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里，尤其是在这惊蛰时节，最具有春天仪式感的时候，需要做什么，最好的表达是什么？

当然是去欣赏这多彩的生活，去欣赏这岁月的花开，去欣赏这内心的希望，去欣赏这时光当中历练的成长。

​　　生活中所经过的过往，是历练自我内心的心地强大、安稳、柔软和光明，去发现生命价值的更多可能性和生命未来更多的可塑性，适应生活的变化，在生活中去承担那些压力和感伤，适应时光的变迁，做出温和、理性、柔软的判断。

　　重新认知，重新打开，自我重启，引领一段新时光，见证自我人生的奇迹，用更好的态度去改变经过的那些纷扰和困顿，关注自己内心的强大，去承载生活的那些纷扰和感伤。

　　有些时候会很苦，有些时候会很累，有些时候需要去历练那份热爱中的坚持，有些时候需要去规范那种摇摆不定的优柔寡断。

　　信念决定着自我生命的轨迹，信念也决定着生命向前的未来和远方。生命是如此奇妙，见证生命的信念，镌刻生命的轨迹，引领生命的未来，也指引生命的前方，它是自我生命信念的生生不息，也是赋予生活持之以恒的温暖力量。

　　不管是顺境和逆境，总是要接受那些风雨的眷顾，历练自己内心的一种厚重，历练自己内心的承载，更成为内心的博大与从容。

　　向前出发，更是一种开拓，生活的意义是一种接受，终将接受未来的历练，终将接受未来的成长，努力去开拓，开拓时光之间接下来那些明亮的日子。

　　生活光明的信念承载着行走其中的曲曲折折，是一种信念在支撑，是一种坚强的信念来应对一切，更历练自我内心的从容。

　　所有脚下的曾经永远都是出发的起点，那么也可以把它认定为是向前努力的起跑线，明了生活的意义，热爱生活的内涵，启动生活的生机，去链接生命的活力。

​　　生活需要一份信念和担待、耐心和坚持，去细细勾勒和修修补补生活的那些遗憾和失落，更是一种启迪和提醒，换个角度来对待那些困惑，那么就会发现生活当中总有许多方法能被阳光照耀，生活总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虽然说不算奇迹，那也是最朴素的收获。

　　在时光里经过，最适合的是付出努力和呈现欢喜，尝试过，努力过，坚持过，才能有更好的生命把握。

　　​岁岁年年，年年岁岁，春来赏百花，冬来赏白雪，来时光看一场风景流转，来时光里走一场情怀盎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创始人为乔答摩•悉达多 (Gautama Siddhārtha)，属释迦族，被尊称为释迦牟尼 (Śākyamuni)，意即“释迦族圣人”。他宣称觉悟真理，自称佛陀 (buddha)，意即“觉悟者”，佛教由此得名。针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的“梵我论”，释迦牟尼提出“无我”的思想和实践体系，制定戒律组建僧团。佛教逐渐声势壮大，并走出印度传遍亚洲大部分地区，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印度佛教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和类型。自佛陀开始传道至佛教分裂之前，称为原始佛教。佛陀灭度后百年(约公元前4世纪)，印度佛教逐渐分裂为不同的部派，称为部派佛教。公元前1世纪前后兴起一种自称为“大乘” (mahāyāna)的佛教思潮，称为大乘佛教，这一时期的其他佛教部派则被贬称为小乘佛教 (hīnayāna)。六七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与怛特罗 (Tantra) 结合而趋向神秘化，称为密教。8世纪之后，佛教日趋式微，在伊斯兰入侵的打击之下，于13世纪初在印度消亡。19世纪时佛教又从斯里兰卡等国回传。

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6世纪，相传印度有十六大国纷争割据，这些国家多分布于恒河流域，其中最强者为东部的摩揭陀国 (今比哈尔邦南部) 和中北部的居萨罗国 (今北方邦东北部)，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即是后者的附庸国。东部的本土思想较为活跃，从西北部进入印度的吠陀文明在东部根基尚浅，佛教就在这里产生并传播。

这一时期印度的物质文明大获发展，吠陀时期以来的阶层排序——四种姓发生了深刻变化。刹帝利由游牧部落的首领转变为定居国家的王族权贵，财富和权力都大大增加，与位列第一的婆罗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佛经中普遍将刹帝利列于四姓之首，也反映了当时宗教话语权的争夺。同时，拥有大量财富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吠舍，在很多方面也与掌握教权的婆罗门形成对立。

这种社会背景为思想发展提供了温床。印度思想界开始对传统婆罗门教的祭祀文明进行审视与反思，进而分化为两大阵营——婆罗门 (Brāhmaṇa) 与沙门 (Śramaṇa)，前者在拥护吠陀权威的原则之下进行哲学化梳理改造，后者则直接举起反吠陀的旗号进行新的理论构建。佛教与耆那教即是沙门思潮中的两大派别。

原始佛教

相传释迦牟尼诞生于喜马拉雅山山麓迦毗罗卫国的蓝毗尼园（今尼泊尔境内），其生卒年代尚有争论，这里暂取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之说。释迦牟尼原名悉达多，姓乔答摩，是统治迦毗罗卫国的释迦族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

当时迦毗罗卫国处于列国争霸的夹缝之中，国王净饭王希望儿子成为“转轮圣王”来改变宗族的命运，而年轻的释迦牟尼却感悟人生无常，选择放弃王位出家访道。在寻访了几位著名的沙门思想家而未得到满意答案之后，他决定实践当时沙门中较为流行的做法——苦行。

释迦牟尼苦行像，犍陀罗地区出土，约公元3世纪

（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

经6年而无果，于是释迦牟尼放弃苦修，沐浴进食以恢复体力，在菩提伽耶独坐树下冥思，终于悟道，成为了觉者佛陀，时年35岁。

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刚塔与菩提树

其后，释迦牟尼来到鹿野苑（今印度瓦拉纳西东北），对最初的五位追随者讲法，被称为“初转法轮”。这五位比丘 (bhikṣu，意为乞士)成为佛教最初的僧团。僧即“僧伽”(Saṃgha)，和合众之意。此次说法的内容首先是对“中道”的阐释，即避免苦行的自我折磨与纵欲的尽情享乐两个极端。苦行与纵欲是沙门中常见的两种路线，体现了对传统婆罗门教的叛逆。初转法轮的内容还有“无我”、“四谛”和“八正道”等，这些思想构成了原始佛教的理论核心。自此佛教的三要素（三宝）——佛、法、僧都已齐备。

佛陀初转法轮像，鹿野苑出土，约5世纪，

（印度鹿野苑博物馆藏）

印度鹿野苑遗址

初转法轮之后，释迦牟尼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说法历程，其足迹西至马图拉和毗兰若，东至鸯伽（孟加拉），北止于迦毗罗卫，南止于菩提伽耶。至于远赴克什米尔和斯里兰卡的说法，则不足采信。佛陀接纳了最初几位弟子之后，允许这些弟子各自接收新的门徒，佛教的队伍逐渐壮大。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佛陀离开摩揭陀国，北渡恒河，途中患病，行至拘尸那迦城娑罗双树林，对弟子作临终嘱托之后，于夜晚安然入灭，享寿80岁，佛教称为“大般涅槃”。僧团首领大迦叶主持焚化佛陀，舍利遗骨被八王分领，起塔供养。

大迦叶闻佛即将入灭而率众赶赴之时，见有比丘感言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大迦叶召集僧团代表（号称五百罗汉）在王舍城外之七叶窟举行结集，以规范教团，维护正法，史称第一次结集。

第一次结集据说由阿阇世王赞助，历时数月，其间并未出现大的分歧。“多闻第一”的阿难诵出经藏，即佛陀的言教，“持律第一”的优波离诵出律藏，即教团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议事制度。佛教文献的另一组成部分——论藏，即经义的阐释，在这次结集上尚未形成。当时印度重记诵而轻书写，所以这次结集只是将佛陀的言教与戒律回顾一遍而取得了统一认识，并未形成书写文献，因此出现了分工记忆而专持一部的僧人，如经师、律师等。此次结集所用的语言已不可考。据载佛陀曾鼓励比丘用“自己的语言”来传教，而反对用上层社会通用的梵语。

第一次结集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巴利语五部经藏以及汉译四部阿含之中，尤其是巴利语《相应部》和汉译《杂阿含》。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印”即判断正法与否的标识。其中，“无我”指的是业力因缘的生命轮回之中没有一个贯穿主体，这是三法印的核心，被称为“印中之印”。

部派佛教

佛灭度时，佛教的流布区域还仅限于恒河中游地区，其后百余年间，摩揭陀国不断扩张，佛教在王室支持下也向西和西南方向扩展，逐渐深入民众，现出世俗化端倪。加之地域广大而距离阻隔，各地异俗影响僧律，当时的僧团又缺乏足够权威的领导力量，于是先是由于持律的不同，后来也因为见解的差异，各地僧团逐渐分裂为多个部派。

几个大的佛教部派从出家受戒到安居布萨都遵循着不同的规范制度，并逐渐形成了各自体系的经、律、论三藏，分支传承于印度各地。关于部派分化过程以及各自主张，虽有大量古代记述，但彼此说法不一，成为一段难以厘清的历史。

佛教典籍公认的僧团第一次重大分裂，也叫根本分裂，一般认为发生于佛灭后百（余）年、迦罗育王（又称黑阿育王）在位时期（有说公元前396年～前360年）。当时在印度东部的毗舍离有些比丘们开始违背戒律规定接受金钱布施，一位来自西边的比丘耶舍对此表示反对，双方发生争议，于是约集有威望的上座（长老）前来仲裁，裁定接受金银等“十事非法”。为了统一认识，僧众随后举行了结集，称为第二次结集，也称“七百人结集”或“毗舍离结集”。毗舍离一带占多数的比丘并不接受此次决议，而是另行结集，形成自己的戒律，据说有万人参加，称为“大结集”。此后僧团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派，其后的几百年间这两部继续分裂，相传有十八部。

第二次结集后不久，摩揭陀国更迭为难陀王朝，公元前4世纪末又变为孔雀（Maurya）王朝，其第三代就是阿育王（Aśoka,公元前268～231在位）。阿育王的连年征战使印度首次获得统一，其版图覆盖了除南端之外的整个南亚次大陆。

阿育王信仰并极力弘扬佛教，使得佛教流布范围更广，僧团人数激增，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僧团之中鱼龙混杂，导致一些正常的僧伽管理程序和诵戒仪式不能实行。众人一致认为应请出德高望重的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主持大局。于是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帝须主讲法义，肃清僧团，恢复了寺院的正常僧务。为进一步巩固成果，约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帝须召集高僧千人举行结集，史称第三次结集。据传这次结集编辑了一部《论事》以记载各派观点。

第三次结集后，阿育王分派上座去各地弘扬佛教，所到一处，自成一派。昙无德到了西部，后来形成了法藏部。大天到了南印案达罗东部，后来在此形成了制多部。大天认为阿罗汉有五点不如佛，称为“大天五事”，对此法藏部表示反对。由“大天五事”也可窥见大乘思想的萌芽。

分派至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及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的上座形成了另一个大派——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主张三世实有，大行经院哲学之风。其另一特点是一反早期佛教抵制梵语的惯例，开始使用梵语重新编辑经典。后来从有部分出经部，反对有部的以论藏为中心，转而注重经藏，故而得名。经部是最晚分出的部派。有部、经部与大乘的中观派与瑜伽行派合称印度佛教有代表性思想的“四宗”。

有部所传梵文《长阿含经》，吉尔吉特出土，抄于约8世纪

公元之后迦湿弥罗与犍陀罗发展成为有部的两大中心，分别称为东方有部和西方有部。东方有部较为保守，集有巨著《大毗婆沙论》，自恃有部正统。西方有部则较为开放，并逐渐接受了经部思想，至世亲（Vasubandhu）造《俱舍论》集其大成，对《大毗婆沙论》有所批判与总结，传习甚广。众贤曾造《顺正理论》以东方立场来破斥《俱舍论》，但他也受到了《俱舍》的影响，对东方传统有所革新，又称为新有部。

上座部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之后，形成了代表保守思想的大寺派。该派僧人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将口传的三藏经典以巴利语写出。这一时期在锡兰也出现了无畏山寺派，接受了大乘以及后来的密教思想。5世纪时印度僧人觉音（Buddhaghosa）来到锡兰大寺，整理注解巴利三藏并作撰述，自此巴利三藏成为现在的形态。上述两派长期对立，至12世纪时锡兰国王取缔无畏山寺派，扶持大寺派为正统。锡兰大寺派将上座部佛教和巴利语经典传至东南亚各国，发展成为南传佛教，也称上座部（Theravāda）佛教。

大乘佛教兴起之后，各个小乘部派依然强盛，据7世纪玄奘和义净记述，如果将各个小乘部派合计起来，则比大乘更为流行。

佛教艺术初兴

印度各地出土的阿育王石柱雕刻，是孔雀王朝艺术的杰出代表，其中一件精品是鹿野苑出土的四狮子柱头，象征佛教传遍四方，被选用为印度国徽图案。

印度中央邦的桑奇和巴尔胡特佛塔遗迹是早期佛教艺术的代表。桑奇大塔始建于阿育王时期，至巽伽王朝扩建，其大塔石门的雕刻堪称精品。建于巽伽王朝时期的巴尔胡特佛塔，包含大量佛本生故事浮雕。这一时期佛教艺术的一大特点是不用人形描绘佛陀，而是以菩提树、法轮、伞盖、脚印等符号暗示佛的存在，称为“不表现原则”。关于佛在世时优填王造佛像的传说应是后世杜撰，佛像的出现一般认为始自公元1世纪前后的犍陀罗以及马图拉地区。

桑奇大塔与石门

为波斯匿王说法，桑奇大塔北门门柱雕刻，约公元1世纪

中下部的菩提树代表佛陀

三十三天下凡，巴尔胡特佛塔雕刻，约公元前2世纪

宝阶顶部与底部各有一只脚，代表佛陀从三十三天下到人世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

大小乘佛教并行的时代，正值印度宗教、文学、艺术的繁盛时期，南北印度历经案达罗（公元前232～公元225）、贵霜（公元1世纪末～3世纪中）和笈多（320～470）等宗教政策宽松的王朝，大小乘佛教都有长足发展。5世纪笈多王朝时期修建了那烂陀寺，经历代扩建成为绵延十几公里容纳上万人的佛教最高学府，我国僧人玄奘和义净都曾在此求学。7世纪初戒日王统一了北印度大部，玄奘即于此时来到印度，并深得戒日王赏识。

大乘佛教

阿育王之后印度重回割据，公元前2世纪，巽伽王朝扶持婆罗门教而抑制佛教，佛教遂向南和西北两个方向转移。南部的案达罗王朝消灭了继巽伽之后的甘婆王朝，盛极一时，施行宽松的宗教政策，流行于此地的大众部很可能对大乘思想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西北印度，大夏的希腊人不断入侵，建立国家并逐渐接受佛教信仰。其后大月氏西迁并逐步占领大夏，于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帝国，以犍陀罗为中心，疆域覆盖阿富汗、克什米尔、旁遮普等地。其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初信拜火教，后皈依佛教并极力支持，在佛教中赢得仅次于阿育王的声誉。政治上的频繁更替使得这里的佛教与来自中亚甚至欧洲的诸多思想形态相碰撞，对大乘思潮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公元前1世纪开始，印度兴起一些有别于主流的佛教形式，初称“菩萨乘”，其经典则称“方广”或“方等”。后来，这类思潮被统称为“大乘”（mahāyāna），以示运载广大，同时贬称旧有的部派为“小乘”（hīnayāna）。

初期的大乘经典以般若经为代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八千颂》、《二万五千颂》和《十万颂》等不同部头，主要思想是“一切法空”。观佛与净土信仰也在初期大乘经中占有重要地位，《无量寿经》、《阿閦佛国经》等经典几乎与般若类经典同时涌现。其他影响较大的早期大乘经典还有《法华经》、《华严经》和《维摩诘经》等。

从二三世纪开始，系统阐释大乘义理的论典陆续出现，最终形成了分别以印度南部和西北部为中心的中观与瑜伽行两大思想流派。

中观派

公元2世纪，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的小乘佛教诠释学（阿毗达磨）已趋于完备，大乘经尤其是般若经的流布也有了初步积累，最初对大乘经进行梳理阐释的人即是龙树（Nāgārjuna）。龙树活跃于约公元二三世纪的南印度案达罗地区，代表作为《中论颂》，其唯破不立的归谬方法独树一帜，系统论证了般若经中“一切法空”的命题，主张一切思维所及、言语所表的事物皆空无自性。龙树被后来的中观派（Mādhyamika）追封为祖师，对我国佛教也有巨大影响，得誉“八宗共祖”。龙树有亲传弟子提婆（Āryadeva），继承龙树而遍破外道，终激起怨忿而被杀。

抄于约六七世纪的《中论颂》梵文写本

6世纪时有佛护（Buddhapālita）与清辨（Bhāviveka）两大论师。佛护只有一部《中论释》传世，对《中论》的归谬论证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并未表现出派别意识，也没有对当时流行的瑜伽行派进行回应或批判。而稍晚的清辨则援入瑜伽行派的因明理论以诠释和改造龙树的空观，主张步步为营的逻辑演绎可以通达胜义，并以二谛重组“缘起性空”理论，奠定了此后中观派的基调。清辨著有《般若灯论》和《中观心论》等，不仅对佛护提出批评，也批判瑜伽行派的唯识理论。他在著作中首次使用了“中观派”一词，是中观派自我认同之始，自此大乘佛教形成中观、瑜伽二分格局。清辨的门人也一直与瑜伽行派论争，玄奘在那烂陀寺时曾调和双方观点而著《会宗论》。

7世纪的月称（Candrakīrti）著有《明句论》和《入中论》等。他拥戴佛护而讨伐清辨，确立了中观派的内部对立，后来这两个体系被称为应成派与自续派。

其后的中观大家是寂天（Śāntideva，约685～763），在那烂陀寺曾被称为只会吃、睡、拉的“三行者”而遭驱赶，他当众诵出《入菩提行论》，众为折服。

8世纪时，自续一系的论师寂护（Śāntarakṣita，约725～788）在世俗层面上援入唯识无境的理论，这一思想体系被称为“瑜伽行中观”。与之相对，之前以清辨为代表承认有世俗外境的自续派思想又被称为“经部行中观”。寂护曾两度入藏传法译经，并修建桑耶寺，组建僧团，终卒于西藏。其弟子莲花戒（Kamalaśīla，约740～795）也入藏传法，曾与汉地禅宗和尚摩诃衍就修行顿渐之说展开争论。

应成一系起初在印度并无太大影响，西藏前弘期传入的也主要是自续一支。在印度佛教接近尾声的10世纪以后，应成派地位逐渐提升。印度论师阿底峡（约982～1054）师从应成派的觉贤，于1042年被请至西藏译经弘法，形成噶当派。西藏僧人宗喀巴继承和发展其学说，形成格鲁派，尊月称与应成派为中观正统。

瑜伽行派

三四世纪之际，《解深密经》等宣扬唯识理论的经典在印度开始流行，以瑜伽行派（Yogācāra）为代表，大乘佛教哲学日趋深化细化，传入中国后，形成地论宗与摄论宗，经玄奘的系统译传而成法相宗。

相传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为弥勒（Maitreya），曾是释迦佛弟子，现居兜率天宫，未来当下生成佛，为释迦佛的继任者。有众多论典署名为弥勒，学者多认为是托名，也有认为4世纪之际印度确有名为弥勒的论师。

瑜伽行派代表人物和实际创立者是5世纪无著（Asaṅga）、世亲（Vasubandhu）兄弟，西北印度犍陀罗人。据说无著先修小乘而不得满足，后入兜率天得弥勒亲授。世亲曾著《俱舍论》集小乘思想之大成，后改宗大乘，与无著共弘弥勒学说，也有学者认为大小乘各有一位名为世亲的论师。

该派的根本论典有“弥勒五论”之说，但汉藏传承名录有异。其中重要者为《瑜伽师地论》，汉译有100卷之巨，堪称该派甚至大乘佛教的百科大典。无著的《摄大乘论》为瑜伽行派的纲领性文献。《唯识二十论》和《唯识三十颂》是世亲的代表作，前者反驳异见，后者构建唯识体系。印度曾有十家论师为《唯识三十颂》作注，玄奘将其糅译为《成唯识论》。

不同于中观的唯破不立，瑜伽行派兼以正面表诠，在认同空观的同时采入众多名相，以“三性”为理论框架，主张世界的真实运行机制之中只有认识活动（识），而无认识对象（境），恰如梦中所见，即“唯识无境”，因此该派又称“唯识派”。

陈那（Dignāga，约五六世纪）和护法（Dharmapāla，约6世纪）对该派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称为“唯识今义”或“今学”，无著、世亲及其继承者德慧、安慧等所传即称“古义”或“古学”。其主要区别为：古义认为万法唯是识而无有境，今义则认为识外无境，识内有境，境由识变而不离识。陈那还撰有《因明正理门论》、《集量论》等因明论著，将五支作法改革为三支作法，是印度古代逻辑学史上的转折和飞跃。7世纪的法称（Dharmakīrti）发展其体系，将印度逻辑学推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