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西河桥头的中药铺子看一个老中医，听说，那些又苦又黑的药汤，可以冲洗我身体的罪恶。排队的人很多，医生的助理禁止看病的人群说话和玩手机。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安静得只有医生口罩上面的两只眼睛是动词，他用探询的眼光，通过脉搏和心跳打量着这些病了的人。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手里捧着一本英文版的《老人与海》，我的目光停留在她的头发上，衣服上，眼镜上，书本上。有的病人来自远方，在医生的问询下冒出异乡的口音。在疾病的面前，每个人都像个听话的孩子。那些写着药材名字的抽屉，在一杆小秤的称量中，一开一合。

陈皮、知母、灵芝、佩兰、丁香、八角、川芎、佛手、紫苏、女贞子，每一种药名都像是有话要说的淑女，她们从遥远的《诗经》里走来。以粉末坚果和断枝残叶的形态，被安放在一个个抽屉里，散发出不同的气味。诗一样的气味，让人很难与种种疾病相联系。西医里，来苏水的味道，很容易把人的思绪切换到麻醉后的手术刀上。我的眼睛被一种叫“独活”的药材吸附，如此孤傲的中药，它应该会与什么样的疾病相联系呢。好奇心促使着我靠近它。医生说，别影响其他病人，你需要安静，静静地呼吸，静静地听听自己的心跳。为了让我安心，他说，若是你对它有兴趣，可在午时人少再来。

读书的女孩子一直低着头，仿佛书外的世界都与她无关。如此美好健硕的姑娘，她不像一个病人。正如我外强中干的皮囊下，没有人知道我病了。一些人出去，又一些人进来，像是他们的病灶都被量化进一些药品的克数里，药到病除。终于轮到我时，快要午餐时间了，肚子像被人剐去了一层油。我对着隔壁一个来串门的三岁小男孩手上的烤土豆，不停地吞咽着口水。为了减去一些身体的重量，昨天的晚餐我只吃了一些水果。医生望闻问切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我在医院里通过先进仪器检查的结果类似。我补充了一句，最近虚汗、失眠，就连上一个小小的坡，都会出一皮坡的汗。有人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但这个操着我家乡口音的医生，他听懂了。

我的处方里没有“独活”这味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我翻阅了一些资料。一种花开伞状，性温苦辛的植物，也许我曾经在某座山上与它相遇过。它归于肾经，治伏风头痛和腰膝痹痛。中药的命名，像一场不经意吹过的风，人们分不清它的来路与去向，就像不知所起的情爱和病由。诗意的背后，隐藏着身体的疼痛。当我在探索这些药材的名称和功效时，我感觉自己走进了幽深的时光，我也像一味中药，被收藏在发黄的书籍里。我下意识地想把生活里的人归进这些抽屉里，还有一些我阅读过的文字，它们是被划定为某种文体的作品。事实上，无论是人或是文字，总是有一些无法被装进恰当的抽屉。人们在有限的认知中归纳平凡，那些已经成为是非黑白的道途，被装在合适的袋子里，成为一种门类。生活中源源不断出现的新鲜事物，需要时间来慢慢鉴别。没有什么会是一成不变的，抗生素被发现之初，惊为天人，至如今，它被人用得泛滥了，也就招人嫌弃和抵抗了。时空的交叠，赐给人类惊喜和绝望，也让更多的无奈，淹没在平淡里。

我的箱子底有一本中药大全的书籍，翻开它就像翻开了外公辛劳曲折的一生。一个读书人带着无限的困顿归顺于生活，被子孙们榨干的血肉躯体，只剩下五十斤的重量了。近十年的时间，他一直躺在床上，像一个瘦弱的婴儿，等人喂养和呵护。他对我说，外公只剩下一张嘴了。吃饱了饭的外公，开始有力气讲药王菩萨，讲唐宗宋祖。记忆力侵蚀着他的大脑，有时，他讲得颠三倒四。有时，又兴致勃勃地说圆说方。只要他坚强地活着，我的母亲就还有做孩子的权利。我一直相信，无论多深的苦难，外公都能在一本药书中找到解药。外公依偎着它，接受了一切眷顾和罹难。他的后辈人中，目前尚无一人向着他的夙愿靠近。文文武武的碎碎念叨里，他遵从于水的性格，上善，守雌。外公才躺在病床上的那年，他把这个传家宝交给了我。他说，这东西有一天你也许能用上。

许多年前，外公和母亲带我爬过一道世界上最长的坡，从我儿时至如今，它无疑还是之最。他们背上都背着沉甸甸的东西，那是要背到一个叫迤那的小街上去换钱的物品。有时，是家里的蔬菜，有时，是多余的粮食，有时是从西泽乡街上批发来的饼干。这道坡被称作迤那坡，一路都是瀑布群，大大小小，飞花四溅。彼时，我没有觉得路边这些风景有多么美好。我背上的小篾篓里，有几公斤物品。在平路时，它们是轻松的，一到了坡上，它们就阻碍了我攀爬的脚力。汗水从我的头发渗淌到脸上，我的喘息已经盖住了瀑布的声音。在我的叫喊中，它们一再被减轻，到最后几乎只剩一个空背篓了，那道坡还看不到尽头。细碎的小石头不仅硌得脚底生疼，常常在不小心之间就会让人滑倒，母亲形象地说它们是梭脚石，走一步，梭回两步。吃奶的力气都用光时，我终于可以沐浴到高山上的阳光了。在换得几块零钱后，母亲大方地给我和外公买上一碗豆花饭，而她是舍不得吃的。看我们吃得酣畅淋漓，她笑得跟阳光一样暖。

在我的心底还收藏着一个小秘密，如果是母亲背着饼干上坡，不小心摔了、绊了后，就会有些饼干碎了。不能卖的，自然就到了我的嘴里。有饼干吃的日子，那就是最甜蜜的日子呀。母亲一边递给我，一边心疼说，这八分钱一个的饼干粑粑，卖一角钱一个，一个才赚得两分钱，这碎了真是可惜了，可惜了。母亲眼中的可惜，与我对饼干的渴望，它们不在一个频道上。但我们都生活在一道长长的坡上。鉴于我对一道长坡的恐惧，母亲曾在我不听话时，扬言等我长大了，要把我嫁到迤那坡。坡，让我的未来充满了风险。

许多年后，我终于可以确定自己已经逃离迤那坡了。但另一道坡又像被设置的一种游戏关卡，横陈在我的面前。这座小城的地域标记里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高坡顶。它是一道坡，一道斜斜长长的坡，比起我小时候爬过的迤那坡，它只能算是一个小小巫。然而，这却是一道神奇的坡。不仅与一段革命的辉煌历史息息相关，更是成为一种“高顶樵歌”的悠闲景致。人们通过这道坡，抵达心中的远方。宣威人的口头禅里有一句：你有本事就爬过高坡顶。仿佛过了高坡顶的宣威人，就能迅速地实现从一条虫到一条龙的变身。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在这道坡的后面留下了无数的传说，他们变成了故乡的一面面旗帜，被当作生活的教材。不管是祖坟上冒过青烟的厚德人家，还是努力攀登的草根寡民，从这道坡上走出去的达官贵人，它们是光耀门楣的领路人。事实上，想要从身体上翻越它，那是一件轻松的小事，可要从精神上翻越它，却成了一生要努力的方向。宣威人依着这种信念，在耕读里靠近理想。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被一代代人用心丈量着。

 在我从小到大的教义里，向上是一种主流。没有飞翔的翅膀，就匍匐在地上，手脚并用。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坡后，一些人累倒了，而站着的另一些人正在抒发一览众山小的豪迈胸怀。人人都忙着攀登自己心中的坡，它们甚至被具体到钱和权。以为到达了某一种数字或得到某个头衔，就能从精神上抵达高坡顶以上的标准。光鲜蒙蔽了一切尘垢，却很少有人去追问小我活着的意义。像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快乐的，在你追我赶中疲于奔命。健康这个名词被压榨变形了，还在被一双双无形的手推着向前。然而，生活总是那么残酷，再出类拔萃的人都有可能被取代。

我常常活得很困顿，甚至分不清楚是自己的身体病了，还是精神病了。生活中的悲剧每天都在不同地方上演，从公交车上的十九条生命到从高坡顶上面那个城市的天桥上赤身裸体跳下的年轻女子，处处都是时代的新伤。而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连呐喊都要被人捂上嘴巴。失眠的夜晚，露珠和月亮都在醒着。人们所要努力向上攀爬的坡，是为了想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加美好幸福。可是，许多人在爬上了一个坡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就像那些从人民中来，又背弃人民的暗流。

我的脑子常常像一个凌乱的中药铺子 ，我不知道袋子里装着的这些药是否治得了我的标本。让自己活得清醒些的代价是无数痛苦的叠加，许多人在加力上坡的途中，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我在许多公共场所，看见种种的冷漠、自利、焦虑、不安、戾气，觉得这个社会都病了。他们很惊诧，辩解自己是一个正常人，有着健康的体魄。而有一些人，他们把川剧中的变脸在台前幕后运用得炉火纯青，精致的利益后面，隐藏着无数幽深的黑洞。只有看到孩童们脸上纯真的笑时，生活才有了一些纯净的质感。大多数成年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真病了，还是在装病。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只愿意选择儿科。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孩子不会装病，但凡他们还有一点儿玩的力气，就不会用来生病。

中医的望闻问切，让生命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然而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快要被人盖棺了。药店里那些价格便宜效果又好的药品已经被商业利益覆盖了，比如一元钱一瓶的清凉油，它比那些天花乱坠的药膏效果神奇多了。那些年无论是人病了还是鸡病了，土霉素、四环素一用，疾病就像被道家贴上了灵符。这些都已远去，疾病都变脸了，“寿终正寝”已是一个奢侈的成语。人类要谨防明枪暗箭，躲过天灾人祸，还要过得了自我的关卡，才能得善终的生命。更离奇的是，药品也玩起了促销活动。当我被药店里的各种营销电话占线时，我总以为是打电话的人病了。老祖宗那句话：药不求售，医不叩门。还有那副对联：但愿世间人常春，不惜架上药生尘。如今，都成假货了。

像是人人都在背负着通向成功的行囊，攀爬一个又一个坡，只是走着走着，就把自己丢了。灵魂和身体成了一对分家不公的兄弟，一辈子都在妯娌纠缠不清的闹剧中不得安宁。是的，每一个人迟早都是要死去的，谁也不知道会何时死去怎么死去，但在死之前都想好好活着，活好。然而，在不能烧开的水壶面前，我们都舍不得倒掉一些水，来将就有限的柴薪。索取无度之后的痛感，只有在面对真正的死亡时，才会有滴血的教训。但愿这些，都不要太早来临。

在横看竖看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他们却很难彼此珍惜。一旦为了利益而相互嘶咬的时候，相对善良的一方就要以受害者的身份，控诉对方的无情。他们钱权相交，贫富陌路，也免不得要相互陷害，人人自危。因为利己主义的选择，因为优胜劣汰的残酷，因为阴差阳错的命运，人与人就有了千差万别。于是，贪嗔痴的本性就被无限放大。即使在自我修塑的过程中被抢救被整治，也无法彻底根治。在人性的幽暗里，中医和西医都是束手无策的庸医。

至于那些在西医的手术刀下，失去钱财和生命的魂，像前赴后继的被革命者，死，只是一种让亲人们获取道德感的必然程序。有尊严地死去，还只是一种呼声，且声音不够响亮，亦无多少附和。在没有真正面对切肤之痛时，许多人都是装睡的。在你真睡不着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为你的失眠买单了。世界总是这样的，像是沉默的大多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当雪崩真正来临的时候，再说哪一片雪花有罪都是无用的。生者的幸与不幸，与死者的幸与不幸，都成为前车之鉴。能不能成为后事之师，都是一个未知的悬念。人与自然的主观客观互为牵制，就像才德的配位，才会远离灾祸。

然而，生命的平等，只有在医生的诊断书上才是最有效的。无论是天鹅还是蝼蚁，无论是竹子还是草芥，它们都在所处的圈子和平台被划分出高低左右。在生与死之间的活着，就连一只蜗牛都想往塔尖上爬，用一生的辛劳去缩短飞鸟振翅的高度。即使作为一个庸常的普通人，也会在某天某时滋生出一些奇怪的念头，在潜意识里去刻意对比什么。自生的许多不愉快，便在横向纵向的比较中生根、发芽、开花，有时甚至构成戕害别人和自己的利剑。我们总是习惯拉扯攀爬在离我们最近位置的人的后腿，而对可以仰望的人滋生崇拜的心理。

我常在遭遇痛苦的时候，幻想自己是一条鱼，鱼只有七秒的记忆。一旦痛苦过去，就立即希望自己掌握爬树的本领。事实上，人类的许多痛苦都是自己想象中制造的妖孽，它们大多数都不会发生。尤其是女人，她们常常愚蠢得像一根理不清头绪的藤子，头上有数不清的三千丝烦恼，偏还想用浑身的力气拼命缠住菩提树。我在医院里看见被病魔缠身的人，像是把一切都看淡了，那些一地鸡毛的争吵和法院的财物纠纷都成为笑话。一旦他们踏出医院的大门，法院的财物纠纷又成了过不去的坎，甚至一些无厘头的计较，他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生生死死的面前，疾病就是反复无常的小人。门庭若市的地方永远不是天堂，而是医院。在永不停歇的生死场里，洞见，梦见。医院的选址应该不会成为城市规划师们的难题，无论多偏僻，都会成为疾病的闹市。就像我眼前这间十平米的小诊所，在不起眼的小巷子深处，却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广泛认知。

在小病小灾过去之后，人们迅速遗忘，争相进入上坡的模式。在我们通常的思维局限内，对于不是亲人的生死时，都会以为那是别人的事儿，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渺小的，即使你丢失了一整天，真正担心你，满世界找你的也只有亲人。我们都是多么的热爱生命呀，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命，一个平平静静的生命，都在我们日渐萎缩的身体里站着，躺着，睡着，醒着。都在说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互害模式，天天呼唤爱惜生命的我们，你们，他们，究竟是做了谁的同谋？愚昧和惯性，早已把我们规训整齐了。在一个来源不清白去向不明晰的当下，麻醉自我已不需要任何药品，这个远比失眠更能令人轻松。

其实，我不大喜欢说这些沉重的话题。我身体上的不安生，在我看来，依旧是一种小恙，它无关性命之忧。作为一个女人，我是喜欢像茶花那么明艳的。但我最近越发短暂的黑夜，让我有时间去思考一些近在眼前或是远在天边的事儿。嘿嘿，谁知道呢。人至中年，不要那么糊涂地活，也许有利于提高一点生命的质量。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53岁，突然的急病夺走了他的生命。我在很长时间里悲痛得不能自已，眼泪哭干了，身体哭坏了，我还是哭不回我的父亲。十几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一次次地失去亲人，朋友。他们让我明白，爱与食品一样都是有保质期限的，感恩和悲伤也有了期限和界限。有一天我忽然就顿悟了，觉得父亲的走是多么的有修造。无痛无苦地离开，对我们是残忍的，对他也许真是一种福气。自那时候起，我就不再害怕死亡，我只是害怕有一天会痛苦地死去，把留在世间的所有亲情都折磨成厌恨。而这些厌恨，我都在人间亲眼看见过很多。

即使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也没有成为一个厌世的人。我努力上扬，像是在一段长长的坡上，做一个拉车的人，车上拉着我的亲友和理想。一些人上来，一些人下去。唯有理想的重量与我的灵魂相等，据说那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重量，不会成为摩擦的阻力。巴菲特先生爬上了财富的顶峰，他可以洋洋得意地宣扬滚雪球原理，说势能和复利的魅力，遍布全球的信徒们激情满怀，他们信的都是成功。我说什么，除了我的亲友们会信，或许他们也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成绩作为任何理论的支撑，许多就成了废话空话。被表达欲望的驱使，我又不得不继续说什么。这种东西，常常被别人称为才华。其实，这点所谓的文学才华，就只是个屁，放完就完了。在钱与权那里，它们不是一路货色，却也是一路货色，都不是什么东西。最大的作用就是，穿上它可以活得人模狗样些。

许多人的野心被才华做大了，但不是所有的才华都能做大野心。庸人自扰和作茧自缚都会成为不请自到的客人，他们大声嚷嚷说，那些经常言论要面对经典和文学史写作的人都是妄想症患者。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忙着管好活着的事情，却要去操心死后的事情，简直比秦始皇炼丹药想长生不老还可笑。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检验，连石头都有可能被冲洗为沙砾。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都是哲学领域的事儿。

好在，许多东西并不是因为有用才去做，而是因为喜欢才去做。若是因为喜欢，你就非要有个结果，那你又错了。就像你爱上某个人，无论你做出多少努力，甚至不惜以命相抵，但人家不爱你。错位，便有了失去的永恒和美好。事情往往是这样，坚持的过程远比结果优越多了。拔高了说，是品质。在低处，也能称其为一种个性。

每当我怀揣别人口中的才华默默耕耘时，我就想起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字：坡，它可以是南京一座美术馆的名字，它收纳一座城市的文化。可以是爱伦·坡，可以是苏东坡，还可以是六祖慧能的“出坡”，亦可以是云南某个偏僻的小村落，它的名字叫魏家窝坡。我在那里出生，长大，至现在成为我永远的精神居所，我每一次的怀乡病都在它的怀抱里不治自愈。当我站在北戴河联峰山上一道长长的坡上，不到两百米海拔的山，对于一个动辄在两千多米海拔的高山上大跑大走的人来说，倒真是出了一皮坡的汗。

一座山被赋予的意义令人好奇和感慨，这世界上所有的高度都是相对的，如果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取新月就会成为美好的意象。如果你坐在阶下，还有心情说什么“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呢。这一生走过了无数小坡，我在路途中也经常看见一些叫小坡的地名。就连我家乡山歌里的词也这么唱:隔河望见妹爬坡，头发辫子往后拖。坐老的山坡，不嫌陡，过了一坡一坡又一坡。坡坡坎坎的山脊梁，就像坡坡坎坎的人生。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在上坡的路上，一坡又一坡，即使回到家里也还是魏家窝坡，一出门，就有一个三五米的陡峭小坡，我坚信无论我有多老，我都能爬上这个坡。似乎是一种宿命，我的一生也离不开这个字，它已是我无法绕开的法门。

写下这些东西之前，我刚煨了一碗中药喝下，苦涩的味道里有些忧伤的情愫。一道道坡，可以量化出一些人的成就感。走得太匆忙的人们，又何时能停下看风景的脚步。我与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能活很久。不惜健康的代价去攀登一个个坡，只为换取别人口中的认证。在人设的标准中，可能是某样头衔，某种身份。或者是被更精准的量化，成为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许多当下人，都在从一个场域奔赴另一个场域，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只要这些能增加走向成功的坡，它们都只是一时的运用工具。当身体被预警的信号忠告时，只要还不危及性命，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不以为然。然而，太多的不幸，没有任何的征兆。

好几年前，我曾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医学仪器探测到我的身体里潜藏的肿瘤，后来被判定为良性的，我知道它们不会危及我的性命，医生却时常提醒我定期监测。这感觉有点像头上悬着的剑，即使它不够锋利，也成为一种隐性的威胁。其实，对于身体的隐患我更愿意做个无知的人，顺其自然地活着，或是死去。

我有一个热爱徒步的朋友，在许多人担心这样那样交通工具不安全的情况下，她去世界各国徒步，走最烂的路，看最美的风景，也经历各种危险和刺激，活成了最高级的瘾君子。我曾被她的话深深打动，她说，即使有一天我在这条路上失去了生命，那我就是一颗露珠，一片叶子，一粒沙，一棵草，一棵树或者其他什么植物都行。那一刻，我分不清热爱和生命的关系，它们是莫逆之交。这种爱也许便是人间最高尚的爱，它可以是对一个人，也可以是对一件事。对一个人时可以是“士为知己者死”“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懂得，对于一件事时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然而，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交集常常是偶然的，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是遵循自己内心的天道，生命就有了光亮的裂痕。

我再次回到迤那坡时，在飞流的瀑布下，顿生了一种豪迈的诗意。行走在那道长坡上，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错觉，坡，是可以作为一个量词使用的。我刚刚用它重新丈量了一下我走过的路和未走过的路，测量的数据游离于虚妄与现实之间。在我与它们未产生隔阂的时候，活着，就只是从一个坡过渡到另一个坡，让身体与灵魂一直在一起。

（刊于《安徽文学》2019年第6期，后被《散文选刊》2019第8期和《作家文摘》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