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佛教之密教化

宗教的神秘主义倾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没有中断过。释迦牟尼学说自发展为一种宗教后，特别自部派佛教以来，这种神秘（在这里，神秘并非贬义）倾向也不例外，其中咒语的运用则尤为突出。尽管杂咒曾受到早期佛教抨击，被佛教正统所反对，但它毕竟渗透到佛教内部,并成为大乘佛教的派系转化出（派生出）密教的重要契机。在印度，将杂咒巫术当作保护佛弟子、维护佛教权威、争取信众的手段曾经出现过。

尔后，将传统的禅法提升为专门的瑜伽术，把大日如来（毗卢遮那）确定为永恒的、遍及一切的、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此后，又将瑜伽的内证观想与大日的外部加持相结合，从而把所有密教法门统领起来，形成一个一切佛说的万能神秘的庞大系统——密教诞生了。

密教理论上的依据，可以上溯到三国时的吴支谦曾译介过《微密持经》（此经说,持咒是一条“必成至觉道”的捷径）及公元288年译出的《密迹金刚力士经》。但后人一般认为是《大日经》将密教法门及仪轨从理论高度上组织起来。《大日经》于公元7世纪左右流行于西南印度，被称为密教“胎藏界”的根本经典，据此形成的派别称为“真言宗”，又名“右派密教”。

《大日经》用“日”比喻“如来”，称如来遍照法界，能开发无量众生的种种善根，从而成就“殊胜事业”；其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众生本具觉性，即菩提心。人们通过修习，清除覆障，并且根据清除覆障、观照自心本性的程度，能感受“如来”相应的加持，从而达到预期的“苏悉地”（成就）。在这里，“如来”只能随缘感召才能体认的，而“缘谢则灭，机兴则生，即事而真，无有终尽”。

《大日经》说，菩提是一种心体，形同虚空，心、空、菩提三位一体，欲证菩提，当证自心。同时强调“大悲”，说“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由大悲心所产生的“曼荼罗”，能产生“我即本尊，本尊即我”的心理效应，并在特定的仪轨导引下出成果，也能说法度人。

密教把修行得果的全过程，概括为“三密修持”。“三密”即指手结印、口诵真言、意观菩提心；借此成就以“金刚心”和“金刚身”为特征的无上菩提——这就是佛本尊。

在7世纪末，东南印度又产生了《金刚顶经》，据此形成的派别称为“金刚乘”，又名“左派密教”。此派认为，自性清净心与佛心聚结，能生坚固物，成大欢喜形——即“金刚体”，就是我们要迫求的佛身。而成就金刚体，须在瑜伽三摩地，即禅定中完成。
    《金刚顶经》认为，自性清净心是随“染欲”自然存在的，要达到离欲而清净之目的，必须采取以“染”害“欲”的手段，使修持者在大乐中得到调伏，而信众对于弘法师长，则要无条件供养，尤其是以身供养。

左派密教中有一支，称“大乐”系，就专以性关系为解脱手段。宋代汉译的《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和《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味大教王经》，就是“大乐”思想的代表作。“大乐”密教，也需要设坛，持咒诵经，有一套繁琐的仪轨，要求一切秘密践行，并全由导师教授，称之为“易行乘”。

尔后，密教又发展出一种“时轮乘”。它是以《时轮经》为典藉，认为现实世界将同“时轮”一样逐渐消逝，只有那创造一切的“最初佛”才是永恒的。人身是由“生命风”来维系的，只要通过瑜伽修持，控制“生命风”的运行，就能让生命超越时空，变人身为佛身，从而得到永生。

到公元8世纪，密教有一个突发性发展。至8世纪末，密教便逐渐占领了印度大部分的佛教阵地。与此同时，密教受到佛教内部的反对和社会思潮的抵制：如在斯里兰卡，密教在与上座部佛教较量中，以失败告终；在中南亚半岛诸国的经历，也是如此。到了12—13世纪时，在印度和南洋群岛诸国，也被伊斯兰势力击败。倒是中国的藏传佛教，由于同苯教结合，而再度振兴，使密教得到充分的表现。

   第四节  印度佛教灭亡

圣严法师说：“在波罗王朝初期（相当于我国唐朝高宗至中宗时期），回教（即伊斯兰教，因回族大教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也称回教）的摩诃末将军就开始占领了印度河流域。西元十世纪（相当于公元12世纪，我国宋朝）后半期，回教占领喀布尔，又侵旁遮普，遂入内地先后达十七次。回教徒的战士们，深信杀死异教徒是求生天国的方法之一，所以每次入侵，必将原有的佛寺焚毁，屠杀佛教的信徒则更不用说了。…于是，密教的大师星散，多经克什米尔诸地而避入西藏，部分则逃至尼泊尔一带。”

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入侵，以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毁灭为标志，佛教基本遭灭迹，而在当时印度占佛教优势的密教也宣告结束。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依然长期流转。

关于佛教在印度灭亡，圣严法师总结说：“一是佛教自身为了迎合印度的外道，结果也变成了与外道合流而使自己融入于印度教中。二是回教军队的屡次入侵与彻底摧毁，使佛教没有了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