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政声——县长李建民速写
张兴源
10年前，也就是1995年。
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综合月刊《当代陕西》杂志第5期，在其“在领导岗位上”这个栏目中刊登了记者为李建民同志所写的报告文学《杏子河之魂》（由于篇幅所限，编者选取了其中的核心内容，并改题为《抓住发展金钥匙》）。据说当年志丹县有一个单位曾经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了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文章本身的成色，而是被李建民作为农民的儿子能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的真情所激励与感动。这十年当中，李建民由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一步步走上了县处级领导岗位，成为我市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年轻有为的一代才俊。那么，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十年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踏上了一条漫长的采访之路。
一
其实概括起来说，李建民的10年，就是不断“进步”的10年：1997年8月，也就是笔者写李建民的那篇报告文学发表后的两年多，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当官”，成为我市延川县副县长，分管农业，任职5年。2002年12月，他被调任吴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2004年7月，他被任命为吴旗县委副书记。一个月后，他成为吴旗县代县长。2005年1月，吴旗县人代会上，他以全票当选为吴旗县县长。
1997年的夏天，天气异常闷热。当李建民调任延川县副县长的消息传开时，李建民的家乡——志丹县张渠乡一片沸腾。人们都说咱张渠乡人老几辈子都没出过县官了，旧县志往前翻上700多年，也就是元代那会儿，咱张渠这地方才因为一座“杏子城”而偶然被提及，如今咱可真有了自己的县令了！那种作为李建民同乡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显然，李建民的“当官”不只是他个人或他家人以及亲友们的事，而且成为其乡人共同的荣耀。去年冬天，笔者在李建民的出生地——志丹县张渠乡王渠村采访时，村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要打问打问李建民县长的情况。他们说：“我们这地方出了个县官可好啦，这不，电拉上了，自来水也通了，村公路修得宽宽展展。我们有个三长两短、七难八过，只要给李县长说一声，没有跌在地下的理儿。跟那些一阔脸就变的得志小人相比，跟那些不仅不为乡人办实事办好事，反而变着法子坑害乡亲的贪官、赃官们相比，可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
杏河镇寺洼村。10年前的“残疾青年”牛怀斌，现如今已是华发早生的中年人了。当年李建民担任志丹县团县委书记和杏河镇镇长与党委书记时，都曾以多种方式资助过这个文学爱好者。10年过去了，想起李书记对他的好处来，牛怀斌仍然忍不住要掉眼泪蛋蛋：“好人哪，好人！”
二
“好人哪，好人！”这也是记者在延川县采访时听到的关于李建民的最多而又最是平常的“评语”。
延川县果业局局长高世平、延川县禹居镇党委书记牛金宝、延川县政府办副主任刘文平、延川县原枣业局局长刘玉忠……，可以说记者接触到的所有延川人，只要知道李建民者，都说他是一个好人，而他的好首先体现在工作上。都说他工作思路清，点子多，能力强，作风实。尽管平常他与同僚和属下们相处都十分融洽，然而，一旦工作摆在面前，那就是只认工作不认人。延川是我市一个农业大县，组织上让他分管农业，既表明主要领导对他的器重，同时也是对他的严峻考验。好在李建民有过多年乡镇工作经验，对于农业的出路、农村的未来、农民的苦乐，他本来就可说是感同身受、成竹在胸的。初到延川，他没有急于发表什么“施政纲领”，而是与工作人员一起深入乡村农户进行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通过大量深入细致地调查活动，他发现延川这地方的优势和潜力，就农业而言，首先在其果业和养殖业。延川黄河畔上的红枣驰名省内外，只要能够适当引导，使其形成产业规模，全力将其做大做强，就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延川有着丰富的饲草来源，发展猪、羊、牛等养殖业，也可说是得天独厚。于是，他决定与农口的同志们一道，把农民普遍地组织起来，变单家独户的自发生产为“公司＋基地＋农户”的一条龙规模生产。延川的同志介绍说，李县长任职于此的1997年，我县红枣面积只有7、8万亩，赶他调离的2002年，已经发展到21万亩了，短短5年间，翻了一番还多。他重点扶持的冯家坪乡贺家河村贺三龙等养殖大户，已经成为延川县有名的“青年养殖公司示范基地”，且已带动了周边200多户村民，一起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延川县的退耕还林面积已达人均6亩，这在全市也是数得着的。“如果没有李县长的极其精明的思路，延川县农业要发展到目前的水平，是很难设想的。”
“大禹山生态观光园”如今已是延川县的一大景观而享誉全市。市上领导王侠、张社年等都对这一生态园的建设予以充分肯定。2003年夏天，记者随同挂职副市长刘广全同志一起在这里考察时，作为生态学博士的刘广全对这个生态园作出极高评价，认为这里不光是一个生态观光园，而且也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延川的同志们说起这一话题，都不由地发出阵阵感叹：“那只是成功了以后的事情。当年李县长跟我们的吴世宏书记一起准备建这个生态园时，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遭受了千难万险。好像是老天爷有意为难李县长似的，那一年，延川这地方刮了14次沙尘暴，李县长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跟农民一样下地上山，规划是否合理，苗木是否健壮，树种的适应性，土质的酸碱度……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周密的考虑之中。每晚当他下山回到单位时，人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十足的‘土人’。那一年当中，他吃的苦，比现在的农民还要多。就是我们这些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属下，看到他那付模样，也都由不得打心里生出些难过……”
三
但这一切在李建民来说，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还记得《杏子河之魂》中所写的这样一个镜头吧：1994年8月30日晚上，陕北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袭击，杏河镇更是平地三尺水。深夜3点多，从疲倦的睡梦中惊醒的李建民，不顾暴雨浇顶，浊水没膝，人在露天行走随时都有被冲走的种种危险，喊醒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疾速赶赴附近村民居住点，挨家挨户察看水情，疏通水路。黑夜之中，白雨之下，连续奔波4个多小时，村民们感动地说：“共产党，真共产党啊！”
无独有偶。6年后的2002年7月4日，延川县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袭来之时，李建民又是头一个冲锋陷阵的县级领导。当其时，秀延河水已与桥洞齐平，人行桥上，只觉得这座本来由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的大桥已是上下浮动，摇摇欲坠。不少老乡的家里早已进水，生命已在极度危险之中，却仍然惦记着自家的那点“坛坛罐罐”，不肯撤离。另有不少老乡和城镇打工人员看到洪水冲下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便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水中捞取“浮财”。面对这一险情，李建民当即立断，命令公、检、法、司各个部门一起出动，千方百计救助低洼地带的群众，阻拦捞取“浮财”的亡命之徙。他自己更是在没膝深的洪水之中来回奔走，“靠前指挥”，好几次都差点儿被浪头打倒。事后不少同志抱怨李建民太不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了，李建民只是憨厚地笑一笑，算是对同志们友情关爱的回答。
如今不少人可能已经淡忘，在2003年的“非典”之前，2002年的延川县，曾经经受了一场炭疽病的严峻考验。刘文平至今还记得，正是美国“9·11”袭击事件后不久，突然传来消息，说马家河乡店子河村无缘无故死了两头牛，经有关部门送到省上检验，原来是炭疽病。一般来说，这样的事情，让畜牧部门下去查一下就行了，但李建民感觉事态严重，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很难掌握真实情况。于是，他便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现场，察看实情，并与畜牧工作人员一起沿牲畜走过的山山洼洼喷洒药剂。后来县上从省里进回一批预防炭疽病的疫苗，当医务人员去为他注射时，他首先问明疫苗进了多少，够不够给所有接触过现场的同志注射。看到医务人员面有难色之时，李建民便决定把这批疫苗给其他同志注射，他自己则“待后再说”。刘文平说：“要知道，那时延安人一听说谁是从延川来的，连饭也不跟我们一块吃了……”
延川的同志说，李县长这人心里只有工作，他在办公室里一满身不住，一年当中大半时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延川县共有346个行政村，705个自然村。赶到李建民调离之前，全县只有两个自然村他没有去过。他在工作上也从来没有虚的，不讲“套路”，每项工作不光重安排，尤其重检查，重落实。他检查工作，常常是先到田间地头，而后才听取汇报。因此，不少习惯于弄虚作假、浮夸塞责的同志，在他这里闹了不少笑话。如今事过境迁，这些同志忆及往事，只觉得与李建民共事的确受益终生……
四
古人曾有“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说法。10年文革之前后，我们曾把这当做封建流毒给好好地批过一阵。其实仔细想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出门礼让友朋，那么，全社会的和谐与宁静自然也就不会很远了。李建民的乡人以及延川县不少干部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每年春节，不管外面有什么重要公务活动，他都要回到父母身边，与老人团聚。他说，老人早已不在乎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可吃可用的东西，他们要的就是那份合家团圆、喜庆吉祥的情调与气氛。
对同志，对朋友，对公家，李建民只求一个“真”字。身边同志工作没有做好的，他绝不会不负责任地“和稀泥”。朋友们有困难，说出来他自会帮忙，但也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作为县级领导，出差开会是免不了的常事，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报销差费什么的，给任何同志出过难题。刘文平说，有一次他们几个人与李县长一起出差，一路上都是李县长掏腰包。回来后尽管李县长已给他安顿过不要报销的话，但他当时曾想过会不会是领导同志在“作秀”，于是就将这些条据报销后把钱给了李县长。谁知这下可惹恼了李县长，县长责问“你是不是目中无我”？过后又拿出报销的这点钱，邀上几个同事一起“撮了一顿”，并向他郑重声明，这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绝对下不为例！以后他便再也不敢做这样的“好事”了。2002年，延川县城修建大禹广场时，所涉及的拆迁户死活不搬。县上把这一硬任务委派给了李建民。李建民深入了解后得知当年修建210国道时，给拆迁户许下的诺言都不曾兑现，于是才导致了这样的僵局。弄清情况后，李建民与县上主要领导交换意见，认为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开展工作。于是，他便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所有拆迁户做出庄严承诺：待广场竣工后，一并兑现两宗补偿钱款。就这样，大禹广场顺利建成，拆迁户应得的补偿金也分文未少，全部兑现。“这就是信誉的力量，也是一种人格力量。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想要耍个滑，偷个懒，一想到李县长是这样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好人，这份耍滑偷懒的心思就被悄悄打消了。”
领导而遭遇上访者，这是家常便饭。对此，不同的领导者会有不同的处置办法。李建民一贯的做法就是先让上访者把自己的委屈道出来，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予以妥善处理。没有丝毫的官架子，有的只是一片真诚的爱民之心。与不少无品无级的小官僚大耍其可憎而又可笑至极的“官威”大异其趣，李建民就是这样地贫民化与人性化。难怪他调离延川时，他自己原本打算不事张扬，偷偷离开，不想送他的除县乡干部而外，还有一些远道赶来的村民……
五
这是一节关于学习的故事。
当李建民还是杏河镇党委书记时，他的同学中就曾流传开了这样一个关于李建民的“说法”：打小学开始，李建民的学习成绩就一路领先，回答老师提问也最积极。于是有些同学就跟他开玩笑骂他：“我们是怕老师提问，你小子却是抢着回答问题。你这么积极，莫非你将来能当县长、县委书记呀？！”——不管是笑谈，也还是预言，这话可说是“幸”而“言中”了。
其实李建民的好学是一贯的。从他在志丹县市镇小学、县教育局、县委办、团县委直至杏河镇、延川县以至于现在。在延川任上，没有特殊任务时，李建民每天都是早早起床，洗漱完毕后，便搬出一把小椅子，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看书学习。刘文平说，如今咱们搞先进性教育，有的同志觉得笔记太多了，是负担。但李县长当年的学习笔记却是写完一个又一个。我是他的秘书，可起初的两年中，他的讲话稿大都是他亲自起草。即便后来我写了初稿，他也总要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大量地修改、补充和完善，我从他的这些修改当中，也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与经验。
作为一个县处级领导，他的学习与学者的钻研自会有所不同。他说他的学习就是为了工作。但凡与工作稍有联系的，他便从心里爱学。不只是平日，便是坐等飞机起飞的片刻功夫，李建民也从不轻易放过。刘文平说，有一回李县长去西安开会，回来时一次就购卖了1700多块钱的书。这些书有农业科技方面的，有政治理论的，有哲学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艺术的，学科范围广，知识覆盖宽，就是我们这些秘书也很难一下子读完，但这些书在李县长那里，不久以后就被他翻得皱皱巴巴了。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李建民十分重视每年10月间在西安举行的杨凌农高会。每到农高会期间，他总是与农口的同志们一起，这个会场进，那个展厅出，千方百计设法学习新技术，掌握新信息，引进新品种。为了学习，吃苦受罪在所不避。有一年农高会期间，因为宾馆饭店已全部暴满，李建民便与同志们一起睡当地老乡的大土炕，吃老乡提供的农家饭。看上去，他不仅没有丝毫的不适应，反而因为仿佛回到了童年少年时代而觉得说不尽的愉悦。如今参加农高会已不光是农业干部的事，延川的农民也都自发前去“取经”了，这还都赖李县长当初的示范与引导呢。
去年9月中旬，记者随同“科学发展在延安”中省市新闻记者团采访时，中央电视台著名女记者徐平同志临别时特别叮嘱记者本人：“请代问吴旗县李建民代县长好，并请通过他向延安人民问好。”——应该说李建民所具有的那种极为丰富的内在修养，就是对这一美好问候的最是权威的诠释。
六
父亲老去的那天
我枕着暖水臂窝梦想一个传说是我的河
我要让世界分享杏子河的杏
我要让世界沐浴杏子河潺沅的清波
我要让这条河不再是缀在诗末的注脚
而是一个醒目的标题，像河水中
倒映的那些睁眼星座
这是记者16年前所写的长诗《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中的一节。显然，记者本人不曾把杏子河变成“醒目的标题”，“像河水中／倒映的那些睁眼星座”。而他的共饮一条杏子河水的同乡与友人李建民县长，却代他偿还了这一宿愿。因为他而使得整个世界可以尽情地“分享杏子河的杏”，可以爽快地“沐浴杏子河潺沅的清波”。
呵呵，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哟！
七
从2002年12月调任吴旗县常务副县长起，到他担任县长至今，李建民在吴旗县也已有了3年的工作经历了。但相比于他今后要走的路，应该说一切都才刚刚开起了个头儿。
那么，他在吴旗这块当年中央红军的落脚地又将建立怎样的功业，我想就把它交给另一篇文章了。
2005年8月13日写于延安市市场沟20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