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往事如烟

1

1963年7月18日，高考结束了。第二天，我把被子和一应衣物包成一个大包袱，告别了学校，告别了老师和同学，背着包袱从学校回到了母亲身边，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

每天，我和母亲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我们的责任田里辛勤劳作，除草、捉豆虫、翻红芋秧……，希望秋天有所收获，以保证冬天有充足的可吃的东西——前几年的饥荒把我们都饿怕了。

改建后的我家院子旧址。左边的院子是原来叔叔的房子，叔叔婶母去世后我和母亲就

一天上午，我正在村边地里割草，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邮递员唐成良。他骑着自行车边赶路边对我喊着说：“世华，你考上大学了，以后不要割草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你家里去了。”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唐成良就开始给我送大哥帮我订的《儿童时代》、《新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等报刊，早认得我了。

我好像被突然从梦中唤醒，定了定神，挎起粪箕就往家跑。到了家，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母亲：“我的信在哪里？”

母亲递给我那封决定我命运的挂号信。信的右下角赫然印着大红的“安徽大学招生办公室”。我用发抖的手拆开信，只见信的第一句写着：“李世华同学，祝贺你被录取到我校外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

大哥于第一时间赶到家。显然，唐成良已把这一消息也告诉了他。对这一消息大哥是家里人最感到高兴的——他十几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比谁都更理解这其中的意义。

从一九六〇年春天父亲和爷爷、叔叔、婶婶等相继离世后，我就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打心里不愿意我走，不想让我离开家。但她看见我高兴的样子，她不说不让我上大学的话，而说：“认多少字算够？”母亲认为读书就是认字，上了十几年学认的字已经够用了；而且，在庄稼人看来，会算账、能看秤、认得票子（钱）就行了。

大哥对母亲说：“上大学上边管吃，家里不要花钱。再念四年就有工作了，有了工作就能领工资了。”虽然大哥选了个恰当的切入点，用了容易劝服母亲的说词，但母亲却说：“我不知道还能活到那一天吗？”

母亲的话使我心里一酸：母亲目睹了太多的死亡，而且她已经是六十二岁的人了，岁月的沧桑把她折磨得如西风残烛，再也经不起任何风雨，死神随时会把她带走。我读高二那年冬天，母亲生了场病，虽说保住了命，可手也残疾了，不能做针线，连生活自理都有困难。一九六〇年食堂只供应一两八钱，这两年虽说好孬能填饱肚子，但家里吃的真正能算得上“粮食”的并不多，主食仍然是红芋片子，青黄不接时还得吃野菜树叶。我自己也真的说不清母亲能不能等到我毕业拿工资的那一天。

这个大学能不能上呢？我犹豫了……

遇到这样自己拿不准的的事，我总找本家的爱芝叔商量。爱芝叔是个识文断字的人，人称二先生，凡事看得远。

“咋能不念，憨的！”爱芝叔把手里的烟袋往地上一磕，眼睛从厚厚的镜片后直直地盯着我，“种庄稼有啥出息？您守成哥（爱芝叔的儿子）毕业了分到北京二机部，现在一个月拿五十多块钱了！”

爱芝婶插问我：“世华，你走了挂心您娘不？”

我说：“我心里当然想上学，就是对俺娘不放心。”

爱芝婶说：“想上就去吧，上出来不就能孝顺娘了？您守成哥不是苦出来了吗？您娘不要紧的，这两年不像前两年了。”

听了爱芝婶的话，我心里踏实了些。

2.

我把爱芝叔和爱芝婶的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他们说的都在理，可上大学就是出远门，不像在家门口，穿好穿孬都不要紧，我总得扎古扎古你（俚语，给出远门的孩子准备衣物），你看看我的手……”

母亲伸出残疾的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都长在了一起，手面上结着一层伤疤。这都是去年冬天那场病惹的祸，看着我心里很难过。

大哥想到前边了。他直接骑着自行车从25里外接来了二姑，请她帮我拆洗被子、缝补衣服鞋袜。

二姑一到，就高兴地对母亲说：“大嫂，你看三儿熬出来了吧？再过几年你不就得济了吗？”

“我就是怕等不到那一天。”母亲还是那句话，不过话是这么说，态度已经松动了。

二姑把我在中学时代用过的被子拆掉，换上个结实的旧被面，把板结了的棉絮重新弹过，仍旧用原来的被里给我缝了条被子。二姑又把我原来的被面一撕两半，把烂的地方补了几个补丁，中间加了点旧棉絮，又给我缝个小褥子。我的衣服，有的要补，有的要浆洗，有的要拆了重做，这一应的事情，二姑都给我做了。临走的时候，我姨母家的两个表嫂每人给我做了一双鞋、张了一双袜子。这样，一切就基本上齐备了。

3.

快开学的时候，天下起了连阴雨。这些年，除了饥饿之外，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下连阴雨。一下连阴雨，家里便没有干柴禾烧锅，即使有粮食也吃不成饭。“吃烧是一样的事，”母亲常说。这一次的雨来势凶猛，不仅下得大，而且延续时间长，白天黑夜，哗哗啦啦的面条雨一个劲地下。到了第四天，听见外边“呼嗵”一声响，把我吓了一跳。母亲说：“不知道谁家的屋倒了。”此后，这样的声音越来越频繁，我们也越来越紧张。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父亲、叔父去世后，两家的房子没有人修理过，我们的房子能经得起这场考验吗？万一倒了，我们何以为家？我们的屋四处在漏雨，有的地方已露了天，雨水直往下淌，我们把锅碗瓢盆都动员出来接水。第五天、第六天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母亲望望天，跪在地上磕头，嘴里祷告：“老天爷，你行行好，睁睁眼吧，可怜可怜俺们穷人！”

老天爷许是被母亲的诚心感动了，到了第八天，太阳挣扎着从云层里爬出来，雨嘎然而止。我们的房子保住了，我们又躲过一大难。

4.

王作军是我的发小，他离我家只隔着一个小水沟，我的几位老人去世是他一个一个送到村边的河滩安葬，我家修理房子等大事都是找他帮忙。他把我考上大学看成一件大事，说：“咱大南门那么多上学的，就你一个上出来了。”

是的，读书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跑的过程中，陆续有人掉队，最后就剩下少数人冲线。大南门与我一起在村小学念初小的有十几个，到了高小就剩下五、六个人，到了中学就只有我一个了；念初中时，我们初三（1）班唐寨的同学有三十多人，升入高中的只有十多个同学，而这十来个同学中考上大学的只有五、六个。在这场艰苦而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中，我没有掉队，跑到了终点。

因为我这一走是出远门，短时间内见不着面，王作军执意要请我吃顿饭。他把一只刚长成的小公鸡杀了，拿出家里藏的一瓶老白干酒，院子里摘了个南瓜。我理解他的盛情和窘境，便从大哥给我的钱里拿出两块钱，说：“你用这两块钱再买点肉，也不用说是你请我还是我请你，咱们两个在一起吃顿饭就是了。”他答应了。他把小鸡和南瓜一锅炖了，然后把鸡肉和南瓜分开盛作两碗算两个菜，粉丝和猪肉烩了一碗肉，调了根黄瓜，共计四个菜，有凉有热。他把每样菜都夹几块放在另一只碗里，端给他的母亲，让她老人家到别处吃，我们坐在两个小板凳上，就着矮方桌对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请”，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么丰盛的菜肴。席间，我也安排王作军家里的事替我多操点心，天晴了把我家的房子帮助修补好，等等。

王作军“四清”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晚年的王作军孤苦伶仃，一个人打发着日子。  

5.

我把要带的被褥、鞋袜、衣服和爱芝叔叔送给我的三本《古文观止》用一个大包袱皮裹成一个大包，用毛巾把母亲给我烙的路上吃的馍包好，连同茶缸一起装入我中学时来回带馍的小书包，母亲在我的褂子里面贴块布做成个小口袋，把大哥给我的钱缝进去。这样，我就可以走了。

我第一次出远门大哥不放心。他的熟人的弟弟陈洪斌在安徽农学院念大三，大哥安排我与他同行，嘱咐他一路上多关照我。

母亲望着我那个裹被褥的大包袱说：“包袱太大了，小褥子不要带了吧。”

中学六年我都是只用一条被子，晚上与别人“打撑腿”。到了大学，没有认识的人，我跟谁“打撑腿”？于是说：“不要紧，我能背动。”

母亲又说：“包袱大不好上火车，不要带小褥子了。”

我说：“有同路的，上火车时可以互相帮忙。”

后来，我还是把小褥子带走了。

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一段情景，我忽然悟出：母亲的被子早就破烂不堪，被絮被压成金属板块一般，正是“布衾多年冷似铁”，不能御寒；而母亲自己又没有能力再拆洗缝补，她想叫我留下小褥子的真实意思是留下来自己严冬御寒。

我真笨，这么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怎么不理解母亲的意思呢？怎么不能体谅母亲的难处呢？直到今天，每想起这件事我都后悔不迭，自咎难过得落泪。

6.

经过徐州、蚌埠两次转车，我乘坐的列车往目的地合肥开去。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座位，走道上和两排座位之间塞满了人，行李架上堆满大大小小的包裹、网兜、麻袋等。我与陈洪斌早已经被挤散了。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找了个空，放下裹着被子的大包袱。我想去找陈洪斌，可是望望水泄不通的走道，又打消了念头，只好坐在包袱上面打盹。那天天特别闷热，车走起来时还好受些，要是车一停，一点风都没有，满车厢都弥漫着混杂有鞋臭的汗味。在那个年代，人们学会了忍耐，没有愤怒，没有抱怨，把命运交给了这辆缓缓行驶的破车。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被热醒。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我的脸往下淌，褂子早湿透了。原来车停了，一打听，车到了水家湖。我站起来往窗外一看，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火车两边一片汪洋，水天相连，远处水面上冒出的树梢表示那里原来是个村庄，偶尔露出几个房顶，屋草飘散在水里，挂在树梢上。至于村里的人到哪里去了，不得而知。从车窗往下一看，水已经淹没了铁轨。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前一段时间的那场大雨惹的祸。

这下完了，我们的火车要被困在这片水泽之国了。满脸、满脊背都在流汗，饥饿已经让位于口渴，喉咙眼直往外冒烟。过道里被人和行李塞得满满的，要去打水根本通不过，也许茶水炉里根本就没有水，或者火车上压根儿就没有水炉。满车厢的人都在无助地等待。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看到两边的电线杆在缓慢地后移——我们的车开了！从窗户往下望，火车在铁轨上轻轻地往前滑，车过处铁轨在水面上一上一下，晃出一小片涟漪。

走了不大会，又停下来了，然后又往前爬……就这样，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合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原来三个小时的路程整整费了七个小时。

我背着包袱出了站，这时才遇到了陈洪斌。他帮我找到了安徽大学新生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学把我送上一辆卡车，递上我的包袱。汽车把我拉到学校的时候，大约有九点多了。

那晚整个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我“咕咚咕咚”先一连喝了两茶缸水，这时才觉得有点饿了。我掏出没有吃完的烙馍，就着热水吃了起来。可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我吃着吃着突然想起了母亲：不知母亲这时候睡了没有？她还在担心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