年著名的国画大师，早年就被打成右派，一生不得安宁，他又桀骜不驯，性格豪放，口无遮拦，无论怎么教育从不悔改。在“粉碎四人帮”期间，因酗酒闹事，被单位停职反省，闹得孩子们和他差点儿断绝了父子关系。他一辈子经历经风雨，成为传奇，但他的确是当年复出画坛的英雄前辈。
1981年元旦，我在交通厅工作，地点在重庆路的老楼，与妈妈所在的工艺美术公司的对面。为了迎接新年，机关准备了一些活动，我想在背景墙上画一棵苍松做壁画，就去找童雪凡先生请教。他让我找来六张大红纸，拼接起来，再叠成方块，又找来桃胶，毛笔和金粉。他给我画出一个草图，是一棵苍松翠柏。他说，你回去之后按照小样画就是了，我因为没有把握，就在他的指导下，在红纸上用毛笔蘸着桃胶画苍松，不等胶水儿晾干，就立即泼上金粉，最后将金粉全部扫去。当一幅傲骨嶙嶙，金光闪闪，气势雄伟的苍松，展现在眼前那一刻，我真是被震惊了！
我再见到他时，又隔了几年。他眉目沧桑，仍然放达随性，还是那股江湖义气。他是视我为初，放肆而谈，好像还有一点儿心照不宣的感觉。我问他是否记得，当年搪瓷厂要他，给出餐盘的设计图案，他让我拿着一个空盘子站在雨里，盘里落了几颗雨点，照此画出来。先生听了高兴地笑起来，笑得像个孩子。他还说，厄运尽去，现在画少了，但心情宽舒多了。他还说了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做艺术的，真诚是起码的品质。
在我结婚的时候，他还画了一幅“梅雀迎春”的国画，作为结婚贺礼送我，这是一个过去很讲究的门框上的横幅。还是因为搬家就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真的知道什么是“肠子都悔青了”的滋味儿啦！
铁军2020年6月22日一稿
6月30日二稿於长春
附录李旭光点评：
铁军的回忆录《难忘的一九六七》，刚刚读过，油然升发无限感概。首先，这是一篇以少年的经历，少年的视角，去观察、参与、体验、记忆那场铭心刻骨的革命，尽管会很幼稚，甚至是流于表面化、碎片化，却更为真实，构成对老年、中年、青年记忆的补充和完善，以形成完整的齿序链条。其次，这又是一部大都市小学校园的文革范式，特别是抄家坠楼，住院遇到二百五，厕所夜访老脑外科医学权威，以及学画所遇天才、骨梗老艺术家等，把作者在“大革命”时期传奇境遇，不断延伸到事件所及各个生活领域，既保全了叙事的连续、完整，又构成了同一事件不同环节递次呈现，拓展了作品的社会场景，丰富了文章的色彩。这篇散文夹叙夹议，用春秋笔法，绵里藏针，使丑陋的东西受到无情的鞭挞，而人们又能从中引发思考，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做出判断，是这些年来我所见到过最好的散文。前几天我翻看当年组织的《查干湖文学笔会.散文的可能性》，促使我又思考散文这种文体的表现方式、价值所在。说起来，不为扬雄所称道的雕虫小技，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不朽的。但是，必须有一些前提：真实、思考、感情、文笔……而这些，铁军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不妨可以把铁军的这篇文章，看作是铁军、集结号、三团战友们对党的生日奉献上的独特的厚礼；同时我相信，也只有我们的党，才有资格承受这样的厚礼、有胸怀享用这份重礼！2020.7.1
刘铁军，吉林长春人，长期从事交通规划工作，多有学术论文发表。2013年退休，开始散文诗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