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何想写这样一本金融作品？

王国进：我写作长篇财经小说《资本迷局》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说偶然，是因为在动笔写作之前，我从没写过长篇小说，甚至连真正的文学作品也几乎没有写过，更不用说发表或正式出版了。说必然，是因为我长期在企业投资一线工作，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了大量的鲜活财经案例，把这些财经案例编成一部专业性的案例集或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理论著作是可行的，但毋庸置疑，受众会比较狭窄，而且我的理论也未必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但将它们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可以有更多的受众。

记者：创作这部作品与您个人的经历有怎样关联？

王国进：实际上，我决定写作《资本迷局》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2002年，我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我结合所在企业的工作撰写并发表过不少有关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理论文章，在2005年和2006年先后出版过两部经济学专著。然而，作为一名国企员工，我还有另一个职责，那就是必须懂经营，善管理，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决不能给人以“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的印象。因此，我决心忘掉自己的学者身份，完全彻底地融入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自2006年6月我的第二部专著出版以后，不再公开发表文章，也未就学术问题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还主动辞掉了一些学术和社会兼职。

记者：这部作品有您生活的积淀？

王国进：十几年来，我实践过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大多数投资门类，也为所在公司和集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直到2017年5月，随着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气氛日渐浓郁，A股在新一轮深度调整中又引发各种争议，我也开始思考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并结合自己在学术研究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开通了“艺眼投资”微信公众号，陆续推送了一些关于金融投资的心得。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而我自己因为从事具体工作的原因，一方面实在没有太多精力去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没有相应的研究氛围和研究团队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于是，我开始考虑用其他表现手法来展现我对改革开放40周年伟大成就的思考。因为我大学时接受过两年的中文专业教育，在2006年以后又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作品，加上我对“小说是最真实的历史”这个理念的笃信，渐渐有了写长篇财经小说的想法。

此后，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小说不需要过分严格的论证，却可以通过写实的手法客观地还原一段历史，吸引社会关注，进而引起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研究相关问题。而十几年的投资一线工作经历，使我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手素材，写一部长篇财经小说应该不是难事。于是，《花万点的资本迷局》（小说初稿名）这个题目就从我的脑海里一跃而出。

记者：写作前您做了哪些准备？

王国进：说实在话，在写作之前，我没有专门做过准备，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准备。如果一定说准备的话，那就是我在十几年的投资一线工作经历中有意无意地积累了大量的鲜活写作素材；在繁忙的投资工作之余，阅读了大量文史哲著作，并对一些经济、人文问题进行过断断续续的思考。

记者：您创作前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有怎样了解与认识？

王国进：我是经济学博士，又在投资一线从事业务工作，了解和分析中国和世界经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我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以前，我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认识是这样的：

关于中国经济，经过了整整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活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国民经济总体规模和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到2018年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90万亿，是1978年3645亿元的247.9倍，排名也从1978年的世界第9名，大幅跃升至世界第2名，并且是第3名日本的2.65倍。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开始遇上瓶颈，经济增速开始下降，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不断增大，人口红利不断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也不断积累。

关于世界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平稳、高速的发展阶段。但2008年始于美国的过度金融创新，引发了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应对危机，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本国经济复苏。此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出现，但也出现了通胀水平不断抬升、贸易摩擦威胁不断增大、地缘政治风险有所提高、逆全球化思维不断升温等新情况、新问题。

上述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成果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并通过转换发展思路，推进一些制度性改革，来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增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