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难问佛陀：“世尊，若是有比丘，对他们的老师或和尚，不生恭敬心，而论说师长的长短。那么他们将来，会得到什么果报？”
佛陀告诉阿难说：若是将来有比丘，对老师或和尚，不起恭敬心，论说师僧长短的话，这人绝不会证初果，我说他是凡夫愚痴之人。何以故？阿难，就算老师真的有过错都不应该讲，更何况老师并没有过错呢！
阿难，如果有比丘对老师不恭敬的话，有一个特别的小地狱，叫做椎扑的，他们会堕落到此地狱。生到那儿的罪人，只有一个身体却有四个头，全身都起火燃烧，形状好比出大猛炎的火堆。这堆火从不会烧完，总是烧个不停。此地狱中有一种叫钩[此/束]的毒虫，经常嚼食罪人的舌头。
这些愚痴的罪人，在椎扑地狱受完报之后，又生到畜生中，或者成野干，或者成狼。人们见到它们时，总是大声叫喊狼来了，或野干来了。阿难，这些愚痴的人，都是由于以往骂辱老师及和尚的缘故，所以看到它们的人都不喜欢它们。由于以往舌头的罪过，因此它们经常吃屎尿。
受完畜生身之后，他们投胎做人，却经常生在没有佛法的边地。由于生在边地，因此无法做一切的功德事，而经常行恶，远离善法。虽然他们得生为人，却和一般正常人长得不一样，不像个人样。由于不像父母，因此惹得父母十分憎恶。
罪人投胎做人时，经常被人轻视、毁谤、欺负。由于远离佛法，所以天生没有智慧，死了之后，很快就又堕落地狱，因为前世不恭敬布施佛法、济拔苦难的老师之缘故。
阿难，如果有人对教授师，对布施自在法的老师，对教修行法的老师，对教真实行的老师，起不恭敬心的话，就会受到这种极重的殃报。阿难，这类愚痴的人，除了受地狱等苦之外，余生还会受到无量无边的痛苦。
阿难，把所有只要听闻一四句偈的老师，名字全都写在竹帛上，经过若干劫时间，把所有的和尚和阿阇梨，全都背在背上、挑在肩上，顶在头上走，同时还把一切的音乐歌咏，来供养这些老师，都还不能完全报答师恩，都还不能称为是深敬老师的人，何况能被称为是敬法的人。而必须像我前面所说去做，才能叫做敬师者。
阿难，不是有无量无边供养的东西，才能供养老师的。
阿难，未来世很多比丘，读过这部经之后，还对老师及和尚不起恭敬心，这是不修正行的人，经常会说老师和尚的过失。阿难，我说这种愚痴的人，会受很多的痛苦，将来一定会堕落恶道的。
阿难，如来在世的时候，都已经告诉过你们，那些是正道，那些不是正道。也跟你说了，将来世的比丘，造了什么业会生到那里，会得那些果报。因此阿难，我教你们要常起恭敬三宝的心。
阿难，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生起恭敬尊重的心，就会得到无上之法。所谓爱慕尊敬诸佛世尊，敬重佛陀所说之经法，深深爱敬得道的诸贤圣僧，这就是修行正法的次第。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说明儒家流派的源头来自于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司徒是掌管教化，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在中国古代，教育是核心，其他所有的部门都为教育服务，所以司徒很重要。它的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阐明教化。他们涵泳于六经的教诲之中，存其心意于仁义之间。这是儒家流派的来源、宗旨，及以何种经典作为自己修学的依据。“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什么是仁？就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去关爱、帮助一切人，这就叫仁。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不符合于礼的要求，都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甚至不能起心动念，能够使自己回归到礼的要求上，这样就可以慢慢地达到仁了。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即把“恭、宽、信、敏、惠”这五者推行于天下就称为仁了。
《论语》中还讲了为仁之方，就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忠恕之道就能够体会到仁心，渐渐离仁心越来愈近。“孟曰取义”，讲舍生取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儒家是“祖述尧舜”，“祖”是始，“述”是修，以尧舜为始祖，并且遵修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孟子说“孝弟而已矣”，“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孝悌，并把孝悌之心推而广之，关爱、照顾一切和自己有缘的人，就是尧舜之道。“宪章文武”，“宪”是法的意思，效法；“章”是明。“宪章文武”就是以文王和武王为明法。“宗师仲尼”，“宗”是尊。尊师仲尼之道，向孔子学习，最重要的要学习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他说自己没有发明创造，所讲述的都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道理。为什么孔子不讲创新、不讲发明创造？因为圣人之言，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所说的，既是真理，都是圆满的，不能够在真理上添一点，也不能在真理上减一点。而且真理一定是一而不是二。圣人是明心见性之人，他的心性是一不是二，也是圆满的，所以你也不可能在圣人之言上增一点，在圣人之言上减一点。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于道最为高”。它在各种学问中最受崇尚。春秋战国时有诸子百家，儒家后来在各种学问中最受推崇，从汉代到清代一直都是以儒家的礼义文化来治理天下。“于道最为高”，也有解释说，它以道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汉代的扬雄《法言篇》中，给“儒”下了一个定义：“通天、地、人曰儒”。学习儒家的人，对于天地自然的规律、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都通达无碍，了解得很透彻。儒字，是单立人加一个“需”字，告诉人们，学儒的人是人之所需，是社会大众所急需的。为什么是人们所急需的？譬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打倒了儒家，孔子也没有人敢提，五伦关系不仅没有人讲，而且被彻底颠覆、破坏，出现了学生批斗老师，儿女揪斗父母，夫妻之间被分成不同的派别、同床异梦的现象。连最亲近的人都可以背叛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值得相信呢？所以当五伦关系被颠覆、破坏，人活得就不像人了。学儒的人为大众讲解五伦大道，使大众依教奉行，使人伦关系和谐，这是社会所急需的。在《周礼·天官》中对“儒”下了一个定义，“四曰儒，以道得民”。儒讲述的是“道”，所以深得民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的接受和拥护。所以，儒家的道德教育能够深入人心，并且深得民心，是人们发自内心地想要参加。【文子问德仁义礼。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人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
文子向老子请教什么是德、仁、义、礼。老子说：“德是百姓所崇尚珍重的，仁是百姓所仰慕向往的，义是百姓所崇敬佩服的，礼是百姓所恭敬端肃的。这四个方面是圣人用来统领万物的道德规范。”“德者民之所贵也”，德是百姓所崇尚、尊重的。“民之所贵”，说明人民非常崇尚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会为有德行的人建立祠堂或庙来纪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起心动念都是为国家、为人民着想，他治下的百姓，为他立祠祭祀，人们崇尚德行、崇尚道德。而且当时的人民，每天都关注范公的教诲及举止，争相效法。后世建立祠堂纪念祖先，最重要的就是宣讲祖先的德行，使后世学习效法。这都说明“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人之所怀也”，仁是百姓所仰慕向往的，如果地方的领导很仁慈，就会吸引很多人来到这里。《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朝的先祖古公亶父，继承了后稷、公刘的事业，积德行义，得到民众的爱戴。当时熏育和戎狄要进攻周族夺取财物，亶父就赠给他们财物。后来他们又来进攻，想要周族的土地和人口。这时民众都非常愤怒，想要抵抗。古公却说：“民众拥立君主，是期待君主为民众谋利。如今戎狄来进攻，是为了我的土地和臣民，而臣民归我还是归他，又有何区别？你们为我而战，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父亲、儿子会被杀掉，通过这种方法使我成为国君，我实在不忍心。”于是亶父就带着家人和亲随离开了所居住的豳地，翻山渡水，到岐山安顿下来。但没想到，豳地的人扶老携幼，全都跟随亶父搬到岐山。在他的领导之下，人们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都歌颂他的功德。其他国家的人听说亶父这样仁慈，也都纷纷前来归附。这说明领导者有仁爱之心，人民都愿意归附于他，这就是“仁者人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百姓最佩服、最尊重有道义的人、有道义的地方。关公忠义，使得各地修建关公庙，纪念他的忠义之心。稻盛和夫在短短一年内就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是因为他帮助日航，自己不拿一分钱。他的举动感动了日航的每一位员工，凝聚了人心，没有人不从心底佩服他、尊敬他。这就是“义者民之所畏也”，人民都非常敬畏。正是这种道义凝聚了人心，使人们众志成城，一年之后，日本航空公司成为效益最好的航空公司。“礼者民之所敬也”，礼是百姓所恭敬的。齐桓公时，山戎作乱，桓公派兵讨伐。在齐桓公经过燕国时，燕国的国君亲自出来迎接他。国君出来迎接他的时候，走出了燕国的边界，走到了齐国。齐桓公就问：“一个国君走出他的国度来迎接，是迎接谁的礼仪？”他的大臣说：“这是迎接天子的礼。”齐桓公认为，不能让燕国的国君违礼。燕国国君如此尊重齐桓公，走出燕国的国境来迎接，但是他这样做违背了礼。齐桓公感受到燕国国君对他的尊重，又不愿意看到燕国国君违背礼，所以他就把燕国国君所走过的地方赠予燕国，这样就使他没有违背礼。齐桓公这个修养特别可贵。因为他如此守礼，所以不仅百姓尊重他，连诸侯都表达对他的敬意。所以桓公能够成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并不是偶然，是因为他有守礼之心。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子曰”，孔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导百姓相亲相爱，没有什么比从孝道入手更好、更有效的了。孔老夫子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孝是仁爱之心的原点。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莫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如果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都不能想着去报答，试问还有谁的恩德值得我们念念不忘去报答？
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父母，那就不能够树立起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即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这种处世原则如果没有树立，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世方式，即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全力以赴；当这件事或者这个人由利变成害的时候，那对不起，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当一个人以功利之心处世待人接物时，就会见利忘义、忘恩负义。为什么？因为父母对我们恩德这么大、为我们付出无私无求，我们对他们尚且没有亲爱之心、不能够回馈，那又怎么可能去爱国家、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一个人如果对他人、对人民很冷漠、漠不关心，归根结底就在于对自己的父母冷漠、不能体贴父母的需要。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是因为孝子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在家对父母尽孝，出外自然能对国家尽忠，不会做出忘恩负义、见利忘义的事来。所以，孝是仁爱之心的原点，而仁爱之心正是从孝敬父母的情感培养起来的。“教民礼顺，莫善于悌”，教导百姓遵循礼节、顺从长上，没有什么比弘扬悌道更好的了。李炳南老先生在其编辑的《常礼举要》中提到，“长者与物，须两手奉接”、“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从这些小小的动作中，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恭敬心。
一个人如果从小能对长者养成这种态度，且在每一个处事待人接物过程中，时时提起这份恭敬心，久而久之，他就会习以成性，长大之后自然谦恭有礼，不会轻视、傲慢他人。父母官、领导者如果非常重视孝悌的教化，那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培养塑造就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北齐的时侯，有名官员叫苏琼。他在担任清河太守期间，有一个百姓叫乙普明，他和兄弟为了争夺田地，分了家，还打了多年官司，始终没有结果，他们各自提供的证人就有一百多人。苏琼听说后，就召集乙普明兄弟及众人，对他们说：“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意思是，天下最难得的就是成为兄弟，而最容易得到的是田地，因为兄弟有同气之谊，且年龄相仿，相处的时间最久，相伴七、八十年甚至一生都有可能，田地作为身外之物只要通过辛勤努力就可以得到。假如得到了田地，却失去了兄弟的骨肉之情、手足之情，这不是人生很遗憾的事情吗？
说到这里，苏琼自己掉下了眼泪，众人听后也无不哭泣，乙普明兄弟叩头请求到外面再去考虑考虑。结果，两兄弟分居十多年后，又重新住到了一起，也不再为田产之事争执了。这就是“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的效果。“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改善社会的风气习俗，没有什么比用良善的音乐去陶冶感化更好的了。就像孔老夫子，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先问这个地方政事办理得如何，而是首先听一听当地流行什么样的音乐，以此知彼，不仅能够了解当地官员政事办理的优劣，而且还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的民风，这就是因为音乐对移风易俗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和效果。“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安稳君上，治理人民，使上下各守本分，没有什么比用礼更好的了。而礼的本质、礼的意义，归根结底就在于一个“敬”字。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关于礼的论述非常多，比如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如何“克己复礼”？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
众所周知，“礼”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它对于人、对于事、对于修道究竟有什么用处？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树立起恭敬的处世态度，比如《礼记·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郑康成解释为“礼主于敬”；《孝经》中也说“礼者，敬而已矣”。其实“敬”的意思非常广博，这里只从敬人、敬事两层要义来阐述。敬人，就是由衷地尊敬人。为什么由衷？因为人人都有可尊敬之处，就像《曲礼》中所说的，即便是以苦力谋生或以小贩赚钱的人，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更何况是那些有道德的人，当然更值得人尊敬。我们尊敬他人，他人也就能够尊敬我们，因为“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敬人人、人人敬我，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有礼有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不可能有烧杀抢掠的事情发生，生存在这里，人的身心也都能得到安乐，这就是礼的好处。
再说敬事，不论为自己办事，还是为他人办事，都要尽心尽力、都要办得彻底。假如一件事要办到十分才算圆满，那就必须办到十分，如果只办到九分九，虽然差了一点点，但仍不算敬事。凡是做事能够有恭敬心的人，他必然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办事也一定容易获得成功。“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因此，如果能够尊敬别人的父亲，那么做儿子的就会高兴；如果能够尊敬别人的兄长，那么做弟弟的就会高兴；如果能够尊敬别人的君王，那么身为臣子的就会高兴，尊敬一个人，却有千千万万的人感到高兴。所尊敬的人虽然是少数，但感到高兴的却是大多数人，这就是把推行孝道称为“要道”的意义！由此推而广之，则有助于实现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比如当今宗教派别林立，门户之见颇深，但若能尊重他教信仰，不去自赞毁他，就能够消弭隔阂、化解冲突，像敬基督，则基督教徒悦；敬安拉，则伊斯兰教徒悦；敬天主、敬玛利亚，则天主教徒悦。我们如果能够尊敬他们的主上、上帝，这些信徒也会很高兴，这样宗教团结的目的也就能够达到。这就是把孝道称之为“要道”的意义。上位者怎么做，下位者就会起而效法，跟着怎么做，这样就称为教化。这是告诉我们怎样去教，才能使道德教育起到效果、深入人心。《说文解字》对“教”下了一个定义，“上所施，下所效也”，这句话把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揭示出来了。“教”，在古代的写法是：左边的上面一个“〤”，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〤”，再下面是一个儿子的“子”，右边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左边上面这个“〤”，是父母、老师、领导所画，下面一个一模一样的“〤”，是儿女、学生、下属所画，这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是身教胜于言教；而右边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是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地耳提面命、经常提醒的过程。所以，身教加耐心，就是能够把人教好的秘诀所在。
一个人习气的养成不是一天、两天的结果，所以也不能指望他学了一两天的《弟子规》甚至一两周、一两个月、一两年，就能够把行为扭转，而是需要长期熏修，而且更重要的是做父母的要给儿女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首先都要符合《弟子规》的要求。道德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授不同，它不是靠言语的说教，而是靠教育者的身教来带动的。所以孔子强调“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有何难处？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端正别人？用习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为政之要，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认为只有下属、子女、普通百姓需要教育，而领导者、教育者不需要受教育，以为他们的道德已经很高尚了，然而事实上，最需要受教育的恰恰就是领导者和教育者。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领导者、教育者如果只是用言语来教导，自己却做不到，对方就会起争执，甚至有逆反，说“你都做不到，有什么资格说我？”即便屡次下命令，他也不会服从。反之，如果领导者、教育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无需言语，下属百姓也会自然跟从、受教。《中庸》中说，做学问，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还有一个“笃行之”。如果没有“笃行之”，做不到知行合一，圣学也很难入门。所以，如果在我们面前放着一个天平，一边放上《弟子规》，另一边放上《四库全书》，两边的分量其实是相等的，因为《四库全书》代表的是知，而《弟子规》代表的是行，即便我们读得懂《四库全书》、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如果连《弟子规》都做不到，那也不是真知，只是自以为知，还不如老老实实将《弟子规》落实到生活中，对我们做人更管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知行合一，并不是谈玄说妙。这句话意思很简单，但是讲起来却不是很容易。孔子讲“性”，在他三千弟子中能够理解的人并不多。颜子“闻一以知十”，对孔老夫子所说的无所不悦、不违如愚，当然对于这个“性”能够理解。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便明白是“忠恕而已矣”，曾子既然能够理解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当然也能够懂得孔子所说的“性”。子贡有自知之明，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既然知道性“不可得而闻也”，这说明子贡对于“性”只能了解一部分，是登堂而未入于室。孔子为什么“罕言性”、为什么很少讲性？那是因为懂得性的人很少，即便讲了，常人也未必听得懂。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尽管古来有很多批注，但是在近代儒学大师李炳南老先生看来，却都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孔子之后，儒者研究“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类：一是孟子的“性善说”，见于《孟子·告子》篇，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根于心”。二是荀子的“性恶说”，见于《荀子·性恶》篇，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三是扬雄的“性善恶混之说”，见于《法言·修身》篇，认为人性是善恶混杂的，有善也有恶。修其善，就成为善人；修其恶，就成为恶人。那孔子所讲的“性”到底是善是恶还是善恶相混？其实在《论语》里，孔子只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没有说明“性”是善还是恶。而关于这一章的历代批注，也只有皇侃的《疏》没有用善恶来解释“性”。“性”分为体、相、用三个方面：本体真空，但是随因缘现相。这个“相”是假有、是众缘和合而成、是因缘所生法。“相”是假有，但是常人却误以为是真有，从而执着于这个假相，在假相之中起惑造业。有相则有业用，一有现相，它就会起作用，什么相起什么用。“体”和“相”没有善恶，但是业用有善业、有恶业，所以善恶是就业用而言的。体、相、用三者，是先有体，次有相，然后才有用。孔子所说“性相近”的这个“近”字，实则是说其前，前是指什么？就是指体相而言；“习相远”的“远”字，是说其后，后就是指业用而言。所以，以体、相、用来解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知道性是体空，寂然不动；动，就会现出假相。体虽空，而性实有，人实有此性。像人生、宇宙、万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以这个本性为根源，这个本性也是遍及宇宙人生、万事万物。人以及万事万物，本性原来相差不多，所以说“性相近也”。性虽相近，但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依照各人的习惯发展，就会相差得愈来愈远，所以说“习相远也”。这里就体现出教育的重要性。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养成的习惯、习性不同，那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就会有很多善恶的不一样。譬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依照韩康伯的批注，道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阴阳都是由道而产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也说“道是生物开通，善是顺理养物，故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道是生物开通”，道已经产生一切万物，“善是顺理养物”，善就是顺着天理而生养万物，“继道之功者唯善行也”，这是由体起用的意思，这叫善，起作用之后才分善、分恶。再譬如，“显诸仁，藏诸用”。这里的“显”“藏”都是就作用而言。所以仁义善恶，都是在作用、造作的意义上讲的。还有，“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这个“鼓万物”的“鼓”，就是“动”的意思，性动就会产生万物、出现万物，“动”就是运动、动作，“万物”就是指一切物体，一切物体都是由本性运动而产生出来的，与圣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里不承认有一个造物主，圣人不用操心。本性之德盛大，业用也盛大。大到究竟处，就是至矣、尽矣，这就是讲“用”。“盛德大业至矣”，就是说这个功德太大了、本性的德能太大了，业是由性生出来的，这就是讲的“用”。还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的“成象”“成形”都是讲的“相”。周易六十四卦里的象曰、彖曰，以及吉凶无咎等等，也都是讲的“相”。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成相成形，还是讲的“相”。“变化见矣”，就是说千变万化就都出来了，这是就“相”而言，还没说到善恶。《易经》以下的文字接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到这里才说善恶。所以，孔老夫子的这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实际上是从体、相、用三个方面来讲的。性相近，是指体、相而言；习相远，是指作用、业用而言。既然性相近、习相远，那就告诉我们，后天的熏习、后天的教育、后天的环境至关重要。好的教育能够使人从习性回归到本性，这也是我们修学的目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告诉我们，大人之学的目的就是要回归到本性自有的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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