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定增预案认购方山能发电未能履行其在《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中作出的增持承诺，深交所决定对山能发电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并对于山能发电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山能发电与恒泰艾普于2021年5月展开。

5月25日，山能发电以7.24亿元持213,633,977股正式“入主”恒泰艾普，算是涉足A股。2021年6月，山能发电自愿作出增持计划，并承诺自2021年6月7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法律法规认可的其他方式增持恒泰艾普股份，增持金额为不低于15,000万元且不超过30,000万元。同时为增加投资者“信任度”，山能发电控股股东山西能源总公司称，山能发电旗下仅持有的北京一处房产及一处地块两块资产评估值便合计12.47亿元，超过山能发电本次定增所需的资金，像是大肆宣告“我不差钱”。但截至2021年9月6日，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山能发电也并未实行增持计划。后山能发电称由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加大对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力度，造成资金压力，且受当地融资环境影响，融资渠道受限，尚未实施增持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增持主体将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时至今日，增持计划仍未实施，被深交所通报批评处分。

拥有12.47亿元评估值的北京房产和地块资产，却拿不出1.5亿增持？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其当时的“炫富”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在。

不难发现，“联姻”双方都存在自身问题。山能发电扑朔迷离的国资背景是业内长期关注的点，恒泰艾普则因上市公司业绩持续不振和股东间乱斗不止也聚焦着业内关注力。

首先来看山能发电。山能发电成立于2017年11月15日，系山西能源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料显示，山西能源总公司于1988年，由山西省政府提供流动资金两千万元成立，名为山西晋能联营公司，成立时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共同联合的经济实体，当年更名为山西能源总公司。

鉴于山西省计委组建公司之时，提供过流动资金两千万元，且其至今仍是公司实际出资的唯一股东（山西省计委后已于2003 年改组为山西省发改委），因此确认山西省发改委为山西能源总公司的唯一股东。

但其实经过公司管理归属的反复更替，以及从管理架构看，公司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公司聘任，不存在由国有资产监管管理部门任命或委派董事的情况。因此，目前山西能源总公司与山西省发改委无关联属性，不存在直属关系。

不过在多个场合，山能发电仍对外宣称有国企背景。如曾在回复对恒泰艾普业务整合、调整的相关计划中，采用的最新表述依旧为“积极利用山能发电国有企业性质的背景”。

恒泰艾普则是一家高科技、集团化、国际型的综合能源服务商，集团于2011年1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从2019年7月，银川中能通过“股份转让+一致行动协议”的方式，掌控了包括孙庚文所持10.67%的股份以及一致行动协议控制了孙庚文持有的4.96%股份，共计15.63%的股权成为恒泰艾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刘亚玲代替了孙庚文开始，恒泰艾普的内部控制权纷争从未停止。

2月14日晚间，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孙玉芹辞去恒泰艾普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2月15日晚间，公司董秘王艳秋也申请辞去董秘职务。值得一提的是，此番辞职的董事长孙玉芹及董秘王艳秋都还是刚上任的“新官”。据恒泰艾普此前公告，公司前任董事长包笠于2021年12月辞职后，孙玉芹经选举继任；王艳秋则是在2022年1月4日被聘为董秘、副总经理。

多次易主令恒泰艾普“陷入危机”。从业绩来看，恒泰艾普的发展严重滞缓，营收不断下滑。按照其公布的2021 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亏损75,000万元–45,000万元，连续多年告负，营业收入35,000万元–45,000万元。而在2019、2020年，恒泰艾普不仅净资产收益率为同行业内最低。

此事一出，长期以拥有国企背景的山能发电和恒泰艾普的内斗或将再次被市场关注。不过无论其自身如何“牵绊”，都需要给投资者及公众一个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