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办事宴（我说的是红事宴）喜欢在饭店里办，就是农村，也都被一条路服务的喜庆公司承办了，省事又省心，去赶事宴的还是办事宴的人家，只是吃一顿饭而已，那种喜庆和庄严的气氛没有了，一句话——太容易了！容易的东西容易失去，我有时候想，现在离婚这么厉害，是不是与事宴太容易了有关系？以前事宴虽然自己操办很辛苦，但喜庆的气氛却在忙忙碌碌中浓烈了起来，婚姻的神圣也在这忙忙碌碌的操办中庄严了起来。
就拿我们家给我姐办事宴的事来说吧。离事宴还有一个月，父母就和我的三个爹爹盘算开了请些什么人，请的亲戚中谁来谁不来，村子里的人能来多少，估划着得准备多少桌酒席，请谁代东比较合适。我们这些小娃娃听的兴奋起来。离事宴还有二十来天，父母要我们去村里的亲戚朋友家去拿猪蹄子、猪头、鸡（那时农村的红事宴都在冬天，猪、鸡杀了能放住，人也清闲）。有的是以前办事宴向我家借的，有的是我家向人家借，等人家办事宴时我们再还人家。我们带着我们家的大黄狗满村子跑，真是高兴。等把这些东西借回来了，就蹲在火炉子前，看父亲烫猪蹄子、猪头、燎鸡身上的野毛，给父亲往火炉子里插火柱、拿火柱，给火炉子里添碳。燎毛味熏出我两眼泪来，用袖子一抹。烫好了猪头、猪蹄子，就泡在一口大锅里。
这时候，母亲和我们的婶婶、嫂子们把给姐姐陪嫁的被褥铺展在炕上，都赤着脚，蹲在被褥上缝，一边放开嗓子说笑，路上的人都能听到。我们竖起耳朵听，一见谁的线快缝完了，就抢着给谁纫线，她们的身上、头上粘满了棉花丝，一抹，飘雪花，惹得我们哈哈地笑。
离典礼还有十来天时，远路的亲戚就陆陆续续地来了，给我们带来些糖果，高兴得我们直跳，大黄狗也高兴得直跳。这时，父亲就把南粮房炕上的东西倒腾开了，把锅灶用泥和土坯修葺好，稳上一口借来的大锅，烧冷灶。 我们和父亲蹲在地上，看头顶的烟翻滚着，谁站起来，就看不见了上身，一路咳嗽着跑出去了。
父亲又把靠西院五爷爷家和后院二爷爷家院墙上的豁口再拆开，这样路就近了。我们三家办事宴是互相用房的。
南粮房的锅灶一能用了，村里的那几个厨师不用请，就来了，喝上一顿酒，醉醺醺地拍着胸脯要我父亲放心，一定把酒席做好。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开始忙碌了。我们给他们打下手，抱葵花杆儿、提水，拿东送西的，听他们蹲在灶口，一钎子一钎子地烫着药疙瘩，喝着茶，喝着酒，天南海北地聊。河套的四大盘：酥鸡、牛肉丸子、爬条肉、清蒸羊依次弄好了，鱼也炖好了。都摆在南粮房的炕上，把门窗捂的严严实实的，防止野猫偷食。当然我们也惦记着这些美食，但只能好好干活儿，让厨师高兴了，就偷偷地赏你一口。
第二天就要夜坐了，我们带着大黄狗满村子借酒樽子、条盘、盆、碗、盘，在纸上登记好，还得记住每家的这些东西的特点，归还的时候少闹麻烦。酒盅子大致区别一下，因为酒盅子平时就满村子串，串得谁也不敢肯定那种酒盅子就是自己家的。别的家具最好在底子上贴块儿胶布，写上主家的名字。要是舍得破费，就用油漆写，洗不掉的。这个时候，我们家的喜庆和庄严就扩散到了整个村子。
夜坐那天白天，我们又满村子借炕桌，摆下一院，惹得村里人纷纷来串门子。阳婆发黄时，亲戚们陆陆续续地来了，自行车立了一院。满院子熙熙攘攘，喧闹声老远就听见了。我记得我大姨夫是骑着他那匹走驴来的，一进院，就咋咋呼呼地要我给他的驴抱草喂料。
傍晚，我和父亲才赶着我家的小白蹄，去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拉蒸笼。冬天办事宴的人多，蒸笼跑得特快，你一打听见它在哪儿，去的慢了，就让别人租赁走了。我们去了刚办完事宴的那家人家，蒸笼里还满满的，帮人家腾了半天，才披星戴月地赶回去。没进村子，就瞭见我们家的院子灯火通明，不由得催赶小白蹄快点儿走。进了院子，果然热闹非凡：背静的角落里开小会的大人；人群里乱钻着追逐打闹的孩子；记礼账的吆喝声和邀约着去记礼账的吼喊声，混吵成一锅粥。要是人群忽地骚动起来，不用问，不是哪个老女婿就是哪个老媳妇，正被人逮住往脸上抹锅底黑。他们走到哪里，就爆发一阵哄笑声。
夜坐到十一点，人才散了。那些酒鬼就聚成一桌继续喝，爱赌博的就邀约着，跟上个本村人，去哪个村里押宝去了，而我们就带着别的客人，进了一个又一个院子，安排他们住下了。这一夜，满村子都因为我们家的喜事兴奋着。
第二天情形繁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人人都高兴的合不拢嘴。事宴罢，我们又忙着送还锅碗瓢勺，喜庆庄严的气氛依然弥漫着整个村子。姑姑姨姨们跟远路的亲戚就住下了，喜庆的气氛因为他们而留在了我们家，直到他们陆陆续续地走了，喜庆的气氛是淡了，但庄严的气氛还滞留在我们家里。
2015年12月18日 20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