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王方晨《老实街》的典型性“我们叙事”
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老实街》以老城拆迁为背景，讲述了济南老街巷“老实街”的风云流变，用一个个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小故事，描绘了老实街居民的生活百态。《老实街》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又不同于传统的第一人称“我”，是以“我们”的叙事视角出发，对这个以老实为立家之本的老实街的叙述。
《老实街》的开篇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中写道：“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
小说的叙事特征不同于传统的第一人称“我”所带来的叙事视角“内视角”，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以“我们”为叙事者，对老实街的其他居民进行叙述，这本身就是一种他者视角。但“我们”这个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之广不仅因为是他者视角，还因为这一叙事人称带来了群体叙事视角的总和。
“我们”不同于“我”，也不限于“他”，而是由“我”和“他们”一起构成的人称，既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叙事真实感，又吸收了第三人称旁观者叙事对于故事叙述的把控能力，补全了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视角空白，给读者提供了清晰的故事线索。
正如《大马士革剃刀》这一章，左门鼻和陈玉伋在老实街展开了一场“老实之争”，这场虐猫事件以陈玉伋离开老实街告终。但是读者却可以清晰获知虐猫之人另有其人——猫的主人，老实街“第一老实”左门鼻。大马士革剃刀的三送三还，一场“老实之战”的交锋，一地的石榴花，一个祸心的生发。在黑暗中发生的一切读者却清晰可见，黑暗在全知视角面前也无法成为伪善的遮羞布。
《鹅》一章中，女主人公鹅未婚先孕，老实街为掩盖“丑闻”，对外宣称鹅践石而娠，但是读者却可从文章多处叙述中得知孩子的父亲是何人。老实街这一桩桩所谓的悬案，其实谜底昭然若揭。这当然是作者的笔力所在，但是更重要的是利用叙事人称的创新将老实街的“不老实”，将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秘密”全盘托出。
小说创作是一种文学叙事活动，作家在提笔创作前往往要考虑人称叙事问题，而叙事人称又决定着叙事视角如何展开。
第一人称在小说中运用最多的是“我”，叙事者以“我”的身份存在并进入叙事场景，以“我”的视角展开叙事，叙事视角因此移入作品内部，叙事者的所见所闻都在“我”所感知的范围之内。这种视角被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兹韦坦·托多洛夫命名为“内视角”。
另一种在小说中运用较多的是第三人称叙事，从叙事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来看，第三人称叙事者“他”既可以是故事人物之一，也可以活跃在人物之外。第三人称叙事者在叙述其他人物时往往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叙事，叙事视角是全知视角，也就是所谓的“上帝视角”。因为担任叙事者，他对人物的一切须全面洞察并利用这种不受限制的叙事视角展开对人物的叙述。
王方晨的《老实街》以“我们”口吻叙事，回忆老实街的人情种种，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保留了常见的第一人称“我”叙事带来的真实感。从读者的接受层面来看，读者在阅读《老实街》时，仿佛也置身其中。
“我们”这个叙事人称的含括度，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作“我们”中的一员，和“我们”一起进行集体回忆。但是当故事中的主人公出现时，读者就要调整自己的阅读位置，转到旁观者的位置上去。
王方晨对叙事人称的选择与应用，避免了常规多人称叙事时叙事人称的来回切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第一、三人称叙事的优点，灵活应用，精妙的构思，足以见其写作的功力。
一、我们都是局中人（第一层“看”与“被看”）
《老实街》中每一章都有主人公，每一章叙事独立但又有所关联，前一章节的主人公在后面某章节中就变成了叙事者“我们”中的一员。叙事人称“我们”带来的群体叙事视角，使得每个人都是叙事者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感知和观察老实街发生的一切。但这一叙述人称并不是固定人群的叙述人称，每个人都在“我们”与旁观者“他”之间游移，每个人都在“看”与“被看”。老实街有无数眼睛在看：
“我们有很多双眼睛……”（《弃的烟火》）
“没什么能瞒得过我们老实街居民的眼睛。”（《鹅》）
老实街这个以老实为道德基石的街道，其实每个居民都在别人的评价之中生存，都活在别人的观察与监视之下。
何以生存？表演“老实”。
“学老实，比老实，以老实为荣，是我们从呱呱坠地就开始的人生训练，而且穷尽一生也不会终止……我们无师自通……还因为，既生活在老实街，若不遵循这一不成文的礼法，断然在老实街待不下去，必将成为老实街的公敌，而这并非没有先例。”（《大马士革剃刀》）
老实本该是老实街的美好道德，但是却渐渐沦为老实街居民道德表演的工具。老实街有无数的道德表演，左门鼻用“精湛”的演技逼走了陈玉伋，济南“第一老实”名号丝毫无损。挤走陈玉伋的不仅是左门鼻，还有其他的居民，他们为了维护老实街的原始居民左门鼻，只能用眼光诬赖外来者陈玉伋，这种下意识的排外，“将无辜的剃头匠陷于无可辩白之地”[①]。别人的眼光判了陈玉伋道德上的大罪。
老实街的长期封闭使老实街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生态平衡，但是外来者的“入侵”打破了这份平衡，老实街居民不得不打响保卫战，但是“以老实自居的老实街人不同于市井无赖，限于身份，不可能像鲁汉莽夫一样，一不高兴，就将人家店给砸了，或干脆将人赶出去”[②]。老实人自有他们的武器。
“在我们老实街居民的观念中，老实人的武器，强大莫过于老实。”（《弃的烟火》）
老实街的其他居民对于左门鼻和陈玉伋之间的汹涌是否了解或许尚未可知，但是多年的“默契”，使得老实街的其他居民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左门鼻的身旁，就像那场追猫大战，“我们不约而同，与左门鼻一起，紧追不舍”。（《大马士革剃刀》）
猫穿过小巷，穿过济南的心脏泉城路，穿过老西门，沿着护城河奔跑，最终纵身跃入大明湖。虐猫的罪行暴露在济南的大街小巷，“光身子老猫在济南大街上一路狂奔的情景，简直就是老实街百年未有的耻辱” 。（《大马士革剃刀》）
光身子老猫给老实街带来的耻辱随着猫坠入大明湖消失，任何可能给老实街带来耻辱的人与物都不能继续在老实街生存，陈玉伋的离开也正是这理。老实街居民以老实为武器，以守卫老实街为口号，挤走了外来者陈玉伋。道德无罪，有罪的是以道德自诩的人。左门鼻无需真的清白，但是却需要在老实街证明他的清白。“这种他律化的道德，容易造成他人不在场时的不自觉。”[③]
虐猫事件正是一场他人不在场的不道德行为，作者并未描写虐猫过程，这场虐猫丑闻以光身子老猫的出现登场，又迅速以猫坠入大明湖收尾。左门鼻行事隐蔽，但是老实街的“眼睛”却一览无余，读者也通过“全知视角”知晓了虐猫真相。凋零的“一地石榴叶”和猫穿过的“如石榴花初绽”（《大马士革剃刀》）的泉城路，如果说这种呼应与暗示只是作者王方晨埋下的一个伏笔，文章结尾剃刀刀刃上的猫毛则让读者醍醐灌顶。
这些暗示让读者重回文本环境之中，思索究竟谁是虐猫真凶。读者稍作思索便会发现疑点重重：猫被剃得干干净净，除了要有精湛的手艺，更重要的这个行凶之人应该是和猫非常亲近的人，猫才能放下戒心，否则这一场虐猫事件绝不会悄无声息。
作者王方晨并没有点明真相，但是读者却可以从蛛丝马迹中捕捉到真相，这种“隐”与“现”的写作手法之“轻”带来的却是老实街“老实”本相之重，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老实”是老实街居民在老实街生存的要义，同时“老实”也是老实街存在的原因，是老实街不同于狮子口街，不同于济南其他街道的重要原因。老实街不仅内部要学老实，对外更要比老实。老实街的声望，自然也会引起济南其他街道的注意。
老实街居民在“被看”，老实街又何尝不处于“被看”的状态之中呢？老实街居民求生存不仅要让自己“老实”，更要让老实街“老实”，唇寒齿亡正是这个理。
陈玉伋的去与左门鼻的留，鹅践石而娠的美名，都是老实街居民为了让老实街“老实”而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在《老实街》中还有很多。
斯先生来到老实街打探穆大穆二兄弟的下落，老实街的人敏锐感知到斯先生与穆氏兄弟之间有某种联系，纷纷聚拢过来。但是老实街居民并没有大力促成斯先生与穆氏兄弟的相认，反而集体阻挠。在白无敌谎称穆宅里面没有人时，老实街其他居民只是惊了一霎，但诧异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斯先生与穆氏兄弟的关系，老实街没人说出口。明摆着，老实街人想到了三十多年前在穆宅淹留数日的那位长袍女人……可是，问题来了。在我们长久形成的意识中，穆大阿基绝对不该与人世有着过多的纠缠！他过去是那样的人，遗世独立，西装革履，一尘不染，而且还将保持下去，直至生命终了。”（《阿基米德的一天》）
身在老实街的穆氏兄弟绝对不能成为世俗所谓的“私生子”，所以“尽管我们无比厌烦白无敌，我们也都觉得这回他做的很对。那天在场的几乎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附和了这位了不起的摄影师” 。（《阿基米德的一天》）
老实街居民默契地做了一件“不老实”的事，而这件不老实的事情却是为了维持老实街的“老实”。
苗家大院被盗挖，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小耳朵身上，因为小耳朵天赋异禀，即使盗贼在夜深人静时盗挖，按理说也不可能瞒得过小耳朵。
老实街人开始互相怀疑，“我们知道,那其实是我们在暗暗盘算着老实街上的每一个人,而我们明明知道,这种盘算也毫无意义,因为即便觉察出哪个人有嫌疑,也不会说出口,最终只能在自己肚子里烂掉。我们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天更老实,老实街自古流传的老实之风已浸入我们的骨髓,化为我们的血液。”（《八百米下水声大作》）
这种怀疑只能在心里默默进行，不能宣之于口，这正是老实街人的默契，是老实街人为了维持老实街百年名声的选择。
二、隐藏的作者（第二层“看”与“被看”）
按照叙事学的理论，一般认为叙事者并不等同于作者，作者通过叙事者展开叙事。“在对叙事性文学进行解读时，对文本进行叙事学的解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尤其在对小说文本解读时，对其进行叙事学研究自有其意义。”[④]
王方晨《老实街》中的“我们”这个叙事人称，营造了“看”与“被看”的效果。而王方晨作为作者纵观全篇，他也在看，在老实街居民看与被看的背后，隐含着作者王方晨的“看”。
这种多重的看与被看的模式不禁使人想到鲁迅作品中的多重“看”与“被看”模式——“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坎坷的麻木与冷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⑤]。
王方晨在看老实街，“我们”这个叙事人称中的也包含着王方晨的“我”观。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称，作者王方晨可以跟随人群展开叙述，参与到叙事者身份中去，也可以随时把叙事者的角色分配给其他人，而自己退居幕后，看老实街中发生的一切。
那王方晨什么时候退居幕后看老实街发生的一切呢？
站在人群中的叙事者是无法跳脱出叙述环境的，他们大都身在其中，无法客观看待老实街发生的一切，对于每一场道德表演，只是叙述，而无法做任何评判。因为读者也无意识地把自己代入到“我们”这个叙事者之中，一旦以“我们”这个口吻做出评价，读者就会自动跳出叙事者这个角色，进入阅读位置。
而这种跳戏的效果显然不是王方晨所追求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王方晨都只是隐身于“我们”之中，读者意识不到他的存在。但是若作者始终隐身，那便和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没有区别，王方晨不满足于这种叙事艺术，所以只能几次跳脱出“我们”这个叙事视角，对老实街进行评价，提醒读者注意叙事者不等同于作者，注意《老实街》的文本性质，不要始终沉溺于“我们”这个人称营造的身临其境之感。所以在《老实街》一书中，读者隐约意识到文本多次提到老实街居民以老实为本，虽然貌似随口一说，但是渐渐地也不乏讽刺口吻。
从开篇第一章“老实街居民，历代以老实为立家之本”（《大马士革剃刀》）到最后一章“老实不是傻，老实人是有心思了，却把心思都压着” ，（《大宴》）从陈述口吻到“老实街所崇尚的宽厚老实之风尚，如不能有助于我们德行本身之增长，其又有何用？”（《花事了》）的质问口吻，王方晨以作者身份现身说法，这个时候的王方晨不是简单通过叙事留白与暗示来表现对老实街的担忧，而是直接在文章中现身评论，用艺术反讽的方式进行批判，在惊醒读者的同时也让多重“看”与“被看”的叙事艺术被读者获知。
值得注意的是，《老实街》中有很多语句是有矛盾性的，“千古同理，老实人不吃亏”（《大马士革剃刀》）和前文陈玉伋因替人理发却不肯多要钱，而得到“显然，此人够老实”的评价对比，不禁让人深思老实人到底吃不吃亏？“我们老实街居民向为济南第一老实，却能把老实街过成熙熙和乐的世外桃源”（《八百米下水声大作》）和前文“事实上，我们老实街从来就非世外桃源”（《歪脖子病不好治》）这两个矛盾的结论可能会让读者满头雾水。
同一个叙事者怎么可以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呢？显然作者王方晨也在发声。
“王方晨在小说中所虚构的那个叙事者,和身为作家的王方晨本人,对于老街拆毁的认知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使得小说里总有些话吞吞吐吐，不能被完全说出，却又造成一种格外犀利、格外入木三分的吊诡效果。”[⑥]
还有那些语气平淡，但是又仿佛暗含深意的语句，在《老实街》中并不少见。究竟是随口一说还是暗自讥讽，究竟是老实街居民的口吻还是作者王方晨的口吻，一千个读者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这种阅读的矛盾感足以提醒读者注意作者的存在。
三、“看”与“被看”——国民性批判的发展
“看”与“被看”是鲁迅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之一。
“‘看’既指一般层面上的观察者的目光所在，也指根据一定的价值评判对某人或某类人的言行加以评判。‘被看’不仅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被观察，而且更重要的是侧重于抽象意义上的‘被看’或者 ‘被鉴赏’。”[⑦]
鲁迅作品中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展示了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民众精神状态的空虚无聊使得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产生好奇心理，但是他们对跟自己不相关的事情袖手旁观，毫无怜悯之心，这种心理孕育了看客意识。鲁迅揭示出的这种看客意识在漫长的文化时间里不断发酵，已经刻进了底层民众的血液中。
余秋雨曾给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鲁迅笔下的看客文化是如此，老实街的“老实”文化也是如此。“老实”是老实街的集体人格，每一个老实街的居民都把“老实”当作自己在老实街生存的武器。他们用老实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用老实当隐身衣，关注老实街的一举一动。“老实”文化通过积累与引导，创建了老实街居民的集体人格。
鲁迅痛斥国民的懦弱与麻木，这种国民性批判在王方晨这里有了延续与发展。老实简单理解是忠厚，淳朴，但是老实中是否也包含着麻木，懦弱？街痞小丰来老实街让陈玉伋剃头，老实街的人虽然担心理发店不保，但是并不敢出头行事。
“一遇类似来者不善的事，我们老实街的居民都想不起该怎样阻止，只能暗暗替陈玉伋捏把汗。”（《大马士革剃刀》）
“我们是得承认，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老实街人变成了一包软蛋。被玷污的汲心泉，映照出了我们心底的懦弱………夜来了，老实街是哑默的，只剩下疲惫的喘息。”（《弃的烟火》）
老实街即将被拆毁，推动者是被老实街瞧不起的高杰。“老实街祸到临头，我们才察觉到其实鹅早就对我们冷淡起来。在她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像一个摆脱不掉的地痞无赖……事已至此，我们也顾不了长幼尊卑，男女有别，在她面前大讲老实街的美德、传统，讲老实街辉煌的历史。虽然我们都刻意回避高杰的名字，但是我们相信鹅明白我们的所指。”（《世界的幽微》）
老实街人居然把试图让鹅讨好高杰，阻止老实街的拆迁。如何讨好，不言而喻。这种懦弱至极的行为却被他们视为为阻止老实街拆迁而付出的一番艰苦抗争。在外力冲击下老实街的拆迁在所难免，但是更令人哀叹的是老实街居民“老实”面具下的真象竟如此不堪。
王方晨写《老实街》，并不是为了赞扬老实街的“老实”文化，而是花费了很多笔墨写老实街的“不老实”。老实街居民学老实，比老实，“老实”又何尝不是他们欲望的一种束缚呢？王方晨在这里并不是要指责某个人的“不老实”，而是像吴义勤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人性表达里加入文化思索”。老实街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情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而我们都清楚“欲望是美好的，也是丑陋的，不打扮不能见人”[⑧]。
我们不怀疑老实街曾经的名声，但是人事代谢，曾经老实街这个名号是老实街居民良好道德的锦上添花，老实街的人老实，才有老实街的名声传播，而现在的老实街居民只是因为其祖辈才在老实街居住，老实街的名号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道德束缚，让他们在道德压力与欲望之间挣扎。
王方晨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发展到人性层面。
不同于鲁迅的疾呼痛斥，王方晨从细微处入手，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水声大作。
在鲁迅的设想中，存在着完美的人，国民性批判的对象是中国的国民，换言之，其他国家的人身上没有鲁迅先生批判的东西，而王方晨的批判力度则从人性出发，这更复杂也更深层。
为什么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仍未完成，王方晨的写作给了一个解释：因为对国民性的批判正在走向对人性的思考。
深入人性的肌理，方知善与恶本就是一体两面，在一次访谈中，王方晨讲到：“别说‘济南第一’的大老实不老实，每个人都不老实。只不过老实与不老实之间，有一道门槛，而这道门槛也并不是金刚不坏。我不信有人会没有一点负面情绪。”[⑨]
在这个层面上，左门鼻与陈玉伋的战斗是平等的，他们都知道那把剃刀代表着别人眼中的“不老实”，知道他们都在追逐老实的同时必将对方推入不老实之地，但是他们仍然要做，因为这是在老实街生存所必须面对的。
陈玉伋在得知剃刀的价值之后，并没有立刻归还，而是躲闪了几天，左门鼻知晓剃刀价值后，也没有立刻推拒，而是退回到椅子上坐下。他们二人在老实与不老实之间反复横跳。真正的过招是在陈玉伋面露轻松之色时，一招过后，道德的天平倾向了陈玉伋一方。
老实应该是表里如一，左门鼻的不推辞在这个层面上是真正的老实，但是却致使他落入表面“不老实”的陷阱之中。我们并不能说左门鼻不老实，他家百货店的东西，价格比别人家便宜，“有时候不赚钱，他也卖” 。（《大马士革剃刀》）
“他有一个秘密心思，其实是要等那大律师回来。他要把房产原封不动地再交还给大律师。”（《大马士革剃刀》）
从这些层面上来看，他是个老实人。这种矛盾感在《老实街》中随处可见，因为读者面对的是人，是人性。看到陈玉伋归还的坚决态度，左门鼻收下剃刀时说：“老陈是咱老实街的。”
这其实是左门鼻的一次妥协，但终究意难平，所以才有那一地的石榴花，才有第二天左门鼻以去看女儿之由离开老实街之举。剃刀归属问题仿佛在黑暗之中，在二人的你来我往中解决了，左门鼻和陈玉伋两家来来往往，“外人都觉得两家像是亲戚”（《大马士革剃刀》）。
时隔一年，被剃光猫毛的老猫打破了老实街的平静生活，正如石子投入湖中，必然荡起波纹一样，老实街人要为“虐猫”这个道德案件判案。剃光猫毛或许只是左门鼻意难平的一次发泄，“但事情越来越向着有利于左门鼻，不利于陈玉伋的方向发展了。这才是左门鼻恶念真正萌芽的时候，道德这柄利剑，就在左门鼻手里，但他自己也拿不准，所以他就丢弃了”[⑩]。
善恶一念间，想必每个人都有所感，如果我们压制住了“恶念”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受到的威胁并不足以撼动我们生存的根基。剃刀的三借三还终究还是被老实街人获知，剃刀归属问题在以“老实”著称的老实街里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济南第一老实即将被冠上“不老实”的称号，左门鼻如何在老实街安身立命？
知晓了这内里的弯弯绕绕，面对着人性的本真，我们实难对老实街的居民作出单纯的价值判断。“道德，哪怕是最善良的道德——老实厚道，也能以最不老实，最不厚道的方式表现出邪恶的力量，二这种力量，又恰恰是为了维护‘老实厚道’的名分而产生！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悖论。”[11]
在这场道德的保卫战里，没有人是真正的胜利者，但是老实街却是真正的失败者。《大马士革剃刀》这一章给我们呈现了人性，“难以作出的价值判断”正是作者王方晨真正想传达的对人性的思索与感悟。
鲁迅虽然笔锋犀利，但是却怀揣面向未来的希望，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王方晨也是如此。正如梁鸿所说：“‘老实街’的名称是人对自己的期许，也是一种修辞和面对未来的希望。”年轻一代的朱小葵就是新的希望，“老实街早晚会完。都会完。一定，一定还有新的生活” 。（《歪脖子病不好治》）
朱小葵的离开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年轻一代并没有死守着名存实亡的老实街，他们选择离开，另辟新的生活。也正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存在，一个老实街头被拆毁，仍有无数条老实街出现的可能。
四、结语
小说的叙事人称关乎小说叙事效果的呈现，叙事人称的选择往往是作者在小说叙事艺术中精心设计的一环。
王方晨《老实街》中“我们”这一叙事人称的选择，打破了小说单一人称叙事的传统面貌，使得第一人称叙事在小说中有了突破与发展。“我们”这一叙事人称在具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能力的同时，也避免了为呈现多种叙事视角时人称切换所带来的混乱现象，使小说叙事如行云流水，流畅自然。
王方晨在“我们”这个叙事人称的基础上为读者打造了一个思考传统道德，思考人性的平台。《大马士革剃刀》把老实街居民的道德荧幕划开了一道，此后各篇，道德表演轮番上演，“这道人性裂隙，一旦打开，就再也没有了边际。”（后记《城里的地老天荒》）
最后一篇《大宴》里的人们企图缝合这道裂痕，终究是不能。老实街居民在老实街被拆毁前的最后一聚也未能实现。“老实”作为一种道德品质正在消亡，老实街的消亡也预示了传统价值观的支离破碎。
王方晨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这个世界如此复杂和深不可测，直接张口说出事情的真相，是很容易的，那样又有什么叙事艺术和境界可言呢？”[12]
《老实街》第一章虐猫事件发生后，老实街居民在判断虐猫者时 “想到了所有老实街之外的人”（《大马士革剃刀》），他们下意识地不将老实街人与虐猫丑闻勾连在一起，但当老实街的拆迁已成定局时，面对苗家大院被挖，面对盗贼会挖出很多宝藏的可能性，老实街人的怀疑却从内部开始。
“王家大院白无敌、刘家大院朱大头、莫家大院左门鼻、小耳朵……一一从我们脑海中闪过，几乎没人留下痕迹。”（《八百米下水声大作》）
还有虐猫事件发生后，左门鼻是第一个踏入陈玉伋的理发铺的人。“他在那里剃了头，走到街上，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猫不猫的。”（《大马士革剃刀》）
没人知道猫毛被剃光的过程，没人知道虐猫事件后左门鼻和陈玉伋在理发铺说了什么，没人知道苗家大院是怎么悄无声息发生的。作者王方晨只管向老实街的“平静生活”抛下重弹，只管给读者呈现老实街的真实反映，刻意留出的叙事空白给足了读者想象的空间，也让老实街居民人心深处的幽微一览无余。
《老实街》集中反映了王方晨叙事意识的自觉，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在叙事艺术上不懈追求的精神。
一方面“我们”这一叙事人称，仿佛是作者王方晨发出的一个“邀约”[13]，读者应邀而来，通过这一叙事人称顺畅地进入到作者构建的“老实街”之中，读者与作者都在作品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老实街》的人称选择为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另一方面，“我们”这一叙事人称，也为作家处理作者与叙事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使小说的叙事结构更具层次性。
王方晨用自己独特的典型性叙事艺术为我们展现了老实街的众声喧哗，也为我们思考时代，思考文化提供了空间。正如文学批评家李敬泽所说：
“《老实街》只是王方晨看世界、看人性、看文化的外壳，王方晨始终确信自己会抵达一种雄奇阔大的境界。他只是在心中寻找那群人、那个地方、那个时代的经验与精神的交汇点。现在，他可能找到了，他的力量和锋刃于此尽展，这个地方就叫《老实街》。”
[①] 王方晨,张晓峰：《我看这世界,眼角总是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朔方，2017年12月。
[②] 同上
[③] 张艳庭：《王方晨<老实街>中的道德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1月。
[④] 蔡安延、赵华：《论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榆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⑤] 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
[⑥] 丛治辰：《老街的拆毁与叙事的艺术拼接——论王方晨<老实街>》，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⑦] 何文文，周水涛：《论鲁迅小说的“看”与“被看”叙事模式》，名作欣赏，2012年第11期。
[⑧] 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⑨] 同上
[⑩] 王方晨，房子兮：《走向“科学”的道德》，青艺+计划专访。
[11] 李掖平：《连环兜转的城与人悼亡曲——读王方晨<老实街>》，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
[12] 王方晨，张晓峰：《我看这世界,眼角总是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朔方，2017年12月。
[13] 格非：《文学的邀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
锛堛?婇潚宀涙枃瀛︺?嬭瘎璁猴級姊佽晩钑婏細璁虹帇鏂规櫒銆婅?佸疄琛椼?嬬殑鍏稿瀷鎬\u440?滄垜浠?濆彊浜?2022.3.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