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真知灼见
——读梁宗岱《诗与真》有感
作者：万龙生
梁宗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但是他的成就曾被长期遮蔽。新时期以来，他的著作再版，广获好评。他在1935、1936年出版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重要的诗学著作，提出了许多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身上也体现了这一真理。
他曾经把陶潜的诗译为法语的《陶潜诗选》，大诗人瓦雷里为之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瓦雷里心目中，对于一首诗来说，“音乐的条件是绝对的”，诗人应该“感到需要而歌唱”。而梁宗岱的译文“已经在两国文字的大差异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将原作传达给我们了”。
这就实际上说到了诗的翻译的标准。一是承认两种文字差异很大；二是尽管如此，翻译家也要克服这个客观存在的差异，“尽量将原作传达”出来。这“尽量”二字，则是既传达其诗意，也要传达其诗律所体现的音乐性。由评论梁宗岱的译作，里尔克对诗歌翻译提出了十分精到的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标准。在他心目中，翻译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认为：“翻译，一个不独传达原作的神韵并且在可能内按照原作的韵律和格调的翻译，正是移植外国诗体的最可靠的办法。”（《新诗的纷歧路口》）
遗憾的是，我们如今大多的外国诗歌汉译，仅仅做到了前一半，即把别人的格律诗译成了散文（哪怕有分行的外衣，还只是散文而已），而不讲格律，抛弃了音乐性。
可能有人会说，是的，我们也想那样做，但是现代汉语是否有相应的诗歌格律呢？回答是肯定的：有！现代汉语诗歌的格律经过几代诗人、翻译家近百年的探索已经逐渐成熟，有规可循，有法可依了。事实上，一些有责任感、事业心、高水平的翻译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小觑的成绩，格律体新诗与格律体译诗并驾齐驱的局面正在形成，只不过一些“睁眼瞎”对此视而不见罢了！
正是把这种翻译观运用到创作上来，梁宗岱主张写诗也要讲究格律。他特别强调形式的重要性，“无声的呼息必定要流过狭隘的箫管才能够奏出和谐的音乐。”一言以蔽之，他说：“除了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我们看不见可以引我们实现或接近我们的理想的方法。”（同上）
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这些80年前的声音，对于那些天天做分行涂鸦游戏的人们，竟然充耳不闻，或者全然不懂。 2015-12-13
【附记】在我的博客里找出这篇短文，又从书橱里取出《诗与真》重读，更加膺服梁宗岱先生的高论。“无声的呼息必定要流过狭隘的箫管才能够奏出和谐的音乐”，这话让我想起备受那些无知之徒、无能之辈诟病的闻一多先生的“戴着镣铐跳舞”之喻。二者真是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新诗的纷歧路口》是新诗史上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该文对新诗诞生后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后发展的方向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除上面已经引用的金句，再摘录部分如下：
形式是一切艺术的生命。所以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
从创作本身言，节奏，韵律，意象，辞藻······这种种形式的元素，这些束缚心2灵的镣铐，这些限制心灵的桎梏，真正的艺术家在它们里面只看见一个增加那松散的文字的坚固和弹力的方法，一个磨炼自己的好身手的机会，一个激发我们最内在的精力和最高贵的权能，强逼我们取出奇制胜的对象。正如无声的呼息必定要流过狭隘的箫管才能够奏出和谐的音乐，空灵的诗思亦只有凭附在最完美最坚固的形体才能达到最大的丰满和最高的强烈。
没有一首自由诗，无论本身怎样完美，能够和一首同样完美的有规律的诗在我们的心灵里唤起同样宏伟的观感，同样强烈的反应的。
2022·2·18
附录跟帖
梁先生之真知卓見，經吾兄闡釋，必更深入人心也！——熊盛元
作者简介
诗人简介：万龙生 巴渝文化网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重庆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院长、世界汉诗学会副会长兼格律体新诗委员会主任、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重庆文学》副主编、《重庆艺苑》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