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元洛著《写着写着几千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O二一年八月出版。
小漂泊与大漂泊
文|李元洛
元人王实甫在《西厢记·长亭》一折中，借莺莺之口说道：“早是离人伤感，况值那暮秋天气，好烦恼人也呵！”这一名句的本金，大约是从前代的词人柳永那里借支而来，他不过是将本生利而已。柳永在《雨霖铃》一词中曾经低咏：“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如果溯流而上，宋玉自伤并伤其前辈屈原的《九辩》，一开篇就秋声夺人，秋气满纸，后世的引用率很高：“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后人遂由此认定宋玉为悲秋之祖。不过，我以为这一名号应该归于屈原而非他的学生宋玉，屈原早在《九章》中已经再三为悲秋定调了：“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涉江》）“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抽思》）“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悲回风》）屈原，是中国诗人之祖，后代的诗人当然应该向他供奉祭祀的香火。屈原也是悲秋之祖，如果推举宋玉，宋玉有知，不论是出于尊师抑或尊史，他都会逊谢不敏的。悲秋，与秋日之肃杀和诗人之遭逢有关。汉字造字“六法”之一就是“会意”，古代中国人对秋日与忧愁的关系，不仅早有切肤之感，而且有入心之伤，所以创造的会意字“愁”，即为上“秋”而下“心”。从今日医学科学的角度看来，人之悲秋有其生理与病理的原因：秋天，特别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昼短夜长，日照不足，气温下降，百卉凋零，人的情绪易于消沉抑郁而不易振奋昂扬，这在现代医学上的专有名词是“季节性感情障碍症”。古人每多离别，而且因为交通闭塞与通信困难，更加别易会难，生离往往就是死别，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就一语道尽了此中情状。春夏分袂本就情何以堪了，如果是“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秋日，那当然就更加目击而神伤，所以南宋人吴文英在他的《唐多令》词中要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真是心有灵犀妙悟，使得此语成为千古不锈也不朽的名句。悲秋，除了显示特殊节候下众生的心境，也能曲折地表现时代的面貌、个人生命的坎坷；如果艺术的概括与表现十分成功，甚至能创造一种超越个人与时代的普遍性的永恒情境，引起不同时代读者深远的共鸣通感。马致远的名作〔天净沙〕《秋思》，就是这种具有普遍性情境因而通向永恒的作品：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的身世，虽不至于成谜，但也有些可疑。元初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引有三首《天净沙》，均未道及作者姓名，前面的小序说“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如“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从所描绘的景物来看，所谓“沙漠”是指北方的塞上。而第一首则是上述之“枯藤老树昏鸦”，其中的“小桥”作“远山”，末句之“人在”作“人去”。和盛如梓一样，元明两代的散曲选本如《中原音韵》《乐府新声》《词林摘艳》等书，都未说明这一散曲作者之名，直至明代嘉靖年间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才将此曲归于马致远名下，其中的“远山”作“小桥”，“人去”作“人在”。我想蒋一葵应该言必有据，但现在已不知他的魂魄云游何方，无从问讯，反正现在世人已公认此曲版权为马致远所有。而且“在”比“去”有一种既成事实的临场感，“远山”易为“小桥”之后，宛然江南风景，和全诗的意境也更为协调，而我这个江南人读来，也不免因“狭隘的地方主义”而倍感亲切。马致远这首小令的佳胜，前人之述备矣。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说它是“秋思之祖”，明代王世贞《曲藻》说它是“景中雅语”，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它“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在《人间词话》中又重言之：“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而时下不少论者，也竞称此曲为“游子秋思图”或“秋郊夕照浪游图”，并盛赞前3句18个字中9个名词意象组合之妙。我不想重复前人，我只拟略说它表层结构中所表现的“小漂泊”和深层结构中所表现的“大漂泊”。小漂泊与作者的生平遭际与心理状态有关，大漂泊则是由高明的艺术所创造的高远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境界与生命状态，此曲正是超越了一般作品的实在层次与经验层次，而达到了杰出作品方能有幸登临的超验层次，并由此而叩开了不朽与永恒的黄金之门。大都（今北京）人马致远，颇具学问与才华，和过去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他早年热衷功名，希图建功立业，对新做中土之主的元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大唱赞歌，如他的多首《粉蝶儿》曲，不仅为在血泊恨海中建立起来的新朝涂脂抹粉，“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贤贤文武宰尧天，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还对新皇至祝至祷：“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方齐贺当今帝，稳坐龙盘亢金椅”，十足御用文人的声口，当今唱诗班的角色。如果马致远终其一生只是写了上述这些曲词，或者这些曲词成了其作品的主旋律，他就不可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而有许多名篇好句流传后世，被人美誉为有似李白之于唐诗苏轼之于宋词了。可幸而非不幸的是，什么都不缺只缺少文化的元朝统治者，自以为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压根儿看不起读书人，不但执行民族歧视政策，而且长期废止科举，断绝了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前程，让他们过去的流金岁月变成了几乎颗粒无收的苦日子。因此，汉人又兼读书人马致远的颂歌等于对牛弹琴，表错了情。他四处漂泊，无所依归，深深地咀嚼人生的无奈、苦涩与荒凉。他的《南吕·金字经》三首先后就说：“絮飞飘白雪，鲊香荷叶风，且向江头作钓翁。穷，男儿未济中。风波梦，一场幻化中。”“担头担明月，斧磨石上苔，且做樵夫隐去来。柴，买臣安在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怨恨悲愁，溢于言表，但境界还是未能在人生的实在层次与经验层次上提升。50岁以后，马致远终于远离官场，不再奔竞仕途，再也无意于什么官位，他隐居于杭州郊外，啸傲于山水之间，吊影于苍茫天地。断肠人在天涯的这首《天净沙》，应是他50岁以前的作品，风尘仆仆于道途，形影茕茕于秋日，敲金断玉的28个字，敲痛了他浪迹天涯的落寞凄凉，也断尽了天下读书人在那个艰难时世中的沧桑感与悲剧感，整个作品也如同涅槃的凤凰，向超验的永恒的境界飞升。人生有小漂泊也有大漂泊。小漂泊，是指个人的有限之身与有限之生，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的四处流徙；大漂泊，则是渺乎其小的芸芸众生在无尽的时间与无穷的空间中本质的生存状态。对时间与生命极为敏感的李白，早在《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中就慨乎言之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对于人生悲剧的形而上思考，真是一步到位，一语中的。电视荧屏上的广告词说：地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人只有短短的一生。不过，生活在地球上的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如此，而承载众生的小小地球何尝不也是这样？在茫茫广宇之中，地球何尝不是一位资深的来日尚称方长但毕竟也有其大限的漂泊者？诗人余光中在《欢呼哈雷》一诗劈头就说：“星际的远客，太空的浪子／一回头人间已经是七十六年后／半壁青穹是怎样的风景？／光年是长亭或是短亭？”何止地球，所有在太空中的星球，不也都是“浪子”——漂泊者吗？《天净沙》一曲所具有的超越眼前现实的宇宙感和超越自我经验的人类集体无意识，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无穷的意味”——可遇而难求的永恒意义和永恒价值，也许是作者马致远自己所始料未及的。这，也许就是文学原理中所谓的“形象大于思想”，作者未必然，作品未必不然，读者更未必不然吧？真正优秀的杰出的作品，不会被时光之水淘汰，不会被时间之风尘封，作者的完成只是“半程完成”，而它的“继续完成”，则有赖于世世代代的读者来参与艺术再创造。正如歌德所说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又如西谚所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从马致远《天净沙》中所体悟的小漂泊与大漂泊，也即是如此。当然，要吸引读者参与作品的“形象工程”，作品在艺术上就必须极为高明，而高明的重要标志，就在于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量，留给读者以广阔的联想与想象的余地，即现代文学批评所谓的“召唤结构”与“审美期待”。我们不妨引用同类或相似的作品做一番简略的比较。金朝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一首《仙吕·赏花时》，全曲是：落日平林噪晚鸦，风袖翩翩吹瘦马。一径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滑。 瞥见个孤林端入画，篱落萧疏带浅沙。一个老大伯捕鱼虾，横桥流水，茅舍映荻花。
董解元是金代的才子、王实甫的先行，他所绘的秋日乡野图可说诗中有画，但景物描写似乎过于纷繁，而且客观冷静有余，主体精神的投入与观照不足。马致远曲中的词句与意境虽然与之有些相同，从中可见文学创作的渊源关系，但后来居上，马致远之作却精练和清纯得多，境界之深远更非董作可以望其项背。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生于1226年，早于马致远约二三十年。他以〔越调·天净沙〕分别咏春夏秋冬四时景色，其《秋》一曲如下：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今人有意，逝者无言。我已无法采访马致远，询问他的前辈白朴此作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怎样力争有出蓝之美。现代的官商和商官可以买空卖空，空手套白狼，但文学上的白手起家却是痴人说梦。文学创作必须而且要善于继承前人的遗产，关键是不能株守遗产，坐吃山空，而是要将本作利，大展发展与创造的宏图。白朴之作，开篇点化了秦观《满庭芳》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的妙句，整体也大致可观，但毕竟景大于情，主体精神的张扬远远不足，而且缺乏深远的寄托，这就难怪马致远要当仁不让地后来居上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美丽的西子捧心，东施尚且要来效颦，何况是典范性的作品？马致远被人美称为“曲状元”，曲状元的极品小令一出，当时想必效应轰动，以后也余震不绝，以至同时代与后代的曲家，都按捺不住而纷纷拟作，甚至连韵脚都相似相同，下面略举数例：嗈嗈落雁平沙，依依孤鹜残霞。隔水疏林几家？小舟如画，渔歌唱入芦花。
江亭远树残霞，淡烟芳草平沙，绿柳阴中系马。夕阳西下，山村水郭人家。一行白雁清秋，数声渔笛蘋洲，几点昏鸦断柳。夕阳时候，曝衣人在高楼。
张可久是元代散曲大家，作品数量为元代散曲作家之冠，有“曲中李杜”之称。他的《双调·庆东原》共九篇，题下小注是“次马致远先辈韵”，可见执隔代弟子之礼甚恭。次韵，即他这组《天净沙》韵脚和用韵的次序都与马致远之作相同，可见其亦步亦趋。吴西逸接踵而来，其曲虽清丽可诵，但马作天高地阔，吴作则不免捉襟见肘而境界逼仄。清人朱彝尊诗与王士祯齐名，词与陈维崧并美，而曲则是清代“骚雅派”的领袖，但他的《天净沙》在众多的仿作中，却只能说一蟹不如一蟹了。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写自己而超越了自己，写特定的时代而超越了特定的时代，由小漂泊而大漂泊，蕴含了对生命本体存在和对人类历史状况的整体感悟，创造了人生天地间的普遍性情境，从而进入了永恒的艺术殿堂，让世世代代的后人去焚香顶礼。流行歌曲《故乡的云》，其中反复咏唱的“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不正是马致远之曲的遥远的回声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台湾名诗人洛夫由大陆而漂泊台湾，由台湾而漂泊加拿大，他的3000行的大型诗作，就是以“漂木”为题，抒写他“近年一直在思考的‘天涯美学’”和“自我二度流放的孤独经验”，而其“天涯美学”的主要内容，则为个人与民族的“悲剧意识”，以及超越时空的宇宙境界，而《漂木》全诗的主旨正是运命的无常、宿命的无奈、生命的无告。是啊，在茫茫的宇宙之中，有谁不是天涯沦落人呢？在我书案的玻璃板下，压有一张数十年前寄自德国的明信片，上面分别有友人黄维梁和余光中的手迹，他们写的是：大函已转交光中先生。我们在汉堡相叙数天，天涯知己，难得而愉快。现在易北河，遥想湘水，感怀无已。
今夕我们泛舟游于易北河上，时正夕阳西下，情何以堪，断肠人在天涯！
他们鸿雁传书之时，两岸尚未开放，余光中仍是天涯犹有未归人。若干年后他写《从母亲到外遇》一文，曾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他当年外遇于德国的汉堡和易北河，欧洲美人应该是让他乐不思蜀了，但他却思蜀而不乐：“断肠人在天涯！”如果不是小漂泊与大漂泊之感纷至沓来，交相叩击他的心弦，彼时彼地，马致远的名句怎么会越过800年的岁月和数万里的空间，飞至他的心头与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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