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8日明朗的中午，在北京清香阁酒店里，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福春夫妇的引荐，我有幸见到了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
邵燕祥，1933年出生于北京。195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在20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是颇有影响的青年诗人。由于他的诗和杂文触及社会的不公正和反民主的社会现象，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评和斗争，被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之久。1978年至1984年在《诗刊》工作。1980年以《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杂文发表开始，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他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使我一直认为邵先生是一位目光尖锐言辞犀利的长者。
当我见到邵先生时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邵先生语气平和，白净儒雅，是一位极尽谦和的长者。
我们走进酒店，大家让老人家坐上座。邵先生笑着说，“坐哪都是上座。”说着就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坐下来。
在柔和的灯光下，老人家拿出一个小瓶子，边打开边对大家说，我的耳朵有点背了，弄了个助听器。然后把助听器拿出来戴上。我们的谈话就开始了。
我迫不及待的请邵先给我在事先买好的《邵燕祥散文》上签字。刘福春先生介绍说，这几本书是昨天到西单书店买的。邵先生接过书他开始翻页，边翻边说这本书有一处错误，我先改过来。在翻到219丁聪漫画《吟月图》停了下来。这是丁聪为黄苗子、杨宪益和邵燕祥三人的旧体诗合集《三家诗》而作的漫画。说明中把吟写成了今了。邵先生认真地一本一本改过来后又工整地签名。老人家字迹遒劲有力，在签字时竟然不用花镜！
我对邵燕祥先生在《诗刊》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解冰时，参与《诗刊》编辑出版，曾经历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采访。在吃饭的间隙我开始了我的采访。
您在《诗刊》做副主编时，是官方刊物最先刊发食指的诗歌。您是怎样发现并约得其稿件？出于怎样的考虑？
邵燕祥：“我是1978年11月到《诗刊》的，先后做过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 毛泽东晚年可能发现整个中国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有一条“最高指示”说“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于是批准恢复了《诗刊》和《人民文学》。两家在1976年初复刊第一期，同时刊出了他的《词二首》（就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和“不须放屁”云云）。”
“已经是毛泽东逝世两年后，当时正处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诗刊》在群情激奋的高潮中扮演了一个反映民间舆论的角色，组织艾青等诗人去采访那些刚从监狱里无罪释放的“四五运动”的英雄，在工人体育馆组织了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一两万人的座位撑得满满的。”
“你提到的食指《这里是凌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两首诗。刊发在1981年1月号上。《这里是凌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以《这是最后的北京》这个题目刊发的。不记得是哪位编辑拿过来的。当时（指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局面已经轰开了，发《这里是凌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两首诗，已经没有阻力了。“云南卧轨”（1978年12月25日发生的云南知青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返城，在昆明火车站和火车站上的职工们发生了一些冲突，进而引发的集体卧轨事件）事件之后，知青回城问题已经解决，这时发表食指的诗歌已经不困难了。食指是“地下诗人”带头的，当时有一种“地下普希金”之说，指的应是食指。他的诗歌是格律的，应该说的是他（食指）。（食指，原名郭路生。1948年出生于河北。自幼爱好文学，深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诗歌的影响。1964年， 食指16岁，写就了长诗《海洋三部曲》的第一节 。1967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在一代人的迷惘与失望中，食指写下了《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和《给朋友》这首诗的后两节。在那年的冬天他又写下了那首有关冰层下求索阳光与真理的鱼的长诗《鱼儿三部曲》。1968年写下名篇《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食指1968年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务农，1971年应征入伍，历任舟山警备区战士，北京光电研究所研究人员。因在部队中遭受强烈刺激，导致精神分裂，在精神病院一住就是二十余年。著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他在“文革”中开始写诗，《相信未来》曾被江青点名批判。其诗被朋友及插队知青辗转传抄，广泛流行于全国，影响深远。即使在精神病院里也未停止创作。他被人们称为“新诗第一人”。引自《百度百科名片》）”
“食指的诗歌《这里是凌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刊发时题目为《这是最后的北京》。题目的改动应是我改的。发表食指的诗歌没有阻力。柯岩（ 《诗刊》副主编）对食指也有好感。”
当时《诗刊》是一个什么状况 ？
邵燕祥：“1978年开始，随着作协和文联的恢复，《诗刊》和《人民文学》的领导班子相应作了一些调整。《诗刊》就把文革中被迫提前退休回无锡故乡的老诗人严辰找回来做主编。第一副主编是邹荻帆。主编严辰是一位蔼然长者，善于团结大家。荻帆除了对诗歌和诗歌界很熟悉之外，办事能力很强，所以《诗刊》的行政、财务基本上归他管。第二副主编柯岩，早年以写儿童诗知名，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写过名篇《周总理，你在哪里》。我刚进《诗刊》的时候做“二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的工作。”
邵燕祥先生正在接受《记忆》杂志编辑李晓艳采访
您是怎样发现北岛和舒婷作品的？是他们向《诗刊》投的稿吗？
邵燕祥：“知道北岛和舒婷是在《今天》杂志上看到他们作品的。《今天》当时是首先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的一个民间油印杂志。1978年12月下旬，《今天》的发行者把这本刊物贴到了《诗刊》门口的玻璃橱窗上。编辑部的吴家瑾跑进来说，上面有的诗歌写得好。”
“当时眼前一亮，心也为之一亮。许久没有读到这样刚健清新的“呕心”之作了。我说“呕心”，正如说歌唱家的发声不单是靠的嗓子，而是发自丹田，他们的诗是从灵魂深处汲上来的，已经在心中百转千回或说千锤百炼过了，没有毛刺，更没有渣滓，完整透明，仿佛天成。北岛冷峻，舒婷温婉，同样显示了诗人的风骨。我读到《今天》以后，挑了北岛的《回答》在1979年3期发表。1979年4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当时他们的诗歌还没有发在大面，而是发在不显眼的位置，只是想试试看行不行。在每一小辑中也没有让它们打头，毋宁说是故意的安排，以减少可能遇到的阻力。没想到这期《诗刊》一经发表，读者还是发现了。我们的读者很敏感，他们还是在不起眼的第几十几页上发现了这两首一新耳目的诗，发现了陌生的诗人的名字。好诗歌就是这样，无论你放在哪里大家都能发现。读者一下子就被他们的诗歌吸引了。《回答》和《致橡树》刊登出来以后应该说是轰动一时。当时的《诗刊》承文革中复刊时的余荫，印数还很大，影响自然超过了油印的民刊。编辑部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
“这两位新进诗人作品的发表，一个直接的效应，是鼓励了一大批青年作者的诗歌热情。其中有下乡知青，回乡知青，有工人和技术员，也有当兵的，以及机关干部。他们中许多人只是在“文革”十年中从漏网的旧诗集和杂志读过一些诗作，并且开始学习写诗，现在惊异地从北岛、舒婷笔下读到了与习见的诗风完全不同的诗，这就激发他们向“五四”新诗、向外国诗去补课的热情，逐步开阔了艺术的眼界。”
1978年12月民刊《今天》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现代诗潮拉开序幕,到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诗《回答》的发表,是后来所谓朦胧诗浮出水面的一个重要历史标志,“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杨炼等。
1979年7月发表舒婷诗歌《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外一首）。同年11月发表顾城《歌乐山诗组》
您当时见过北岛、舒婷吗？当时发表他们的诗歌是否有阻力
邵燕祥：“那时我还没见过他们，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我认识舒婷是 1980年夏天诗刊组织的“青春诗会”上。”
“跟北岛见面似乎更晚一点，北岛当时是和冯亦代住在一个宿舍院，经冯亦代先生介绍相见的。那是在发过北岛的诗之后。我得知他还在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做“铁匠”，想换个工作，但没找到接收单位。戈扬、杨犁主持的《新观察》调他当编辑是后来的事了。当时发北岛、舒婷的诗歌还有些阻力。”
当时《诗刊》为什么没有发表芒克的诗歌
邵燕祥：“最初从《今天》上选发诗作，带有试探的性质，因此只用了北岛和舒婷各一首，而且不是集中发，而是分了两期发表。后来《今天》作者中的江河、顾城陆续来稿，也陆续刊发了。许多年后，我才听说，芒克是从来不向报刊投稿的。而我在《诗刊》的短暂时期，编辑部除了为特定的目的外，一般不向作者约稿，一是来稿、积稿很多，有些还老是排不上队，很怕留下后长时间发不出去，耽误事；二怕约来的稿件，万一发不出，更被动。这些苦衷，今天时过境迁，可以对你说了。如在当时，你这样的问题，我是不可能作答的。《诗刊》在我工作那一段，不但没发过芒克的诗，也没发过许多人的诗——好诗，例如多多。这是令人引为遗憾的。”
邵燕祥先生在《邵燕祥散文》上签字
您作为《诗刊》副主编，在改革开放后，也就是思想解放后的工作中有哪些新的思路？
邵燕祥：“新诗潮，《诗刊》是起到推动作用。我是1978年11月到《诗刊》的，我很珍视到《诗刊》工作的机缘，宁肯自己少写诗，也要把编辑当好。纵令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把刊物办好，多发好诗，就全有了”
“我来《诗刊》给自己定了两条：一条是请那些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老诗人登台亮相。当时《诗刊》的邹荻帆（副主编）他联系了一大批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诗人。严辰联系了一大批从延安、从解放区来的诗人。跟我同辈的五十年代的年轻诗人，我又比较熟悉。当时有一位朋友（萧枫）从四川回来，带给我流沙河的讯息。流沙河文革期间遣返回乡，就一直在金堂县做木工。我托人给他带信，流沙河便寄了诗来。后来他把文革期间写得最好的诗《故园九咏》寄给我们。所有这些诗人都被称为“归来派”，因为艾青有一个集子叫《归来的歌》，是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把这部分诗人称为“归来者。”
“记得当时郑敏给《诗刊》来稿，李小雨拿过来给我看。她不知道她爸爸、诗人李瑛早在1947年就曾给郑敏的诗写过评论，郑敏是四十年代就活跃在诗坛的“九叶”中的一叶！”
“严辰拿来了穆旦的诗歌，我们发了一批。这期间《诗刊》发表了大量老诗人的作品。1979年9月号刊出曾卓《悬崖边的树》等诗。1980年1月号刊出艾青《彩色的诗》、昌耀《大山的囚徒》、林子《给他》、杜运燮《秋》、公刘《诗与政治及其它——答《诗刊》社问》等文。”
“第二条是推出年轻人，把‘地下’的引到地上。当时所谓的地下诗人，在北京主要是文革中后期形成的，原来的中学生、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后形成的群落，较突出的集结在“白洋淀”。其中有的人一直坚持下来，从事诗歌活动。有的后来不写了，方含、根子、葛晓丽。老三届、新三届还有一部分研究人文科学的。在国务院宿舍院徐迈进女儿的宿舍，都是文学沙龙样的。后来上海朱学勤《寻找失踪的思想者》，也有失踪的诗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解放思想的原则方针成为主导，尤其在1979年势头比较好。你如果把1979、1980那两年的刊物翻一翻，恐怕比现在的还有生气，生气勃勃，思想活跃。而且感情充沛，真诚。”
“比如我们发表了唐山工人张学梦的长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他说我们自己——人，不是“机器人”，也需要现代化。我们发了，引起的反响很大。1980年的七、八月间，我们发了一首诗，引起的轰动更大。年轻的部队诗人叶文福，写了《将军，不能这样做》。后来很多人引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改成《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其实题目里没有“你”字。大致讲一个将军为了扩展他的住宅，硬要拆掉一个托儿所。我们发了之后，当时总政文化部长是刘白羽，代表军方来抗议。不过我们据理力争，总算应付过去了。由于这首诗引起的风波，叶文福名声就大了。很多学校请他去演讲。北师大请他去演讲，他不慎议论了一下政治问题，结果有个女大学生，郑重其事地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揭发他的“煽动言论”。这信还转到邓小平那里去了，后来这个叶文福也被部队让他复员了。”
后来我在查阅《诗刊》纪要中了解到，《诗刊》1980年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刊有张学梦《献给今天》、孙武军《回忆与思考》、高伐林《答——》、周涛《伊犁河,我常常怀念你》、顾城《诗四首》、王小妮《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等诗。
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 《诗刊》社在北京举办 “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才树莲、江河、杨牧、徐晓鹤、梅绍静、高伐林、徐敬亚、陈所巨、顾城、徐国静、王小妮、孙武军、常荣17人参加,这是“青春诗会”的第一届诗会，诗会邀请了诗坛前辈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李瑛、蔡其矫等到会授课，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亲自辅导，为与会的青年诗人修改作品。
《诗刊》1980年10月号 以“青春诗会”为总栏目发表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梁小斌《雪白的墙》、张学梦《前进,二万万》、叶延滨《干妈》、舒婷《暴风过去之后》等作品。同时,发表了艾青讲课的记录稿《与青年诗人谈诗》、冯牧在诗会上谈话的摘要文章《门外谈诗》。王燕生《青春的聚会——<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侧记》。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青春诗会”。这一期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轰动诗坛！
首届“青春诗会”您都改过哪几位诗人的稿子？当时的情景是怎样 ？
邵燕祥：“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改作者的稿子。必要时可以提建议请作者自己改，也不能强制人家改。在“青春诗会”期间，编辑部的同仁们分别担任各位与会学员的辅导工作，无非是看看稿子，提提意见。这方面的情况，具体的可问一下王燕生老师，他当时被我们叫作“班主任”，一应有关学员的大事小情，他一揽子全管起来了。”
您在首届“青春诗会”上讲过课吗 ？
邵燕祥：“ 我没有给大家“上课”。我给大家找过几位来讲诗歌以外的课的主讲人。”
青春诗会为什么没有北岛？当时是没有选上还是选上了北岛有什么事情没来？
邵燕祥：“ 现在任何一个笔会，都不可能回答你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某人？”
“而且，你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现在叫民间刊物，当时是担着“非法刊物”的嫌疑。在民间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也都难免被另眼看待。北岛比起舒婷来，自然更加惹眼一些。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曾有北岛的提名，也不记得当时是否曾就此做过讨论，而我以为在当时当地，大家对此都会默契的。你如果还想了解得具体一点，还可以找王燕生老师问一问。”
邵先生说，很后悔的一件事，80年代所有的稿签应该留着，结果没有保留，全卖了吧。邵先生非常惋惜。
邵先生说话慢慢，声音低低缓缓的。1978年刚刚平反，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拨乱反正，思想刚刚开始复苏，而他确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站在了诗歌的前沿，为老诗人的归来，为地下诗人的站起，奔忙着。在他和《诗刊》同仁们一道努力下，解冻的诗歌开始汇集成新的潮流，正像他在《诗刊》1978年9月号上发表的一首诗的题目：《中国又有了诗歌》。
2011-1-14
李晓艳，吉林松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松原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松原市新诗协会副会长。诗歌、散文、小说散见于《诗刊》、《中国诗人》、《诗选刊》、《诗探索》、《诗歌在线》、《记忆》、《松花江》、《松原作家通讯》、《松原文艺界》、《查干湖》、《大布苏》、《吉林日报》、《松原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出版诗集《窗外依旧》、《飞翔的声音》，传记文学《柏青》。二00八年诗集《窗外依旧》获松原市政府第一届查干湖文学奖二等奖。二0一一年《无题》（组诗）获松原市政府第二届“查干湖文学奖” 二等奖。二零一四年传记文学《柏青》获松原市政府第三届“查干湖文学奖” 一等奖。作品《夜泊查干湖》获《诗刊》杂志社2007年春天送你一首诗二等奖。散文《美丽的孔雀》获得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2017诗集《飞翔的声音》获松原市政府第四届“查干湖文学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