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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汨纺学校的日子
作者：钮海林
汨纺学校的全称是“汨罗纺织厂职工子弟学校”，1972年—1976年我有幸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将近四年，留下不少青涩的回忆。
钮海林老师
一，初执教鞭
我被借调到学校是担任英语老师，我没有读过师范，也没有当过教师，心虚。为了给自己壮胆，每到一个班自我介绍时，我都会说：“我是准备车间的工人，是工人上讲台。我没有什么教学理论和实践，但是，我会把学习英语的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们。”哼哼，先镇镇这些小孩。几堂课后，我发现同学们最大的问题是对学习英语不感兴趣。也是，没有语境去学习陌生的语言，不枯燥才怪！于是，对初中生我就同他们玩游戏，我做好许多大卡片，写下字母，让同学们自告奋勇上来排字母顺序、拼单词、填空等等，让大家在嘻嘻哈哈游玩中记住了抽象的英文。同时，我还教他们一些简单英语歌，如《字母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小松树，快长大》等，以提高孩子们学英语的兴趣。如果课堂纪律好，下课前我就会讲个小故事以资鼓励。对高中生我则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读写为主，我还请好朋友谭应建帮我画了几幅画，用视觉加强对《半夜鸡叫》等课文的认知。我还自编了一些英语小节目，例如由我扮演一名加拿大外宾到韶山参观（哈哈，其实我不化妆也像），碰到王肇序的女儿和另一名男生(可惜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扮演的少先队员，向他们问路和交谈。后来，这个节目还上了厂里的晚会。从此，同学们的学习气氛便活跃了不少。
钮海林老师和胡呈祥老师
不久，我发现好些老师都有教案和教学大纲，怎么唯独我没有呢？我私下问刘阳初副校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可能英语不算主科吧，上面也没有布置，你尽力就行了，说实话，外语这个东西如果不常常使用，很快就会忘记，而我差不多已有五年没碰它了。还好，当时我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每天收听中央台的对外广播，以提高自己的听力与发音。因为这样，有一次还差点被厂保卫科当作“收听敌台”而抓捕，幸亏关键时刻，电台播出了一首新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埋伏在宿舍门外的保卫科同志才悄悄撤了。另外，我还搜索到安徽电台有档教英语的节目，这对我教学帮助不少。第二年，我被正式纳入学校编制。到1976年春我离开学校前，全校的高、初中英语，均由我一个人执教。
汨纺学校的老师们
二，当年煽情的鼓动会
当年，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有一天，我对刘阳初副校长说，我想给高中部的同学上一堂大课，讲讲为革命学好外语。刘校长听了我的想法后很支持，他说，要讲就召开整个中学部大会讲。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好笑，那时的我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恶从胆边生”，当着那么多文革前大学毕业的资深老师们的面，竟敢班门弄斧，作了个“大报告”。
钮海林老师和宋光辉老师。
准确地说，我的所谓“报告”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发言，我的头一句，就是引用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名句：“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个武器。”于是，我便讲《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高尔基的《海燕》译成中文，抗日战争中对日军喊话，抗美援朝的板门店谈判，解放后我党政代表团多次出国同美帝苏修作面对面的斗争等。我还讲述了我国九位外派工作人员在巴西被政变当局无理抓捕，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用葡萄牙语向全世界揭穿敌人谎言的英勇事迹。我还特别讲了1965年陈毅外长在大型中外记者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英文版是我们当年的必读课文，学校还组织我们观看了两遍这部内部电影。我告诉大家，有个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陈老总，美国已经打到越南了，如果打到中国怎么办？陈老总蔑视地笑了笑，用他铿锵有力的四川话掷地有声地说，好啊，让他打来吧，我等这一天都等到头发变白了。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脑袋，示意译员冀朝铸马上翻译成英语（不过冀将白发译成灰发）。陈老总又说，美帝胆敢侵略我国，我就亲自带兵坚决彻底地把他们赶回去，我打不完，就让我的儿子继续打，一直打到他们全部干净地回老家。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销了！当冀朝铸翻完最后一句：When the time comes，they will be all sold out ! 全场鼓掌。末了，我再次对同学们讲道：所以马克思说：“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of life!”没想到，我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忘乎所以，煽情到台下的同学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我的发言竟然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会后，教体育的邓老师跑过来同我握手，表示祝贺。教研组长傅老师告诉我，当我提到邓小平坐镇莫斯科现场指挥反苏修时，好几个同学惊讶得掉下了下巴（那时刚刚内部宣布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同寝室教语文的曹老师对我说，小钮，你应该去搞宣传。当然，这些都是对我的鼓励。如果现在让我说，估计没到两分钟人们都跑光了。当然，这次煽情的“报告”对同学们的英语学习还是起了正面的作用。
三， 岳阳师专来校见习
有一天，刘校长对我说：“岳阳师范专科学校选定我们学校，要组织毕业班来这里开门办学，见习观摩，你准备一下。”果然，过了几天，岳阳师专来了一队清一色的女学生，共30人，领队熊老师大约四、五十岁，另外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何老师。原来，他们是师专英语系的师生。开始，他们每天上午坐在教室后面听我讲课，下午他们则在厂招待所闭门教学，互不干扰。两天后，我每晚到招待所找熊、何老师征询意见，还同他俩交上了朋友。这下才知道， 熊老师早先在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的英语翻译，全程参加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回国后到新华总社编译处工作，是高级翻译和高级编审，直到那个非常年代，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熊老师的非凡经历，让我顿时对他肃然起敬。后来才知道，他还是我们车间熊淑兰的亲戚。那位何老师，则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语高材生，在那个年代被分配到湖南的军垦农场，师专开办，他才被调上来。对于这两位我心仪的前辈老师，我自然不会放过向他们求教的机会，他们也不吝赐教，耳提面命，无私地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特别是何老师，他是上海人，有两天我们聊天都聊到半夜。最后一天的上课，除了师专的全体师生，刘校长还带了教导主任孙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坐在后排观摩我讲课。课后，又安排了一场座谈会为我讲评。自然，出于人之常情，熊老师、何老师和几名学生代表一致给与了我鼓励性的肯定和过誉的表扬，虽然我有些难为情，但是心里也有一丝丝为校争光的感觉。送走师专的师生后，我在抽屉里发现几张字迹娟秀的英文信。原来，这是几名女大学生表达了将来要做一名像我一样的基层英语老师。这让我受宠若惊，感到为人师表真是责任重大。若干年后，我在广州长期从事对外贸易工作，还被外派海外长达6年多，这时候我才亲身感受到当年我在汨纺学校的英语教学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肤浅。每一种语言都如同浩瀚的大海，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
钮海林 和汨纺工友们
钮海林夫妇和谭应建夫妇
四，家长们的厚爱
我刚到汨纺学校时，社会上流行着极左思潮。可是，老百姓却根本不尿什么教师是“臭老九”那一套。在我上学放学的路上，就碰到过几次不认识的工人师傅拦住我，带着孩子请求我一定管教好他的孩子。开始，我以为这些师傅也就是讲讲客气话。后来遇到一位师傅很真诚地说：“我的伢子就交给你了，他不听话你就给我狠狠地打他。”听口气，这位家长已经把我当成家人了。唉，我怎么会打他的孩子呢？这孩子平时挺灵范的。还有一次，一位女家长领着她的女儿来见我。她很客气地问我，听我女儿说你教他们唱了一首《共青团员之歌》？我说是呀。她轻声说，这可是一首苏联歌曲呀，以后要小心。看来，在那什么都可以上纲上线的年代，这位老干部的爱人是担心我年轻，犯错。她还说，我女儿不懂事，请你多多费心帮助她上进。事后，我曾找她女儿谈过一次话，主要鼓励她要继承革命传统，不要辜负革命前辈的期望。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十分动情。一天，我不小心扭伤了手指。当天晚上，有个初一学生，摸黑找到了我的宿舍，他怯怯地在门口说，钮老师，我爸爸请你去我家。我问，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爸爸会治伤。我跟他到家后，只见他爸爸正把桌上切碎的草药一把一把塞进嘴里咬，看他的表情，草药的味道一定很不好受。他爸爸小心翼翼地将咬出汁的草药铺在纱布上，轻轻地包扎在我的手指上，交代我两天来换一次药。一个星期后，药到病除。然而，令我非常遗憾的是，我至今仍然想不起这位师傅的名字，唯有说声大恩不言谢！
还有一位家长找我，也是期盼我管好他的儿子。知道他是一位木工师傅后，我便问他可不可以用边角料帮我做一根教鞭？过了两天，他儿子十分得意地带来一根精致的教鞭双手递给我，我握在手上，感觉很舒服。这根小小的教鞭伴随我在汨纺学校度过了近四年光阴，教鞭虽小，却体现了家长对我教学工作的极大支持，体现了工人师傅对老师们的信任和重托，也体现了家长们期盼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好好读书而改变人生的朴素愿望。后来，我还把这根教鞭带回了广州，作为永久的珍藏和纪念。
让我感到特别意外的是，有一天厂劳资科的杨科长找到我，拜托我一定要把他的小儿子教育好。其实，我同杨科长一点也不熟，也没有什么渊源。可能他知道我是少先队（当时叫红卫兵）辅导员吧，就乱病投医，找到我头上。通过交谈，我感受到他并非是利用权势来谋私利。他仅仅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父亲、普通的家长为孩子不争气、恨铁不钢而心急，而焦虑。他儿子叫杨辉，大约十三、四岁，他哥哥也在我们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许是哥哥的光芒盖过了弟弟，杨辉就用调皮捣蛋来引人关注、关心。我对杨科长提了个要求：他们不许打骂杨辉，要让他感到有家庭的温暖。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杨辉尽管好动，有时还打架，但是他有正义感，读书也不笨。于是我决定打情感牌，以心交心。我对他说，你爸为了你进步、为了你学好，日夜难寝，饭菜不香，你知道你爸的良苦用心吗？一直讲到这个小孝子抹眼泪。
以后，只要他遵守纪律，只要他有点进步，我就当场表扬他，提高他的上进心和荣誉感，还委托他帮我维持课堂纪律，只要有人讲小话，他大声一喝，全班就立马安静下来。举办校运动会时，邓老师急需大量的人手帮忙，我就推荐他去。结果他表现得很积极，很负责，甚至不小心被手榴弹砸伤脚也坚持到最后，获得邓老师的高度好评。根据他的进步和表现，我同他班主任商量后，决定批准他加入少先队，他终于如愿以尝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对此，杨科长几次要请我到家吃饭，我婉谢了。
其实，我和其他老师一样，看到自己的学生有进步、有出息，心里不知会有多欣慰、多甜蜜。
几年后，我要调回广州了。就在我与赵和平为如何前往20公里外的火车站而犯愁时，已调供销科多年的杨科长找到了我。他说，明天我派辆大卡车送你！第二天，杨科长亲自押车，然后赵和平、梁某、谭应建、黄海达、万伢子等十多名老铁爬上车，浩浩荡荡向着火车站进发，杨科长还亲自帮我办理好行李托运手续，我在依依不舍中登上了南下的列车，我拼命向大伙挥手：啊，老铁们，再见！啊，杨科——哦，不对，应该是：啊，家长们，再见！啊，汨纺，再——见——啦！
前几篇回忆，有点大言不惭，自吹自擂。其实，我在汨纺学校也不是一帆风顺，也有过走麦城、滑铁卢的经历。
五， 对学生动粗
一次暑假前，学校工宣队队长兼校长交代我说，这次你回上海，把我读小学的儿子从他外婆家带回来。
他儿子叫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暂且叫他小W吧。从上海到汨纺的一路上，他就没有一分钟安宁过，即使我们在火车硬座上睡觉，他不是搂着我就是趴在我身上。
开始，我还庆幸他读小学。然而，开学后我发现小W竟然在我教的初一班上。当我的眼光扫到他时，他调皮而得意地对我作了个怪脸。我想，可能上海的教育比较先进，小W跳上一级也无可厚非。另外，可能外婆家营养也好吧，小W长得高大胖壮，比同班同学高出一个头。
初时，他的表现还可以。一段时间过后，他开始不断撩人讲小话，甚至窜位骚扰同学。我也多次提醒他，却屡不见效。
一天上课，这名小W不知抽了哪根筋，我说一句话，他就跟着大声重复一次。多次之后，我对小W和颜悦色地说：“小W, 我现在上课，请你不要重复我的话。”他马上又大声地说：“小W, 我现在上课……”我强压火气，严肃地对他说：“刚才我是好声好气对你讲，”我话音未落，他又怪声怪气地说：“刚才我是……”。看来，这课是无法上了。于是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就要用不讲道理的办法去对付！小W接着马上学我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此时，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喝断他的话：“好啊，你胆敢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来破坏课堂纪律，你给我出去！”“我就不出去！”
这是小W上课后讲的第一句自己的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时冲动，便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像抓小鸡一样，把他拎出了教室。他边哭边叫边挣扎，我原想把他扔到操场中央，但是他太沉了，加上他趁势抱着一棵树，我便放下了他。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你就在这里等着，下课后我找你谈话。”我回头往课室走的时候，心想：“唉，好好的一堂课就这样被这个小家伙给搅黄了。”可是，当我回到讲台一看，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只见全班同学齐刷刷地坐得笔挺笔挺的，目光炯炯地望着我。我平静了一下心情，翻开课本，让同学们跟着我读课文。我万没料到，同学们的声音是那么整齐划一、震耳欲聋，个个精神饱满，情绪抖擞。这是我到学校任教以来课堂纪律最好、教学效果最好的一堂课。
下课后，小W已不见踪影。我进到中学部办公室，也不见他父亲在座，所有的老师都在静静地埋头工作，好像压根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事后，也没有任何领导或老师找我谈话，了解事情的经过，更不用说批评教育我了。然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作为一名教师对自己的学生动粗都是不对的，这说明我缺乏理智、智慧、能力和办法，没有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常言道，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虽然这是我在汨纺学校唯一的一次对学生动粗，却是我最为失败的一次教训。吧
一直到今天，我都常常对这次教训进行反思、反省和后悔。
六，失败的动员大会
一天早晨，我刚刚进入办公室，教导主任孙老师就急急跑到我面前说：“救场如救火，救场如救火！”说着，递给我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两报一刊社论说，上面指示要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你代替我作一个动员报告，我脑袋现在疼得厉害，广播操一结束，你就按社论动员。
我看了看外面，广播操都快结束了，再看看孙老师可怜巴巴的样子，只好接过了报纸。可是我还没有看两行，就听到外面的大喇叭在广播：“下面，请校红小兵红卫兵团总辅导员钮老师作批林批孔动员报告！”
2019.9.7聚会时钮海林，宋光辉，许汉雄老师和学生向青，田芳合影。
于是，我在孙主任的推动下，无可奈何地走向讲台，对着麦克风，然后人模狗样儿地模仿起某些领导打官腔的调子：“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咦？怎么没有掌声，我心想。于是我就清了清嗓音：“今天，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号召我们批林批孔，咹，”“就是那个那个批判孔老二，咹。那个、那个，咹，批克己复礼，咹，还有天马那个那个，飞天，咹……”突然，，我脑子一下子一片空白，没词了，再也“咹”不出什么了。我看着操场上的学生，个个仰着头期盼地望着我，周边的老师们则焦急得看着我，全场一片死寂。突然，有几名学生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全场哄堂大笑！当时，我窘得真想地下开出一条缝，让我马上钻进去，逃啊。唉，我已记不得这场动员大会是如何结束的，反正我是在全校师生面前出了大丑，丢了大勾了！
实话实说，这事我心里一直没有怨过孙主任。孙主任当年大概五十来岁，是资深的老教育工作者，让他违心地去批判万世师表的孔夫子，我也于心不忍，谁叫我宣称自己是“工人上讲台”呢。工人嘛，讲错了也就讲错了，谅工宣队也不会上纲上线。相反，我还非常敬佩孙主任，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他就敢于抵制不得人心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出点丑，又算什么呢。其实，类似这样“走麦城”的故事，我还有不少。有些是自己不成熟造成的，有些是那个年代制造的，关键还是自身的素质不过硬。总之，在学校的近四年寒暑，加上车间的三年时光，是我青春年华中最宝贵的七年。如今，当年的汨纺城作为一个历史标志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然而，汨纺人还在，汨纺的情义还在，如火如荼的汨纺在我们的心里的记忆更是刻骨铭心，永远无法抹去。“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让我们坐在远离小边山的地方，给孩子们讲述那过去的事情，讲述我们和汨纺一起走过的日子吧。
附注：
当年，我是和前纺车间的胡呈祥校友一起借调到汨纺学校的。领导说，你们是同学，你们自己商量分工，谁教数学、谁教英语。小胡曾是学霸，数学、英语都比我好。感谢他给了我教英语的机会。另外，当时汨纺学校规模也不大，虽然我包了中学部的英语，但是每天也就上2-3堂课，还扛得过去。
钮海林和车间老同事谭晓辉，张爱祖，黄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