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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成了与"四人邦"有牵连的人
作者张道子
1977年整个国家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省、地区、县、煤矿各级领导班子全部进行了调整。国家是华国锋执政，但邓小平已经开始走上前台。华国锋的主张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与事” ，但邓小平的主张是要清查造反派，或叫清查“三种人” 。山西省文化革命前的省长王谦开始执政，反攻倒算，把谢振华支持的一派全部看成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与事” 叫“划大线，切西瓜”。原平定县委书记王定谟靠“学大寨三年大变样” 升任临汾地委书记，执行王谦路线揪“胡、郭、郭”为首的临汾所谓“帮派体系”。胡，即胡亦仁，原中共临汾地委副书记，此人资格很老，与华国锋同过事。第一个郭是郭璞，原中共临汾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分管宣传、文教工作，后调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第二郭是郭永瑞，文化革命中任临汾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交政治部主任。隰县是李英锋调到地区科委任主任，由王学厚任隰县县委书记，紧接着又由县委副书记毛恩隆任书记，没几天，又调来一个县委第一书记樊玉龙。樊玉龙原是洪洞县委组织部长，被打成“卫、郭反党集团” 成员 ，是被整对象。但调到隰县后，却执行清查扩大化的错误，整人。不仅凌驾于县委书记之上，而且把毛恩隆和原来李英峰重用过的干部全部打成李英峰的帮派体系。煤矿的领导也变了，胡殿恩调到交口县检察院任检察长，王凯调到交口县新华书店任经理，胡永亮调到交口县川口公社任副主任。三个领导全部调走，调来了王朝善，原来的陡坡公社书记。煤矿有一位井下工王强胜，老实人但爱攀高。他常给大家讲，他们姓王的都是老大，中央有王洪文，山西有王谦，临汾地区有王定谟，隰县有王学厚，碾子沟煤矿有王朝善，班里有他王强胜。但他只字不提他在班里连个副班长都不是。这新调来的王朝善原来的老婆去世后，又娶了一名教师，两任妻子前后一共为王他生下八个孩子。王朝善调到煤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批促大干。他规定：工人上班要连轴转，工人不出井，送饭下井。王朝善制定的政策得到王吉双等一些人的热烈响应。王吉双等人还在大会上表态发言，响应王朝善书记的号召。王吉双也是我的朋友，本地人，从小父母双亡，大高个子，脸上长了一撮毛，三十大几还没有成婚。后来找了个河北女人，这女人高中毕业，结过婚，因犯神经病被男方离婚。来到山西，跟了王吉双，王吉双对老婆挺忠诚，老婆有时犯了病赤身裸体，王吉双经常背她回家。后来，这女人被聘为交口中学的教师，再后来又考入山西大学。因为，王吉双经常去学校找他，她可能觉得有失体面，有点想理不想理。王吉双觉得老婆卖了良心，一气之下自己也疯了。再后来，他去河北寻妻子娘家，结果不知道怎么就死在一条水沟里。王吉双在煤矿时是一个班的副班长，专门管学习，每天下井都提个布袋袋，里边装的毛选与报纸。一休息下来就给大家念报纸，幸亏他与我和吉灵敏、叶立德不是一个班。要是一个班肯定与他闹翻，朋友关系也维持不下来。对于王曹善的连轴转政策，大多数人颇有微词，不满情绪日增，我的朋友宋李长在闲谈中说：“人又不是机器，还能连轴转”。不知道是谁把这句话汇报给王曹善，王朝善就说他煽动工人罢工，并汇报给公安局。公安局到煤矿配合矿上召开了批斗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当场逮捕了宋李长及白来贵。白来贵也是本地人，是什么原因逮捕不清楚。因为我当时下乡不在矿上，所以，躲过一劫，如果我要在煤矿，王朝善找个理由肯定要把我逮进去。
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清查工作一开始，王朝善就把我当作县工交部长席金仓的帮派中人，因为，席金仓是李英锋的帮派中人，又因为，李英锋是胡、郭、郭帮派体系中人，而胡、郭、郭又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帮派体系中人。如此上挂下联，一直挂到中央，所以，我也就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 。
清查学习班设在城南王家庄种子试验站，这里在没有拖拉机以前是用牛马耕地，有了拖拉机之后就没有牛马了。所以，学习班就设在原来的牛棚和马棚里，这是真正的牛棚，只是把原来的牛粪铲走，再铺上木板和干草而已。里边有浓厚的牛粪或马粪味。不过对象与动力都住这里，也算公平。
学习班里分为对象与动力。对象就是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其中有县委组织部长卫植生，有县工交政治部部长席金仓，有县文教局局长任振玉，有县农工部部长肖世贤，有县体委主任卢晋生等领导干部。除此之外，还有县医院许院长，一个干瘦老头儿，还有杨万新等人。之外就是红星煤矿的我、叶立德、吉灵敏等人。
动力就是整人的人，有县财贸部杨玉祥部长，有县文教部部长姚希孔，有县工会主席邓贵兴，还有公社抽回来的刘应应等人。医院的动力我只认识李廷荣老婆惠清。煤矿的动力庞大，王朝善亲自住学习班，下边有党员王荣跃、任福海，有积极分子王吉双、李金锁、解继生等人。王吉双在煤矿时自己做饭，所以，也不知道他的饭量有多大，住了学习班大家一起吃饭，谁饭量大小就显出来了。学习班是份饭，一人一份。王吉双饭量大的惊人，他吃饭怕别人笑话他饭量大，在餐厅里吃一份，在院子里再吃一份，在宿舍还要吃一份。
学习班要交待的问题就是上至“四人帮”、谢振华、“胡、郭、郭”，下至李英锋、席金仓等人。与这些人有联系没有，有什么联系。那一年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前的日子，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期。所以，我在学习班里也是特别不老实，见谁顶谁。王荣耀是煤矿搬运排的排长，动力，他胳膊肘窝里夹一些东西走过来，我问他：夹的什么？他带理不理地说：“材料”。我就说：“装什么洋蒜，几张烂报纸”。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夹的啥，只是看不惯他那神神秘秘的样子。解继生本来与我是好朋友，他也来学习班当动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给他说：“解继生，你也准备鸡犬升天呀？”，气得解继生第二天就要请假回煤矿。与王朝善更是当面锣对面鼓。有一次，开我的批判会，因为，来学习班已经好几个月了，别人可以，王朝善坐不住了。原因是他是一个有十来口人的大家，七事八事都要他料理，他怎能坐得住。他心急火燎地说：“张树斌，你赶快说清楚。你一个人吃饱，全家都饱，别人都是七大八小一家子人，谁能赔得起你。”我说。“王书记，你让清楚就清楚了，你不让清楚，就清楚不了。干脆不麻烦你了，咱回煤矿。”气得王朝善直发抖。所以，我是学习班态度最不好的一个，学习班的二把手邓贵兴原来是隰县公安局的教导员，他就在批判我的会上经常说：“监狱里也有硬犯人”，把我比做犯人。
正在这时，在全学习班大会上杨玉祥部长宣布：因为，张树斌在学习班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而且，态度极其恶劣。所以，上报地区，待批准后就对张树斌实行隔离审查。报告是隰县通讯组组长、后来的散文作家王双定写的。隔离审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专用术语，实际上就是投入监狱，而且，没有期限。在杨玉祥部长宣布这一决定时，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我经历过监狱生活，再不愿“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但是，“天不灭张”，由于蒲县清查学习班逼死了蒲县县委书记杨桂洲，而且，他的哥哥、著名画家扬力舟将这件事捅到中央，捅到新闻界。所以，形势陡然改变，隰县上报对我实行隔离审查的报告地区并没有批。当然，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些过程，仍然每天提心吊胆地等待进监狱。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在我等待进监狱时，隰县法院向我下传票，说我的媳妇要与我离婚。没有结婚，怎么能有媳妇？这得倒回去说。我是1947年出生，赶到1977年已经整整30岁了，如果按虚岁说已经31岁了，还没有结婚成家。我还不咋着急，朋友们坐不住了，到处给我介绍对象。其中，后来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的姚乃文，当时和妻子乔晓玲俩口都是永和中学教师，住在城关河口村。河口村还有一对下放干部母女，母亲是山西省工会干部，父亲也是省里的干部，1957年打成右派，仍在监狱。女儿王俊丽二十大几，在永和中学教学，未婚。他觉得合适，就通知我回去见面。我回去与王俊丽见了面，她胖胖的，“老三届”。谈话中，她问我在那里上班？我说隰县工业局。因为，席金仓部长曾经答应我，下完乡就把我与尹明双两人从煤矿调到工业局。尹明双个头不高，精明能干，写的一手好字。还在工业局帮过一段忙，由于人事变动，最终两人都未能调进去。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王强胜一样吹了牛。
我和王俊丽见完面双方都觉得合适，就订了婚，说订婚其实也就是一句话而已，并不像现在的人订婚有那么多繁琐的仪式，连一顿饭都没有吃。当时，白文贵他们催促我们两人干脆领了证，她也同意，就一起到永和县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并决定国庆节举行结婚仪式。此后，我就委托永和供销社的秦鸿泽帮我准备结婚的东西，但我并没有给他留一分钱。过了一段时间，秦鸿泽给我捎话说铺盖、东西都准备好了，让我回去看，我也没有回去。这期间，王俊丽的父亲从监狱里出来了。王俊丽就回了一趟太原，她与她妹妹从太原返回永和时路过隰县，到工业局找我，工业局的办公室主任姜景奇，也是从煤矿调来的。他说：张树斌在红星煤矿，前一段时间在千家庄下乡，现在正住学习班。她们姐妹俩就回永和去了。回永和后就找民政局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永和县民政局局长梁建华给她说，已经领了证，要解除婚姻关系只有去隰县法院起诉离婚。梁建华意在挽救俩人的婚姻关系，其实，只要俩人同意，永和民政局就可以解除婚姻关系，并不需要去法院。
我向学习班请了假，到法院应诉，并在招待所登记了房间。因为，在学习班已经圈了好几个月，平时没有机会，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借口，自己给自己放放风。本来，学习班没有给我开介绍信，那时候还没有身份证，但住招待所要介绍信。这种把全体人民当坏人的制度自打日本人手里实行良民证以来直至现在，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有民国时期老百姓松快过一段时间。我没带介绍信，但招待所所长是文工团演员刘俊生的父亲，我们相互认识，所以，马马虎虎住下了。正好永和中学校长，亦即后来的临汾市教育局副局长翟天运也在隰县县委招待所，他既与我熟识，也与王俊丽都在同一个学校。我去法院，法院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她说：他不诚实。
法院问我：是否真实？
我回答：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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