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方晨《花局》兼论其小说创作

刘小波

来源：《百家评论》

摘要：王方晨的创作一直以人性审思和现实批判见长，《花局》是其一直以来小说创作的延续和升华。小说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花局”，但故事和主题指向的却是现实的生活。超现实和抽象化的描写有着最为坚实的现实基础。作家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中将社会的种种阴暗面与人性的复杂性展现出来。通过独特“异空间”的营造，王方晨书写了一种“他人即地狱”的存在困境，对个体命运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思考。小说写人生困局，但不忘寻找生活的微光，最终表达了生活的背后永远都会有光亮的主题，这正是“绝望之为虚妄，便与希望相同”这一理念的演绎。种种荒诞与丑陋在作家笔下夸张变形，由此作家将绝望虚彻底妄化了，努力找寻着生活的希望。

关键词：王方晨；《花局》；官场小说；存在主义；“异空间”

王方晨的《花局》[①]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花局”，但故事和主题指向的却是现实的生活。超现实和抽象化的描写有着最为坚实的现实基础。正是王方晨对现实问题的长时间关注，才会采用一种极端化、艺术化的手段将其呈现出来。小说以基层官场为中心展开书写，是反腐书写的另一种形态。作家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中将社会的种种阴暗面与人性的复杂性展现出来。不过小说的主题不仅限与此，而是更为多元繁复。

通过独特“异空间”的营造，王方晨书写了一种“他人即地狱”的存在困境，对个体命运进行了存在主义式的思考。小说主要书写人生的各种困局，具有浓郁的悲情色彩，但与此同时，作家一直不忘寻找生活的微光，最终表达了生活的背后永远都会有光亮的主题，这正是“绝望之为虚妄，便与希望相同”这一理念的演绎。而这样的书写，则是王方晨一直以来小说创作的延续和升华。

一 现实批判：另类腐败的呈现

《花局》首先是一部现实批判的力作，小说通过几个人物相对独立的故事来进行书写。作家将笔触指向的是基层的官场，从主题范畴来讲隶属于反腐小说。不过《花局》与一般反腐小说不同，《花局》描写的是更加隐蔽的腐败：不作为。通观小说，所有机构的职能都极为重要，所有工作人员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但奇怪的是，小说几乎没有做正事的情节描写，这也正是不作为的真实写照。这种腐败带来危害有时候会更甚。一系列的基层官员及普通工作人员都在不作为的路子上走向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每一个人物一开口就是高谈阔论，将政治站位和思想深度拔得极高，但是很不接地气，只上天，不入地。而最可悲的是，像王树那样扎实肯干的干部，却只能长时间当“包村干部”，一直被下放，百姓将其功劳书写下来向他单位请功，却被怀疑是当事人弄虚作假。

小说描写的古局长是一位典型的基层官员，他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工作认真、体恤下属、无心名利，实则处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沉迷于权利、财富和女色。小说中他子女对他的评价和他们之间的隔膜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揭露。特别是通过他所养的宠物狗和鸟所享受到的待遇，能够感受到这种权利的腐败。古局长的宠物狗有名有姓，有家有室，出门有司机，回家有保姆，在小说人物表中名列前茅。这样的书写将“狗仗人势”这一极其朴素的道理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条狗尚且如此，遑论人呢？

办公室主任柴会卡的形象也十分典型，他深谙官场里的种种门道，处理起来也得心应手，如鱼得水。他能够为上级排忧解难，能够与所有同事搞好关系，每时每刻都能够左右逢源，但是看来看去，并没有发现他做过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甚至也没有解决过任何一个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他在帮领导处理职工不参加植树活动的时候，自以为自己聪明，没料到遇到一个十足的“钉子户”，但是“钉子户”也不是善茬，最终并没有真正结局问题。柴会卡处处为领导着想，甚至为了息事宁人、帮领导分忧，而愿意遭受辱骂、殴打，连最基本的人权和尊严都可以舍弃，看似有一种牺牲自我的精神，实则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无论是这样的举动，还是帮领导篡改年龄，都是希望领导能长时间在位，以确保他自己在单位的地位。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断升职，成为领导的红人，在群众眼中未来不可限量。

小说第一部分的中心事件是每年的植树节单位组织职工参加植树，但有人拒不参加此活动。这样一种摊派性质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司空见惯的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弄虚作假、虚与委蛇司空见惯，成为了常态。在小说第二部分也是以这样的形式主义开篇。市政府规定河岸的绿化属于两岸的单位，需要各单位自己负责。别的单位，按人头算，每人只栽两棵树即可，而在花局，人均需栽九棵树才能将花局所负责的区域栽满。但为这每人九棵树，局长可没少费脑筋。栽了死，死了栽，一转眼过去了两三年，河岸上的树仍然稀稀拉拉，半死不活。局长古泊生什么办法也都想过了，开始时是全花局出动，责任不明，再后就将责任落实到科室，不料科室里净是些老好人，推诿扯皮，落实跟不落实一个样儿。到最后摊派到个人，同样没有什么效果。最后检查组要来了，为了应付检查，宁小虎便造了假，最后当然被揭穿。似乎笔锋指向的是个体应对上级任务时的弄虚作假。但往深处说，这种硬性摊派算不算是另一种弄虚作假呢？作家虽没有明说，但是考察作家设置这样一个人物的良苦用心，就可以领略一二。

联系王方晨一贯的书写，对此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王方晨的创作一直以人性审思和现实批判见长[②]。《花局》中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好大喜功、争权夺利十分常见，甚至还有副局长谋反的情节，这些事件，其核心指向都是一种基层官场的微腐败，两者结合，将人性之恶演绎到至极。早年的《老大》将令人畏惧的乡村权力顶峰人物的内心挣扎与搏斗展示出来,写出仇恨、权力等欲望对人性的扭曲。近年来他的创作则将现实批判演绎得更为犀利和深入。近年的《背后》也与那些女性作家的职场书写不同，作者并不将作品仅仅局限在对这些女性命运的关注上。除了对女性的关注，作品也聚焦了诸多的现实问题，是一部涉及面十分宽广的作品。《背后》揭露了宇宙星内部污浊的生态环境，种种见不得光的勾当在光明正大的发生。投机取巧者、官二代、富二代等人把控着商界和社会，官场商业相互关照联接，才有了像天路这样的空手套白狼的公司，也才会有像赖仁平这样混迹在其间的投机分子。《背后》通过熊旎工作的展开，将一系列的事件浮出水面，比如令人触目惊心的神仙沟二伯坎子村金属废料污染事件，即便是在事情被曝光后，人们看到的不是对生命的残害，而是想尽办法掩盖，甚至还竞相抢夺其中的商机，人性泯灭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通过一系列触目惊心事件的描写，作者将这个集团的丑恶彻底曝光。很多主题在《花局》中有所延续。

小说中叙述者的立场一直是隐藏的，但是作家个体的人格却是藏不住的。这种隐含作者是一种主体人格的投射，正是作家的人格加持，才会有伟大作品的诞生。考察作家的创作主体性，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也显现出来。现实主义在当下并不受人待见，很多时候提之变色，但是真正有艺术成色的现实主义依旧是文坛需要的东西。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更需要“重启”[③]。王方晨从基层官场的生态出发，对这种官场乱象进行了揭露，对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人性自私丑陋和阴暗面挖掘出来，让小说深度介入了生活，介入了现实，摒弃一般的无关痛痒的文字煽情，具有一种理性而节制，却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这样近乎极端的书写，将社会阴暗的一面彻底呈现出来。但是反观现实，却发现作家的描写并不夸张，生活其实远比小说更为复杂，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王方晨的作品为了将现实的丑陋揭露得更彻底，往往采用极端化的叙事方式，这种震撼除了阅读官能的冲击，也会对现实介入更深更远。不过作家并不是在主题先行下进行了理念式书写，而是通过独特结构安排和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了小说的艺术升华工作。

二 非自然叙事：“异空间”的营造

王方晨的写作一直都是写实与写虚相互交融的。《老大》《公敌》《芬芳录》《老实街》《背后》《花局》等作品都具有现实的底色，但同时也有超现实的一面。王方晨早期的一些童话小说则更具有写虚的意味。小说形成的风格在读者那里已经根深蒂固。《花局》并非突然转向具有寓言化性质的书写，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完全颠覆了他一直以来使用的小说技法和叙事策略。王方晨善于营造独特的空间，将其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花局》中的花局、一个局就是这样一个空间。花局与一般的机构无异，人事编制、日常作息、领导做派、人际关系等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花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有什么样的职能，并不知道。与之相似的还有小说中的“一个局”。这样的故事场景的设置，其实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现实，而具有隐喻的形式，是一种寓言化的书写。这里的人似乎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没事找事”，比如每年植树节的安排，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声势浩大，站位极高，准备工作十分繁琐，媒体宣传更是不计成本；又比如为了拯救一个同志而在全局开启的形势教育活动等；再比如，反反复复去处理“送信”这一件事。这种繁复的描写是日常工作的一种缩影。特别是第四部分关于宠物狗的描写更是彻头彻尾的寓言。该部分以动物的视角，将官员的日常生活全方位透视出来，这种毫无保留的展现令人触目惊心，而动物视角的设置具有极其重要的叙事功能。

《老实街》中的老实街也是一个独特的空间，虽然也有一定的历史遗迹可供寻觅，但说到底虚构的成分更多。《老实街》以城市拆迁这一现代化进程为大背景，紧抓住传统与现代转化的历史节点，意味隽永地讲述了北方一道老街的倾覆和消亡，寄寓了当代道德拆迁与重建的重大主题。老实街居民是一群凡夫俗子，但又有着各自的不同凡俗之处，每个人的故事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老实”在现如今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只有虚构的空间才会存在，虚伪的人性则是现实里的常态。而这种独特空间的营造也被研究者注意到，贺仲明就将之与《果园城记》中的果园城相类比[④]。《背后》也营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小说虚构了一个宇宙星集团，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是现实社会的微缩版。在这一世界中，各种权利的争斗、派系的划分、商业上的较量、政治上的博弈、情感上的纠缠徐徐展开。生末旦净丑轮番在这一舞台上表演人生的大戏。在这些特独特空间里，人性往往呈现出极端状态。

王方晨这样的书写明显带有一种非自然叙述的味道。现实主义书写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现实主义的源流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关注和焦虑。但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也会有“反现实”的非自然书写，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可以创造出艺术层面的现实。

非自然叙事是一种曲笔，说到底是为了让“真话出场”的叙述策略。对作家而言，“说真话就不仅需要勇气，还要讲究技巧。没有勇气，真话就无法出场，只能胎死腹中；没有技巧，真话就可能撞墙，或者是自投罗网，它依然无法在现实世界存活。”[⑤]具体到《花局》而言，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场景与现实的生活不完全一致，甚至是仅从表面看来就是迥异的。《花局》第三部是关于动物世界的书写具有寓言的意味。寓言化的书写，其精神指向依然是现实生活。表面来看是胡言乱语，实则是立足于现实，这种曲笔避免了很多麻烦，却不失批判的力道。《花局》既立足于现实，同时又是象征的、变形的、魔性的，在坚实的写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多重格调，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杂糅野史的笔法，创建了一个关于现实与非现实的寓言式作品。

音乐也是一种空间氛围营造的手段。小说呈现出“音乐性”的品格，这种音乐性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外显的元素存在，而是音乐升华了小说的主题。王方晨善用音乐营造空间。《老实街》的开篇便用乡谣点题：“宽厚所里宽厚佬，老实街上老实人。”《花局》中第一部分大段引用《蓝色多瑙河》的歌词：“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刀米烧烧——刀米烧烧——春天美女郎，花冠戴头上，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双唇，好像，玫瑰，正向着，我们，微笑，那露——水是她的眼泪，是她，的，眼泪。白云，像面网，在头，上飘扬，啊，春来了！啊，春来了！啊，春来了！这一切多美好，每到晚上，到处射出光芒，射出光芒，春来了，春来了，多么美好，多么美好！那小鸟在树林里高声唱，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叫，多，美，好！春天美，女，郎……刀米烧——烧——”这段歌词用在这里有很强的反讽效果，具有多重隐喻。一方面将“植树活动”取代了“春天来了”，可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到来，春天的万物复苏与花局中永远的萎靡氛围，形成了强烈对比，而所谓的植树造林，并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另一方面，“春天来了”又是无限欲望滋生时刻的到来，将所有的欲望推到自然界那里去。

音乐对作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音乐元素的挪用方面，而是借助音乐，丰富小说，升华主题。总的来讲，音乐的主题表达更为隐秘，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暗示和曲笔，但是不影响其深刻性。一方面，音乐凸显了一种叙事伦理[⑥]，另一方面，音乐是一种曲笔，是主题推进的一种曲线。很多时候作家笔下的语言往往和想要表达的思想不同，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形成一种“反讽”，而反讽，则是小说叙事的根本密码。《花局》可谓是讽刺艺术的升华，讽刺几乎贯穿全文，成为行文底色。

卢卡奇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提出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原则是“讽刺”，这既是小说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小说主体的“自我认识及自我扬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体在内部分裂为某种主观性（内心）——它与一系列异己的强力相对立，并致力于给异己的世界留下其渴望内容的痕迹”，另一方面是“它看清了相互异己的主客体世界的抽象性以及局限性，在其被把握为其生存之必要性和条件的界限内理解这些抽象性和局限性，并由于这种看清，虽然让世界的二元性得以持久存在，但同时也在本质相互不同的要素的相互制约性中，看到并塑造出一个统一的世界。”[⑦]说到底，作家的讽刺是对就有秩序的一种反抗，并试图建构一个新的世界。

《花局》丰富了官场小说的版图，沿用了官场小说一贯的讽刺笔法。詹姆斯·伍德指出“叙事领域几乎没有什么没被讽刺碰过”[⑧]，可以说现代小说就是一种讽刺的文体。《花局》处处蕴藏着讽刺的味道。从细节到主题，无不如此。人事任命、文件下发、补助发放、会议召开、机构设置等似乎很严肃的事情，但在花局这里都是极其随意的。一个从未参加过单位植树活动的人，却被任命为“植树造林办公室主任”。这里的揶揄式的写法具有双重性，产生了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是严肃行为轻松化的揶揄，另一种是这些事情或许本身就是轻松的，只是把它们看得太过严肃了。在一些细节方面更加凸显，古局长这样的人嘴边时刻挂着诗歌、仅有一次拒绝送礼时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等都有讽刺的味道。

叙述者的上帝视角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实际行动都原原本本呈现出来，很多时候人物的内心争斗和最后选择的呈现出背道而驰的景象，这种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讽意味十分强烈。这种人物、叙述者、作家人格的主客体的对立值得深究，特别是种种人物内心想法和行动的呈现，都有一种讽刺的味道。种种举动，那么严肃认真，又那么无聊可笑，将讽刺艺术发挥到极致，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来源于独特空间的营造。

三 他人即地狱：人生如局的存在困境

现实批判的底色加上独特的空间营造，现实与非现实的交互混融，是因为作家要表达更多更为深远复杂的主题。作家远不止在思考表面故事中所流露出来的问题，而是有着更多形而上的思考。正如书封所做评价，“相对于《老实街》，《花局》有点‘花’，但依然是王方晨的局。这里的每个人都深处在巨大的焦虑中，每个人都是对他人无情的围攻，每个人都在寻求着自己的仓皇之路。这正是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本质写照。”[⑨]“《花局》写了一个局，既是处处皆在的人生迷局、困局，又正是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本质写照。这里的每个人都深处在巨大的焦虑中，每个人都是对他人无情的围攻，每个人都在寻求着自己的仓皇之路。”[⑩]《花局》中每个人似乎都给他人带去了麻烦。人与人之间是隔膜的，都不能真正走进他人的内心里去。这些书写，就是一种“他人即地狱”的隐喻，表现了一种人生如局的存在困境。

人与人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鸿沟，无法跨越，人物的行为也是如此。叙述者的全知全能视角能看透一个事件的原委，但从当事者，也及时小说中的人物角度而言，就陷入了困境，无法理解他人，更无法进入他者的世界。比如花局其他职工无法理解陈志生不参加植树活动，无法理解宁小虎的造假且拒不悔改的行为，闹剧一场接一场。再比如，上帝出场后，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一个局”给一位姓田的人送信。不断地写他一次次送信，甚至托关系，找人，强行闯入，可谓办法用尽，但是最后还是没能将信件送到，而关于他的段落也就戛然而止了。送信间这样一个行为本来很简单，但是在工作中并不是这样，尤其是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更是如此。再这样反复不休的描写中，其实也将机关部门的行事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而且透过送信这样的举动，很好地彰显了进入他人世界的艰难。

小说还有几段精彩的书写，对此也有强烈的隐喻。陈志生和记者施小婕之间的情感线十分有意味，作家对此也进行了深度诠释。记者施小婕一直惦记着做一个节目，并调侃“说不定还能拿国家新闻奖”。但施小婕的接近的目的仿佛被看穿，每每不能得逞。还有陈志生与其老婆每次同房时，都会呼叫另一个女性的名字，而女方对此却是应答。神圣的夫妻生活在这里被无情解构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情趣，而是一种戏谑，联系到小说后面情节的走向，这样的隐喻就更加明显，夫妻之间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关系之中的人了。其他人物那里似乎也是如此。比如古局长很多时候放低姿态拉拢下属却依然失算，甚至不惜搭上了自己退休前的荣光，但是仍无法扭转他下属的执拗。在家庭生活中，古局长和自己结发妻子行房事时，四周的动静全部像自己办公室下属女性的笑声，而他的子女与他也是隔膜的。还比如上帝一直和自己的老婆关系不好，一直隐忍着，直到最后因为送信事件而提出离婚。《花局》写的只是一个有几十号人物的小集体，几乎都是身边最熟悉最亲近的人，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无比遥远的距离，越熟悉越隔膜。

他人即地狱的存在困境本质上还是源于人性的恶。正是无止境的贪欲，让这些人人格扭曲，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尊严，甚至是羞耻感。《背后》中，赖仁平为了巴结讨好与自己有利益关系有靠头的人，愿意学狗叫，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将毒手伸向结发之妻。大人凭借自己的权力对下属大发淫威，等等。也正是这不正常的环境，让很多人被现实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被逼疯。比如屈童，他连名字都很少有人称呼，在单位里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回家后借机发泄。再比如科研工作者丌淼焱最终彻底向现实屈服。再比如朱十两之子朱明友，他本想摆脱父辈的影子自己打拼获得成功，但是最终还是无果，甚至连自己的爱情也无法自主把控。在《花局》中，人们都充满着无尽的欲望，每个人都被现实压抑着。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利欲熏心、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成为生活的常态。这些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无论是领导、职工还是其家属，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和处事方式，表面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其实每一个行为都充满着自私、狭隘，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与“公仆”这样的身份格格不入，更与“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宗旨相去霄壤。还有很多为人处世的潜规则，其实就是绝对的人格丧失而已。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陈志生在获得升职后，他的的妻子小罗说他不要脸，陈志生摸着自己的脸，笑了。也就在这时候，他蓦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十分有必要让自己变得无耻。“无耻”成为这些人的行事法则，何其无耻，何其荒谬。说到底，是人性的恶，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当交流，造成了“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式的困境。

由此，作者借小说提出了一个特别引人深思的话题，腐败的坏境之下，个体的努力究竟能否换来成功？社会究竟有没有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和平台？不公平不只是在商界，在其笔下，科研项目的申报、职称的评定，商业项目的招投标，都有着种种猫腻，甚至连生病住院都体现着不公平，有权有势者连生病住院待遇都不一般。如此绝望的生存困境，更需要寻觅那一束照亮生活的微光。

四 生活背后的光亮：悲情生活的另一抹色彩

现实的黑暗、人心的险恶、官场的腐败、生存的困境，是不是意味着生活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1]鲁迅引用裴多菲的这句诗最为精妙地概括了一种“反抗绝望”的生存哲学，辩证地看待绝望与希望，才能真正打破黑暗。王方晨的书写也在努力践行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他在进行生活阴暗面呈现的时候，采用了很多技巧，在进行非自然书写、异空间营造的时候，其实就是将绝望虚妄化，试图寻求生活的亮色。王方晨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将绝望虚妄化了，也就埋下了希望的种子。王方晨一直在寻找着生活中那束微光，以照亮在绝望中前行的人。比如《背后》中关于女性职场奋斗的书写，就是在女性职场生存史中将个体能力无限放大，以将绝望虚妄。因为内部管理运营及贪腐问题，宇宙星无诡分部经历了人事大调整，熊旎临危受命，来接手工作。但是新人初来乍到，面临一系列困境，不过，她凭借出色的能力和能量最终妥善处理了这一工作。作品以熊旎十日内的经历为主线，真实描述了在商业世界中，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女性奋斗不息的职业精神，以及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棘手的工作，熊旎从容应对，以静制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并萌生了自己的爱情。特别是小说结尾，一向将豪放派苏轼词挂在嘴边的铁娘子却吟唱着极富柔情的《眼儿媚》，似乎宣告着女性本体的回归，事业上的成功并不妨碍女性本性的坚持。

《花局》也写了几位具有反抗型人格的人物，包括陈志生、宁小虎、上帝等，他们就是搅动官场这潭浑水的人物，也是会带来希望的人物。虽然他们都是失败者，生活失意、职场失败，但是他们还保留着一丝丝的反抗精神。陈志生一直拒不参加植树活动，虽然自始至终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不过，植树活动在这里似乎已经是一种象征性为，不参加也有不同流合污的意味。到了宁小虎那里，就更加明显了。因为他的造假行为，整个花局为此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形势教育活动，虽然不提及他的错误，但是大家都清楚活动指向的是他。但是他从头至尾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抛出“要杀要剐随便”的豪言壮语。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以一种以卵击石飞蛾扑火的姿态，在挑战着整个机构的人。作家在此寄寓了一丝反抗的希冀。

作家以他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谐妙的文学隐喻，探讨人与人、人与现实、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表达复归生命本然的极度热望。字里行间甚于温柔之乡的遐想，体现了作家对生活和时代的敏锐感受。小说情节尽显凌厉，却最终让漂泊的灵魂超然于世地尽享安慰。那比温柔还要辽阔的无限宽悯，可能就是现代人获得内心自由、人性舒展、灵魂安宁的必经之地。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温柔之乡的找寻陷入了虚无。比如陈志生寄托于记者；上帝的人生陷入困境，他在见到一个开饭馆的异性时寻找到了温柔之乡；古局长则将寄托赋予那些年轻的女下属以及诗歌这样的艺术。

其实《背后》中的这种生活光亮的找寻就已经很明显了。《背后》塑造了职场女强人熊旎这一形象，她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来无诡之前，她曾在同样不好开展工作的仁城打开了工作局面。来无诡后，她继续施展着自己强硬的本领，以静制动，将给她设置的障碍一一清除掉，十天之后，终于在无诡站稳了脚跟。在具体工作上，对前任领导的工程秉持公正的态度对待，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下属关心体恤，对紧急事件她保持一贯作风：查明真相，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她过人的一面。这些不公如何打破或许才是作者留给我们更深的思考。通过前任总裁的倒台等描述，作者借助的或许还是反腐这一手段，在这一大的环境下，贪腐之风需要被遏制住，作品是一部新时期的官场现形记，将污浊的政商生态圈进行了彻底揭露，又通过反腐败的书写，将不法分子一个个送入了法网之中。这种期许也正是作品带给人们的希望。[12]

不过，作家并没有陷入对生活的盲目想象和热情歌颂中，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警醒。在《背后》中，虽然作者塑造的是无所不能的女强人形象，但是作品对女性职场生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熊旎虽然获得职场成功，但是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从她的外号“铁娘子”“铁处女”就可以看出，同时，她也相应的失去了感情生活和家庭生活，虽然她也有自己消遣的模式，但毕竟不是正大光明的。再往深处说，她爹爹的存在也从某种意义上揭露了即便是“铁娘子”，也无法绕开社会的关系网，这些都是对生活背后真相的一种揭示。在《花局》中作者对此有进一步的思索。从本质上讲，作者的选题仍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注。通览全篇，作者都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中将社会的种种阴暗面与人性的复杂性展现出来。尤其是《花局》的末尾，作者将人的欲望放大到极致，并以死亡来收束全篇。甚于温柔之乡，亦是虚妄之门，这种辩证的写作，正是作家对现实的绝对警觉。也正是这份警醒，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悲情生活中的一抹亮光，能够看到未来和希望。

王方晨的《花局》从官场写到人生困局，延续着他现实批判和人性反思的路子。这些人物的种种行为指向的都是沉甸甸的现实，这也是作者在作品中坚持的创作姿态，那就是深度介入的笔法，为现实发声、为生活立传、为人物塑型。但是，作家采用了娴熟的艺术手法，用种种隐喻、象征、反讽等策略，通过独特的视角、精心编织的故事及独树一帜的人物形象，将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看似极端化的描述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种种荒诞与丑陋在作家笔下夸张变形，由此作家将绝望彻底虚妄化了，努力找寻着生活的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社会背后的种种阴暗面与人性险恶面，也看到了正义的力量从来也不会缺席，生活的背后，永远会有光亮。

注释：

[①] 王方晨，《花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②] 李掖平、赵庆超，《多维时空中的人性彰显——王方晨小说略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③] 陈培浩，《重启当代“批判现实主义”——读房伟的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3期。

[④] 贺仲明、蔡杨淇，《当代版的<果园城记>——论王方晨<老实街>》，《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⑤] 赵勇、浦歌，《赵树理精神与说真话的勇气——赵勇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⑥] 丛新强、李丽，《有声的“风景”与革命叙事——论“十七年”小说的歌谣嵌入现象》，《当代文坛》2020年第5期。

[[⑦]] [匈] 卢卡奇著，燕宏远，李怀涛译：《小说理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6-67页。

[⑧] （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⑨] 刘亮程语，见该书腰封推荐语。

[⑩] 邱华栋语，见该书腰封推荐语。

[11] 鲁迅，《希望》，载《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 参见刘小波，《生活的背后永远有光亮》，《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23日。

（作者单位：《当代文坛》杂志社。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