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在江西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外公外婆他们一家远离故乡在湖南衡阳开药铺，生意不错，挣得的银两总是寄给村里的堂哥，让其帮忙买地，堂哥把收得的地租一直占为己有。

后来战火动乱，生意没法做，舍弃衡阳房产，逃难似地想回故里。一路跋山涉水不辞劳苦，不幸染病相继而去。全家悲伤的时候，嗷嗷待哺的母亲还在仙游的外婆身上寻找乳头。母亲兄妹三人在老外婆老外公抚养一段时间后相依为命。

因为拥有一些土地，在划定阶级成分的时候，考虑他们年轻过早失去双亲，酌情划定为“小土地出租”，他们家的生活就这样跌入了低谷。辛苦一生的外公外婆，怎么也不会想到，拼命挣得的钱财只是给堂哥带来实惠，留给子女的唯有尴尬的家庭成分和拥挤的两间瓦房。

失去双亲的母亲，按照传统的观念“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大舅舅大舅妈便是母亲的依靠、母亲的主心骨。大舅妈时常以微笑待人，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姑嫂关系一直非常温馨和谐。突有一天，大舅妈在一次取米做饭爬木梯的过程中，不知道是手没抓紧还是脚底踏空，空中坠落不幸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印在我大脑至今抹不掉的不仅是母亲当时伤心欲绝的状态还交织着大舅妈轻启微唇嘴角上扬的美丽笑容。

深受母亲疼爱的我自小体弱多病，几乎每年夏天都会与疟疾不期而遇，高烧惊厥折腾得母亲寝食不安。时常以她瘦小柔弱而又劳累憔悴的身躯，艰难地背着我去大队卫生所看病打针，踏在窄小而又泥泞的田埂上，稍有不慎便一起跌倒在炽热的水稻田里。小时候我经常挑食不肯吃饭，她便偷偷地打开上锁的木柜舀一勺猪油插到我的碗底。时不时地在农田干活中捉到一两只小鱼小虾或者小泥鳅，都会悄悄地烧好让我躲起来吃。

母亲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在学习上也是抓得非常仔细。母亲小时候的家庭经济条件应该说还算不错，外公外婆善于经营生意做得红火，两个舅舅读了不少书，毛笔字写得刚劲有力，在当时的农村，应该说是少有的文化人。母亲虽然因为家庭变故没有读书，却在舅舅的熏陶下认识一些字。在母亲眼里有文化就是了不起，时常以舅舅读书的情景来激励和引导我，用她识字不多的文化背景教我写字督促我作业。在母亲渴望知识的目光里和老师的夸赞中，我对学习更加卖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农村入学的年龄相差很大，小学三年级与个子高大年长我好几岁的同学同桌。他总想欺负我，而我始终不肯服输。有次洗了钢笔甩残水的时候，同桌激我敢不敢甩在墙面的画纸上，为了突显胆子大，不加思考地给画面留下两道墨痕。班主任老师看到墨迹，在讲台上大声吆喝让人主动站到黑板前。原以为老师对我狠踢了几脚之后，没让写检讨就算过去了，没想到期末升学的时候，一向测验成绩前几名的自己被留级！愤怒和怨恨挤满了胸腔，要不是母亲的阻拦加上自己年小无力、力单体薄，真会找班主任讨个说法。母亲让我放下包袱继续打好基础，对我嘘寒问暖疼爱有加，陪伴了几乎整个假期。

在农村很多半大不小的孩子早早辍学，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点工分以减轻家庭负担。不少家长认为读不读书都得回家“吹牛屁股”（耕地），基本不重视孩子的教育。农闲的时候，这些孩子除了抓鱼捕虾就是聚在一起打牌赌博。在此环境下，我也经常逃学翘课躲到坟地、闲屋打牌赌纸，撕得课本练习簿乱七八糟。母亲发现苗头便到处寻找捉拿，只要逮住就挥起细条的竹鞭抽得我屁股开花，痛得坐立难安，时不时地还要给予重体力劳动处罚。有一次，天还未亮掀开被子拉我加入修水利的社员队伍，来回就是十几二十里地，母亲不听任何人的劝说阻拦，持续地让我肩负沉重的扁担挑土蹬坡，累得我第二天一早乖乖地背起书包重新回到教室。

袖里藏金,不如手艺在身。母亲很早就懂得学习的重要。对我的培养不只限于读书学文化，还包括各种手工技能的训练。不论干什么家务琐事她都会叫我呆在身旁，让我观察教我方法，养成了勤思考好琢磨爱动手的好习惯，纺纱织布缝补衣服甚至枕套绣花都能轻松拿下，拉线装灯修桌补凳碗底凿字等等几乎不在话下。常言道：会干活的就越有活干。千般磨练，活成了母亲眼里的光芒。只是这“光芒”最后还是违背了她的意愿，脱离了她预设的轨道，穿上军装挤身于革命大溶炉里接受煅烧。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始终把我的人身安全挂在心上。1984年因为文化补习挪了地方，认为收信麻烦，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那时的中越边境硝烟还很弥漫，浙赣线上运兵似乎也比较频繁，焦虑担心的母亲四处探听部队的情况。村里好事者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谎言，说是看到国玺在开往广西的列车上向他招手喊话，母亲信以为真，担心受怕，经常守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前看着军事报道发呆犯傻，日子过得相当煎熬。直到我手捧入学通知书顺路回家站在她面前的时候，才深深地舒喘了一口气息。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克俭的一生，尤其是在物质匮乏入不敷出的日子里，一家七八口仅靠父母的工分和生产队分的口粮是难以维持饭量日渐增长的孩子们生计。于是依靠开荒种地挖野菜加上节衣缩食甚至借东补西来勉强度日。母亲经常以不吃或少食省下口粮来操持家事。尽管如此，还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迟又遇打头风，挣钱养家的父亲在一次翻车事故中身负重伤。母亲心挂两头，既要护理伤痛的父亲筹借高额的医疗费用，又要牵挂家中半大不小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欠下的债务几乎成了天文数字。母亲只好想方设法走街串市瞒着村里贩买贩卖做点小生意（那年月村里不允许私人挣钱搞副业），并且敦促子女以廉价的劳力帮人做事干农活获得微薄的利益。特别困难的时候还要以“借少还多”和“高利贷”的方式艰难度日，就这样，母亲一直以她病弱的身体撑起孩子们生存的天空。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富民政策给了广大群众最好的强心剂。村民除了精心种地大幅提高产量之外，还象打了鸡血一样拓展各种挣钱获利的副业渠道。随着孩子们长大，新生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强，“天文数字”清零之后儿女们也盖了新房。眼看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状况。大舅舅摔伤离世、四弟的儿子溺水身亡、三弟媳妇查出尿毒症、父亲也因患脑血栓卧床不起，这一系列的沉痛打击，让一向坚强却又积劳成疾的母亲实在扛不住了，生命定格在74岁。时隔两年，父亲也追随着母亲去了天堂。原来打算“退休后回老家陪伴父母”成了永远不可企及的奢望，“子欲养而亲不待”象一把尖刀深深地扎在儿子的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