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以上是从总体上讨论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小学师资问题。现在具体来说一说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资质问题。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人们对于高等教育中之文科和理工科的认识还比较平允，较少有畸重畸轻的现象。后来渐渐地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理工科，轻视文科。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中国的工业、科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要想迎头赶上去，就必须大力发展这些行业和产业，因此理工类的人才大有用武之地，就业机会多，工资待遇也高。其二，“文革”以后，大批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各地各级领导岗位。由于学术背景的特殊性，他们更重视理工、科技，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三，工业、科技产业的产值高，成果的显示度高，看得见，摸得着，是“硬指标”。而且相对来说，成果也出得快。于是，各地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往往有较大的热情去抓工业，抓科技产业。成果出得越快，显示度越高，越能够见出他们在任期间的政绩，有利于他们的职务升迁。比较起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软指标，中小学语文教育所指向的全民族人文精神的养成，其成效更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显现。因此，很容易被看成是“不急之务”。总之，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当下的整个中国社会，越来越重理工而轻人文。四十多年前我读中学的时候，是不分文科、理科的。而现在的中学，到高中阶段，就开始分文科、理科了。而且，一般来说，各校智商较高、成绩较好的学生大都选择了或被分配在了理科班。这样，从宏观上看，文科班的学生资质普遍低于理科班的学生。到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填写志愿的时候，报考文科的考生中，成绩较好的，又往往选择法律、新闻、外语、传媒等将来毕业后实用性较强，出路较好，工资待遇较高的专业。而选择中文、历史、哲学等基础学科的考生，资质如何，也就不容乐观了。当然，这只是就总体而言，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能绝对地说中文等系科的学生里面就没有一个是中学阶段的高材生。但少数特例改变不了整个中文学科学生的资质构成。这种状况如不能根本扭转，中国大陆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资质必将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等院校，校级领导干部中，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数量越来越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他们当中，不少人是能够超越自己狭隘的学术背景，高瞻远瞩，文、理并重的。但无可讳言，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了解文科，特别是不了解中文学科，轻视甚至歧视文科，特别是中文学科。以致在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时，对文科，特别是中文学科，不那么公平。有人甚至公开说：学中文有什么用？我听到过不少兄弟院校的同行抱怨这一状况，可见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有一定的普遍性。我曾开玩笑说：从隋唐时期开科取士以来，中国让学文的知识分子执政了一千多年，压制人家理工科很久了，正史只把搞理工的人列入《方伎传》。现在是“报应”，别想不开。玩笑归玩笑，说正经话，学文的压制学理工的，固然没有道理；学理工的压制学文的，矫枉过正，也不应该。要说有用与否，不能光看物质。如果光看物质，搞理工的，特别是搞工业、科技的，能发明和制造出物质产品，而学文的则不能，似乎的确是没有什么“用”。然而，“无用”之“用”，其为“用”也大矣！也就是说，这“无用”的“用”，正是最大的“用”。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靠什么？靠文化！不强调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你辛辛苦苦培养出的大批理工、科技人才，缺乏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都流向西方发达国家，不回来报效祖国，岂非“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一天到晚，口口声声高喊“弘扬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靠什么来弘扬？还得靠中国的文、史、哲！这是精神，是“本”。而物质，再贵重也不过是“末”。我们不能本末倒置。人参这类补品，是补气强身的，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治头疼脑热。难道我们可以说“阿司匹林”有用，人参没有用吗？结论：中国应该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战略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建立一种保证全民族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分一半到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岗位上来的有效机制；应该扭转全社会重理工、轻中文的风气，使一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愿意并真正选择中文及相关学科为自己的专业，使一部分最优秀的人才进入中小学语文教师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