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下》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史记•留侯列传》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尚书•说命上》说：“木从绳则直，后从谏则圣？”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楚汉相争”，楚霸王项羽，力拔千钧，勇猛过人，出生于贵族，拥有百万大军，而汉刘邦起于沛县小令，少有学问，勇力不敌项羽，兵将亦无项羽之盛，然卒以弱胜强，打败了项羽百万大军而建立了刘汉王朝。何以然？根据毛泽东先生之评论，盖以“项羽不听谏言”“刘邦从谏如流”故也。

任何个人，包括所谓“圣人”在内，知识都是有限的，必须借助众人的智慧充实自己。故我国领导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走群众路线”，就是要多提出意见，供决策人选择，择其善者而从之，做到兼听则明，减少或避免失误。因此，我建议，国家中医药决策部门在管理中医药工作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过程中，始终要有海纳百川、博大宽广的胸怀，能容纳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

其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都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不同思路，正提供决策者进行比较,择善而从，岂不善哉！常言说:“江海不择细流，才能成其大；泰山不让土石，才能成其高”。即使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不好，无参考价值，把它放到一边不管就是了，切忌对其人轻则歧视而弃之，重则群起而围攻之，压得不让人发表不同意见，结果只剩下自己一家的单一声音，声音单一是不太好听的，只有角、徵、宫、商、羽五音和谐，才能成曲而中人们之听。

况且人们的不同意见虽不发表，但它仍然客观地在社会上存在着。如某报刊登的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遴选考试的参考用书：“《黄帝内经素问》王冰著，《灵枢经》史崧著……”。众所周知，目前一般公认《黄帝内经》即现世流传的《素问》和《灵枢经》两书，成书于战国末期，秦汉年间又有所补充，受疑古派影响的人，也只说它是西汉成书的，怎么《素问》扯到了唐代的王冰著作，《灵枢经》扯到了是宋代的史崧著作呢？王冰只是整理注释了《素问》，并把唐代以前成书“五运六气”的专论合入《素问》中，但也并不是《素问》的著作人；史崧只是在《灵枢经》的某些篇章后面加了几个字的“释音”而给献出来了，但他也不是《灵枢经》著作人。把“注释”与“著作”“献书”与“著作”混淆不分，刊在报上，发行全国，甚至国外，多有不妥！

还有某报所载《医院针灸科的现状与对策》一文里，竟然刊出了“中国已成为WTO的一个重要成员国，政治全球化……”的话，试问“政治”怎么个“全球化法”？是中国政治“化掉”美国？还是美国政治“化掉”中国？这可能吗？信口开河，极不严肃。客观上正给西方“新帝国论”摇旗呐喊。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明明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为什么偏要鼓噪什么“政治全球化”呢？

《论语•子路篇》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因此，一个口号的提出，绝对不能简单从事，不能带有随意性，必须慎重其事，必须严肃认真，必须与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而且要概念清楚，定义明确，在实践过程中还要“循名责实”。否则，是会造成不好影响的。

如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氛围中，报纸上提出了“中西医结合”，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中西医结合”的高潮，“文革”期间，刘湘屏在报上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的文章，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高潮。但由于概念不清楚，盲目性很大，故实践了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一个真正学术上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成果，而是大量出现了“中药加西药”“中医术语加西医术语”“西医诊断和病理加所谓中药方”等，人们有称其为“拼盘”者，有称其为“盖浇饭”者，我则称其为“中西凑合论”。

它给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在物欲横溢的今天，倒给某些中医大夫、西医大夫、西学中大夫提供了机会而得到好处。所以连某些中医也对其具有浓厚兴趣和无限热情，但给患者却增加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用药痛苦，甚至出现药物灾害，而致“回扣”之风屡禁不止！这就是我主张“中医不能滥开西药处方，西医不能滥开中药处方”的客观依据。

据《科学时报》8月10日报道，近日江苏扬州大学暑期农村医疗卫生调查小分队的调查显示：“79%的农民在得病后先是自己忍着，不让家人知晓，‘全靠自己扛着’；一生病就找医生咨询的农民几乎没有，大部分病人要等到实在控制不住病情才去找医生许多农民的重大疾病是对一些‘小毛病’不重视积累而成的”。（见8月18日的《报刊文摘》）

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病人当亲人给以关爱，至少要对病人具有同情心，《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同书《公孙丑上》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而且这里我说的是“不能滥开”。不是说禁止其在必要时正确的“偶尔一开”。至于西学中大夫，既掌握两种医学知识，自当具有双重处方权。但必须规定其合乎毛泽东主席“10·11”批示文件上的条件方可，否则，就不合乎西学中大夫资格。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当然，我们在研究“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只能“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指导，因为它最能为自然科学作出正确说明。

1956年毛泽东先生说过：“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我认为，这几句话作为“中西医结合定义”的描述是最好不过了。可是几十年来，它从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过。它明确了研究目标，较只提“中西医结合”这个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要好得多。正是这个抽象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了人们至今还把“中西医临床上的合作共事”或“中西医两法治病”混说成“中西医结合”。其实，“中西医结合”是学术上的问题，而“中西医合作共事”和“中西医两法治病”是工作上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规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这里提出了“有机”二字，就阐明了“中西医结合”必须是辩证的，排除了毫无内在联系的中西拼凑。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报刊上仍然不断出现“中西医结合”五字的提法，无视《中医药条例》而删掉“有机”二字,这于中医药事业、于中西医结合都是没有好处的。

说实在话，在前些年代，我也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忠心拥护者和积极宣传者，我写过《在“中西医结合”过程中鼓吹中西汇通派是有害的》等论文。1980年陈慕华副总理到武汉来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第一个建议“建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机构，国家投资，购买最新科学仪器，将够条件又愿意献身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西学中人员集中使用，开展研究”。我在湖北省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写过同样内容的提案。

后来一些年代，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经验，迫使我对“中西医结合和”“中西两种医学文化”作深入研究，深刻理解，从而认识到中医、西医分别属于东西方两个文化范畴，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哲学基础不同，医学模式不同。二者没有同一性，短时间根本没有结合的可能。

可见“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发展目标，而把它拿到现阶段来做，欲速则不达，是不能不碰壁的。要做到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必须让二者按各自的内部规律发展，西医发展到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中医则由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到那个时候，我国才有可能使中西医达到有机结合。即使西医已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而中医医学尚未达到现代化，这还是不能实现“中西医结合”的。

因而，我建议，在现阶段最好不要提“中西医结合”，以避免产生负面影响。只提“中医现代化”，并阐明“现代化”含义，它绝对不是“西医化”的同义词，而是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根据中医药学自身规律，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经验，加以客观地、认真地、细致地研究，以揭示其科学实质，用现代语言表述之，使之赋予时代的特征，实现“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绝对不是以西医理论来取代中医理论。在全国大多数中医不姓“中”的今天，有必要牢牢的把握住这一方向，反复强调，加深印象，以便求得共识，现在有人又捡起了在1954年批判贺诚同志错误思想时被否定的国民党“中医科学化”实际是“中医西医化”的这个“破烂”进行兜售，并抬出了拼命攻击民族文化中医药学的丁福保等加以宣传，我不知其是何居心！

全国大多数中医院都不姓“中”而发生西化，这是坏事；但它或多或少的都具有了一定的现代化检查手段，为以后的中医诊断现代化准备了条件，这又是好事。坏事与好事，失败与成功，往往就是一念之差。《淮南子•说山训》说：“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现代检查手段，如“饴”一样，不同人的利用，就可以发挥其不同作用，西医已把它纳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即能帮助其对疾病的诊断，而决定其治疗，但众所周知，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学是绝然不同的，如被西医已有的结论牵着鼻子走，按西医观点用药治病，抛弃中医的理论思维，丢掉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它就必然走上“西医化”的道路。

试想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把别人的东西直接拿来而毫不费力的就能坐在那里“享受”？中医要利用现代检查手段，也必须付出自己的劳动，在临床实践中，根据实际，采用一切现代科学检查方法，小到体温计、听诊器、一般化验，大到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以延长我们的感觉器官，了解到人体深一层的病理变化。积累大量资料，然后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指导下，用中医药学理论观点，对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分析，找出新的规律，把它纳入辨证施治中去，以发展辨证施治，促进中医诊断现代化。

这就是我和大家对中医采用现代科技检查手段的不同观点。我主张中医应通过自己劳动以求创新，不应当在西医学里原样照搬而使自己走上西医化。

《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科技》指出：“中国中医药学绵延数千年，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且影响愈来愈显著。近代，在西方科技的冲击下，中国古代科技几乎全部没落而唯有中医药学生命常在，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认真思考的结果是，“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见《实践论》），中医药学则是建立在大量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而具有整体观念和辩证思维的医学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东方古代的理论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医学理论体系的支撑，中医药学不仅经受住了西方现代科技的巨大冲击，而且还在19世纪西方文化侵入后诞生了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温病学派“。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告诉我们：“中医是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集大成者，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以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为基础的中医不仅将大大促进全世界医学的发展，而且它的一系列思想和方法可应用于探索生命现象等复杂科学领域，甚至可以应用于解释整个宇宙的诞生和演化”。然而正是这个整体论的思想理论，在中医界里，却有所谓“教授”要对它进行“革命”，把它“抛弃”，叫嚷要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重构”，我不知这些所谓“教授”，所谓“专家”们，对中医理论是怎样个“革命”法？对中医理论体系又是怎样个“重构”法？他们绝对“革命”不出一套中医理论，“重构”不出一套中医理论体系来的，其脑子中如有，必是照搬西医学的。否则，不是投机的瞎说，就是无知的“热昏的胡话”。

我认为，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只能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按其内部规律进行研究，使之现代化，绝对不可能是另外一套。而这个研究，又必须遵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教导的那样去做：“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由于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导致药源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增加，数百种西药被禁止使用，人们医疗和养生都要求回归自然，中医药学则是其理想中的选择，从而为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带来了良好机遇，又因为中医药学具有的东方文化的独特性质，世界各国一时难以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应该积极宣传，启发诱导世界各国逐渐认识了解我国中医药学，让中医药学健康地走向世界。

然而有些人则不是如此，而是大叫中医理论在世界没有认同感，力主抛弃中医理论知识，抛弃中医特色和优势，以与世界“接轨”。殊不知中医药学为我中华民族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没有这种医学，它们何来之“轨”可“接”？正因为我国中医药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传统医学，它才具有和世界交流的意义，才具有走向世界的价值。如果我们削足适履，抛弃了中医理论体系，抽调了中医灵魂，取消了中医特色和优势，没有了中医临床疗效，让一个中医躯壳走出国门，这不仅欺骗了世界，而且也丧失了民族优秀文化，这绝对不是一个真正中国人应该做的。希望中医药的管理部门严格掌握中医药发展和中医药西化的分界线，注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004年举办的“名医战略研讨会”上，提出了“传统中医模式”“现代中医模式”“新医模式”等概念，但我建议能认真的再考虑一下这三个“中医模式”公开提出后的社会效应。这里提出我的看法供参考，我认为“新医”一词，是对“旧医”一词而存在的。没有旧医，就无所谓“新医”。现在人为的把中医分成“先进”与“落后”两个部分不好。

据我所知，“新医”“旧医”之词，是1929年余云岫留学日本学习西医回国后，以消灭中医为能事，在南京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当时会上，在以后变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诸民谊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南京政府即据之下发了“废止中医令”，企图在全国废止中医，遭到了全国中医界和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被迫撤消了错误的废止中医的一切法令，中医赢得了生存空间，但称中医为“旧医”、西医为“新医”，一直沿用到建国之后。

1950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余云岫伙同宋大仁、江晦鸣等三人联合提出了一个《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即人们所称的“40年消灭中医计划”并在会上获得了通过。从1952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对所谓“旧医”进行登记、考试（考西医科目）、改造（办进修班、灌输西医知识）。

1954年毛泽东主席发现后，严厉批判了当时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是一种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的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了贺诚同志错误思想。1955年，国务院正式发文全国各地明令规定废除使用“旧医”一词，改称“中医”。废除了“旧医”一词，“新医”之词也自然不存在了。

这些事人们还记忆犹新，现在又重提“新医”之说，不管“新医”的内容如何，恐怕不是时候，而且在中医内部分出新、旧，也不是科学的方法。

至于“传统中医”和“现代中医”两个模式，我不知对它是什么标准。如果传统中医是指熟读经典运用辩证施治者，而现代中医是指研究生毕业掌握实验技能或只凭现代科技手段检查而辨病施治者，那就很值得商量。众所周知，中医药学的生命，在于临床疗效。以掌握实验技术或以西医检查为依据使用中药，其疗效绝对不会优于辨证施治者，已为长期医疗实践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把疗效好的称为“传统中医“，所谓“传统”者，是谓其“固有久旧”之形态也；把疗效差的称为“现代中医”，所谓“现代”者，是谓其“同步时代”之形态也。这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如有一种既具这个时代的科学形态，又保持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以及其原有疗效甚至是更高疗效，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医模式”，也就是“中医现代化”了。中医药学是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医学科学，是要为人治病的，而且是要治好病的，它必须按照其内部规律不断发展，逐渐走向现代化。用不着分出一个“传统医学模式”固定下来，像保护几个北京“四合院”样供人欣赏。

中医是一个整体，必须共同发展，共同前进。我国一切文化都是没有继承就没有发扬。因而中医界的目前状况是，一部分研究生毕业者，学习了实验技术，未学好中医知识，不会用中医思路治病，一部分在中医院校毕业到临床工作的，靠西医检查手段，而用西医观点使用中西药，造成大部分中医院不姓“中”，少部分人坚持了中医的思维方式而运用辨证施治，中医药文化的前景十分不妙，这是半殖民地思想影响没有肃清造成的。

这也可能是《孙子兵法》一书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据说国家正是为了纠正全国中医机构的西化倾向，才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可惜这个《中医药条例》，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倒是《中医药条例》规定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大多数人往往抽掉了“有机”二字而简单的只说“中西医结合”。这可能不是有意抽调“有机”二字，而是习惯的漫不经心说出的，当然谈不上责任不责任的问题，但也表明对《中医药条例》没有严肃认真的对待和研究，报刊上也是一样。

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继承和创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事物的因果关系。继承既是当前实际的需要，又是为创新奠定必要的基础。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发展，没有继承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创新，只能出现事物的异化。现在全国多数中医西医化，中医院不姓“中”。就是在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忽视了继承这个基础所造成，使中医药受到了严重损害和中医药医疗质量下降。深层原因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产生的“中医落后论”“中医不科学论”和“民族自卑感”的思想影响没有肃清，没有贯彻中央“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过多的强调了西医，忽视了发挥中医力量和中医作用，形成了我国医学两条极不相称的腿，严重威胁着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安全。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文化渗透，企图对我分化西化，我国提倡爱国主义教育、发扬民族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民族文化的安全。为此，中管局提出了在研究生教育中“淡化实验”，以临床疗效为考核标准，号召中医普遍熟读经典，保持特色，并启动了“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工程”，考试选拔了主任医师级220名，进行重点培养。这虽有一定难度但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的事情。

因此，我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今年年内召开一次《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考试委员会”专家会议，组织检查一下几次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是否符合2003年8月工作会议的精神？是否能够达到中管局原来计划的培养目标？培养中医优秀临床人才这项工作，一定要认真抓好，切勿稍怠，办成功了，我国中医药学可能尚有复兴的希望，否则，只有等待“出口转内销”了。这样就损失太大，我们也都不光彩了。

我们知道，2003年，我国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医药的治疗优势，且医疗费用人均只需5000元左右，仅占西医药治疗人均费用的十分之一。疗效好，费用少，符合我国国情的需要，如果还有人无视事实，继续顽固地坚持以西医排挤中医或取代中医，我认为应该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据理力争，坚决同其进行思想斗争，揭露其民族虚无主义的崇洋心理，确保我国民族中医药文化的安全，并进而发扬光大之，为世界人民健康事业作出贡献，为祖国争光！

《史记•商君列传》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准南子•说山训》说：“得百万之兵，不如闻一言之当”。以上所说，是否为愚者千虑之一得，不敢期必，但作为“一孔之见”，特提供参考耳。

最后，有两点建议，附于下面：

第一，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规模不大的中医研讨会，时间充裕一点，以便深入探讨“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问题，包括指导思想、研究方向、手段、方法等。交流思想，互相启发，提高认识。这个研讨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也可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召开。

第二，组织力量，通过调查,认真撰写一部《现代军事中医学史》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现代中国革命的中医药作用，以探讨中医药学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并填补中国医学史的一个空白。这件事迫在眉睫，现尚有一部分老红军健在，可资调查，稍晚则可能难以调查红军时代的中医药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