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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感悟
作者：余德泉
荐稿：叙永县作家协会
策划：李腾双 钟小平
制版：春到百草园
审校：钟小平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在几十年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感悟对学习对研究乃至对生活有多么重要。本文所言就是几十年来我在学习、研究与生活中从感悟得到诸多帮助的一些体会。
一 .为幡花匠打下手
小时候我家在一个小镇上，小镇的名称叫敦梓场。一条独街，约两百米长。街后有一座小庙。围墙内前面是一个坪，进去是一个大殿，两边供着许多菩萨，石雕的。殿壁很高，一直空着。我七八岁时，大殿装修了一次。装修完毕需要画一幅壁画。庙里请来一个幡花匠，就是做冥钱纸马之类的匠人，让他来完成。这个幡花匠虽没有画家的名分，真还有点绘画的功夫。他擅长画虎，决定在壁上画几只老虎，以显神威。由于站在木梯上操作，手里拿着东西上下有些不便，有一天我正好到庙里去玩，他就叫我帮他端颜料递画笔，一连持续了两三天。第一天上午他就问我：“想不想学画？”我说“想。”“那你就仔细看，我教你。”两三天的时间，他给我讲了好些话，好像我就是他的徒弟。他说：“虎有虎形，狗有狗样，画个老虎像条狗，行吗？不管画啥子，都要把样子看好。”又说：“同样是老虎，大虎跟小虎也不一样。比如大人脑壳小，娃儿脑壳大，把大人的脑壳画得好大，不像个娃儿了吗？”“还有，就一个老虎，脑壳、身子和四只脚各有一定的大小，远近看也不同，近的要大些，远的要小些。”这已隐约地说出了我上初中以后才知道的透视原理，可当时“透视”这个名称可能幡花匠也不知道。他又说：“各种禽兽，都有活气。活老虎画来像死老虎，画得再大都没有威风。能把活气画出来，是最重要的。”幡花匠讲的这些，平时我都从其他地方画的老虎和小人书上或多或少见过，就是没有去想。但他画在壁上的三只老虎，我经常去看，觉得确实画得好，真像活的一样。后来我每想到幡花匠的这些话，就觉得不论做什么事不做则已，一做就要做到位，就要做好，绝对不能马虎。至今我还是这样要求自己。
二.梁村画虎
1952年初，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乡下分田地，当农民。村里有个集会的地方叫梁村，就是一个天井和一间大屋，四壁空空。有一天粉刷过后，村长心血来潮，说要在一面墙上画点东西。当时村里没有一个人会画。村长对我说：“听说你在敦梓场读过一年私塾，读过两年新学，现在又在读小学，老虎会画吧？”我回答了一句：“五六岁的时候看人画过。”“看人画过就好，只有你了，你就把它画出来！”怎么也推不掉，看来不画也得画，便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墨好办，我舅舅就做过。将松烟往蒸熟捣烂的糯米里掺和，再加点什么揉成条状晾干就行，可以去找他。笔找不到，在读私塾时看见老师将丝茅草扎起来锤头作笔写大字，于是如法炮制，也解决了。为了尽量画得好一点，我又到敦梓场把庙壁上的老虎看了又看，回来以后就将幡花匠画的老虎做样板先在梁村门口的平坝上画一个草图，看像不像。当时我手边有一本从学校里借来的小人书，里面也正好画有几只老虎，参照其中两只，将草图反复修改后再上壁。村里派了一个小伙伴为我做助手，利用一个星期天，画出来了。要和幡花匠与小人书比当然不可能，但看来看去毕竟还是一只老虎而不是一条狗。没有想到居然得到村长和村民的称赞。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这幅画在壁上留了好几年，直到梁村的房子被拆除才消失。这件事亦使我认识到，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开端，敢于做别人没有做或者说不敢做的事情，需要勇气，没有勇气，永远走不出第一步。后来我敢于在对联、古汉语和章草等领域，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不能不说这件事情对我亦有一定的影响。
三.第一次参加画展
1954年夏，我考上叙永初中，即而今的定水中学。从一年级起就开了美术课。教这门课的是王朝闻先生的弟子钟佛履老师。钟老师擅长版画和水彩画，对国画认识亦颇深，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发表了许多作品。他的一些作品后来还作为典范进入了中专美术教材。在他的指导下，我对绘画有了兴趣。他教美术课，很注意理论阐述。记得他曾经说过：“中国画重神，西洋画重形”。还说中国古代的许多人物画，没有一副是对着真人画的，都是从精神上着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神。有一天他拿出对屈原和李白的中国写意画给我看，并说不同性格和修养的人，神肯定不一样；性格和修养即使有某些共同点，神也不会完全相同，都有傲骨，屈原的神与李白的神画出来就不会完全一样，如果画得完全一样，就说明对所画的人物没有认识和理解。而西方画人物都是力求酷似。要我们画实物时，他从透视原理讲到构图的主次，比例的确定，虚实的安排，明暗的处理，色彩的调配，等等，我们学起来进步很快。老师在课堂上第一次讲到和谐的理论。他说：“一幅画，上述诸多方面的配搭，最后就是要人看起来觉得和谐。像不像只是和谐的一部分。有一个方面没有配合好，看起来不顺眼，和谐就失去了。”后来我学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联想到老师说的这些话，不单是提高了我对画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使我后来对书法的学习与感悟，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由于我有兴趣，老师常常带我出去写生，给我更多的指导，使我的画不断长进。是初二下期还是初三上期我记不准了，泸州市里举办一个画展，我的一幅钢笔画还入了展。
由于家里特别困难，初中毕业就想考美术学校，早点给母亲一些帮助，可惜美术学校那年不招生，只好考高中了。没想到三年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没有走上绘画的道路，对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我依然很留意，很喜欢看。我曾对一些画家的作品提过批评意见。比如有位画家把牡丹都画到一个层面上，没有前后之分，也没有立体感，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给他指出来。还有一位画家，对事物还没有取舍观念，或者说还不知道怎样取舍，画的一幅山水画，画面没有一点空隙，没有明暗之分、令人感到视觉单一，心不明朗，透不过气。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谈了我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意见很中肯，并问我为什么这么专业，其实我就那一点基础而已。只是这一点基础加上后来进一步观察得到的感悟，确实令我受益匪浅。因为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表现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科学艺术上也没有什么不同，老师的话正体现了其中一些原理。这不仅指导我看画，而且在学术研究、文章构写和诗联创作上，也给我许多启发。
四.视野在历史课上打开
我进初中上的第一堂课是中国历史，主讲老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上官学文老师。官主任原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他不仅知识丰富，口才亦很好。有一次他动员全校师生去看一部电影，“此片不看，终生遗憾”两句话我现在还记得。
官主任一站上讲台就对我们说：“今天本来是上历史课，但首先我要给大家讲月亮，讲地球，讲太阳系，讲宇宙。同这些天体相比，人类的历史太短暂了，简直可以说微不足道！”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听下去。“你们知道吗？月亮绕着地球转，月地距离大约38万公里。地球绕着太阳转，地日距离约1亿5千万公里。以光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太阳光射到地球要8分多钟。太阳系有9大行星，冥王星（当时还包括在9大行星之内）与太阳最远的距离约74亿公里，太阳光射到冥王星要6个多小时。太阳系在银河系内，一个银河系含有不下千亿个太阳系。银河系在一个总星系内，一个总星系亦含有约不下千亿个银河系，其间的距离至少150亿光年。而宇宙包含的总星系，也不下千亿个。你们说宇宙到底有多大？”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
官主任说：“就我们的认识而言，不说宇宙，不说总星系，不说银河系，也不说月亮，就是地球，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就在我们校园内拔一棵草，你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吗？”他把话锋一转：“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同学们，宏观世界是无穷尽的。我们学校没有望远镜，如果有，很远的东西你都看得到。你会看到几十里外的东西，如果有天文望远镜，你还会看到月球上的山，甚至看到更远星球的形象。微观世界也是无穷尽的。庄子说过：‘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你们会学生物学，会用到显微镜。老师会让你们看生物切片，看细胞组织等等，显微镜倍数越大，微观世界的结构看得越深入，越清楚。”他的结论是：“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面前，任何人都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追求的份。因为天底下我们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再伟大的科学家，再了不起的学者，所知道的东西也只有那么多。如果一个人有点小作为，有点小名气，就自以为是，就目中无人，就听不得批评，就容不下比自己强的人，这种人就太目光短浅，太幼稚了。”
老师这一堂课，打开了我的视野，初步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使我在看世界在处理问题时有更长远的眼光，有更开阔的胸襟，也使我即使在学习和研究中取得成绩时亦不敢有半点自负。我涉猎范围越大，研究课题越深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局限时，越是如此。多少年来，我一直保持三种态度：其一，为而不争，努力把应当做的事情尽量做好，不与别人争一尺之短长。其二，有不懂的地方，虚心向生活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一切懂行的人学习。其三，自己有不足，欢迎批评，能采纳的尽量采纳，即使对方批评错了，也不会计较。拙著《中华对联通论》一书，100余万字，写了5年，8易其稿，为了集思广益，中途我曾打印20本向联界一些朋友征求意见。回复的意见中，有的我采纳了有的没有采纳。不管采纳与否，对朋友的支持我都表示感谢。这本书能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得到国家作为第二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50本基本图书之一向全国推荐，与道友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今后我我还会保持这三种态度。
五.对叙永话五个声调的概括
汉字的读音都有声调，古人按每个字读音的高低为汉语概括出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包括阴平和阳平，后来学《音韵学》和《方言学》还知道，有些方言上声、去声和入声都分阴阳，有的阴阳之内还分长短，只是韵书没有细分罢了。从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开始直到清代，我国出了好多部韵书，比如《唐韵》《集韵》《平水韵》《洪武正韵》《中原音韵》《佩文韵府》等。这些韵书，都是按平上去入四声以韵部为单位将汉字分门别类汇集在一起的。比如阳韵，就是将韵母大致为ang的平声字汇集在一起。平即平声，是阴平和阳平的合称。仄即仄声，是上去入三声的合称。各个韵部的字都是从实际语言中汇集起来的。正因为来自实际语言，就是不识字的人亦感受得到。把同韵的字有规律地放在句末，叫做押韵。民间的花灯、戏曲、顺口溜、小调乃至童蒙杂志等等，为了顺口，都是押韵的。我小时候看花灯，听到的唱词都是如此。比如有一首唱词是这样的：“二月三，过清晨，带着彩礼去提亲。岳母见了呵呵笑，赶紧倒茶请进门。”其中“晨”“亲”“门”三字押韵，押的是平声韵。小时候记了一些唱词，潜移默化，慢慢就悟到写这类东西要押韵以及大致怎样押韵了。
几岁的时候，作中医师的父亲要我背《声律启蒙》。该书第一个韵部是东韵，分为三段。第一段至今我还能背：“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它不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如何押韵，不仅使我对诗和对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对我学习作诗作对联产生一种天然的自觉，而且对我走上对联研究的道路也有很大的推动。
在私塾里我还读过的一本杂志书，其中有这么几句：“那石匠，手艺高，提起大锤打石包。打锄头，打磉磴，又打辗槽与石磙。”这几句是换韵的。“高”与“包”押的是平声韵。“磴”与“磙”押的是仄声韵。这些相互押韵的字其所在的韵部在韵书上可能是同韵，亦可能只是邻韵或者虽不相邻却相通的韵，但在叙永方言中却是绝对同韵的。读了这些杂志，不仅加深了我对押韵的理解，而且也有换韵的常识了。
小学阶段，老师们讲课都用四川方言特别是叙永方言。考上初中以后，自学了注音字母，知道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反复揣摩叙永话的声调与普通话的声调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我发现普通话同一个声调的字，叙永话也属同一个声调，只是高低平直与普通话有所不同而已。根据这个认识，我对叙永话的声调进行排列，又发现叙永话比普通话多了一个声调。而多出的这个声调就是从混到普通话四个声调中一部分在叙永话中读音高低相同的字组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入声字。这个声调一独立，混到阴平阳平中的入声字自然就清理出来了。我把叙永话这五个声调用五个代表字加以标识，这就是“通”“同”“统”“痛”“托”，换一种说法就是“阴”“阳”“上”“去”“入”。通同统痛，在普通话中就属阴阳上去四声，在叙永话中也是。这样一来，在叙永话中凡是声调高低与“通”字相同的，都是阴平，与“同”字相同的都是阳平，与“统”字相同的都是上声，与“痛”字相同的都是去声，归不进这四个声调的都是入声。弄清了这一点，叙永话中的任何一个字，只要与这五个字对照，声调高低与哪一个字相同就是那一个声调了。比如“楼”字声调高低与“同”一样就是阳平，“画”字声调高低与“痛”相同就是去声，“黑”字声调高低与“托”相同，就是入声。掌握了这个规律，我又考察《声律启蒙》的平仄安排，比如“云对雨”，云是平声，雨是仄声，是平对仄；“晚照对晴空”，晚照是仄仄，晴空是平平，是仄仄对平平。这样一来，不仅对平仄分辨，就是对仗方式亦迎刃而解。这些感悟用在教学上也非常简便，学生也很容易理解。这个分辨声调的办法不仅对叙永及其周边语言与叙永差不多的地区可用，其他方言亦可用，我在长沙就用这个办法快速解决了一些朋友长期困惑的平仄分辨问题。
在北大中文系我读的是语言专业。学《音韵学》，学诗词曲等，都不费力，就是因为在初中阶段，通过对比感悟，我已经把押韵、声调、平仄、对仗这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了。
六.巴普洛夫学说——记忆的诀窍
初中开了一门动物学，有介绍苏联生物学家巴普洛夫学说——条件反射的内容。老师说：“巴浦洛夫养了一群狗，假设每天上午9点钟打铃喂食。第一次打铃，基本上没有什么狗来，喂的食物让狗看见了，或者说食物的香味散出去了，狗才赶过来。因为铃声与食物，在狗的头脑中还没有联系。第二天又打铃喂食，来的狗就多一些，因为铃声与食物的联系在有些狗的头脑中已经产生了兴奋点，也就是开始形成记忆，只是还不太巩固。连续几天一打铃就喂食，狗头脑中的兴奋点越来越巩固，以后只要听到铃声，狗知道这是吃东西的信号，立马就过来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只打铃又不喂食，开头狗还会来，反复几次，狗又不来了。因为狗的头脑中原打铃喂食的兴奋点已逐渐消失又产生并逐渐巩固了打铃无食物可吃的记忆。这就是条件反射。”老师说：“人也是一种生物，人的头脑也会产生条件反射。”他要我们想想条件反射在人头脑中产生的实例。我想了想回答说，我们平时放东西，某个东西总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多放几次就记住了。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到那个地方去拿。如果某一次拿了以后没放归原处，下一次要用，还会去老地方拿，因为记忆尚存。如果以后转放到了新的地方，时间一久，形成新的记忆，又会到新地方去拿。这也是条件反射。老师听了以后，讲了三个字：“说得对。”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学家见到一本《古文观止》，翻了一下，见里边有一篇《滕王阁序》，比《岳阳楼记》长多了。《滕王阁序》我听老师在一次交谈中提到过，就借出来看了几天。第二天早上我从头念到尾念了几遍，没有背下几句。想着想着，我忽然想到，其所以没背下几句，是因为文章太长，念一遍兴奋点刚形成，还不深刻，念到后面前面的兴奋点已经消失，结果时间花费了，效果不好，这种背法是违反条件反射原理的。于是我改变了背法，先背前几句，反复几遍，兴奋点还没有消失马上就加深，巩固，背几遍就记住了。接着背下面几句，反复几遍，又记了下来。怕前面几句兴奋点消失，又连起来背，背顺口了，再往下走，结果两个早晨就背熟全文。这次成功使我很兴奋。后来背书也好，记其他东西也好，只要用得上，如法炮制，记的东西既快又多。
后来写字我亦用上了条件反射原理。人们临帖，常常一遍一遍从第一个字写到帖的最后一个字，写了半天，印象不深。我改变了这种临写方法，一个字反复临写几遍。写一遍，对照原帖上的字，看哪一个地方有差距，写第二遍时就改正有差距的地方，再写，再对照原帖，看是否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现了又改，如此几遍，直到与原帖上的字相差不大为止。写第二个字也是这样。由于反复多次，印象就比较深刻。全贴逐字这样临完以后，就可以从头到尾一遍一遍地写了。由于有单个字反复临写的基础，将全帖写一遍就巩固一遍。这种练习法看起来慢，实际上更快，效果亦更好。
最近我决定用章草将《新华字典》一万二千字书写下来。写写停停，估计至少用三年时间。从已写的几百个字看，劳动量相当大。因为写法要尽量有根据，每个字我都要先查我与老伴孟成英共同编纂早已出版的《章草大典》和我与弟子李俊共同编纂即将出版的《简牍章草字汇》（暂名），没有的再按章草偏旁拼合或者新写。因为要精益求精，一个字常常要写好几遍甚至三四十遍。但是边对照边书写，一遍一遍地书写，过去没记上的字记下来了，只记了一种写法的又记下更多的写法。组字成篇时，选择余地就更大了。
临帖和书写字典，除都符合条件反射原理外，我还用了比较的方法。比较就是找差别，找差别就是发现不同点。不同点找到了，就会在差别认识中加深记忆。临帖可以如此，别的方面亦可以运用。比如“基础”一词，而今泛指建筑物的底部，在古代“基”于“础”是各有含义的。基，古谓“物所依据也”，相当于现在的地基。础，古指垫在柱子下面的石磴。再如“商贾”一词，而今泛指商人或者做买卖，在古代“商”与“贾”亦各有含义。有个成语叫行商坐贾，就是说往来贩运叫商，设肆售货叫贾。知道这些差别，对“基础”和“商贾”的了解就会更深入，记忆也会更加牢靠。
七.章节内容概括与文和书的构架
北大读书其间，语言专业的教材有些颇有厚度，看一遍都要花不少时间。而一门学科的考试顶多也就两三天时间复习。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在中学阶段我已找到了解决方法。
先讲画画。有一次老师带我们两三个同学去作水彩写生，主要是画一棵大树。开画以前，老师指着树说：“别看这棵树枝叶繁多，把主体枝幹把握住，小的枝叶画多画少就可以酌情处理了。”按照老师的指点，我们就先画主体枝幹，然后再画小的枝叶。画完以后，老师看我们的作品说：“尽管你们画的树大小不同，小的枝叶多少亦有差异，但看起来还是这棵树，因为主体枝幹你们画好了这棵树的型就定了。”这个话对我学习其他学科亦有启发。语文课一篇篇的文章，老师讲述时，每一层意思我都写一句话进行概括，这就等于画树的主体枝幹。例子就等于是小枝叶。如果有若干例子，就选一个典型的加圈表示可以用作说明，需要举例时就用上。历史课本等能这样处理的我都这样处理，考试也就不费很多力也不担心考不好了。
这个方法到大学里还用。我曾经将好几门课的课本都做了这种处理。教材都是分章节的。比如某书第一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讲了四个意思，我就写四句话加以概括，再分别各选一个例子（有需要亦可增加）加以说明。这就成了这一节的提纲。只要记住这四句话和这四个例子，这一节就掌握了。第二节第三节照此办理，这一章的提纲就出来了。再弄清节与节内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内容安排的逻辑关系，内容都可以顺畅地复说出来，这一章就掌握了。如果全书有六章，六章都照此办理，全书的内容也好掌握。北大中文系考试要求很高，题目亦多，不努力或者学习不得法，很难考出好成绩。可能是大二吧，班上一位学习很刻苦的同学找到我，问为什么考试我总是考得很好而他却总有些学科不及格。我问他是怎么复习的，他说：“我想把书上的内容都记下来，可是比较复杂，记不好，有时还记乱了。”那个学期期末考王力先生教的《中国语言学史》时，我邀请他同我一起复习，并把我这个方法告诉他，又同他一起写了第一章的提纲。此后他照此办理，由于内容的概括不是随便可以做好的，他考得尽管还不是很好，但再也没有不及格了。不久中文系开会，其中一个内容是对期末考试进行总结。没想到会上一位副系主任拿出两份答卷，一份是二班（古典文献专业）一位同学的，另一份竟然是我的。他说：“两份考卷虽然都是5分，但特点并不相同。”二班这位同学有超强的记忆力，试卷上的答案大都出自原书，有些答案几乎一字不差。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考试作弊是一种耻辱，因此不会有夹带抄袭行为。主任念了他一道题的答案，我们都惊叹不已。我的答题，主任也念了一道题，说：“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的，答得也非常完整，如果对内容把握不透，不会做到这一步。”大家也点头。人们说书要越读越薄，不能越读越厚。我用这个办法做到了这一点。
用这个方法列了几本书的提纲以后，我又发现了一点：原来一本书的架子就是这样搭出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写了30多部书，有比较简单的，亦有几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的。《古今绝妙对联汇赏》有64万字。《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有71万字。《中华对联通论》除开绪论还有20章，凡73节，超过了100万字。这些书的构架虽然各不相同，有的构架也非一次完成，但其构架的方法都是从过去对课本章节内容的概括中得到的启发而产生的。
我写出书的提纲，是将书进行简化；而列出提纲再写书，不过是将简化的提纲加以充实而已。道理就这么简单。
只要有时间，身体条件允许，今后再写出十本二十本书也不难。
八.从一幅画像看突出重点
在北大求学期间，有幸听到吴组缃教授的一个讲座。吴先生是一个散文家，小说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讲座的标题已经不记得了。但他讲的一幅肖像画的事至今我还能大致复说。画虽然没有展示，但讲得有声有色，对我很有触动。他说，一天有位同学到家里来看他，这位同学是个画家。快吃饭了，同学提出利用这个时间为他画个肖像，他欣然同意。十分钟不到，画就完成了。一看，他的两只眼睛及其相关部位着笔最多，连一般人很难看出的小特点都画出来了，眼光炯炯有神。他的鼻梁比一般人略高，喉结亦突出一些，头上无髪，头顶不平而呈山梁状，这些都只一笔带过，但组合起来，他说：“就是我吴组缃，一个活生生的吴组缃。”
听了这个讲座以后，我思考一个问题：在学习、研究和日常行事中，是否都有抓重点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韩愈《师说》有“术业有专攻，”之语，世上也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单以行医的人来说，古代就有许多名医。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皇甫谧，李时珍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名医都有超人的医术，有的还有经典著作行世，一般医生是达不到的。但当时我还在读书阶段，亦只是想想而已。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工作地的附近，有一个乡村医生名声鹊起。他专治眼病，据说特别会用中药清除白内障。后来竟惊动了长沙市一家医院，将其调入。如果说扁鹊、华佗这些名医令人可望而不可及，那么这位乡村医生就不同了。因为专长比较单一，一般人只要执着追求，也可以做到。这同我身边许多医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医生即使在大学里有自己的专业，参加工作以后由于没有选定主攻方向继续钻研，给人看病，即使在行内也只是个“万金油”，什么药都能开一点，什么病都治不好。也许是心中没有打算有更大的作为，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没有多少长进。
文化艺术方面也有两种情况。即以画家而言，徐悲鸿，齐白石，黄胄几位画家，艺术都很全面。但人们谈到他们的艺术时，总是说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就是因为他们的突出之处，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那些搞书画只是想以此为手段赚几个钱的人，自然没有大的追求。有大追求的人，如果看不清这一点，或者说这一点处理不好，亦未必能给人留下印象。有些人搞书法，今天写楷书，明天写隶书，后天写草书，再后天又写小篆；写楷书的今天钟繇，明天颜真卿，后天又赵孟頫，走马灯似的，开始为了解不同书体，广泛接触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若长时间都这样，就会什么书体都知道一点，什么书体都写不好。有人颇有些得意地说，他三年中写了不下四十种字帖，但看他写的字，还是未入流。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搞书法先只攻一种书体，而且只以一个公认的大家为师，其中又选其最有代表性的帖做范本。三年下来，看他的字已经有模有样。这位朋友还说，写同一种书体的书家，他喜欢的亦有几个，想把他们的优点慢慢感悟，再一点点吸收过来，丰富自己。我认为，这个路就走对了。相信他这么努力下去，一定会进步很快。
本人由于四十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很早就有主攻方向。我的主攻方向就是古汉语、诗词楹联与书法。看起来有三个，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诗词楹联是我的爱好，楹联还是我的主攻目标，1979年就定下的。古汉语尽管是我的本行，九十年代初亦曾花四年多时间写了一部71万字的《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并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正式提名，但当时写这本书其实也是为诗词楹联创作服务的，因为将同义虚词分类集中，用平用仄便于选择。书法也是我的爱好，但研习书法亦多用在诗词对联书写上。在书法中我亦有主攻方向，这就是章草。主攻章草三十年前就已开始，编纂的书籍前文已述。由于在大学期间我很喜欢文字学，从甲骨文一直学下来，加上读了不少典籍，研究了十余种字体的书写笔法，章草不用说，这些字体书至少有四五种写起来也都比较顺手。几十年间就在这几个方面特别是诗词楹联和书法中转来转去，收获亦很明显。积几十年之感受，我深深体会到“攻其一点，渐及其余”这个方法确实益我不少，今后我还将坚持下去。我始终记得，人生有限，要想多一点作为，精力千万不要分散了。
在写文章写诗词对联写书法作品时，我也很注意抓住特点，突出重点，在主要的部分多着力，次要的部分适以辅之，可要可不要的一概不要。
我写文章，首先就想好这篇文章到底要想表达什么，重点在哪里，有哪些需要提及，构思好了再落笔。写书也是一样，首先列出提纲，把大框架定下，确定哪些内容要重点阐述，哪些内容只能作一般说明，反复修订后再展开写。这样，写作时就可以省去很多笔墨。文章和书都不是一下就可以写好的，初稿打出以后还要反复审视。为了使文章写得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审视时加法与减法我都用。认为不足的就加，加到合适为止。不需要的就减。如果减去觉得有缺失仍旧保留，觉得无缺失坚决减去。我的一个弟子是画画的，在同她谈对画的构图和修改时，我也这样告诉她。
两次到泉州清源山，看到老子石雕坐像，眼神深邃，两个大耳朵作半卷状，好似在聆听什么。鄙意认为这就是作者表现的重点。耳朵虽然不合通常的人体比例，但这种夸张恰到好处，正好彰显出老子的无为与睿智。在我见过的老子画像与雕像中，没有比这个令我觉得更像老子的了。这又使我进一步懂得，就艺术上讲，突出重点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写实。对关键部位的适度夸张，只要不过分，说不定还能更好地反映真实，过于实在反倒会令人觉得缺少点什么。我写诗词对联时，也注意了这一点。
一盏灯就是一的亮点。亮点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泰山并不高，但在平原上拔地而起，就成了一的亮点。云贵高原上的山峰起点都很高，但没有一座特别突出，因此似乎都没有亮点。行事能抓住重点，还不一定能产生亮点；抓不住重点，绝不能产生亮点。不管哪一方面，只要有一个突出成果，一个对文化传承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成果，就有一个亮点，只是成果有大小，亮点也有大小而已。成果越大越有特色越突出，亮点自然也越大。亮点越大，亮光所到达的地方就越远，看见的人就越多，产生的效用就越大。几十年时间，有的人可能一个亮点也不会产生，有的人可能只有一个亮点，有的人可能不止一个亮点。哪怕只产生一个亮点，也是一个成果。至于能有几个亮点，亮点能有多大，亮光能到达多远，就要看自己努力的程度与采用的方式方法了。
九.嫁接与创新
大学期间，听过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一次讲座，三段时间加起来整整12小时，内容非常丰富。现在还记得的是他的“再创造”理论。他说，《红楼梦》许多人都看过。但是其中的人物比如凤姐，在看过的人心中，对其形象的理解与曹雪芹心中的凤姐有相同之处也不尽相同，读过这部书的人各人的理解也有差异。每一个人与曹雪芹与其他读者之间的不同理解，都是对曹雪芹笔下这个人物的再创造。这个“再创造”似乎有点“创新”的意思，但只是因为各人的经历与修养不同而导致的，与有意识的“创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初中的植物学课上，学过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的嫁接理论。米丘林在梨树上嫁接苹果枝，成活以后结出了一种新的果实，既有梨的味道，又有苹果的味道，被称为梨苹果。梨苹果就可以说是创新的成果了。
当时我并没有也不可能去思考嫁接产生梨苹果同文学艺术有什么关系，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入书法研究与创作，才慢慢意识到嫁接的原理对书法的学习、创作与创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先谈学习书法。我在书法学习过程中，总是首先法于一体再学习或者嫁接相近书体的或相近书体的某些元素。学习章草以前我主要学习隶书。在学《张迁碑》和《爨宝子碑》时先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将碑帖上的字一一剪下，重新按笔画编排，同一个字都集中在一起；又将每个字的偏旁剪开，重新按笔画编排，同一个偏旁亦集中在一起。根据我的体会，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剪贴的过程中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帖上的字有所熟悉。二是通常的帖超过500字的都很少，而国家公布的常用字至少有3500个，单靠帖上的字在书法创作中远远不够用。通过对帖上每个字及其偏旁的剪贴与编排，帖上没有的字，先查字典看有没有通假字，如果帖上有查出的通假字就用通假字，如果没有就用剪贴的偏旁进行组合以产生所需要的字，然后再作整体书写。三是所用之字或者偏旁，帖上有无，查检方便。
再谈创作。我的隶书，自学习以来，一直在不停地改变。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加速向汉碑靠拢。在这个过程中，即以《张迁碑》而言，我首先对帖中一些字的笔画安排方式作适当改变使其更加科学。比如“”字，下面一横拉长写成波笔后，其下左边一撇右边一捺都伸不出来，整个字就显得不稳。这个字我就将拉长的波笔缩短让撇捺向两边延伸。接着又将其他一些隶书碑帖特别是风格近似的碑帖比如《肥致碑》《西狭颂》《衡方碑》甚至《爨宝子》中可用的字参合进来，再写成作品，于是才有而今的样子。这个样子，已经没有多少《张迁碑》的面目了。章草的长进比较明显。由于我们编纂的《章草大典》主要以传帖章草为主，很长时间我写章草都是以传帖为范本，即使掺有一点简牍章草，分量都不大，所以我的章草多是传帖章草的格局。在《章草大典》中我编了几个表，花了不少力气，单是《相同的偏旁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偏旁相同的写法》这两个表，就编了我将近一年。其所以编这些表，主要也是为了方便学习与创作。这也是《章草大典》与其他章草字典的不同之处。在编这些表的过程中，我对章草的认识更深了，理解也更全面。大典中缺少的字，由于有这两个表，组合起来容易，变化也多。两三年来，自觉简牍章草不仅是传帖章草的源头，也是章草不可或缺的一大板块，于是决定编纂《简牍章草字汇》。在编纂《简牍章草字汇》的过程中，我写章草书法作品有意将简牍章草掺进去，不仅使作品显得更加古朴灵动，而且新的面目也出现了。
三四十年来书坛“创新”之声不断。许多所谓“创新”都是在抛开传统的情况下进行的。过去我在谈创新时，就指出其实这不叫创新，只是凭自己的想象随意涂抹而已。我说何绍基最初走的是颜真卿的路，他早期的作品甚至可以与颜真卿乱真。后来通过不断吸取其他相关作品的长处，不断掺入，不断积累，不断感悟，才形成后来的“何体”。这也有点像米丘林的嫁接。看来嫁接是创新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除了书法以外，其他方面可能亦有适用之处。
附带说一点，古人画中国画，如果画山水，画活动场景，画花鸟虫鱼，远小近大这一点，基本上是遵守的。但是有些人画建筑物常常就反过来了，这就有点不合事理。而西洋画很注意透视，远小近大这一点，油画也好，水彩画也好，都严格遵守。西洋画传入中国后，有些画家画中国建筑，亦将透视原理引入画中，使构图更加合理。对老式中国画法而言，应当说这也是一种创新。
十.找捷径使我快速完成第一篇学术论文
所谓捷径，绝不是投机与伪诈，而是简单可行的方法。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中文系是五年制。1965年是我们的毕业之年。因为已安排我们下乡搞一段“四清”，1964年上期就要求我们提前写一篇论文。又因为未到毕业时间，当时叫做“学年论文”。 1965年我们没有再写论文，其实就是毕业论文。
我的选题在文字学范围，具体的对象是《说文解字》。教《文字学》的老师是裘锡圭先生。我找裘老师要题目，裘老师说：“没有。你把《说文解字》搞熟一点再来找我。”“搞熟一点”是个模糊概念。怎样才算“搞熟一点”呢，心里完全没有谱。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如果《说文解字》中的九千多字我都能默写下来，算不算“搞熟一点”呢，应该算吧？但字有这么多，时间又只有三个多月，既要上课，又要记下这么多字，还要完成论文的写作，行吗？我从旧书摊上特地买来一本《说文解字》，才翻到部首，眼睛就一亮：“有了。书中的字不都是由部首组成的吗？如果先将540个部首记下来，再逐字拼组，能够完全拼组出的字，就不需要记了。不能完全拼组出的字，再记，相信这样的字不会太多。”想到这个办法，心里很高兴。当天晚上就开始工作。通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拼组工作终于完成。在拼组过程中我准备了一个本子，凡是拼组不出的字，就记在本子上。《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占整个字的百分之九十几，其余可以忽略不计。形声字有结构完整的和结构不完整的两种。结构不完整的又分为省形和省声两类。表意部分有所省略的字我叫它省形字。表音部分有所省略的字我叫它省声字。通过筛选，省形字好像有将近500个，省声字好像有200多个。这里说“好像”，是因为事隔50多年，记不确实了。总之省形字要比省声字多出许多。字多等于资料多，我就选省形字来写。我将省形字按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后，写出了一个提纲，就去找裘老师。“搞熟一点了吗？”老师问。我说：“我将《说文解字》中的字都默写下来了，不知算不算搞熟一点了。请老师测试。”老师一连问我好几个字，我都没有写错。老师又问：“发现题目了吗？”我说：“我发现省形字和省声字都可以写，省形字比较多，我想写省形字。”我把作出的提纲递给老师。老师看了看说：“就写这个内容吧。”老师讲了应注意的问题，我就离开了。我夜以继日查考每个字的资料，终于写下了《说文解字中的省形字问题》这篇论文。
期末，学校要举办一次全校性的优秀论文展，要求中文系选两篇参加。没想到我这篇论文被选上了。
我这篇论文当时没有留底稿。即使留了底稿，文革中亦保存不下来。两年前我请留在北大的同学帮我寻找。他找了中文系和学校的档案部门，都没有找到。我感到非常遗憾。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溪口参加一个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中午，举办一次例行宴会。我所在的桌上有两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宴会刚开始，其中一位拿起酒杯说：“会议就要圆满结束了，今天大家高兴，我们就多喝几杯怎么样？你们谁来？”言下之意，是要赛一赛酒。我们桌上大陆除我之外还有一位喝白酒的。那位先生听说要“多喝几杯”，马上声明：“对不起，我只能喝这一小杯。”于是大陆便剩下我一个人。从那位台湾学者的口气看是颇有底气的。我当时也有酒量，但对方的酒量到底有多大我不清楚。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怎样才能不被喝倒呢？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把酒冲淡，可能会有所缓冲。我身后就是放饮料的地方。一看有山楂汁，便顺手拿了两瓶，开好放在桌边。于是说：“既然这位老兄有热情，我就奉陪吧。”白酒是对方选的，好像是52度的高粱酒。作为东道，我先敬他们两位，他们亦回敬了我。他们喝一口白酒，我也喝一口，但接着我又喝一口山楂汁，每个轮回都是如此。六钱的杯子一连喝了二十几杯，最后两位都倒下了，我没有倒。2004年我应邀到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讲学，为我饯行的酒席即将开始，那位提出“多喝几杯”的老兄也来了。进门就说：“余教授，我是你的手下败将，今天特来为你送行。”我认不出这位先生是谁，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补充说：“溪口喝酒不记得啦？”我“喔”了一声，赶紧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说：“在溪口实在是承让了！”桌上虽然又喝了酒，但都有所节制，尽欢而散，谁也没有醉。
看来不只是做学问才需要找简单可行的方法吧？
十一 .笨鸟先飞
记得上初中以后，开了音乐课。教音乐的是胡世伟老师。她从乐理从简谱一直教到五线谱，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一出出的“样板戏”不需要别人教，看到戏谱我就能唱。弹风琴要求不太高，那是每个学生都要过关的。学校经常开展娱乐活动，配合唱歌的乐器有好几种，其中有一种是二胡。其实刘天华和阿炳的曲子很流行，比如《二泉映月》《空山鸟语》《病中吟》还有《金蛇狂舞》等等，老师中就有好几位可以演奏。我也很想学，所以一听到老师演奏，就跟着哼。久而久之都能哼出来。看着同学中有二胡的，心里亦很羡慕。但是本人衣着都成问题，自然没有钱买。又不好意思向同学借用，于是下决心自己作二胡。暑假回到家里便着手进行。我家附近竹林多，竹子的种类有十几种，找竹筒竹竿很容易，只是搞蹦竹筒的蛇皮要费点事。有一天我终于在小溪边打了一条菜花蛇，约一米长。剥皮晾干后，就把二胡做成了。校了音，拉了两个曲子，虽然音还不是很标准，也还过得去。就用这把二胡，一段时间我一有空就拉，拉出了十几个曲子，心里也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庆幸。
大学期间，吉常宏老师教我们的古典文学。有一次上课，他给我们讲了清代大学者阎若璩的故事。他说，阎若璩小时候显得很笨拙，反应非常慢。同样是背书，别的小孩读几遍就背下来了，他读十几遍还背不下。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坚持不懈，有一种诚心和毅力。一篇课文，几遍背不下来，他就十几遍二十遍地背，不背下来决不罢休。由于天天如此，背下的文章越来越多，头脑也逐渐开化。成长起来以后，正值考据之风盛行。他用了28年时间，从文风、用语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考证对比分析，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一书，说明《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这个结论被学界视为“不刊之论”，阎若璩本人也被称为“清朝汉学第一人”。
尽管而今有些学者企图推翻阎若璩的结论，但是还没有人能够撼动它。
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是：人不怕笨，就怕不努力。只要努力，只要坚持不懈，笨鸟完全可能先飞。
我小时候背书似乎没有阎若璩那么费力。但是时代不同了，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自知既没有阎若璩那样的根基，也很难取得阎若璩那样的成就。不过我还是想做点学问，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仅仅作为一种爱好亦可以。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下面一所学校作教师培训工作时选我当校长，组织部门一再动员我出任，我都坚决谢绝了。
几十年如一日，我就一直教书、研究与创作，乐在其中。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亦得到不少收获。
至今我还没有忘记那把二胡，没有忘记阎若璩。碰到疑难不好解决时，我常想起那把二胡，想起阎若璩。二胡和阎若璩还在推动着我。
十二.读书与行路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两句诗，从初中语文老师的口中就得知了。
学习，研究，写作，自然都要读书，本人不仅一直在努力读书，而且边读书边研究。大学期间，我就一边学习各门功课，一边将各种诗体从最早的《击壤歌》开始进行系统阅读。不仅阅读，而且对每一种诗体的来历、特点与写作要求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阅读探讨之后，还仿写二至三首，以检验自己的把握程度。从四言、五言、杂言、七言，五律、七律、排律、古风、新诗，到诸多词牌、曲牌，以及赋中的古赋、骚赋、汉赋、骈赋、文赋，等等，分门别类，都做了这个工作。对联当时只读了《楹联丛话》，没有深入研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也补上了这一课。不仅对对联本身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出版了几百万字的书籍，为了使人们在对联创作中更好地使用虚词，还编写了《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这些不仅补充了学习的功课，也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进一步夯实了基础。八十年代以来，我出版和出品的书籍已有三十余部。我深深感到这一点：不认真读书，不深入研究，是写不出来的。我对入室弟子提出了一个要求，在五年内要背诵一百首诗、一百首词、一百首曲、一百副对联，一百篇古文，目的也是想使他们在创作上有一定的文学基础。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丘壑，指山水。内营，即在其中结构。鄄，读如卷。鄄乃山东鄄城，鄂乃湖北鄂城。因两城山水都很美，鄄鄂在此便代指美丽的山水佳作。在先贤们的心里，光读书还不行，还要行路，而且书要破万卷，路亦要行万里。读万卷书可以打下坚实的创作基础，不言而喻；行万里路则是为了从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中不断获取新的创作源泉。
几十年来，自信书是读了不少，至于是否“破万卷”，不敢说，因为自觉“下笔”还没有达到“有神”的地步。万里路是肯定行过了的。海外去过一些地方不说，即以国内而言，除西藏因高原反应未去而外，每个省与直辖市都去过了。许多地方还不止去过一次两次。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感悟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就喜欢动笔写下来。由于基础还算好，无论是诗词对联，写起来都比较快。到哪里去我都是走一路写一路。写家乡叙永的作品130多件，集成《叙永——我心中的歌》一书。写四川的作品约200件，选一部分集成《难忘四川》一书。写湖南的作品有600余件，选一部分集成《题咏湖南》一书，浙江、河南均有专集出品。到去年为止，已写对联约1400副，诗词曲赋记约700首（篇）。2018年选出约一半定名《余德泉诗联自选集》（诗一册联一册）出版。可以说没有行万里路对自然对社会的感悟，绝不会写出这么多作品。我一些论著的资料，也是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深入考察得来的。非汉语汉字对联研究的几篇论文能够写出来，就是到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和越南深入考察的结果。
下面略引几副（首）诗联作品，可以看出我在考察过程中的心得。
在乌鲁木齐吃马肉，下箸之际，忽疑盘中是否千里马，写《七绝》一首：
边庭无事国疆安，千里能驰亦枉然。
枥下未曾逢伯乐，于今只作碗中餐。
到新化大熊山，见鲜花满山无人观看，又写《七绝》一首：
千丛芳艳碧山开，独对云溪岂自哀。
忍问人寰好色者，缘何不到此间来？
到常平关帝庙，想关羽亦非完人，只是被尊为关帝之后，过失便无人在意了，作《七律》一首：
国中庙祀有谁俦，为敬先生德似丘。
情重桃园铭结义，心酬汉室认封侯。
单刀气凛江南岸，温酒威提上将头。
禹域八方尊圣帝，何人再问失荆州？
到少林寺，见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作《七言排律》一首：
云边钟鼓月边僧，古寺乾坤播盛名。
少室山存宗祖洞，功房棍陷十三坑。
丛林百塔昭师德，梵院千碑耀佛星。
听罢经钟听棒喝，点完香烛点禅灯。
游人陆海频来去，初地哄嘈失静宁。
未识比丘心定否，眼前满是色和声。
到王铎故里观赏壁上书画并购得手稿拓本两册，作《咏王铎书法二十韵》古风一首：
觉斯先生天下才，诗书画印境宏开。
诗作已逾二万首，书法更上九重台。
绘画略掺西洋法，印从秦汉上新阶。
涨墨连绵夥长卷，大作早越中华界。
先贤虽有一笔书，零星数字不足念。
千丈悬空天垂纸，登峰落笔无羁限。
长椽泼墨顿成云，涨枯浓淡瞬时变。
字同滚石响天雷，地裂山崩走若电。
墨池日日起鲲鹏，势幻无穷开生面。
人言笔力能扛鼎，奇异雄浑看不厌。
诗文手稿浑脱俗，频钩漫改从其欲。
张弛点线尽传情，远观近审皆磅礴。
忽似狂雪扫悬崖，忽如奔水下深谷。
跌宕纵横天地间，酣畅淋漓襟开豁。
一气呵行十万里，狂飚落处天人合。
书惊天地泣鬼神，右军以降复何人。
小子有缘观神笔，会心不禁出歌吟。
高艺煌煌识者慕，一函争购掷千金。
弟子于今遍九域，门墙何虑不传薪。
炎黄文化长不朽，万代龙人仰孟津。
第一次到湘西凤凰游览，友人宴请于沱江边一酒楼之上，可观远近风光。宴罢，作《八声甘州·初到凤凰城》词一首：
喜边城市井恁繁华，气象日千千。访宝箴宏第，希龄旧馆，浮想联翩。叹抚从文巨帙，百感集心田。已近遐昌阁，画舫谁先？ 伴友江楼畅饮，任三巡酒满，风雨桥边。讶灯悬两岸，红映夕阳天。问苗墙、雄姿安在，正山隅、望处起岚烟。依稀听、捣衣声点，递落樽前。”
到壶口瀑布游览，见其气势，作《临江仙·壶口瀑布》词一首：
到此群山张两翼，何人剑劈高台？狂腾巨浪下重岩。水挟雷烟出，万里去无回。 造化神功时叹绝，于今又撼胸怀。英雄壮气励吾侪。前程荆棘路，勇毅即能开。
对联选三副。其一为题长沙某汤圆店联：
雄心吞日月；醒眼看沉浮。
其二为题陕西韩城司马迁墓联：
峻岭托祠陵，面水倚天，古道高崖存毅魄；
名山传著作，开宗立极，文心史笔仰人寰。
其三为题宁波东钱湖联：
登岭看一镜平澄，乾坤倒映。烟波浩渺，福陀丘壑交辉；草木丰荫，塘堰兰梅递艳。瓜屿雁芦汀翔集，灵山台塔影横斜，借云龙揽渔火明湾，仙枰记石，晓钟逸韵，虹彩落桥。因随闻绿柳鹃鸣，老街人攘。春郁随轻车出入，秋阑驾小艇来回。休有负西子风光，太湖气魄。
溯史察千年过往，今古遗留。蔓野初耕，稻菽芳弥是域；徐君潜隐，义仁续葆常情。陶公矶钓迹长昭，太白里鲍陵不灭。承陆令思荆公理水，史浩怜才，郑燮宽襟，金华拍案。并频叹宋雕园列，进士村群。虔诚访唐刹亭碑，仰瞻拜岳王祠庙。最难忘先贤大德，灵祖高怀。
这些作品皆为考察游览途中所作，好歹如何，本人不敢自是，道友一看便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外出行路，或者说行路不到这些地方，只靠在房里冥思苦想是肯定写不出来的。
十三.功到自然成
中学时读过欧阳修的《卖油翁》。作释文如下：
康肃公陈尧咨善于射箭，世上没有第二人可比，他因此也很自夸。一次他在花园中射箭，有个卖油的老头放下担子，站在那里斜着眼睛看，很久没有离开。老头看他射十箭中了八九箭，只微微点头。陈尧咨问：“你也懂射箭？我的箭法不是很高明吗？”老翁说：“没有别的诀窍，不过手法熟练而已。”陈尧咨愤愤地说：“你怎敢轻视我射箭的本领！”老翁说：“凭我倒油的经验就知道这个原因。”于是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再在口上盖一枚铜钱，慢慢用油杓子舀油注入葫芦。油从钱孔注入而钱没有沾上。于是说：“我也没有别的诀窍，只不过手法熟练而已。”陈尧咨笑着将他送走。这与庄子所讲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故事有什么区别呢？
古人云：“熟能生巧。”读了这篇课文，我就感到不论什么技艺，都是练出来的。要想生巧，首先必须熟练。射箭、倒油如此，画画、作诗、写文章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当时学校里没有《庄子》这本书，就没有借来看。
大学一年级，正好《古代汉语》课本中有《庖丁解牛》，出自《庄子》的“养生主”。作释文如下：
有个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杀牛，手触到、肩挨到、脚踩到、膝盖顶到的地方，都发出皮骨脱离的声响，进刀时更豁豁的，无不合乎音律，居然同《桑林》、《经首》两首乐曲伴奏舞蹈的节奏合拍。梁惠王说：“嘻！好啊！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个程度呢？”丁放下刀回答说：“臣下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已经超过了对杀牛技术的追求。开始杀牛时，看到的是整头牛。三年之后，就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现在杀牛，臣下只用精神去接触，而不再用眼睛去看，就是让神智代替感官去操作。顺着牛的肌理，劈开筋骨间的大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依着牛体本来的结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肌肉附骨和肌肉聚结的地方，更何况腿部的大骨呢？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去砍骨头。臣下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有空隙，刀刃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插入骨节的空隙，一定宽绰而有余地，因此用了十九年刀刃还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尽管如此，每当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我见那里难以下刀，就特别警慎小心，将目光集中，动作放慢。刀轻轻走动，哗啦一声骨肉已经分离，就象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
读了这一篇，见庖丁不但技艺熟练，而且注意摸索事物本身具有的规律并按规律进行操作，这比单纯的经验又前进了一步。感悟到这一点，我又联想到《卖油翁》一文同时提到的《轮扁斫轮》。于是又查《庄子》。在“天道”中，找到了《轮扁斫轮》的叙述。作释文如下：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制车轮，放下锤子凿子走上来，对齐桓公说：“冒昧地问一下，您所读的是什么书呢？”齐桓公回答说：“圣人的书。”轮扁又问：“那圣人还活着吗？”齐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齐桓公说：“我读书，你一个做车轮的怎么能妄加议论呢？要是能说出道理来还可以饶恕，说不出道理来你就得死。”轮扁说：“我从做车轮看出这个道理。砍制车轮，卯眼砍宽了就松而不牢，砍窄了就滞而不进，不宽不窄，出于手而合于心，这种火候口虽然说不出来，但有经验在里面。我不能把这个经验明白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就不能从我这里学到，因此将近七十岁了我还在砍制车轮。古人同那些不能传授的东西都一起消失了，那么您所读的书，不就是古人的糟粕了吗？”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有些东西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而要意会必须通过自己去体验，去感悟。如果自己不去体验，不去感悟，即使有卖油翁、庖丁、轮扁这样的好的老师传授，也领会不了。
从《古代汉语》课本《庄子》部分我又读到的“运斤成风”，出自“徐无鬼”。作释文如下：
庄子给亲友送葬，经过惠子的墓地。回头对跟随的人说：“郢地有人鼻尖上沾了一点白泥，像苍绳翅膀一样薄。让一个叫石的匠人帮他削掉。匠人挥动斧子，快得像一阵风，一下就把白泥完全削去了，鼻子还没有损伤。郢人站在哪里，面不改色。宋元君听了这件事，把匠人找来说：‘你再给我削一下试试。’匠人石说：‘我的确为人削掉过鼻子上的白泥。尽管这样，我的那个搭档已去世很久，无法再试了。’自从惠子死了以后，我也没有搭档了，没有可以同他掏心说话的人了。”
读了这一篇，有两个感受。一个是使我想到鲁迅送瞿秋白的一个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正因知己一个也难找，所以鲁迅才有“足矣”的慨叹。我就碰到有些一段时间对我很热情的人，其实都是想利用我对朋友很难怀疑这个弱点使我上当。另一个就是对艺术的认识。术指技能和方法。艺亦可指技能和方法，还指准则与极限，这里指出神入化的地步。初学则术多于艺。随着经验的取得，规律的把握，艺之含量会不断增加，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就越来越高。从卖油翁到庖丁到轮扁，尽管主要都还停留在经验即“术”的阶段，但已不能说完全没有艺的成分。庖丁之术更高一筹，已知道去把握事物的规律，“艺”的成分比术的成分自然更多，但见到难下刀的地方，还不得不特别警慎小心，将目光集中，动作放慢，说明还没有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出神入化的境界。我心中的“艺”其最高境界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中和的境界，自然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术化为艺，术艺不分，完全混一，境界都极高。匠石运斤斫垩，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而要达到这个境界，不但要有极强的感悟能力，还要长期努力。古人云：“功到自然成。”此话有两解。一是说功夫到了一定的地步自然就会成功，一是说功夫要到自然的地步才能算成功。通常指前一说，但后一说认识更高。本人对文化艺术的追求一直不敢松懈，就是总觉得自己的“功”还不到。
作家风采
（余教授向他的尊师叙永一中老校长刘雨渔先生赠书法“寿”字祝寿。）
余德泉，1941年生，四川叙永县大石敦梓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中南大学教授，中南大学楹联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湘江书画院院长，中南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领衔导师，我国首位对联学研究生导师，中国楹联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湖南省第八届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民盟湖南省委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兼湖南民盟书画院院长，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兼书法艺术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楹联家协会名誉主席。
主要著作有《语文四品》《笑话里外观》《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诗律、词律、曲律和联律》(《古代汉语》中的四章)《对联纵横谈》《中国长联三百三》《天下名联》《对联通》《对联格律 对联谱》《得月斋联稿》《余教授教对联》《古今绝妙对联汇赏》《古今茶文化对联观止》《余德泉诗联新稿》《余德泉对联文论》《简明书法教程》《章草大典》《章草传帖》《章草论语》《余德泉章草论语》《余德泉书自撰作品集》和《余德泉诗联书法新集》《中华对联通论》等。主编有《书法通》《清十大名家对联集》《湖南楹联》等几十部。
其理论成果和学术活动多具有开拓性意义。长于章草、隶书、行书、帛书、楚简等多种书体。先后十多次在长沙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其中一次展出用八个民族九种文字书写的对联。曾应邀到台湾淡江大学、澳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讲授楹联与书法。2007年获中国楹联学会首届梁章钜奖第一名。因其长期从事对联理论研究、对联创作等相关工作，并为我国对联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被称为中国当代对联学泰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