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一岁当“团长”

             陈定方

       十一岁那年我当上了村儿童团团长。那年夏天，村里来了三位现役军人，两男一女，女的姓王，是一个20岀头的美女，说一口很好听的东北话。后来听说他们是“四清”工作队，是来帮助我们村搞“四清”的。看到他们身穿绿军装，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很是神气，十分令人羡慕。我们一群小孩没事就围在他们身边问这问那。我们村老的少的都很喜欢小王，也都叫她小王，有事没事见到她都叫一声“小王”。她也乐意和乡亲们拉家常，只是我们很多方言她听不懂，经常闹笑话。有一天，一个大嫂问她，“小王你结八字没有”？，她想了一下说，我借耙子干什么用啊。我们当地把定娃娃亲说成结八字。就是把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相互交换，一旦交换就有了婚约。惹得太家哈哈哈大笑，她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笑，也跟着一起笑。当另一个大嫂把原意告诉她后，她脸一下就红了，直说问话的大嫂太坏了。“四清”工作组的到来，一下子让村里热闹起来，他们先是成立了“贫协会”，即贫下中农协会，接着又组建了“四清”工作宣传队，宣传党的“四清”政策。后来又成立了儿童团，我被任命为儿童团团长。
        我当时在小伙伴中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选我当儿童团团长。儿童团究竟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模仿电影上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路人的做法开展活动。站岗敢哨首先要有武器，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红缨枪。在铁絲（钢絲）上套上带颜色的塑料管弯成三角箭形状，然后固定在木棍上方。武器制作好以后，将人员分班，由我任命班长，一共二十多个人，分成三个班，由团长我统一指挥。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也没有家庭作业。晚上孩子们就是做做游戏，到处乱跑，撒丫子疯玩。加入儿童团后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觉得很新奇也很好玩。由于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不听指挥的要开除。所以儿童团员极积性都很高。为了不被开除，都很听指挥。我一声令下，大家闻哨音而动，有活动时我就吹哨子，哨声一响，立马到约定的地方集合。美女小王分管我们儿童团，我经常向她汇报工作，有机会多看几眼美女。
       我们村坐落在长江边上，紧挨长江是用来挡水长达182公里的荆江大堤，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周总理当年曾视察过荆江大堤。堤面有四、五米宽，不仅可以用来挡水，而且也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我们村就在堤边上。我们儿童团在堤上设了一道岗哨，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儿童团员两人一组轮流上堤站岗，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如果遇到情况就吹哨子，哨子一响，村里都能听到。听到哨声全体儿童团员都必须带上红缨枪上堤。
        八月份一天晚上七点多，突然堤上传来哨声，我立马拿上红缨枪往堤上跑，看到两个儿童团员拉着一个挑担子的中年男人不让他走，男人对他们吼叫“放我走，再不放老子打死你们”。我及时赶到给两个团员壮了胆，一人拽着担子的一头就是不让他走。紧接着，二十多个团员围了上来，他一看这个阵势走不了，就想放弃东西开溜。但他低估了我们儿童团的力量，五、六个男孩死死的抱住他不让他跑。在和中年男人纠缠时，我派人去通知了“四清”工作队。不一会，三个身着军装的军人就赶过来了，中年男人看到三个出现在面前的军人立马就蔫了，乖乖的束手就擒。
        经过工作队审问，他如实交待了他的盗窃的过程和目的。他是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另一个村集体仓库盗窃的两箩筐“劳子”，有一百多斤，准备挑到石首的新厂去卖。“劳子”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经济作物，产量低，价值高，一斤“劳子”的价格相当于十斤大米的价格。这两箩筐“劳子”总价值达300多元。这在1965年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我们儿童团抓到了一个大盗贼，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公社把我们儿童团当典型宣传，把我们抓盗贼的事迹制作成幻灯片，在放电影前播放，当时看电影是公社电影队到各村巡回播放。我们儿童团也因此深受鼓舞，工作积极性更高了。
        那年十月份的一天，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好象是什么动员大会，会上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稿是上面写好后给我的，我只需要在会上照本宣科。当主持人宣布下面由青年村儿童团团长陈定方发言时，会场一片欢呼声。这是我第一次站在主席台对着麦克风讲话，讲了些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小明星，我父母也为我光荣一回，整天乐的合不扰嘴，遇到乡亲们夸我，他们就说是领导教育的好。后来，随着“四清”工作队的撤离，儿童团也停止了活动。一转眼当年的儿童团长已年近古稀，每当回想当“团长”的经历，仍然有点小激动。当年的美女小王应该快80了，但在我眼前仍然闪现岀她当年的风彩。小王，你还好吗？是否还记得我这个儿童团长？

      2022.1.28写于宜昌

作者：陈定方  退休铁路员工，中共党员，湖北荆州人，爱好文学和音乐。近期在《南国文学》《作家美文》《今日头条》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