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 的 知 青 岁 月
一上山下乡的兴起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也快速增加。到一九五五年增加了近亿的人口，全国就业压力大增。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讲的话绝不是凭空而说。据调查，当时农村文盲半文盲很多，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农村缺乏大量的保管，会计，出纳等人员，大约300万以上。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
“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
这是党和政府在文件中第一次向全国提出“知识青年”和“下乡上山”。
这也就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始。
从1962年开始周恩来总理全面主持全国的上山下乡工作，一直到1967年。
直接主抓上山下乡工作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他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组长。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
上山下乡的具体工作归口于各地、市、县劳动局。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上山下乡政策是自觉自愿，到农村去劳动生活一辈子。并不是后来的强迫命令，哭哭啼啼。
当时传媒不发达，没有全国性的大宣传，只有报纸上和电台上的新闻报导。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潮流和运动。也是“下乡上山” 工作起步试验阶段。所以知道这事的人和参与这事人不多。
我记得新乡地区当时只有汲县小双青年队，修武方庄青年队。两个知青点试点。
我就是在这个时期上山下乡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很容易被人看成自找苦吃的另类。
二 自愿上山下乡
1961年到1964年我在新乡十中上初中。
那时候，全国已经有多名城市知识青年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他们代表人物有：董加耕、邢燕子，候隽、吕兰玉等。都是那个时代优秀代表，报纸，电台不断地宣传他们，毛主席不仅亲自接见他们还请他们吃饭。
当时新乡十中也大力的宣讲这些优秀青年。还特地把当时在新乡农科所工作的蓝家碧请到我们学校作报告。蓝家碧毕业后，落户市郊丰乐里村，成为新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最早的先进典型。
我的思想受此影响不小。再加上我人生中的几次波折，导致我自愿走上上山下乡之路。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波折出现在1964年我考高中时。
当时我父母和我商量说，由于我们出身不好，家庭成份地主，怕考上高中，再考大学时政审通不过，不如现在就考技校，早点出来工作，也能减轻家庭负担。所以父母劝我考技校。
我很不同意，因为当时人们都看不起考技校的人。但在父母再三教导和压力下，我不得已同意考技校。
当时新乡有名的是航空技校。但父母怕这个技校是航空保密单位，政审严，通不过。查遍了所有报考的技校名单，最后我父亲为我选了郑州水利学校。
郑州水利学校的新乡考点在新乡二中。
考试那天，我和同学们一路一起去。路上同学们听说我考郑州水利学校都很奇怪。他们说你学习那么好考郑州水利学校可惜了。我自己也觉得很没面子。就想修改报考自愿。
到二中后我一问，还可以修改报考自愿。但是去考新乡最好的高中新乡一中，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考二中了。我就把报考自愿改成报考二中。参加了考试。
考二中我没有任何问题，顺利的考上了。发了通知书后，我把通知书拿回家，父亲一看，大发雷霆。还打了我几下，但他们也无力回天，只能承认既成的事实。
从此我在家中感到有点別扭。
到二中上学后头三四个月还很好，心情高兴和同学们玩的也很快乐。
但是很快我人生第二个波折就来到了。
有一天管号队的李老师告诉我，准备培养我当仪仗队的指挥，我非常高兴。
新乡二中原来是解放前的教会学校辅育中学，解放后改为新乡二中。它留下一个庞大的仪仗队有的叫军乐团。当时我们都管它叫号队。
二中号队在新乡很有名。
每年国庆节，五一节全新乡市在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都是二中的号队做为仪仗队在主席台前演奏国歌。全市大游行的时候，又是新乡二中的号队做为仪仗队走在全市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二中的号队是当时豫北地区唯一的仪仗队，安阳，焦作都没有。他配置齐全，什么大号，圆号，拉管二十多个乐器。做为乐队指挥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听说我要被培养为乐队指挥我真是很高兴，半夜都没睡着。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直没人正式通知我。我也不好问。
有一次看到李老师，他装着没看到我，我觉得有问题了，就让我要好的同学问了一下。他说，本来李老师是选你的，可是和班主任老师一说，他说你家庭出身不好，李老师就放弃了。另选了一个同学。我真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才是我第一次深感家庭出身不好对自己是有严重影响的。第一次相信了父母的话。
于是我迅速的决定：退学，下学期再考技校不是问题，我有自信心。
记得我退学的那一天，我们班上十几个同学送了我很远很远……。
本来，我以为退学再考技校不是什么事。没想到在家中天天在父母面眼前晃来晃去，他们对我虽然冷静了许多，但是我心里还是感到有点別扭。也可能是我长期不在家，一下子天天在家不出门的缘故吧！
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住校，只有六年级在家住过一年。中学三年全住校，每周日中午回家吃一顿饭下午就回学校了，和父母的交流实在太少了。
当时我家在城里十字西大街117号姬家大院居住。
姬家大院中院这时已成为新乡市红旗区西街办事处的办公地点。
我家就住在办事处院内。我家住西楼，南楼是西街办事处办公。东楼是西街办事处主任王主任一家。
也许这就是命运使然。
就在我退学回家复习功课，准备来年考技校时，新乡市第一批动员社会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始了。
办事处院内连续热闹的开了几天大会，满院子的人，多的下不去脚。我在家复习功课，关着门都听得清清楚楚。
本来我就不想在家呆。心想，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干一翻事业也很好。于是没和父母打声招呼就报了名。
当时，我觉得这是响应党的号召是好事，没想到要和家里人商量。
记得当时新乡市劳动局万局长亲自找我谈过话，鼓励我，要我好好干，说我有志气，有前途，党会好好培养我的。
我父母亲下班回家听说后，很生气。但这时他们已经非常冷静了，知道我已长大，且脾气执拗。
父母缓和的对我说，你不想在家里，可以給你找个工作，是上山下乡？还是去工作？你好好想一想，然后你自己再选择，但要慎重。
由于我家和对门办事处王主任关系一直很好，第二天一早，王主任就把一张去铁锅社上班的调令送到了我家。这可是一般人家，绝对办不到的。（这个铁锅社后来发展成制锅厂，最后发展成为新乡市五金厂，国企改革时最早破产）
我一听铁锅社名字，就觉得是个很低下的单位，不是什么好工作。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上山下乡，因为它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号召。多光荣。
从此我踏入社会，开始了自己的曲折的人生之旅。
从大历史看我的人生选择：
第一条路：考上高中后继续上学到1967年和全国的“老三届”一样上山下乡。虽然是高中毕业下乡，由于家庭出事不好，又能怎样？
第二条路：按父母的要求考上郑州水利学校去上学。是个什么命运？
我到新乡水泥厂劳资科工作后，发现副科长丁龙臣是1964年考入郑州水利学校的。也就是说，我如果1964年考入郑州水利学校和丁科长是同届校友，说不定还同班，毕业后一块分配到新乡水泥厂工作，是大概率的。也许我就是水泥厂的命，上山下乡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要回到新乡水泥厂。
第三条路：如果我选择去铁锅社上班呢？
铁锅社最后发展为新乡市五金厂，是大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后早早就破产了，我如果在铁锅社上班，可能少受上山下乡八年的苦，但是肯定没有省属大厂新乡水泥厂有前途。下场和后果大概率是早早破产，流落在社会上。
冥冥之中，人的命运也许是上天早就按排好了的。
不管是父母的选择还是自己的选择，人生的路都要靠要自己脚去走，父母是代替不了的。
选择了就没有后悔，必须勇敢坚强的走下去。这就是人生。
三 上山下乡的日子
1 上 山
1965年4月10日，天一亮就听到大街小巷罗鼓宣天，新乡市各街道的秧歌队都上街来欢送新乡市第一批知青上山下乡。
欢送的队伍从饮马口以东排到了平原商场，我们二三十位上山下乡的青年，分坐在安置点不同的四辆大卡车上。我和我们青年组的七个人站在第一辆大卡车上，游行过后卡车就直接开往辉县上八里公社的深山村六亩地小队。出新乡市经百泉，到上八里公社。从上八里公社西北进入石门沟，顺沟边的马车路又颠颠頗頗走了快二十里才到六亩地。
一进山沟，山青水秀，碧绿的深潭水，听说一挂丝都探不到底。大家有说有笑，可高兴了。
殊不知艰苦的生活才开始了。
我们七个人一组，住在村里用条石给我们盖的一座五间大瓦房里。四男三女分开各占一间，一间灶房，两间储藏室。每个人一把锄头，一把铁锨，一把斧头。
还有一根牛皮绳。
这牛皮绳有两公分多粗细，两米长。绳头有天然树杈做成的椭圆形的环。是专门为上山砍柴，背柴用的。
六亩地是个出门就挑担，不是背就是扛的小山村。除了春种秋收，小麦玉米两季外，农闲时天天修大寨田。
这就是这个小山村一年到头的日子。
修大寨田，就是在荒山野坡上，把石头与土分开，石头磊成堤岸把土填进去趁平，种上庄稼。这活不累。
上山砍柴做饭这活不轻。
我们七个人轮流做饭，一人一天。做饭的烧柴需要自己往山上砍，往山下背，有几里路。且需要在下晌收工后。
小队留有专门的烧柴林。
队里的规矩是，你上山背柴回家烧锅做饭，上山后需要先爬到树上，砍下一大片树枝，晒着。然后你才能把地上的干树枝整理一下，捆好背下山来。
记得有一次下晌后，我砍好柴，把地上的干柴整理，捆好，背上，下山。没走多远，天就黑了。下山无路，背着七八十斤的柴，都不知道怎么下的山。当我背着柴，摸着黒，跌跌撞撞终于把柴背到家时，天已经很晚了。队里的人以为我出事了，都上山去找我了。幸亏我摸黑回到了家。
这都不是事儿。
最累的活是担水抗旱。
从河沟里担水，挑往四五里高的大山顶上抗旱。用的是木桶（当时当地就没有铁皮桶）两只水泡过的木桶，空桶就十几斤。
早上天刚亮，队长一敲钟，我们就担上木桶，下到河沟（有一二十米深）挑水上山抗旱。
挑水从河沟上来，走过一尺多宽弯弯曲曲的小路，行一二里后，开始顺着牛上山的一尺多宽的小路，一步，一步，挑着水往山上爬。
这山高有四五里，肩上的担子还不能放下休息，因为山陡，牛走的路，根本就没有平地能平稳放下两只水桶，我们只能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一直爬到山顶。
山顶有一块或两块一亩多大的玉米地。地里有一本地农妇，拿一水瓢。她把水一瓢一瓢的浇到每一棵玉米的根下。把水浇完后，我们就担着空桶往山下跑。回到青年组，就该吃午饭了。
一上午不能停，就担一挑水。
崎岖的山路，五里高的山，一上午的时间，重重的一担水……
当时我十六岁……
如果说最累的活是担水抗旱，最苦的活就是远山放羊。
小队养了五六十只山羊，一般都在远山放养，近处没有林草树木。放这五六十只羊一般都是派两个人，一个本地农民，一个插队知青，由于离庄远二十几公里以上。一般不能回家，半月轮换一回。
放羊出门时必带的装备是：八路军一样的干粮袋，斜挎着。里面是玉米面。一个文革时夸包。上有红色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夸包里是窝头和咸菜疙瘩。肩上背着一卷羊毛毡。这羊毛毡是宗黒色的，有两米长，一米宽，有一公分多厚，平时都是卷着的，扛着走。还要提一个旧铁锅。一般手里还要柱一根两三分粗，大约一米三长的棍子。老农民走在羊群的前面，我们走在羊群的后面，赶着羊群就出发了。这样的场景你很容易想象的到，就像在哪个电影，哪本书中见过似的。
老羊倌带着羊群和我到过去熟悉的放牧场地。天气好也没事，羊吃草，我们远远的看着。夏天找凉阴，春秋天找背风的地方。天黑了就找个山坳，山柺弯背风处，展开羊毛毡，放下身上的背包和干粮袋，找点山泉水，用三块石头支上锅，拣些干树枝，烧开锅煮点玉米面粥，啃着火边 烤热的窝头，就着咸菜疙瘩，就是饭了。白天的早饭午饭都一样。
这就非常好了。
就怕来了大雨，爆雨。山区的气候说它瞬息万变，一点不假。
別看现在艳阳天，日头高照，忽然从山背后漂过一片乌云，霎时间就大雨如注，但你看对面山上，依然是阳光灿烂，没下一滴雨。
这样的陡雨可苦了我们。得赶快找个平坦的高地，把羊毛毡支成个，只能钻进一个人的小窝棚，钻进去避雨。那种生活是真正的餐风宿露，天当被，地当床。
艰苦的生活不算什么，可以磨炼人的意志，但那里是老区，加上文革时期，非常岐视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我们只好转到离家较近的新乡市郊区平原公社八里营大队六小队。
2 下 乡
我是通过八里营六队队长崔景德调进八里营六队的。
我到八里营六队时，队里有三个知青：一个是崔景德外甥名叫秋生，大名记不住了。1.78的个子，比较瘦；一个叫黒胖，人如其名，比较胖，1.72的个子，黒胖的大名叫徐颜真。听名字像女的，其实很凶。他是一个新乡地区干部介绍来的。还有一个叫大眼。这货和秋生黑胖尿不到一块。秋生黒胖老欺负他。我去不久他就走了，只见过面没和他说过话，对他不熟悉。还剩我们三个人，分別住在农民家里。由于我的年龄大，又比他两个下乡早，他两个人都非常尊重我。
由于我在山区干过，到平原干活就不算什么了，最重的活就是拉平车，有的地方叫架子车。我们新乡就叫平车。主要是往地里送粪。平常基本没有累活，最多是出牲口圈里的粪，累点臭点。一般去玉米地菜地锄个草什么的，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事。我还赶过马车去新乡水泥厂拉水泥。
本来我心想到平原干活就是轻松，没想到突然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干了平原上一般人没干过的活，累了个半死。
这个活就是捣坯。当时我们新乡郊区盖房一是买砖盖房，叫砖瓦房。一是脱坯活泥盖房，叫土坯房。
脱坯活泥就是拉几车土里面撒上麦秸，用水活泥，放到木模子里，成形后取下模子晒干，就是坯了。用它来盖房。
而捣坯，不用水，把潮湿的土用重力压到一块，让它风干。別说我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过。
但这事偏偏让我給遇上了。
捣坯
那一天队长敲过钟，大家都来到大树下，等队长派活。
队长说，队里准备盖五间房，当仓库。请了个捣坯师傅，誰去給他打下手？，
好大一会没人吭，我就说：“我去”。我刚说完，队长就说：“行，你去吧”。
这时黒胖在我后腰上轻轻捣了一下，我也没在意。就跟捣坯师傅走了。
捣坯师傅要我带上抓钩，铁锨两件工具，跟着他走了很远。来到一片空白的红土地，前几天刚下过雨，现在正好不干不湿。
他就坐那抽着烟，指挥我用抓钩筑松了一片红土地。然后他告诉我，怎么样支木模框子，怎么样打开木模子，把捣好的坯摆摞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摆才通风好，干的快。
我休息不到三分钟，他就说：“快干活吧”。
我摆好木模子，往里铲满土，他双手拿着七八斤重的，园尖顶的石夯往下扎八下，土坯上就出现四个并排两行的坑，我就迅速取下模子，搬起一二十斤重的土坯，放到六七米远的地方摆摞好。然后就回过头来，重复同样的工作：支木模子、铲土、打开木模子、搬坯、摞坯。
我就这样一直不停地，紧张地，重复地工作。中间筑松的土用完了，还要用抓钩再猛刨一阵地。这时他可以休息一会，而我没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累，真的要累死了，这样连续工作三个多小时，到下晌回到家，往床上一躺，饭都不想吃了。
后来黒胖对我说：“这活没人干，可累了。你没看队长说话半天没人应吗？这是累死人的活。就你好撑能！”
我只好说：“我刚来，不表现表现，也对不起老崔队长啊”。
就这样我咬牙坚持了四十五天，每天捣坯800多块 ，一个半月捣坯40000多块。完成了盖五间房所需土坯的任务。
第二年四月份，农忙前，小队在办公室旁边盖了五间仓库，我捣的土坯还没有用完，还剩余百来块。
当上了司务长
由于我干活不错，小队社员都知道新来的学生小仇能干，老崔队长脸上也有光，经常给我派轻活。比如常让我去菜地干活，经常派我去看水泵，浇地这些活。
这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上山下乡行成了一股全国性潮流。这时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是你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新乡市也不例外。
1968年队里又来了36个下乡知识青年。连我们这三个老学生，就有39个人了。
队委会决定成立一个食堂，让学生自己做饭吃。
队里腾出两间房。经队委会研究，指定我当司务长。派一个农民当大师傅。再让知青中出一个人帮伙。一共三个人。
两间厨房，一间是锅灶，一间是一个大案板。这案板有一张床大。横着正中墙上有一个洞，和面时杆面仗就伸进洞里，手按着另一头往下压面，和面。
这事一般都是大师傅的活，偶尔他有事不在我也能压面、和面、杆面条。我最多的一次杆过十七斤面的面条。
我还印制了粮票和菜金。
一开始食堂办的很不错，很红火。学生们一致好评，味道，卫生，价格大家都满意。大队另外五个小队的知青们经常到我们的食堂来买饭吃。
比如，有几次包包子，很受大家的欢迎。其实就是平常的罗卜粉条馅包子。不过就是按我家的做法，放进了点的虾皮，又买了点大油，让大师傅炼了炼放到包子里，农民和大队其他小队的学生都跑来买着吃，这哪够啊？意见就多起来了。
特别是男学生都对平均发粮票不满意。都想多吃点。要不就天天喊不够吃，肚子饿，不干活，我也没办法，队里也没办法。我干了两年就不干了，老崔队长说，你去看菜地吧！别和他们生闲气了。
这次我是常住菜地了。
几十亩菜地有两间土坯房。在菜地我自己做饭自己吃，晚上也一个人住在菜地。一直干到我支工参加工作到水泥厂。有近二年时间。
我不干司务长以后，不到四个月时间，六小队的学生食堂就散了。学生们各自自己找饭吃，找不到饭吃的就回家。
当年知青小毛病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的知青岁月有苦，有累，也有快乐。有调皮捣蛋，也干过坏事。
在干食堂事务长时有两件事不能忘。虽不是好事，但是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知青们干的这些事大家是能够谅解的。就是大队知道了，也就是批评批评。只不过自己的名声不好罢了。
偷鸡
一天，很晚了快11点了吧，黒胖突然回来了。我想他回家一个多月了，怎么突然半夜回来了呢？
他来到我的住处，小声的说：“开开厨房的门，咱们炖鸡吃”。说着，他让我看了看大衣里裹着一只大公鸡。我一看心里就明白了。
我明知故问：“你买的？”他说：“你问这干嘛？你只管吃就是了。把秋生也叫来，这么大的鸡咱两个人吃，就太不够朋友了。”
我也有个把月没开荤了，就把已睡的秋生叫起来，悄悄地来伙房，把鸡剥了剥，炖了，三个人美美的大吃一顿。
吃过后，秋生一声不吭，把鸡毛，内脏，鸡骨用报纸包了包，拿了把铁锹走到很远的地方埋了。看他们这架势，我就知道他们这不是第一次。
杀狗
有一天，黑胖说，秋生今天晚上有事，叫我在屋里等他。
等到晚上九点多，我看他们还没来，我就到秋生住的屋里去找他，进屋一看，秋生正在剥一条狗，我看这狗最大一岁。秋生看来很熟练，剝狗皮从头上开始，再剥四肢，最后开膛破肚。
一条小狗的肉最多四五斤。黒胖叫我找个盆，我说：盆都在伙房，就用你这洗脸盆算了，还讲究个啥？反正到伙房还得洗。黑胖去拿洗脸盆端狗肉，我去伙房开门。秋生说，你们先去炖吧，我把痕迹消灭掉，这屋弄得也太脏了。（现在想起来真可笑，好像自己真是特工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美美的吃了一顿狗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狗肉。才知道，狗肉真香啊。
打群架
一年秋天，十月底的样子，吃晚饭时秋生说：今天丁古城演电影，咱们去看电影吧！黒胖同意，我可有可无。因为一般电影我全都看过。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说：行，夜晚太冷，咱得穿上大衣去！
天刚黒我们就往丁古城走，丁古城离八里营不远，也就一二里地，一会就到。
电影在一个大广场上演，两根杆子上架着宽大的银幕，旁边是很大的一片棉花地。棉花棵到大腿深。
不知道是为什么，天很晚了，还没有开演，有人就起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听黑胖和丁古城的人吵起来了。
丁古城的人说：“你们八里营的人来丁古城耍什么威风？”
就听黒胖说：“你是不是看你们丁古城人多势众？”
这时就听有人说：要打出去打，別影响看电影。
就听黑胖说：“打就打，爷还怕你？”黑胖说着把大衣脱了给我说：“給我拿着”。这时秋生也把大衣脱了让我拿着。我说：
“他们人太多，你们只能打跑，边跑边打，千万不能让他们围住，一围住你两个人就完了。”
这时丁古城人围上来，黒胖，秋生两人个子不低，明显比丁故城人个子高，在棉花棵很高的地里打，他两不吃亏。
他两抽出皮带抡开了打，边打边跑。我抱着两件大衣紧跟他们。跟着跟着就跟不上他们了，一会他们就不见影了。
过了一会，只见丁古城的人陆陆续续回来看电影，见不到黒胖和秋生。我就大声地喊他们的名字，有丁古城的人说被打跑了，有人说好像有个人被打翻了。我就开始找，棉花地太大了。最后秋生没找到，黑胖也没有找到。我想只有回去叫人。
谁知道到家一看他们早回来了。秋生没一点事，还对着我笑呢！，黒胖是打到棉花地最边边有个大下坡，黑胖没注意滑了下去，这离演电影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丁古城的人也没有再追。黒胖胳膊上划有伤口，到卫生站包扎了一下。就没事了。
上山下乡八年的生活，锻炼了我，教育了我。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让我永生难忘。
作者简介：
仇永安，男，1948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后移居河南省新乡市。2008年定居北京市。
1965年4月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1972年参加工作至新乡水泥厂。
历任矿山运输工、车间统计员、劳资员、劳资科科员、厂经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厂企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退休。
爱好养花、摄影、书法，图书收藏，酷爱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有独特见解。
🍃🍃🍃🍃🍃🍃🍃🍃🍃🍃🍃🍃🍃🍃🍃
纸刊《白鹭文刊》投稿邮箱：
bailu6698@163.com
942251831@qq.com
纸刊订阅微信:mengjian20002012
征稿体裁：现代诗、散文诗、散文、诗歌评论、古诗词赋、报告文学、闪小说、中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