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吸食鸦片有多祸害国人！
文/尧育飞


1936年1月，在广东某镇旅行的两位西方人士无意间闯入一间烟馆，他们试图偷偷拍摄吸食鸦片的烟客。烟客们发觉被偷拍，愤而起身，怒斥这两个西方人。在他们看来，外国人拍摄烟馆照片是在抹黑中国人。他们不仅将两位外国人赶走，还强迫他们交出胶卷，加以销毁。



广东《粤华报》1936年1月28日刊载的这则消息，无形中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尽管民国时期吸食鸦片者人数仍不少，但吸食鸦片已经被大众视作是不文明且有损国家形象的行为。


尽管从晚清道光时期开始，禁烟的呼声一直未曾歇息，但在晚清民国的日常生活中，鸦片形象并非如此糟糕。倡导禁烟的道光皇帝，年轻时就喜欢吸食鸦片。在整个清朝皇室，鸦片也一直没有彻底根除，掌握晚清国柄的慈禧太后，始终并未戒烟。军机大臣瞿鸿禨、贵州巡抚鹿鸿书等人也都是有名的鸦片吸食者。



实际上，19世纪以来，吸食鸦片已然成为一种奢华的上流社会时尚活动。尽管从明代开始，鸦片因具备止痛等功效而被列入中药名单，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当作性药使用，但在那些衣食无忧的上流人士那里，吸食鸦片这种“奢侈的癖好”并非仅仅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在一些畸形的文学作品中，吟咏鸦片烟具的诗流传至今。鸦片如茶、酒、香薰一般，已成为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斑竹、象牙等材质制作的鸦片烟具，至今还珍藏在各个博物馆，就是鸦片消费曾经辉煌的标志。



鸦片给中国人带来屈辱的鸦片战争，并直接导致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的诞生。但为何在举国上下的禁烟浪潮中，鸦片1840年后依然继续蔓延，且渗透到晚清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历史学家林满红在《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中指出：1868年至1886年，中国每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为1805年至1856年进口鸦片价值的4倍，但1868年至1886年流入中国的银圆超过5亿，而1805年至1856年，流出中国的银圆不到4亿。



可见鸦片在晚清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大。更为重要的是，从1854年大清海关成立起，鸦片也成为重要的税源之一。以至于1858年，鸦片贸易被宣布合法化。据海关税务司赫德估计，1879年对鸦片所抽厘金即高达530万两白银。


鸦片在晚清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许多人依附于这条产业链而生活，其中包括贩卖鸦片的生意人，制作烟枪的作坊以及烟馆的堂倌等。



然而，鸦片对各行各业的危害也一再凸显，譬如《中国禁毒史资料》所载，1886年陕西官员的奏议称，鸦片让农民不再耕地，让女人不再织布，让文人不再研习，让工人不再劳作。鸦片这条畸形的产业链既养活了一批人，也毁坏了一部分人的正常生活。


鸦片烟馆尽管背负着诸多骂名，譬如是声名狼藉的匪巢，是黑帮及各色混杂人等活跃的灰色地带，但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底层社会，鸦片仿佛无处不在。在最被诟骂的苦力烟馆中，脏兮兮的帘子，黑乎乎的房间，骨瘦如柴的烟瘾者横七竖八地躺着，这些往往成为当时禁毒媒介以及今人最为声讨鸦片的佐证。


但是新近研究表明，大量的苦力吸食鸦片，并非是为满足烟瘾，而仅仅希望通过鸦片减轻日常劳作的苦痛以及舒缓生活的烦闷，有时还可顺便休息，以恢复体力。鸦片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而言，与香烟、酒精等刺激性物品一样，不过是减压的一种手段。以他们的收入水平而言，他们也无法支持大剂量的鸦片消费。


而少为人知的是，上流社会的烟馆，在承担奢侈性消费的同时，无形中还承担起传播新技术的任务。


据《申报》1872年统计，仅租界内就有1700多家鸦片烟馆，时人称“上海烟馆甲天下”。随着煤气灯在上海的传入，烟馆等休闲娱乐产业为满足烟民需求，率先普及煤气灯。一时之间，上海烟馆夜间灯火通明，“夜市千灯照碧云”，其寻欢作乐的程度远远超过古人秉烛夜游。烟馆文化的高度发达，极大改变了19世纪末上海的城市景观，在当时人评定的“沪北十景”中，“风阁尝烟”赫然在列。



新技术的普及不仅运用在消费端，也在鸦片贸易中有所反映。1904年，法国人率先在秦皇岛使用无线电以来，无线电也逐步在中国普及开来。由于中国禁烟政策日趋严厉，贩卖烟草的洋商、黑社会势力等，均开始使用无线电通讯设备，以规避各种突击检查。据爱狄密勒《上海：冒险者的乐园》记载，鸦片大鳄爱德华·依萨拉就曾使用无线电通信，成功躲避租界警方的禁烟稽查行动。伯特兰·马托《白雅特城：法兰西帝国鸦片销售时代的记忆》记载法国的鸦片销售团伙抵达广州湾时，还携带了一个无线电设备。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广州湾架设了一个无线电报站。


鸦片贸易不仅促成新技术的传播和普及，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休闲业的服务水准。譬如沪上的烟馆就提供包间消费，提供美食、水果、茗茶，还允许客人选择“外卖”食物，提供按摩等服务。看起来，烟馆与西餐厅、西式酒楼等一道推动着中国休闲娱乐业的现代化。



鸦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灾难性物品，其危害也逐步为人所揭示。资料表明，早在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发禁烟诏令。随后是道光皇帝、咸丰皇帝的禁烟政策。


 横向对比，中国的禁烟政策其实起步很早。日本直至1868年才禁止鸦片消费。1906年，清政府曾颁布规模庞大的禁烟计划，预计在十年内彻底禁绝鸦片贸易及消费。这项计划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至1909年2月26日，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12个国家的全权代表齐集上海，参加万国禁烟大会。大会上发布了九项决议，高度肯定了中国政府的禁烟态度及禁烟成效，这场会议也是清末中国外交为数不多的一次胜利。然而此后的禁烟运动并非一帆风顺，从军阀阎锡山等人在山西禁烟一直到国民政府的禁烟，都未能成功。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鸦片才彻底在中国境内被根除。



政治意义上的鸦片自1840年以来带给中国人太多的痛苦，好在历史意义上的鸦片在20世纪50年代被彻底终结。于是，作为晚清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鸦片，才能被当作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客观对待，认真研究。不过需要指出的，尽管西方学者包利威的《中国鸦片史》、特罗基的《鸦片、帝国与全球政治》等著作强调鸦片在晚清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中国禁烟运动的效果及根除鸦片后的社会发展表明：没有鸦片，晚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将更加正常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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