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子怡
什么是好诗？人们自然会见仁见智。笔者心目中的好诗条件有三：曰文化的高度、生活的广度、情感的纯度。首先，诗词本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就规定了诗必须从文化的视角对人生、社会进行观照和思考，因此，文化的维度是不可或缺的。其次，从诗的发生学来说，它本来就是产生于生活的，因此，诗人表达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任何文学都是通过情感的宣泄来影响人的，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诗尤其如此，诗本来就是情感特别强的文学，情感于诗的重要等同于血液于人的重要。衡量一个诗人的高度自然是看他在这三个方面的占有度。近读张先军旧体诗《儃佪集》，令人眼前一亮，其作无论是在文化的高度上、描写生活的广度上还是情感的纯真度上都合乎我评诗的标准。张先军，1972年生，湖南邵阳人，网名北窗主人、笔名张五龙，现任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
“儃佪”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人带有本能的文化自觉，惟其“儃佪”，他才具有文化的高度。最早“儃佪”的是屈原，他在《九章·涉江》中说：“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他在《九章·惜诵》也说：“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因为儃佪而得不到正解，他最后只好沉江了。这是屈原的悲剧，当然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种悲剧历代相继，每个朝代都发生，因为“儃佪”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被继承了下来。诗人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是一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他们不甘圈养，不甘现状，对复杂的现实，对痛苦的人生总是去拷问，总是从文化的层面进行思考。因为思考，当然就有疑惑，有痛苦，有牢骚，当然也就有“儃佪”。张先军诗集取名《儃佪集》，他在《自序》中是这样说的：儃佪者，语出《九章·惜诵》：“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以示艰难。余曾性好臧否，近岁缄口，寄情格律，得数语以存，然亦多不合时宜之作。学诗以来，删馀无几。
在这段话中，诗人已把自己心中的痛苦与无奈昭示于读者面前：作一个真正的诗人实在不容易。诗人总是属于那些“欲儃佪以干傺”的一群，因为他们太看重自己的责任了，太看重自己的节操了，对现实总是不忘“臧否”几句，但现实的残酷总是让人不寒而栗，有时为了不致“离尤”，也不得不违心地三缄其口。但诗人天生的文化个性与本能，有时又压抑不住，又不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以至于有“不合时宜之作”，张先军所描述的这种“儃佪”也是所有诗人的一种尴尬。这种尴尬苏东坡也曾形象地描述过：“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苏轼《思堂记》）发自内心的言语，吐出来自然得罪人，但是强忍而自“茹之”，又让自己过不去这道违心的坎，最后不得不“卒吐之”，东坡们确实太可爱了！可见，占据了文化高度的人，总是难改“初心”的。张先军《儃佪集》对于那些“不合时宜”之作、敢于“臧否之作”，虽然“删馀无几”，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诗人的人文关怀，诗人的干世“逆人”之作，仍然不绝如缕，渗透于诗里行间。比如：一只普通的碗，可引起他对被世俗所染的担心：“性同冰玉质，世用染油污。”（《洗碗》）一场车堵，遂引发“劳车致远事无闲，坎壈多吟行路难”困顿之感（《春雨行车遇堵》）；一次加班也可引起他对现实压抑人才的思考：“贾生才尽长沙傅，弃疾名高美献芹。”（《公历岁末加班戏语圈中美眉》）在他的“感事”诗中，这种感慨与批评则太多了。敢于及物，敢于批评，是《儃佪集》的一大特点。如其《闻屠呦呦先生荣获诺贝尔医学奖》一诗对学术界只看来头，不重实际的假学、伪学就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无缘诺奖已经年，衮衮诸公尽素餐。瑞典皇家传捷报，青蒿原在草蓬间。”学界之丑态之不平，诗人一语道破。尽管诗人“儃佪”之后，欲思“近岁缄口”，但良心与责任、忧患与担当不得不使他直面现实与人生：“反腐者原贪腐者，捉妖人是放妖人”（《惊睹某大师与公卿大人合影感天朝无异事》）、“刘项当然不读书，只因祖上已先富”（《高考打油之三》）、“屠钞饱蘸疯人血，上国矜夸王化辞”（《戮春》）、“人间若有同情在，何至贫家血洗庐”（《题甘肃灭门案》）……诗人对人间之不平，对现实之丑陋简直是怒不可遏，以至揭弊之辞，毫不隐讳了。诗人“儃佪”久之，思考久之，苦恼久之，压抑久之，最后还是一吐为快，可见，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一旦形成是难以改变的。正是这种文化基因，塑造了诗人的风骨。
诗人爱好一般有两种，或偏重于写心，或偏重于写实。笔者曾在拙文《苏轼的淑世精神与艺术个性对当代诗词写作的启示》里曾剖析过这个问题：“前者着重于灵魂的拷问，后者着重历史责任的担当。两者都能产生好诗。但是，一个诗人如果只停留在写自己的一己之心，整天只在个人的天地里哼哼唧唧，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俗毫不关心，毫无责任感，毫无人文关怀，也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至少其境界、其眼光、其胸次、其格局有问题。”从《诗经》以降，中国诗歌就具有写实的传统，古典诗论中也十分注重这个传统。汉代何休在其《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73这其实告诉人们，诗产生于劳动，产生于生活中。因此，反过来，诗反映生活也是天经地义。诗人天生是社会的良心，是具有淑世情怀的人，因此济世、干世是诗人不可少的责任，苏东坡在其《题柳子厚诗》中说得好：“有意于济世之用”“诗须要有为而作。”他在其《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也说过类似的话：“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明确指出诗须济世，不是徒具“耳目之观”，不是用来自娱的。当今世俗生活十分丰富，值得人们去深耕。可是，检点当今诗坛，很多诗人忘记了诗的本质特征，忘记了诗人的责任与良心，忘记了诗人应有的人文关怀，忘记了美刺传统。关注生活，道理谁都懂，但并不容易做到，也并不容易写好。但在《儃佪集》里，举凡“述怀”、“感事”、“揽胜”、“怀古”、“咏物”、“酬赠”、“正能量”、“谑作”几乎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题材并且都有优秀之作。因为只有热爱生活，平凡的生活才能引起诗人敏感的关切，引起诗人浓厚的诗兴，诗也才能感人。在《儃佪集》里，诗人既有对亲情的回忆：“儿时顽劣心操碎，长大羁游眼望长。”（《母亲》）也有对自己不如意的调侃：“我行我素人多病，昨是昨非今可嗟。”（《丙申生日自题》）“纵论微群狂傲士，蝇营俗务弱书生。”（《自嘲》）即使面对手术台，诗人也豪气不减：“欲裂头颅掷向谁？老夫肝胆早相摧。犹存瘦骨轻生死，敢对深霾作电雷。”（《因鼻疾住院记事》）即使对生活进行戏谑，但戏谑之余也不乏对生活的热爱：“房价高居多苟且，屌丝难娶尽单丁。喧嚣网络声声卖，梁祝清歌我独听。”（《五月二十日老婆索要礼物戏作》）张先军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唯其大爱，年逾八旬的“老农”才引起他的关注：“问其何年岁？答曰近八旬。家有老婆子，卧病已十春。儿媳无长技，打工难脱贫。孙幼皆上学，学费是主因。自力有所养，生死一粒尘。”（《老农行》）唯其大爱，一个普通的“菜贩”才引起他的深切同情：“风雨街边担，佝偻鬓上霜。晚归忧菜萎，早市占摊忙。价贱心犹喜，生劳盼亦长。无由念儿女，求学入秋凉。”（《菜贩》）与时下诗坛玩弄技巧者、炫耀华藻者不同，诗人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记载了这些小市民的真实生活，让人怦然心动。写实是很难的，如果不会对生活进行典型化与细节化，喜欢胪列概念，堆垛意象，就会把诗写成新闻报道，缺乏形象，不可卒读。张先军也是写实及物的高手，善于以小博大，善于对生活进行切片，善于通过一朵小浪花来反映时代的潮流。如其《留守二章》：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打工的一种独特的且带有普遍的现象，诗人以敏感的触角抓住了这个现象进行描写。如果是个拖沓的诗人，可以从家庭困窘、告别儿女、儿女在家状况等铺衍出长篇来。但张先军的高妙处在于精心剪裁，诗人只抓住“阿爸阿妈唤不停”、“一路追车作泣随”这个感人的细节写出人间撕心裂肺的苦痛场面，把亲情、无奈、艰窘和盘托出，也形象地告诉后人，农民工为改革开放所作出的极大的付出与牺牲。此二诗的高妙处还在于诗人没有议论，完全进行冷处理，把自己的情感藏于字里行间，为读者留下无穷的想象力和馀味。正是诗人对生活的关注，使得《儃佪集》具有了反映现实的广度，其价值也在这里。
任何文学都须有情，诗尤如此，情是诗歌的生命和灵魂，是衡量诗歌质量的最主要的标准。传统诗论认为：诗的上乘之作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方能真，反之，为文而造情者往往“采滥忽真”。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情采》中对此说得很细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1]43刘勰批评了“后之作者”忽视诗骚“为情造文”的传统，而师承辞赋的“为文而造情”，以致文而失真。因此，注重为情而造文，写出情感之真，一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明代许学夷在其《诗原辩体》卷三中曾把汉、魏五言与颜、谢五言进行了一个对比，指出两者之间高下之别：“汉、魏五言，为情而造文，故其体委婉而情深。颜、谢五言，为文而造意，故其语雕刻而意冗。”他对《吕氏童蒙训》中特别推崇古诗十九首和曹子建诗的“思深远而有馀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而表示高度赞赏，认为“吕氏之所谓意，即予之所谓情也”[1]43。可见，对于诗来说，有情则生，无情则死；情纯则真，情矫则伪。一个情感真纯的人，其诗也一定有其真纯度。张先军也深谙诗须情真的道理。读过其《儃佪集》无法不被其浓浓的情感所感染。在其“感怀”诗里，你会听到诗人对老大无成的深深感喟：“年居四十事无成，每到新春感喟生。……蜉蝣暂寄消豪气，魑魅横行盼路平。”（《丙申立春感怀》）对好友飘零的无奈感伤：“同学少年皆意气，读书老友尽飘零。”（《丙申仲春应邀进初中同学群有作》）那份流露出的真挚的亲情和友情让人也不免感泣：“一句乳名肠已断，临行生怕泪成行。”（《母亲》）“嘘谈只为惊初见，笑饮还须念旧情。”（《与大学同窗聚会长沙》）在他的“感事”章里，诗人对邵东某校被学生刺死的教师的那份悲悯、那份“齿寒”之情，不禁让读者动容：“我今悼死者，痛心流酸涕。兔死狐亦悲，唇亡齿寒栗。”（《悼邵东弑师案死职教师》）即使对远逝的古人，他的痛悼，他的忧虑，仍然是那样深的感染读者：“自古亡奴同一哭，而今忠义值分文。沧浪只许饱鱼腹，欲洗簪缨已不群。”（《丁酉端午两首》）“台陆唯隔一海峡，同宗同脉各为家。先生泉下如相问，域外孤悬犹自夸。”（《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其三）在其“揽胜”篇，诗人虽然徜徉在美丽的山水之中，但在其美丽的山水画境里，也不缺他丰富曲折的感情。比如，面对峥嵘不平的新宁崀山，他忽然生发出一种人世的不平之情：“山垒连营树垒兵，峰峰犹自带刀声。天将一角安排著，只为人间路不平。”（《崀山丹崖》其一）车过长沙，一股闲愁油然而生，以至于不肯“久留”：“独立寒风望一洲，旧颜难觅写闲愁。廿年心气消磨尽，每过长沙不久留。”（《过长沙口占》）诗如其人，细读张先军这些情感曲折的诗，我虽未与谋面，如见其人，想他一定是位情感十分丰富且真纯的人。诗人如何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常常是人们所琢磨的。抒情从来有婉抒与直抒两种方法。婉抒法也就是时下现代诗坛所常标榜和流行的写法，谓之“零度抒情法”。所谓“零度抒情法”就是诗人把自己的情感藏得很深，字面上一点也看不见他的情感热度，必须仔细揣摩才能体会出来。其实，这种手法也并非新鲜，在中国古代诗坛中早已用到，比如杜少陵的《石壕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诗人只客观叙述“有吏夜捉人”的全过程，诗人几乎未露声色，但诗人的爱恨是不难从诗中寻绎出来的。张先军的情感也是藏得很深的，如上面我所分析的《留守儿童》二章基本上用的是零度抒情法，又如其《街景》一诗也是用的此法：“风乱樱摇雪，春酥柳缀芽。儿童三两个，树下玩泥巴。”诗人把自己对儿童时代生活的向往与留恋之情尽藏于客观的冷静的叙述之中。不过，张先军诗歌采用更多的还是直抒法，这可能与他的性情有关，与他选用的抒情题材多有关。其实，写诗的人都知道，直抒法比零度抒情法更难把握，稍不注意就会容易流于平庸、叫嚣、肤浅之病。要避免这几种毛病，就必须在情感的真或是在语言的雅上下功夫。张先军也是熟谙此中三昧的，故其诗虽议论多，抒情直，但读来有味，无叫嚣之病。比如其《夜宿麓山》一诗：正是因为诗中的“惭”是真“惭”，“悲”是真“悲”，再加上用语的雅健，读来令人回味，令人揣摩，全无时下诗坛的叫嚣之病。张先军的语言能力很强，有雅有俗，雅俗并陈，并传其趣。尤其俗语顺手拈来皆有真情、皆成真趣，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一直以来不反对俗语入诗，古代的大家也是有雅有俗的，如杜甫诗中并不乏俗语，金代房希白《读杜诗》就曾评价他说：“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1]851明白告诉人们，寻常话是可入诗的；但是寻常话也是百炼后的寻常话，是作者精心选择了的，是恰到好处的使用。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说得好：“诗有至易之句，或从极难中来，虽非紧关处，亦不可忽。”[1]582所谓“极难”云云，就是一种艰难选择与研磨。惟其如此，才能达到如清代钱泳《履园谭诗》所说的好诗范畴：“口头言语，俱可入诗，用得合拍，便成佳句。”[1]592口头语用到恰到好处才能成为好诗。张先军治诗有年，深谙此中三昧，其诗用俗语、口语、新词者，信手拈来，恰到好处，皆成真趣。如：“延年或赖维他命，涤腐终输洁尔阴”（《戊戌酷夏消暑戏作》）、“家有河东狮子吼，腥偷婚外胆儿肥”（《为二月十四日西方情人节戏作》）、“深情至此全无用，过日还供嘴一张”（《七夕节与老妻逛菜市场口占》）、“刘项当然不读书，只因祖上已先富”（《高考打油》）、“房价高居多苟且，屌丝难娶尽单丁”（《五月二十日老婆索要礼物戏作》）……俗而能雅，俚而有味。虽然是以寻常语入诗，但诗人是下了功夫的，是研炼后的自然；是植入情感之真纯后的俗语，故读来不觉浅。总之，张先军的诗有文化的高度、现实的广度和情感的真度，正是这种多维度的组合，使他的诗具有文化的哲思、生活的写实及情感的张力，从而具有可读性。当然，张先军的诗并非什么缺点都没有。清人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说：“不能自知其病，必资诗友之助。妆必待明镜者，妍媸不能自见也。特患自满，不屑就正于人；病不求医，必成痼疾矣。”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任何人都有产生盲点的时候。《儃佪集》让人略感不足者是部分诗过于质实，诸如“公门腐化民心丧，快意恩仇道义呼”（《闻钉杀村支书之贾敬龙被处极刑》）、“文化复兴连国运，吟旌高举启蒙童”（《丁酉新春贺诗（轱辘体）》）之类就有此病。质实则馀味不足，特别是律绝，我素来主张宜以杜甫雅健为正途，力避质实，给读者留下想像之馀地，像书法一样留下飞白，留下空间，效果可能更佳。
注释：
[1]贾文昭,程自信.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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