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记忆

作者／王汉仁

（上篇）

我叫王汉仁，是梁家沟王氏家族第六代的老大，利用退休之际，把我对王氏家族零零星星的记忆写出来，供大家分享，若有异议欢迎参与讨论，经过讨论和研究，从而形成共识。

王家野是梁家沟王氏家族之祖籍

在陕北黄土高原上，像王家野这样的村子算是大的村庄了。据说历史上曾归米脂县管辖，如今又听说划归绥德县管辖。王家野村住的全是王姓人家，这个村庄有上湾和下湾之分，上湾的王家贫穷，下湾的王家富裕，我们的祖先就住在上湾，是贫穷的黎民百姓。

五个字论辈分

中国人乐见五世同堂，有的人家还盼望六世同堂，但是五世同堂少有，六世同堂不可能有。王氏家族总是四世同堂，所以五个字为一轮足够用了。王氏家族的五个字是汉、增、兴、自、科。大家认真的理解每个字都有其深刻的意涵，正如“自”字，它提醒我们不要做种了人家的地却荒了自己田的蠢事，要求我们万事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做起，不断地从新出发，勇往前行。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做成功了，有了收获，能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能够给别人、给社会提供帮助。如果上升到理论上讲，就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除此之外，五个字论辈分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此搞清家族人与人之间的辈分关系，知道我们是同根同祖，从而促进相互交流，相互帮助，互利共赢。

我是梁家沟王氏家族第六代

时至今日约有一百六十多年之久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王家野上湾的一位贫穷中年男子，为了求生背井离乡，携眷来到梁家沟村打拼，这位贫穷的中年男子和其妻就是梁家沟王氏家族第一代人。他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但是经过推算应该是“汉”字辈。

两位老人带着自己的女儿和三个儿子一同来到梁家沟，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无法考证，论辈分可以确定为“增”字辈。兄弟三人就是王氏家族在梁家沟的第二代。

在“增”字辈兄弟三人中有一人又生了三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叫王兴凯，是我的太爷爷，属于“兴”字辈，是梁家沟王氏家族的第三代。由于太爷爷的叔父有女儿无儿子，于是他给自己的亲叔父顶门了，换言之为儿了。

“兴”字辈的太爷爷生了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的爷爷，叫王自圣，二爷叫王自元。“自”字辈是王氏家族在梁家沟的第四代。

爷爷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分别叫王义科、王俊科和王爱科。王义科是我的父亲，“科”字辈，是王氏家族在梁家沟的第五代。

父亲有两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分别叫王汉英、王桂英、王汉仁、王汉贵、王汉国和王洪东，我是长子长孙。还有五个堂妹和四个堂弟，四个堂弟分别叫王汉茂、王汉斌、王汉功和王汉丁。另有宗弟、宗姊妹大约二十多人。这些兄弟姊妹都是第二轮“汉”字辈，是梁家沟王氏家族的第六代。

截至目前梁家沟的王氏家族已有第七代和第八代。他们分别是第二轮“增”字和“兴”字辈，“增”字辈已经成家立业，“兴”字辈正在茁壮成长。

王氏家族前三代在梁家沟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很苦，到了第四代开始富了，不过那时候的“富”只是仓库有粮丰衣足食，仅此而已。第五代、第六代开始有文化了，日子过得更好一些。第七代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第八代已经有在读研究生。现在许多人住进大中城市，日子过得非常好。如今不仅是仓库有粮丰衣足食，而是在城里有房子、车子和票子，这才是真正的富起来了。我相信王氏家族的后人文化高了，视野宽了，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一定会离开梁家沟远走高飞谋求更大的发展，实现更美好的愿景。

外人称王氏家族是财主

王氏家族“增”字辈兄弟三人中，有两家的后人忍痛割爱离开自己的第二故乡梁家沟村，一家东渡黄河去山西求生，另一家下南路去蟠龙开荒种地。唯有我们这一门的后人经过三代人的煎熬仍然坚守在梁家沟继续拼搏，经过奋斗终于在爷爷和二爷手里富起来了，外人称我们是财主。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我们家羊满圈、鸡满院、粮满仓。每逢过年过节时炸油糕、炖羊肉、包饺子；中秋节的月饼、端午节的粽子、六月六的羊肉臊子揪面片......应有尽有、样样齐全。然而村里多数人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勉强度日，有的饥寒交迫。村民们因为饿着肚子愁眉苦脸，而我们家的小孩眉开眼笑、大人喜气洋洋，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相比之下的确是名副其实的财主。

多余粮食交给农会

1947年我八岁，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当时我们家一方面租地主的地种，受人剥削；一方面雇长工耕耘，剥削别人。我们家人多地少，原有土地十二垧，土改时又分到十二垧，起初爷爷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后改为中农。当时土地改革时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最终我们是团结的对象。1947年梁家沟的老百姓和全国的黎民百姓一样，农民的生活非常痛苦，有的吃糠咽菜，有的吃草根吃树皮。而我们家却有余粮，并且把积攒的余粮藏在地窖和山洞里，为此爷爷和二爷十分操心和焦急。父亲早年参加革命，知道党的政策，积极主张把余粮交给农会，爷爷和二爷同意了。在我的记忆中，一天中午，农会派了十多个贫农后生打开地窖，高高兴兴地扛走了黑豆、高粱和小米。这一天梁家沟的天气晴朗，天空莺歌燕舞，村民们人人奔走相告，个个喜笑颜开，众乡亲兴高采烈地为王氏家族点赞，为王氏家族鼓掌。我觉得当时开仓放粮是件善事，是件雪中送炭得人心的好事，值得赞扬。

祖父和祖母

回忆祖父母，一件件、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的祖父个头不高，两眼却炯炯有神，看得出老人家是一个有智慧很机灵的人。他不识字，说话却刚劲有力，办事雷厉风行，农活做的干净、利索、精细。他爱劳动、会劳动、能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凡事都讲规矩，什么庄稼种在什么地方，施什么肥，何时种植，何时除草，何时收割严格跟着季节走，绝不乱方寸。他非常精明，在理论上讲不出深刻的道理，却在实际运作中清楚地明白有投入才有产出，有耕耘才有收获，有更多的付出才有更多的回报。所以我们的粮食打得比别人多，我们的庄稼长得比别人好，我们的驴驮得比别家的多，我们的猪喂得比别家的肥。老人家一辈子起早睡晚，两头不见阳光而拼命地劳动，换来了全家人的丰衣足食，换来了“财主”这个光荣称号，并为后辈们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的祖父有两件事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是打井，二是拾粪。

第一，梁家沟全村只有两口井，阳庄和背庄各一口。王氏家族住在村子的后沟，距离水井比较远，用水很不方便，于是爷爷决定在自己的院子边打井。水井能否打成功，有许多人并不看好，爷爷排除异议，在二爸和三爸的支持下，用愚公移山之精神，每天挖土不止。水井终于打成功了，从此解决了用水难的问题，给生活带来极大方便，现在有四代人已经和正在用这口井的水，愿我们牢牢记住“吃水不忘打井人”这句感恩之言。在打井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如果知难而退、放弃，是很容易的，但是放弃的结果将是一无所得；知难而进，坚持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坚持才会成功，成功了就有回报。祖父有决心、有信心、有毅力坚持打下来了，成功了！给后辈们留下水井这个宝贵的有形资产。

第二，在无化肥的年代，肥料就是驴粪、羊粪、狗粪和人粪。为了有足够的肥料种地，我的爷爷利用冬天农闲之时，每天夜里两次起床拾粪，一次在半夜，另一次是在天快亮的时候。陕北的冬季冰冻三尺，夜间两次起床拾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或者说是外人根本做不到的事。在这里我不是讲粪便的重要性，而是宣传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之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是王氏家族的无形资产和宝贵财富。往后晚辈们在创业和发展的道路上，务必树立科学态度，务必坚持奋斗精神，就会顺利地向前走。

祖母个头偏高，身体偏瘦，话虽然不多，口齿却伶俐，很会讲话。在家里有威信，说话算数，大家都非常敬畏。祖母能纺线会织布，能做衣服会做饭。祖父主外祖母主内，她把王氏家族的内务事管得有条有理，是一位很强的理家能手。祖母也有两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一是不吃肉，二是每餐安排三种饭。

第一，自我记事祖母就不吃肉，可是始终没有听说过她为什么不吃肉。正当此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奶奶爱吃鸡头”的故事，其实故事中的奶奶也不爱吃鸡头，是为了把鸡腿、鸡胸脯这些“好肉”给儿孙门吃，奶奶才承包了鸡头，想起这个故事我才明白祖母为什么不吃肉。

第二，早年祖父母同我的父母、姑姑一行五人，前往槐树岔这个深山开荒种地。祖母每次做饭，给祖父和父亲吃干的，给母亲和姑姑吃稠的，祖母自己则吃稀的。当时我的母亲是童养媳，祖母在生活上给母亲和姑姑同等待遇，这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是罕见的。

上述两件事充分说明祖母有毫不利己，专门想着家人、为着家人的美好品德，充分说明祖母的心是善良的。

父亲和母亲

父亲是司局级干部。大概在1934年前后就顺从红军，给红军买笔墨纸砚等宣传用品，支持祖父给红军捐献羊和粮食。父亲白天劳动，夜间到集镇、马路等地方散发宣传红军的传单，1944年正式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的人了，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父亲在正县级岗位上连续工作了30年，所以在离休时被晋升为副司局级干部。父亲在工作中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有两件事例予以介绍。

第一，反右斗争时，汉中保险公司一位职工原是国民党的营职干部，家庭出身不好，因此差点给定为右派。由于父亲重在看现实表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使得这位参加过抗日的国民党旧军官未定为右派。2013年在他的百岁生日宴上，我拜见了这位老人，他当着市政协一位副主席的面，对我的第一句话是：“救命恩人呀！”他认为我的父亲救了他的命。

第二，汉中种猪场的一位知识分子，因为和该场的一位领导发生矛盾，行署姓刘的副专员通过检察院要逮捕这位知识分子。我的父亲身为该场的书记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拒绝逮捕，于是刘专员召集农口各单位领导开会，对我的父亲进行“帮助”，父亲十分坚定的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仍然坚持拒捕。后来被当时地委的一把手知道了，在一次会议上表态支持基层的意见，也就是支持我父亲的意见，事情总算了解。父亲在工作中遇到不平时坚持主持公道，准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深受群众的好评和爱戴。

我的父亲说话朴实、做事踏实、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疾苦，注意听取职工的呼声，并及时地予以解决。父亲在工作中有艰苦奋斗之精神，在生活中有勤俭节约之思想，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放着锄头、镰刀和扁担，不定时地与牧地工人同吃同劳动，在他的身上看不到官架子，始终保持着工农干部的本色，职工群众愿意接近他，愿意跟他说心里话。

文革前父亲每月工资一百多元，听起来不少了，但是供养的人口多,所以开支必须有计划，必须要勤俭节约，方可安排好生活。父亲一方面要承担繁忙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操劳家里的许多事情，诸如子女上学和教育问题、就业和工作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没有父亲的出面是处理不好的。我的父亲家乡观念很重，他不忘梁家沟的山山水水，不忘梁家沟的亲人。他总是思念自己的父母，思念自己的叔父和弟妹，所以隔三差五的返乡探亲。父亲一辈子关心自己少，操心别人多；得到的少，付出的多；他勤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他对自己的生活标准要求很低，每天只要有两块红烧肉吃，二两烧酒喝就满足了。父亲进入老年后身体欠佳，特别消瘦，在他离82岁还差几天的时候突然有病了，并很快离世，对于父亲的离开我们深感悲痛。虽然父亲已经走了21年，但是我们还是十分怀念他，他的音容笑貌还仍然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母亲个头不高，小脚，进入老年后双眼高度近视，影响到正常生活。母亲不会纺线，更不会织布，干活速度慢，持家能力比较低。母亲的母亲早早去世，所以十二岁就到我们家当童养媳，他和祖母关系相处很好，似如母女。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人缘好，家人之间、妯娌之间、街坊邻里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即使对子女也不强势。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重话，更没有打过我们。由于母亲的人缘好，在老家谁家娶媳妇、嫁姑娘都会请母亲迎人和送人；由于母亲的人缘好，深受公公婆婆和家人的喜欢。我的太爷爷常对外人夸奖说：“自从娶进孙媳妇，我们家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粮食打的一年比一年多，日子过得就像上楼梯吃甘蔗，步步高节节甜。”母亲在老家干活只是一个助手，迁移到临潼和汉中料理六七口人的家务，洗洗涮涮、缝缝补补、采购做饭非常繁忙。她做饭时背着孩子，出门时抱着孩子，背后还跟着孩子，繁重的家务劳动由她一人承担，太辛苦太劳累了。母亲的性格开朗直爽，虽然处人不强势，但是头脑清楚口齿伶俐。母亲一生吃肉少，爱走动，她在93岁时离世的，截至目前是王氏家族高寿第一人。她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个慈祥的母亲、节俭的母亲。

就此停笔，待天气凉爽后再写。

201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