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繁疆
十年“文革”，我们经历了十年书荒。从“文革”初期破“四旧”开始，除了“雄文四卷”、马恩列斯著作和鲁迅的书之外，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技、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就连《辞海》、《词典》这样的工具书也买不到。这像极度干渴的人需要饮水一样，经过多年的禁锢，人们多么渴望买到、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
“文革”结束不久，特别是恢复高考之后，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一股读书热潮，很多在“文革”中被看作“封、资、修”的读物，在这段时期也开始大量出版印刷。1980年7月3日，我在丰城出差，在代销店见到一套《说岳全传》，1.90元上下两册，当时想都没多想即刻掏钱。同年7月14日，萍乡新华书店正在排队热卖《红楼梦》，3.45元一套四卷，又是毫不犹豫坚决拿下。
虽然一直囊中羞涩，但总是挡不住书香的诱惑。1981年2月23日，我在高坑新华书店看见心仪已久的《现代汉语词典》，标价5.40元。要知道：当时5.40元可是我月工资的九分之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一想到自己还是用着读小学时的《新华字典》时，似乎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书就在眼前的感觉，不管不顾，哪怕明天没有早饭米也要把书买回家。
我在高坑矿保卫科工作六年半，有一段时期在治安防范组“当差”，负责跑片和治安宣传，还要办一份《治安工作简报》和大井食堂门口的“治安工作板报”，为了办好这两报，我自费在邮局订阅了《中国法制报》和《民主与法制》，当时整个高坑地区只有我一份《民主与法制》，“物以稀为贵”，所订杂志当月根本不能及时到手，往往是在邮局看上一圈之后皱巴巴的才送给我，有时还得去邮局讨要。我曾找邮局负责人贺某、邮递员小沈“理论”过几回。杂志和报纸取回后，我从头至尾不放过每一篇文章，有的文章还要反复看几遍，含英咀华，仔细揣摩别人怎么写，从中学习吸取点什么。最不可思议的是：由单位出具证明、自费邮购一套由北京政法学院出版（内部发行）的《滥用职权违法犯罪资料汇编》，其目的：就是想提高自己撰写法制稿件的水平。
虽说工薪阶层大都经济拮据，生活贫困，有时还捉襟见肘，几天菜钱没有着落，但是购书的欲望总是有的。1982年7月，我曾想方设法邮购一套《青年文科知识问答》。1983年以后，因生育第二胎，老伴停工在家，没有半点收入，生活开支更紧张，但对书籍的饥渴却丝毫不减。还是从辽宁邮购《中共党史教学提纲》及《补充资料》一套、《全国成人高校文科招生复习资料》（包括语、数、政、史、地五科）好多书真是从牙缝中挤出钱才去买的，宁肯吃得少、穿得差，也要把自己想要的书不惜代价买回家。或许有时人们精神的追求往往超过物质的需求。
1983年2月，高坑矿机关科室整体从大井搬迁至斜井新办公大楼，我当时所在的宣传科存有大量的旧报纸，必须赶在搬迁之前处理掉。2月5日，我和同事小彭借来板车，从大井拖着报纸至高冈埠废品收购站，来来回回四趟，换来一笔“巨款”，路过新华书店时，看见一本新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当机立断付钱买下，权且作为我们付出汗水的“犒赏”。你还别说，在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时代，这本《手册》为我之后的工作和学习提供很多方便。
随着家庭经济条件慢慢好转，买回的书越积越多。“旧书不厌百回读”，虽然有的书只是浅尝辄止，没有精读细读，但也时不时翻翻看看，温故知新；有的只是用来查找资料、寻找出处等。但毕竟这些书拓展了我的知识视野，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爱好，它为我在1982年的职工文化补考、1984年的“工代干”转干考试、1986年的成人中专招考中取得好的成绩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语文成绩，我在高坑矿所有参考人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这与我这么多年对文史哲书籍的热爱是分不开的，因为，开卷总是有益。
这样看来，这些书没有白买，那些报刊也没有白订。
【作者简介】熊繁疆，祖籍湖南湘乡。萍乡市作协会员。1952年生于江西萍乡，1969年9月参加工作，现为萍矿高坑发电厂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