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作者说明：这是本世纪初，应邀在国外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所做的主题报告。其中许多意见，对于当下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或许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小学，“语文”是主干课程之一。所谓“语”，是指“语言”（汉语），这是没有歧义的。至于“文”，则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1、文字（汉文字）。2、文学（主要是中国文学）。3、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我的理解，恐怕也是通常的理解，应该主要是指“文字”，即“书面语”。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文学”和少量的“文化”。中国大陆地区中小学的语文教科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在约五十多年的时间内，是全国统一的。因为进入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是全国统一的。近几年，部份省或直辖市开始“高考”自主命题，自主考试，因此，这些省市也自主编撰教科书，包括语文教科书，不再使用全国统一编撰的教科书了。但无论是全国统一，还是分省自主，从总体上来说，教科书的基本框架和编撰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纵观中国大陆地区这几十年来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我个人觉得，既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成绩这里就不说了，本文主要探讨其不足之处，有待改进的地方。中国大陆地区这几十年来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入选篇目基本上是以现代语体文为主的。一般来说，文言文的篇目，不超过总篇目的百分之二十。近若干年来，更有下降的趋势。揣摩教育部门有关官员和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机构有关专家的思路，他们大约认为当代通行的是现代汉语，而古汉语的实用性不大。因此在他们的主导下，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才会呈现出目前的状况。我不否认，当代通行的是现代汉语，古汉语的实用性相对来说要小一些。这的确是事实。但我的结论恰恰相反。正由于当代通行的是现代汉语，故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现代语体文的篇目不妨少一些。因为学生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现代汉语，可以无师自通。只要认得了那些常用字，阅读现代语体文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他们对现代语体文的掌握，完全可以依靠日常的阅读得到提高，并不迫切需要学校的课堂教学。而古汉语则不同，平时既不使用，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课堂教学。易者和难者，哪个更需要重点帮助，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一个活的历史流程。就像一条长河，无法将上游和下游一刀劈断。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古汉语从现代汉语中剥离出去。例如现代汉语中现今仍广泛使用着的许多成语，就是古汉语。中古汉语就不说了，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满招损，谦受益”等，还是先秦时代，亦即上古时代的汉语！很难想象，如果将这些精华的语言从现代汉语中驱逐出去，那么我们的现代汉语将变得多么苍白，多么贫乏！因此，即便我们退一步说，从强调现代汉语实用性的角度说，也不能不重视古汉语的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古汉语中，凝缩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不单纯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中国早期的出国留学生，许多都非常爱国。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有所成，有体面的职业，优厚的薪金，富裕的生活，但一旦祖国需要，他们往往能毅然决然地舍弃那一切，义无反顾地回到贫穷、落后的家乡来，报效自己的祖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念的是私塾，或他们那个时代的中小学古代文史哲方面的内容占了语文教学的很大比重，受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熏陶比较深。因此，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非常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早已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而如今中国在外的留学生呢，当然不好说他们不爱国，但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检讨起来，不能不归咎于近几十年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忽视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
近几十年中国大陆地区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文，注释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常识性错误时有发生。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几篇论文专门批评这些错误。比如，唐代有位知名作家名叫张志和，写过《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不数十年便出口到日本，日本的嵯峨天皇都有摹拟之作。他是个有道家思想的文人，自号“玄真子”。可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编撰者竟不知道，凡别号“某某子”者，一般应是道士、道教徒或思想倾向于道教的人，因而想当然地注释道：“张志和，唐代的一位和尚。”他不知道和尚的法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果张志和自号“玄真”，那他的主观判断还合乎逻辑。可现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前不久，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认真读了近年的一部中学语文教科书，发现里面的注释错误很多。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宋代作家王安石的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一句，教科书上是这样注的：棹，就是船桨。去，就是去掉。去掉船桨，就是泊船，船停靠在码头，不开了。这错误也太离奇了。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帆和桨都是船的关键部分，特有的部件。古汉语中的名词，有以局部指代整体的修辞手法。因此，这里“帆”和“棹”都是“船”的代名词。“征帆去棹”，就是来来往往的船只。以上两个例子，学术界早有定论和共识，没有争议，教科书是不应该出错的。错误分两种：特别深奥的难题，就是一流的专家也不免出错，那是可以原谅的。譬如癌症，世界性的难题。即便是名医，也未必能挽救病人的生命。病人不治而亡，谁也不会责怪医生。但我上面举的例子，却好比一个人跌跤蹭破了腿上的一小块皮，抹点红药水就能好的，医生竟将他治成了残疾人，那就是医疗事故，不可饶恕了。当然，语文教科书上的文言文注错了，虽说误人子弟，还不至于使他们或死或残，我这里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一部教科书的科学性程度的高低，关系到亿万学生的教育质量，决不是一件小事！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当然首先是承担中小学教科书编撰工作的人员知识水平不够，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其次是教科书编成后，没有经过专家的认真审查。而其根由，还在于我们的教育部门对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不够重视，对教科书编撰人员的资质审查不够严格。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全国亿万学生教育质量的大事，一丝一毫马虎不得，那就会遴选方方面面的权威专家来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工作，或至少遴选方方面面的权威专家来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审订工作。深究起来，这也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中国大陆地区主管此项工作的教育部门是官方机构，而且是唯一的机构。他们所组织的教科书编写班子，也是唯一的班子。这就形成了垄断。任何行业，一旦形成垄断，而没有竞争，其产品的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不容乐观了。在这方面，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提供了另外一种模式，即商业运作的模式。他们把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和选用放开了，谁都可以编教科书，只要你编的好，有学校选用，卖得出去。由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市场很大，利润可观，故能够吸引一些很好的专家来参与编撰工作。又由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就促使编撰工作不能不精益求精。这种做法也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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