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野性语言抒写“自我”


——评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


文/徐小立   任先大



图为湖南作家刘克邦先生




刘克邦是湖南文学界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以写作散文见长的作家。继《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之后，又将一本厚厚的散文集《自然抵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作品由“怀揣温馨”“心灵标杆”“人生品味”“真情咏叹”及“西域感怀”五个片段组成，收录散文61篇，是作者在散文创作的崎岖山路上以一种“虚静”心态快乐攀登所获得的又一成果。这部作品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语言充满野性，二是自我的弥漫和无处不在，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高尔基语），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的魅力之所在。好的文学语言应该烙上作者的鲜明个性，成为只属于作者本人的唯一的言语，正如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所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然不相同的语言”（《年关六赋序》）。刘克邦散文所使用的语言，透露出一股旷野清风扑面的特别的味道，其特征是充满野性。野性语言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语言，是指没有羁绊、约束和规范的、自自然然的、原生态的语言，借用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话，就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这种语言特质在《自然抵达》中有丰富的表现，具体如下：



一是不讲究修饰，不追求技巧。中国文学在语言的运用上有两个传统，一是道法自然的传统，另一是讲究修饰、追求技巧的传统。后一传统的典型代表当推唐代诗人杜甫。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诗中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许多诗歌体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念。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二句，将主谓宾的语法顺序加以打破、颠倒，极尽修饰之能事。从传统的角度看，刘克邦散文的语言是反杜甫的，他继承了另外一个传统。在《自然抵达》这部作品中，几乎找不到类似杜甫诗句的颠倒语法顺序的句子，他的言说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两样，用普普通通的话，人人都能说的话。对此，作者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散文都是来自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心灵的感受，正如我夫人所说：‘你的文字太真实了，没有一点加工，很多细节都没有修饰，都是原生态的反映。’的确，很多时候我写作，都是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讲究修饰，也不追求技巧，所以文字看起来很直白”（《自然抵达》第444页）。可见，作者是在有意追求这种语言风格，这和他做人的风格相一致。



二是句式上大量运用生活化的短句。句式的使用，刘克邦的散文以短句见长，不喜欢使用长长的、欧化的句子。他喜欢用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尤其对四字句情有独钟。如《漫漫风雪路》一文对父亲一生的总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父亲，从少年，青年，再到中年，直至老年，求学、经商、做工、教书、务农、复职、退休，天真过，帅气过，激昂过，沮丧过，荣耀过，心酸过，如今已是满头银丝，一脸皱褶，身躯佝偻，步履蹒跚。他的命运，可谓多舛终幸，印刻着太多太深的时代痕迹。”《车祸现场》对窗外景物的描写：“车窗外，群山耸立，连绵起伏，云雾缭绕，林菁葳蕤；涓涓山泉，清澈透亮，汇流入溪，流淌不息；农屋稀落，菜畦连片，鸡鸣狗欢，炊烟袅袅，梯田坡地，层层叠叠，阡陌纵横，错落有致，真可谓似锦似绣、如诗如画，好一派田园风光，好一股龙脉神韵！我不由得心中暗叹，被这美的山、美的水、美的村庄、美的田野痴迷、倾倒、陶醉、感染……”《一篇日记的“蝴蝶效应”》中对人生的感悟：“如果你常思常想，长说长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一次微笑，一次善举，一次尝试，一次努力，一次拼搏，则有可能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更深更远的效应，从而改变你的命运，壮丽你的人生”等等。



刘克邦的散文从生活出发，“源于生活的馈赠”，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如此。他是一位善于运用日常生活语言来写真人、真事、真情的散文作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都是用短句来进行交流和对话，绝少运用很长的句子，他的散文体现了日常语言在句式上的这一特点，以短句来言说，来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三是大量运用方言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作家。刘克邦的人生从湘西黔阳一个僻远的山村出发，到湘乡农村，再到省城长沙，一路走来，一直生活在三湘大地，他无比热爱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这种“情结”在语言上的表现是以本地方言俗语来言说并在创作中加以大量运用。打开《自然抵达》这部散文集，诸如“活泛事”“死猪子不怕开水烫”“像喝了蜜糖一样甜沁了”“傻里巴几”“蠢宝”“碰哒鬼”“你这人好结筋”“急得要死”“赶鸭子上架为难她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手脚麻利得惊人”“乡里鳖，晓得啵”“好遭孽的冒娘崽”“麻起胆子”“上肚皮贴着下肚皮”“少调点硕皮”“下雨天里背稻草越背越沉”之类的方言俗语随处可见，作者往往信手拈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情感。



四是不装饰、回避和堵塞，让情感自然流出。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1893-1970）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并非单纯的存在，而是“携带意义”；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刘克邦散文的语言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有肯定性的情感，也有否定性的情感，有自我情感，也有他者的情感，对“人禀七情”的敢于表达和表白，不刻意装饰、回避、隐瞒和堵塞，该出手时就出手，任其“在平地滔滔汩汩”，或“与山石曲折，随物赋行”（苏轼《自评文》），是其作品的语言充满野性的又一表现。如《与母亲夜行山路》《疤痕》两文就是如此。在作者眼中，“作为教师，她兢兢业业；作为母亲，她含辛茹苦；这样一位保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善良品性的女性，我敬重她、爱戴她、怀念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与她生活的点点滴滴，所受的影响和教育也永远无法在我的人生中抹去，太刻骨铭心了”（《自然抵达》第444页）。这种刻骨铭心的爱随着文字符号的流动不断奔涌向前，甚至推着文字向前，止于不可不止，“没有太多的修饰，更没有肆意夸张与造作”（作者自语，同上）。在一些篇什中，作者还敢于自我表白和剖析，将内心深处的“真我”呈现出来，如“我这个人，生性倔强，在别人面前从不服输，也不畏任何困难”（《家长座谈会》）；“我天生性格倔强，也从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屈膝奴颜厚皮赖脸地求饶说情”（《送礼》）等等。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文字，是野性语言的另一呈现。



我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要写“自我”，“找到自我也就找到了文学”（见莫言著《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230页）。所谓“自我”，主要指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及亲见亲闻的人事。刘克邦在湘江之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莫言的文学理念。他的散文的题材非常广泛，观今朝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但都是紧紧围绕“自我”取材，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惶悚，今朝的欢快，都移于纸上，贡献读者。“自我”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这是《自然抵达》这部作品的又一鲜明特征。



对“自我”的抒写，既是文学自身的要求，更是他的人生经历期待、呼喊的结果。刘克邦出生在黔阳一个偏僻的山村，年幼之时，父亲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遣送回湘乡农村老家务农；祸不单行，母亲不久又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十岁的他成了当地的“孤儿”，后被父亲接到湘乡农村一起生活。在那里，他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做牛倌，当铁匠，插秧、扮禾、除草、翻地、砍柴、挑粪，尝尽了生活的辛酸。1978年以后，他才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农村，跨进了大学，步入了机关，调到了省城，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的“自我”不断积淀、不断充实，成为一座饱满的富矿。这座“富矿”一直频频向他招手，期待、召唤他的开采，直到新的世纪来临，他才满足它的要求，在艺术世界里尽情挥洒起来。



与其人生经历相联系，作者笔下的“自我”也可以由三个不同地域和时期的“自我”组成：一是黔阳时期的自我，二是湘乡时期的自我，三是省城长沙的自我。从数量上看，以写省城“自我”的散文居多，占去了三分之二，而抒写黔阳、湘乡时期“自我”的散文相对较少。从艺术上看，写黔阳、湘乡时期“自我”的散文更感人，更具有艺术魅力，因为“那时的我真的很痛苦，不知道在背地里掉过多少眼泪”（作者语）。作者对痛苦的“自我”感触更深，故写出来的文字更加情真意切，这印证了文学理论中的一句名言：“文学乃痛苦使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老子所言：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野性语言如果加上适当的修饰，就会锦上添花；“自我”如果与“他我”相结合，艺术世界就会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徐小立，女，湖南益阳人，文学博士，教授，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任先大，男，湖南汨罗人，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