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枚残存的枯叶无力地吊在老杨树干枯的枝丫上，随着不时从枝头掠过的北风机械地甩动，淡淡的斜阳，心不在焉地将摇摆的枝条投下浅浅的影，冬日里乡村的夜来的格外早，过了半下午，家家户户的烟囱里便陆续冒起了青烟。
百大爷，记事时候起，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不分男女老幼，他的儿子，大家似乎忘了名字，直接喊他哑巴，百大爷不善言语，记忆中几乎没听过他说话，老伴早早离世，只与哑巴儿子相依为命，他家住的是三间西向的炉灰平房，夹在后盖起的一排排东南朝向的整齐大瓦房中间，愈发显得局促，这三间房，是不是过去哪户人家留下的厢房呢？在农村，不管房子好坏，只有厢房才会盖这个朝向。
他和他的哑巴儿子也和大家一样，要趁天还没黑透吃了晚饭，早早睡下，那个年代，乡村的夜晚没有任何娱乐，夜晚的风，总比白天大一些，房顶吊着烟囱盖的绳子，一下下抽打着那根被熏得粘着厚厚一层灶灰的老烟囱，窗户里，那张用装化肥的牛皮纸拼起来的挡风帘，糊在两头的长棍紧紧顶在窗内的墙上，它一会向屋内鼓起，一会又啪地紧贴到玻璃上，院里的猫，瞪亮眼睛争夺配偶，抖动着翘直的尾巴，呜呜地对峙着，间或几声划破夜空的惨叫，跟着的或是两只猫从房檐滚落，或是它们蹬倒了几根杆子的咚咚声。偶尔一个串门的人，从街上走过，一串急促的狗吠便会跟着脚步声，从东头响到西头。
乡村的夜来的早，乡村的早晨，来的也早，鸡叫了两遍，可以隐隐约约看出院里的影，大家便陆续吃了早饭，其实并不像城里人想的那样，农民可以农闲一个冬天，所谓闲，不过相对其它三季而言，当一丝微微的白从牛皮纸的缝隙透进屋内时，爷俩也早早地喝了玉米粥，各忙各的去了，百大爷背上了那个几乎与他一边高的大背筐，拎上掉了齿的竹耙子，他要去西山坡的橡树窠中划拉橡树叶子，不把那个像百大爷的牙齿一样豁着的院墙角落围起的草堆填的满满的，就不能保证整个冬天他们爷俩晚上都可以睡在一铺热乎乎的炕上，秋天打完苞米的苞米秸和苞米根，是轻易不舍得烧的，必须用破塑料布苫起来，留着明年开了春没地方捡草时再烧。哑巴扛起了镢头，他要把自己一点点捡来，堆在院外沤好了的粪倒一遍，开春的时候好下地。只要你想干，农村的活是没完没了的。
我们这些小孩，对于哑巴，还有几乎从没有人去走动的百大爷家的那几间小屋，是有些害怕的，农村孩子听的故事里，残疾人往往被冠以坏人的角色。他们，还是被歧视的，慢慢大了点，发现每到端午节，不少村里人都会从百大爷家拿回用糊了彩纸的高粱杆串起来的龙头和凤尾，还有用纸片做的涂了大红的，和图画里一样可爱的小猴子，张扬的龙头和艳丽飘逸的七彩凤尾挂在碎花纸踩成的棚顶，整个屋子，便有了浓浓的节日气氛，就算今天，琳琅满目的端午饰品里，都没有一样比得过那龙头凤尾来得有味道。耐不住好奇，在大孩子的带领下，跑到百大爷家残破的小院外向里张望，看到我们，哑巴来不及放下手里的彩纸，从半掩的木门中向我们“呀！呀！”地招手，想要跑走的我们，禁不住彩纸的诱惑，第一次走进了有些神秘的小屋，黑黑的灶台，黑黑的墙，门缝中挤进的那一丝光线，无法把它们照亮，哑巴看起来很开心，用手使劲拍着炕沿，让我们坐下，生怕大家走掉的样子，他快速地从不知补过多少次，深浅颜色混杂的破炕席上放着的那个已经泛了黑的柳条篮子中掏出几个硬纸板，左手娴熟地旋转，拿剪刀的右手腕行云流水地抖动，没几下，几只活灵活现翘着尾巴抱了桃子的小猴子就呈现眼前，哑巴很得意，自夸的眼神看着大家，破篮子里又掏出了铅笔，勾勾点点，画出周身深浅不一的毛，还有一双可爱的大眼睛，哑巴又从炕梢拽出一根去了叶的高粱杆，换了一把大一点的剪刀，高粱杆旋转着，截出了一些长短不一的小棒。哑巴灵巧的手竟然还会穿针引线，一根粗长的大椎针拉着长长的细线，在几根小棒间飞来舞去，只几圈，哑巴用牙贴着咬断了，一只小猴子就精神抖擞地立在了小棒穿起的架子上，哑巴示意我们用手轻轻地来回压架子根部的两个把，小猴子竟然一会向前，一会向后翻起了跟头，孩子们飞起了眉毛欢呼雀跃着，哑巴也手舞足蹈，夸张地大咧着嘴巴，大声地“呀！呀！”着，每年的这一天，一定是他最快乐的日。上帝是公平的，当他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甚至想，如果哑巴生在这个年代的一个殷实家庭里，或许，这一生他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追求并实现一定的人生价值的。这扇打开的窗，对于他才是有意义的。
其实，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要不哪来的“命运多舛”呢？哑巴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得急病走了，大家只知道走的很急，谁也说不出到底得了什么病，活着的时候淡得像一缕薄烟，走的时候，就像落到水底的秋叶，没有波澜，毫无声息，甚至，都没有成为邻里的谈资。百大爷自己又苦挨了几年，最后实在照顾不了自己了，城里的另外一个儿子把他接了去，没几日，也走了，直到百大爷的儿子把他接走那天，村里人才恍然大悟似的想了起来“哦，他还有一个小时候读书进了城的儿子！”，哑巴，应该是来给百大爷报恩的，可是，他没有把这个恩报到最后，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活着的他，除了哑，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个遗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