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一树梨花开，满眼春风春光里。
人间四月芳菲天，又是一年梨花开。看到一种希望，看到一种信心，看到一种和气，看到一种清白，更看到生命的一份新视野，更看到生命的无限自在。
年年梨花春风时，春风万里梨花开。一树梨花满园春，千树万树梨花开。
生活的方向、生命的态度来自于自我的认同和选择，去认同那些直面风霜，认同那些化解忧伤，认同那些积聚力量，认同那些勇敢担当，去成为风雨中的阅历，去成为风霜中的昂扬，去成为风雨中的跋涉。
告别自我内心的那些暗自神伤，告别自我内心世界那些暗自凄凉、暗自暗淡，成就自我生命信心的无限荣光，去认同力量，认同希望，认同美好，认同成长。
这一路过往便是一路徜徉，这一路过往更是一路风景，这一路过往更是一路豪迈，一路过往更是一份生命的自在和超然。
又是一年梨花盛开，生活不回避过往的那些苍凉与风霜，在于抬头仰望，看到宽广，生命担当，呈现信念。
去找到自我内心的安顿，去寻找自我内心的芬芳，去发现生活的无限生机，去成就生命的信心和希望。
生活要有愿景，这份愿景必然是一种风雨跋涉，这份愿景必然是一份生命的阅历积淀，这份愿景必然是内心的一份生命超然，这份愿景必然是向前行走的勇敢、生命强大的智慧。
选择一种可爱去热爱生活，选择一种信心去融入生活，选择一种美好去仰望未来。
春华秋实，岁月流年，一定是为了成长，一定是能够成长，一定是见证成长，一定是助力成长。
创造一个更良好的自我生存氛围，把握一个更和睦的自我内心状态、更宽广的自我生命视野、更具备希望的未来青春昂扬。
就算遭遇生命的风霜，更要呈现对于生活的美好和希望；就算遭遇自我命运的风雨，也要成为自我内心世界的一种力量、昂扬、向往和担当。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自我激励，需要自我启迪，需要自我启示，需要自我去安慰。自我良好的心态去抚慰这生命的过往苍凉，自我昂扬的生命信心去创造自我美好的宽广和未来。
一年又是梨花开，一年又是满园春，看到风景，看到希望，看到风骨，看到情怀，看到生命的无限芬芳和可爱。
去历练自我内心的一份踏实，历练自我内心的笃定，历练自我内心的一份阅历，历练自我内心的一份成长，去看春光满园，去看花儿开遍，去看生命色彩，去看这世界的美好所在。【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弗迷。】
“学古入官”，学习古训才可做官理政。古训记载着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可以总结古人的经验教训，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唐太宗为人们做出了一个能够考察历史、以古鉴今的榜样。通过读《群书治要》，“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开创了历史上的一代盛世“贞观之治”。“议事以制”，议论事情是否合理，要根据古代的成法、固定的礼仪法度。最简单的礼仪法度就是五伦八德。为什么要“议事以制”？如果没有成法、固定的礼仪法度，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意思，两个人就有两个人的意思，十个人就有十个人的意思，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对，就会失去评判标准。现代西方为什么会出现“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的现状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固执己见，所以有一个法度标准非常重要。这也是提倡扎根的重要原因。《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是古人行为规范的标准所在。现在一些人做错事，自己并不知道，这正是因为不知道正确的标准是什么。
“议事以制”，评价某一事情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是经典，不是某个人的言论，这是依法不依人。《孔子家语》中说：“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明亮的镜子是用来照察人的形体的，古代的历史是用来启发今人的。如果君主不重视因循前朝之所以安存的经验、轨迹，又忽视了前朝之所以危亡的教训，这就等同于向后退步行走，却希望追上前人，这不是很糊涂吗？
这句话告诉人们，历史上大凡有成就的领导者，都是能够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能够虚心从经典之中汲取古人的历史教训。“议事以制”，包括现在的学校教育，也应该根据古来的制度，效法太学的办学方式来建设。古代的太学设有“太保、太傅、太师”。“保，保其身体”，给学生以养生的教育，让他们身心安乐。当然养身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身心和乐，按照四时节律饮食起居。“傅，傅之德义”，太傅主管学生的德行教育。德行上有偏失，学生的行为不妥当，就是太傅的责任。
“师，导之教训”，教导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是太师的责任。这三个部门一设立，整个学校主要的事务就一目了然。从这几个方面教导出来的学生身心健康、德才兼备。“政乃弗迷”，这样我们的政治才不会迷惑、错误。第二百四十五句：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出自《群出治要》卷九《论语》。
“丘”是孔子的自称，孔子名丘，字仲尼，但是为了表示对圣人的恭敬，要避讳，就念作“某”（mǒu）。“盖”是承接上文，表示原因或理由，“来”是招致招徕。“既”是已经。
孔子说，我曾经听说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心土地人民寡少，而担心财富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上下不能安定。因为平均就能致富而没有贫穷，和谐就能感召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人民就不会寡少。百姓安定就不会招致外患，而有倾覆的危险。诚能如此，远方的人如果不归附，我们就修养文化道德来感召他们，等到他们归附以后，就使他们的生活安定。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春秋繁露》中这样引用，“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所以这里的寡作贫的意思。在俞樾的《古书疑义》上也举例认为，寡和贫两个字，在传写的过程中互换了，可以根据《春秋繁露》，把这句话订正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曾经听说，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心贫穷，而担忧不平均。不忧患国家贫，为什么不忧患国家贫？因为有缺乏不要紧，只要人民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仍然可以脱贫致富。比如古代的大家庭，是恩义情义道义的结合，每个人都为家族工作、付出，老的时候由家族来赡养，所以每个人都有安全感。即使自己的小家境遇不好，但是养老育幼的事情不用担心，有大家族做后盾。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身心安稳。
为什么一家的兄弟姐妹，在古代住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但是现代就行不通了呢？因为古代有伦理道德的教育，讲究兄友弟恭，所以五伦关系处理得很好，人们相互谦让、相互关心、相互照顾都来不及，怎么会因为一点点财产、一点点小事儿而起争执呢？但是传统文化已经有几代没有人教了，一家人在一起，不知道伦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长幼有序，兄友弟恭，所以很多家庭问题就出现了。
家族能够和谐相处的关键不是因为它有血缘的纽带，是血缘的结合，而是因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是恩义道义情义的结合，这才是关键。
要忧什么？要忧不平均。如果贫富差距很大，又没有好的措施和教育，就会导致不平。古时候也有贫富差距，为什么没有不平？因为古代有因果教育。富人知道自己富的原因，所以他更加欢喜去布施，结果愈施愈多。穷人知道自己贫穷下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悭贪，所以他也懂得用自己的内财去布施，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精力学识等等，去帮助别人，而不是怨天尤人。
而现在既没有好的措施，也没有好的教育，贫富差距加大之后就会导致不平，不平就生嫉，也就是怨，怨气产生了，再向上提升就是恨。所以，政治上要讲究平等，经济上也不能不平均，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担心人民数量少，而担心上下都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人们所得都平均，就没有所谓的贫。“和无寡”，即使自己的国家人少，和气也能够把远方的人招来。所以只要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也就会相安无事。“安无倾”，相安就不会招致外患，国家不至倾危，只要安稳，国家就能够保存住。如果内有苛政，外有外患，便不能安。
当然这并不是说内部安容易，外部安难，其实只要内部和谐，上下一体，就能安。如果上下不一心，打仗时枪往里打，这叫倒戈。如果上下一心，宁死也要保国，即使是再强大的敌人也能够抵御。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懂得亲上事长，肯一心拼命，任何事都能够办成，内外皆安，国家也能得以保全。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诚能做到以上这些，远方的人如果不来归顺，那我们就修养文化道德，使他们来归，他们既然来归，就要使他们能够生活安定。
柔远人，就是治理国家，搞外交，都能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别的国家不但不来攻伐，而且因为自己做到了厚往薄来，待人加厚，即使别人薄待自己，自己也要对他厚重。讲信修睦，不动干戈，用文化的方法招来，国家自然就安定。这个“安”，是内外都安。所以孔子说要先安内，再柔远安外。
【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八音，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料制作的乐器。金是以金属制作乐器，比如编钟。石是以石头，如汉白玉等，制成磬一类的乐器。磬的大小厚薄不同，发音也不同，通常使用牛角和木棒来敲击磬，声音清脆悦耳。匏是葫芦一类的植物果实，用来做笙的底座，除了笙还有竽。丝是指琴瑟上的弦。瑟很长很宽，体积较大。古代人过世后办理丧事，为了腾出空间，要先除瑟，把瑟先搬出去。古人说，士无故，不撤琴瑟。古人感慨琴瑟是圣贤之乐，能够动天地而感鬼神。琴瑟在北方由梧桐木制成，在南方由杉木制成。在《白虎通》中对琴有这样的定义，“琴者，禁也。所以禁淫邪，正人心也”。这句话概括了圣人制琴的深意。传说在上古时期，伏羲氏看到凤凰落在桐木上，于是采用梧桐木做琴的面板，创制了古琴。桐木的木材非常轻，属阳，象征着天，古人讲天圆地方，面板是弧形的。用梓木做琴的底板，梓木的木质比较重，属阴，象征着地，底板是平的。木头砍下来，晒在屋檐下，要经过父、子、孙三代，木头才能晒干晒透，音质才能好。琴瑟做成之后，弹一百年左右，木板上会出现裂纹，这个裂纹的间隙比较宽，叫做蛇腹断；再弹一百年，裂纹就比较密了，叫做牛毛断；弹到三百年的时候，木板上会出现一朵一朵类似梅花的图案，叫做梅花断。第五是竹，竹是竹管，横吹称为笛，竖吹称为箫。箫又称为尺八，因为它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制作尺八，一段一尺八寸的竹管，需要十目九节，每节开两孔。土是用泥土烧制成的埙。革是兽皮，用来做鼓面。木是一种雕刻成老虎形状，背上有齿的木制乐器，用于乐章演奏的结尾，用竹子一扫，表示结束的乐器柷。这句话的意思是，乱世的音乐，演奏木制革制乐器的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金属石制乐器的声音就像霹雳，演奏丝竹乐器的歌舞之声，就像大嚷大叫。用这样的声音来扰人精神，震动耳目，放荡性情，倒是可以做到。但是用来作为音乐演奏，就不可能给人带来和乐。所以音乐愈奢华放纵，人们愈抑郁，国家愈混乱，君主的地位就愈卑下，这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意义。柏拉图也特别强调，音乐的节奏要务求简洁、凝练，因为音乐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无论对于艺人还是观众，都应该格外讲求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寻求一个恰如其分的节度，不能流于狂易。柏拉图在谈到对城邦护卫者的音乐教育时指出，过度的快感会扰乱心智，容易与骄纵淫荡兼容。艺术表现出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而来。倘若庸俗、漫无法纪的革新，弥漫于艺人的队伍之中，他们如醉如痴，听从毫无节制的狂欢支配，还狂妄无知地说，音乐中没有真理，是好是坏，只能任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他们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之一些淫靡的歌词，就会在群众中养成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使听众自认为有能力去评判音乐和歌曲的好坏。而一旦对音乐普遍的妄想风行，自由就接踵而来，人们都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再有任何恐惧，恐惧就是敬畏，随着恐惧的消失，无耻也就会随之而来。柏拉图的这段言语，对于生活在所谓现代音乐世界的人们，无疑是一种警醒，他告诫人们，音乐教育对于心灵的呵护至关重要。所谓的音乐创新、与时俱进，需要非常谨慎。【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孔子曾经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夫子对于音乐教育十分看重。因为音乐是感人最深的一种艺术，对此，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有共同的认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认为，音乐教育对心灵会产生深刻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的口特别强调，音乐教育之所以比其他的教育重要得多，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着最强烈的力量，能够浸入心灵最深处。一个孩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就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地生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者自然物的缺点也最为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一样，会不由自主的加以谴责。而对于优美的东西就会非常赞赏，感受到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一个人对于美丑有正确的好恶，虽然尚且年幼，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当他长大后，理智来临，就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理智，因为他所受的教养而使他同气相求。儒家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孔子以“六经”教导学生，其中之一就是《乐经》。孔子也最了解音乐的特性，严于善恶之辨，所以他主张放郑声，用韶舞，“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秦汉之后，《乐经》失传，但是在《书经》还有《礼记》，《史记·乐书》中，还保留有重要的乐理，可以奉为《乐经》。在《虞书》中还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歌永言”，用歌把语言，就是把诗延长咏吟出来，永言，永就是延长，用歌把诗延长咏吟出来，所以人们经常说诗歌。“声依永”，声是指宫商角徵羽五声，五声的高低和延长的吟咏相配合。“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八音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是指八种不同材料做成的乐器，这八种乐器能够和谐，不要相互之间失去伦次。夔在回答舜帝的时候说，在他击石拊石的时候，能使百兽都跟着他起舞。这段文字把音乐教育的目的，制作乐词、乐谱、乐器的原理方法，及其感化的效果，阐述得非常清楚。关于乐理的另外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礼记·乐记》，它把音乐的起源、作乐的方法以及音乐的功效，也讲述得非常详细。“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所有的音都产生于人心。是怎样产生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情”是感情。《荀子·正名》篇上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人们经常说的七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
韩愈在《原性》中这样讲，“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时，在心上起心动念，进而分别，才有了好恶喜怒哀乐等感受，所以情是“接于物而生也”。宋朝秦观在《心说》中讲，“即心无物谓之性，即心有物谓之情”，当心尘接触，心如如不动，不被外物所污染，这就称为性，就是禅宗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是如果心被外物所污染，有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称为妄情。“情动于中”，“中”指内心，比如《史记·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张守节《史记正义》上说，中，犹心也，所以“情动于中”的“中”指内心。就是，感情萌动于内心，所以流露于声。“声”，在古代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声成文，谓之音”，文是曲调。五声按照高低长短强弱的乐音，组成一定的旋律，曲调，就称为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世是太平盛世，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何在？可以从多方面去区别。在《荀子·大略》中说，“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能够做到以义为上，使义战胜利，这时就称为治世；反之，见利忘义，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不顾礼义廉耻，这时就称为乱世。
“其政乖”，“乖”是反常谬误。“哀以思”是悲伤而哀愁。所以太平盛世的乐曲安详而喜乐，可以感受到政治的和谐；乱世的乐曲怨恨而愤怒，可以感受到政治的混乱反常；亡国之音悲伤而哀愁，可以感受到民众的困苦。可见，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提倡德音雅乐，会使人心平和，自然社会和谐，对政治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古代的艺人，包括剧作家等等，都是社会教育工作者，他们对社会和谐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明白了声音的道理，就可通过声音知道政治的得失。孔子到某地，先不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首先听一听这个地方流行的音乐，就知道这个地方民风如何。《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嗜好饮酒，有一次接连饮酒好几天。在酒酣之时，喝得兴起，他竟然脱衣摘帽，亲自敲击瓦盆奏乐，并且问身边的近臣说：“仁德之人也喜好以此为乐吗？”一个谀臣梁丘据就回答说：“仁德之人的耳朵和眼睛也和别人一样，为什么不喜好以此为乐呢？”景公一听，就派人驾车去请晏子，晏子身穿朝服而来。景公说：“我今天很高兴，愿意与先生您共同饮酒作乐，请您免去君臣之礼。”晏子回答说：“假如群臣都想免去礼节来事奉您，恐怕君主您就不愿意了。现在齐国的孩童，凡身高中等以上的，力气都超过我，也胜过您，然而却不敢作乱，就是因为惧怕礼义。如果君主不讲礼义，就无法役使下属；如果下属不讲礼义，就无法事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就是因为有礼义。我听说，君主如果不是因为礼义，就无法正常地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是因为礼义，底下的官吏就会不恭不敬；父子之间如果没有礼义，家庭就必会招致灾殃。《诗经》中有一句话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人如果不遵守礼义，为什么不赶快去死？可见礼义不可以免除。”景公听后很难得，马上接受了劝谏。“我自己不够聪明，又没有好的近臣，加之他们迷惑引诱我，以至于如此，请处死他们。”要把身边的近臣杀掉。晏子听后又连忙劝谏，“身边的近臣没有罪。如果君主不讲礼义，那么讲究礼义之人便会悄然离去，不讲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如果君主讲究礼义，讲究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不讲礼义之人就会悄然离去”。景公听后说：“先生说得好！”于是景公让人换了衣冠，令人洒扫庭院，更换坐席，然后重新请晏子。晏子进入宫门，经过三次谦让，才登上台阶，采用“三献之礼”。随即，晏子再行拜别之礼，准备离去。景公也是以礼拜别，然后命令下人撤掉酒宴，停止音乐，并且对身边的臣子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显扬晏子的教诲”。在这段对话中，晏子对景公提出，“夫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体现出礼特别重要，无论是对于治国、扭转社会风气，还是对于个人的修身都极其重要。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区别“几希”。
“几希”就是很小一点点。只不过人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而禽兽把它丧失了。这一点点就是人懂得礼、懂得义，能够用礼义来节制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所以人如果不能够接受礼义的教诲、伦理道德的教育，就会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这就是《礼记》中所说的：“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够学舌，能够学人讲话，但是它不过是一只飞鸟而已；猩猩有时智力很高，也会学人讲话，但是它也不离禽兽之身。现在的人不懂得用礼来节度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虽然能够讲话，不也变得与禽兽之心没有区别、甚至成为会讲话的禽兽了吗？这就是强调人和禽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懂得礼、懂得义，懂得用礼义来节度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君子有三项应当敬畏的事情：敬畏因果报应的事实，敬畏有德及有地位的人，敬畏圣人的教诲。小人不知道因果报应而肆无忌惮，轻佻的对待高居上位之人，侮辱圣人的教诲。”“君子有三畏”，“君子”指在位以及求学之人，无论是在位者或是不在位者，只要求学就称为君子。君子有三条恐惧的事。“畏”是恐惧而不敢违背。首先“畏天命”。古代的批注把“天命”解释为善恶报应。何晏的《论语集解》，认为“天命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所以可畏”。皇侃的疏举《尚书·伊训》解释：“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此来解释天命。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举《周易·坤·文言》的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解释都是以善恶报应为天命，这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语篇》所讲的吉凶祸福大意是相通的，所以在这里就把天命解释为因果报应的真相。“畏大人”，“大人”指在位的人。郑康成注：“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天子治理天下、诸侯治理一个诸侯国，这些人被称为大人。为什么要对在位的人恐惧？有批注认为，诸侯治国、天子治天下，各有权力维护朝野安定，不能干犯，所以可畏。这是说，在位的人有权威，得罪了他们就会为自己招致灾祸，这种说法不够圆满。
另有批注说：“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故须畏之。”这个讲法就比较圆满，如果是对于有地位、有权位的大人，自然就令人畏惧，孔子也不必要特意提畏惧了。“畏圣人之言”，皇侃疏：“圣人之言，谓五经典籍圣人遗文也，其理深远，故君子畏之也”。“圣人之言”，是指五经之中记载的圣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字。五经是指六经中除遗失的《乐经》外的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这些道理记载在经典之中，目的是警示后人，违背了它就会有灾祸。所以“经者，常也”，“经”是恒常不变的常。它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所以违背了它就会有灾祸，君子畏之而不敢违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依据老子的《道德经》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解释小人不知不畏的原因。他说，国法如网，虽然严密，但是犯法的人还有可能幸免；但是天命如网，恢恢疏远，作恶之人没有一个能够逃避天罚。
但这个道理只有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才能够明了。小人没有道德学问，不论是在位或不在位，对于天命不懂得，不知道因果报应的事实，不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恐惧，胡作妄为。因为不知，所以无知无识，什么坏事都敢做，这就是“无知者无畏”。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相信因果报应的事实，即使让他去做坏事，他都不敢去做。“狎大人”，是小人对在位者的态度，“狎”是一切不在乎、不放在心上，没有礼貌、很随便、很亲密。如果是对总统、首相、尊长，不能显得亲密而随便，即使对方是自己的朋友、同学，但是也要体现出庄严、恭敬。如果懂得天命的学问，就懂得祸福的道理，其它一切学问也都会懂得。而一切学问不外乎“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见大人有大人之礼。礼很重要，“不学礼，无以立”，所以学习《弟子规》、《常礼举要》就非常必要。有德有学的君子能知天命，所以他也懂礼，也能够礼敬大人。而小人恰恰相反，他不知道天命，也不知道礼，所以轻视大人。“侮圣人之言”，“侮”是侮慢、看不起。小人无德无学，不知道圣人所说的话是真理，所以会侮慢圣人之言，甚至批判、诽谤他。自民国以来，很多文人提倡的废弃经书、废弃汉字文言文，就是“侮圣人之言”。所得的结果是什么？五伦关系没有人讲，伦理关系混乱，社会不和谐，出现很多乱象。这个结果值得后人引以为戒、引以为鉴。这一章的前半段描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句话各有一个畏字；后半段描述小人，句法则有变化，仅仅说不知天命而无畏，然后说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为什么将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三者连系在一起？古代帝王都是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大人与圣人之言都出自天命。
古代称在位者为天子，天之子是替天行道，所以他所说的话都符合天命。天子的诏书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为皇帝是天赋予他的地位，是通过他来赏善罚恶，所以天子所制定的制度、所颁布的诏书，甚至所说的话，都不能够违背天理。“圣人”解释为得道之人，就是明白天道、天理的人。所以他所说的话，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圣人一言而为万世法。中国古来有很多圣人，《论语》中讲：“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众生有福之时，圣人就出来教化天下。不听圣人之言，甚至取消圣人之言，这都是侮。小人既然对天命不知不畏，所以对大人和圣人之言也是不知不畏。圣人‘的话符合天命、符合天道、符合天理，按照圣人的话去生活，才能够真正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如果违背了圣人的话，可以得意于一时，但是从长远看必败无疑。所以圣人的话不是给后人的约束、束缚，而恰恰是希望后人能够过上真正长久美满的人生，并给以必要指导。如果明白这一点，再看圣人的话，就会生起感恩、恭敬之心。
践行德化教育 开启智慧锦囊
古人对老师非常尊敬，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关系与父子关系是同等的。孩子要到私塾读书，首先父亲必须带著孩子前来给老师行拜师礼。父亲在前面，孩子在后面，先对孔老夫子像行三跪九叩首礼，再给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礼。孩子在五、六岁以前，最尊敬的人是父母，父亲向老师行礼，他对老师的恭敬心就会达到极处。一个人要成就学问，必须要以诚敬之心去求，印光大师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亲近一个老师，能够得到多少东西，完全看对这老师的恭敬心，你所得到的跟你的恭敬心一定成正比。
明朝有位忠臣叫左忠毅公，他时时想著要为国家举荐人才。有一年他担任主考官，在考试前夕，他就微服出巡，来到一座寺庙，见到一个书生伏在桌子上睡著了，他就拿起书生刚写完的文章来看。看后，深深感受到这个读书人对于国家的一种忠诚，对于人民的一种使命。左公很欢喜，随手就把自己的大衣披在这位年轻人身上便离开了。
考试结束阅考卷时，左公看到一篇文章，从文章中感受到这位考生的气节与志向。左公将写这篇文章的考生列为第一，果然就是他在寺庙里见到的那位书生，他的名字叫史可法。考中以后，上榜的学子都要去拜主考官为师，一进门，左公就对他的夫人说：「以后继承我志业的，不是我的孩子，而是这个学生。」左公心里很欢喜，因为他帮国家选到了栋梁之才。古代的读书人不怕自己没有子嗣，而是害怕不能把圣人的道德学问承传下去；自己没有子嗣，只是影响一家，道德学问没有承传，将影响后代子孙，所以他们的心中是时时想著为国举才。
左公与史可法同朝为官，一起为朝廷效力。明朝末年宦官当政，左公被乱臣陷害关进监狱，受到严重的酷刑，眼睛被烧烫的铁片烫得睁不开了，膝盖以下的筋骨也断了。史可法心急如焚，就去求狱卒，这些士卒也被他对老师的这一分孝心所感动，就建议他伪装成乞丐模样，混进监狱里。
史可法走进监狱，当他看到老师，不禁痛哭失声，扑倒在老师的面前。左公虽然眼睛睁不开，耳朵还可以听得到，他听到史可法的声音，就用双手把眼睛撑开，目光如炬看著他，呵斥道：「你是什么身分？你是国家的栋梁，怎么可以让自己身陷如此危险的境地？与其这些乱臣贼子把你害死，不如我现在就活活把你打死。」说完，左公就捡起身旁的石头往史可法的方向扔过去，史可法看到老师如此震怒，就赶快离开了。为什么左公这么生气？他担心学生的安危，也怕国家的前途受到影响，所以纵使他已经身陷绝望痛苦之中，但念念不为自己，还是为国，为自己的学生著想。
史可法担任国家的要职，也常带兵在外戍边。他带兵在外时，都不会到床上睡觉，而让士兵分成三队，轮流守夜，跟他背靠背休息，士兵看了很难受，就对他说：「大人，你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史可法就对士兵说：「假如我去睡觉，刚好敌人来犯，让国家受到损害，我就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我的老师。」
史可法每次回到故乡，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先到老师家，虽然老师不在了，但是有师母还有老师的后代子孙，他都竭尽全力奉养照顾。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感受到古人师生之间的情谊。我们也当效仿古人，从小培养孩子的诚敬之心，不但要孝顺父母，更要尊重老师。身教胜于言教，我们自己身体力行，把诚敬表演出来，孩子耳濡目染，自自然然就会懂得尊师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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