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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烧熟的白萝卜
文/上兵伐谋
上世纪的1949年，对于我们老家的人民来说，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地主资本家对老百姓疯狂的剥削压榨，使穷人尤其是许多农民，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啼饥号寒，衣食无着，全靠吃树皮草根，或向比较富裕的人家低声下气说好话，借点钱粮，艰难度日，家里常常揭不开锅。我们家也概莫能外。
冬月的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带着我大哥、大姐出门四处借粮食去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
川北的冬天本来就寒冷，中午时分，忽然又下起了雪雨，风也凑热闹，呼呼地刮个不停，简陋的木板屋子里更加寒冷了。
我和母亲坐在火塘边，母亲手里忙着针线活，我则一边烤火，一边不停地向门外张望，盼着父亲和哥哥、姐姐能借到粮食，早点回家。因为我的肚子饿得 “咕咕”直叫，难受极了。但是母亲说，父亲他们出门时没下雨，什么遮雨的东西都没带，现在这又是风又是雨的，一时半会肯定是回不来了。我听后好生焦躁和失望。
“这鬼天气，太可恶了……”我心里正在诅咒突如其来的风雨时，猛然间，看见一个陌生的男子从风雨中匆匆走来。他看上去年纪并不大，三十来岁吧，中高身材，脚穿草鞋，裤腿卷得高高的。身上虽然披着一件齐膝长的雨衣，但从头发到衣服裤子，不少地方仍被雨水淋湿了。
他径直来到我家门外，一手扶着门框，喘息着，用商量的语气对我母亲说：“大姐，我能进来坐坐吗？”
母亲一看是个陌生人，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没有贸然搭话，只是拿眼睛上下打量着他。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乡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不时有国民党特务到处散播共产党的谣言，搞得人心惶惶的。
“呵呵，大姐，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坏人。”那男子见母亲有些犹豫，急忙补充道，“我只是想借你们家的火烤一下衣服，一哈哈就走。”
我母亲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听他这么说，连忙站起身，说道：“行啊，行啊。快进来，快进来！”
那男子见我母亲答应了，嘘了一口气，脱下雨衣，抖了抖上面的雨水，将它挂在门外的一处木钉子上，这才走进屋子里，微笑着，友好地向我点了点头，坐在我对面的板凳上。
母亲见他身上好多地方都淋湿了，天气又这么冷，赶紧从隔壁的巷子里抱来几块干木柴，添加在火塘里，把火烧得旺旺的。
那男子很少说话，只是一边烤火，一边烤着被雨水浸湿了的衣裤。不料在他捣弄衣服的时候，一个东西突然“咚”的一声掉在了地上。那时候我才五岁，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从未见过。它一头是淡黄色的木柄，一头则像是铁做的，圆柱形，黑乎乎的，全长不到一尺，黑色的一头粗壮一些，木柄一头细长一些。说是擀面杖吧，又不像。
那男子见自己的东西掉了，不动声色地将它捡起来，又藏到了身上。
他的这些举动，让我对他产生了好奇，不时地打量着他。这时我才看清，他确实还很年轻，而且很英俊，宽宽的额头，挺直的鼻梁，沉稳坚毅的眼神。在火光的映照下，他刚进屋子时苍白憔悴、疲惫不堪的脸色渐渐红润了起来，显得英气勃发，一看就知道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他的肚子里也在一阵阵 “咕咕”地叫着,好像在与我的肚子唱和似的。
有好几次，我都见他张了张嘴，好像要对我母亲说什么，但又闭上了。
我母亲显然也注意到了。她犹豫了一会，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起身去到隔壁屋子里拿出来一个拳头大小、 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萝卜。
“兄弟，我们家里实在没啥吃的东西，只剩这个萝卜了。”母亲对那男子十分歉意地说，“这大冷天的，吃生的肚子不好受，我给你烧熟，你拿去勉强对付一下。”
那男子一听，急忙劝阻道：“哎哟，大姐，要不得，要不得，你们家都没吃的，这咋行呢，这咋行呢……”
“一个萝卜，又不是好大个事，有啥子不行嘛。”母亲说着，用火钳在火塘里刨出一个坑，将萝卜埋了进去。
那男子见劝阻未果，急得连连说道：“哎呀，大姐，我身无分文，这……怎么好，怎么好……”
母亲见那男子着急的样子，知道他肯定不是什么坏人，于是劝慰他道：“兄弟，我晓得，一个人出门在外，哪能不遇到一些难处呢。你放心，这萝卜是我们自家的，不要你的钱。再说，”母亲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我对那男子说道，“孩子他爹和他哥哥、姐姐今天一大早就出门借粮食去了，管它啥粮，多少总会借到一点的。要是天不下雨，以往这时候差不多也该回来了。所以，你不用为我们担心……”
听了我母亲这番话，那男子没再说什么，只专心地烤着衣服。
萝卜烧熟后，母亲把它掏出来，放在灶台上。我知道，母亲是要让它稍稍冷一下，等不烫手了再给那男子吃。
我眼睛死死地盯着烧熟的白萝卜，它那诱人的香甜气息，不断地扑入我的鼻孔，馋得我直吞口水。我好想冲过去，把它抢到手里，一口吞掉它。母亲看见我的眼神，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连忙转过头去，失望地看着母亲从灶台上拿起萝卜，用毛巾把萝卜皮面上的木炭灰擦干净，然后用一张干荷叶包起来，递给那男子，嘱咐道：“兄弟，别嫌弃哈，趁热吃，填填肚子。”
这下彻底完了，吃不成了，我这样想着，开始恨起那个男子来。
那男子非常激动，他站起身，双手接过萝卜，眼泪花花地说道：“大姐，你对我太好了，太好了！我会一辈子记住你的恩情的。”然后又接着说道，“我衣服烤得差不多了，身上也暖和了，我该走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全家！”说完，披上雨衣，微笑着向我和母亲点点头，突然把萝卜往我手里一塞，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过身，大步走出了屋子。
我和母亲顿时都愣住了，待我们回过神来，走到门边一看，那男子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了茫茫风雨中。
那男子走后不久，雨渐渐小了，风也停了，父亲和哥哥、姐姐冒雨赶了回来。虽然依旧没有借到大米，而只带回来几斤虫蛀了的豌豆，但父亲的脸上却露出了少有的喜色。他小声对母亲说道，今天在乡场上，有不少人都在悄悄传一条消息，说我们乡有地下共产党在活动，身上还带着手榴弹呢，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看来我们穷人有盼头了。
父亲的话，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今天来我们家的那位男子，他是不是地下共产党呢？他烤衣服时从身上掉下来的那个东西，莫非就是父亲所说的手榴弹？难怪他对人那么和气，彬彬有礼，而且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临走时却把母亲给他烧熟的萝卜硬塞给了我。我兀自在那里胡乱猜测着。
第二年春天，我们家乡解放了，穷人翻身了。我父亲一下子活跃起来，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时常挂满了笑容，还第一个加入了村里的农协会，担任了农协会的组长，在农协会的领导下，带着组里的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地，建学校，忙得欢天喜地，废寝忘食。
父亲不识字，在旧社会饱尝了肚子里没有墨水水的苦头，因此，刚解放不久，父亲就把我送到了乡中心小学校读书。于是我有幸成为了我们家祖祖辈辈以来的第一个读书人。
三年后的一天下午，班主任老师突然对我们说，学校请来了乡里的一位干部，给全校师生讲革命斗争故事，要求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许随便讲话，保持会场安静。同学们听后，鼓掌欢呼声一片。
会场设在学校的操场里，这天天气特好，阳光明媚，和风拂煦。全校师生四五百人，把整个场地几乎占满了。
大家刚刚坐定，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在校长的陪同下，说笑着走进会场，在讲台前坐了下来。他年轻英俊，中高身材，宽宽的额头，挺直的鼻梁，身着那时最流行的干部服，左边胸前的衣兜上别着一支钢笔，神情沉稳而坚毅。
顿时，我觉得他有些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这时校长站起身，指着他旁边那干部模样的人对全校师生说道：“老师们，同学们，这是我们乡里武装部的陈部长。陈部长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在我们县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我们穷人的翻身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今天学校特意邀请陈部长来给我们全校师生上一堂革命思想教育课。请大家欢迎！”
在全校师生热烈的掌声中，陈部长站起身，微笑着，张开两臂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便开始了演讲。
他从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讲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和我们县全境解放的七八年间,他在做地下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危险，尤其是如何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声音清朗，抑扬顿挫，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全场鸦雀无声。
其中，他还特别讲了下面这个小故事。
他说——
那是我们县解放的前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刚起床，便接到县委地下党组织交通员火急传来的指令，要我立即赶到90里外的一个场镇，去执行一项侦察敌特组织的任务。事情来得太突然，我顾不上吃早饭，习惯性地带上一件雨衣和防身的东西就匆匆上路了。
不料，走到半路上，突然风雨大作，尽管我预先准备了雨衣，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一样。我又冷又饿，头脑发晕，浑身打颤；肚子也不争气，“咕咕”地叫得厉害，前胸都几乎贴到后背了。但是想到上级交给的任务，我想我决不能倒下啊。我咬紧牙关，拼命地坚持着，踉踉跄跄地往前走。
就在我实在走不动了，几乎就要倒下的时候，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户人家，我眼前一亮，于是偏偏倒倒地朝它走去。我想去这户人家烤一下被雨水浸湿的衣服，暖和暖和身子，恢复一下体力。如果还能讨点吃的东西，给自己加加油，当然更好了。
好不容易走到这户人家门口，我靠在门框上一看，这是一户农家，屋子里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四五岁大小的男孩。看来他们是母子俩，二人正坐在火塘边，那中年妇女一边烤火，一边手里忙着针线活。看见我，他们开初显得有些紧张。于是我对那位中年妇女说：“大姐，你们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借你们家的火烤烤衣服，暖和一下身子，一哈哈就走。”
那位大姐听后，也许是见我确实不像坏人，又疲惫不堪，身上的衣服不少地方都打湿了，于是爽快地答应了，急忙招呼我进屋去。
由于身份和工作的特殊性，以及环境陌生等原因，我不便多说话，也不便向他们打听什么，只坐在火塘边专心一意地烤衣服，烤干后好赶路。
那小男孩坐在我对面，他好像对我很好奇的样子，不断地盯着我看。尤其是我在翻烤衣服时，别在腰间用来预防意外的东西，不知怎么一下子掉在了地上。那小男孩看见后，眼睛瞪得大大的，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像在说，咦，这是啥东西，棒槌不像棒槌，擀面杖不像擀面杖？
我装作没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把它捡起来，重新挂在了腰间。现在我可以告诉老师和同学们了，那当然不是棒槌，更不是什么擀面杖，那是手榴弹。那时候国民党特务十分猖狂，到处搜查地下共产党，一旦被他们抓住，不是枪毙就是严刑拷打，特别是在临近解放的前几年。这使我们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而组织上又没有足够的经费给我们配手枪，因此，为了遇到危险时应急，便给我们每人发一颗手榴弹，以防万一。
这手榴弹是我军兵工厂仿照二战时德国的M24手榴弹制造的，威力很大，却比M24小巧，全长只有22厘米，不足一尺，便于携带。
听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咦，他讲的好像是发生在我们家的事嘛！未必眼前给我们讲故事的陈部长，就是曾经在我们家里烤过衣服的人？他真的是地下共产党？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
我正在浮想联翩，不断地问着自己，陈部长又接着讲了下去。我急忙集中精力，听他下面还讲些什么。
说实话，我当时实在饿得难受，肚子“咕咕”的叫，那小男孩的肚子也在“咕咕”地叫，我们俩的肚子好像唱双簧一样，我这里“咕咕”叫几声，他那里也跟着“咕咕”叫几声，此起彼伏，弄得我很有些难为情，却又无可奈何。我有几次都忍不住想开口向那位大姐讨点吃的东西，但一看他们家的境况，就知道这是一户极其穷困的农民家庭。再说我身上没带一分钱，怎么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呢。我们可是与解放军一样，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所以我只好闭上嘴巴，忍耐着，忍耐着。
这情景那位大姐显然也注意到了，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起身去隔壁屋子里拿出来一个有我这拳头大小、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萝卜，送到我的面前，说道：“兄弟，我们家实在没啥吃的，只剩这个萝卜了。这天气冷，吃生的肚子不好受，我给你烧熟，你拿去勉强对付一下吧。”说着就在火塘里刨个坑，将萝卜埋了进去。无论我怎样劝阻、推辞，说我身上没带钱，她都不听，反倒对我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听到这里，我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陈部长讲的确实就是发生在我家里的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就是这个故事的见证人。为此，我既惊喜，又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陈部长还在激昂慷慨地讲着，老师们，同学们，一个萝卜，在我们现在看来，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它的作用和意义可大了。大家知道吗，那位大姐一家好几口人，家里却没有一粒粮食，全靠向富人借钱借粮艰难度日，家里常常揭不开锅，而且，连自己的小儿子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都不舍得给他煮来吃。在这种情况下，她却能把家里剩下的唯一的一个萝卜拿出来给我，还给我烧熟，说天太冷，担心生的吃了我肚子不好受。这样的老百姓是多么善良，多么无私，多么让人感动。
讲到这里，陈部长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他停了停才继续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像这位大姐家一样的穷人翻身得解放，有吃有穿，不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吗？然而，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到，老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中受煎熬。因此，看到那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那烧熟的萝卜，听着他肚子里一阵阵发出的“咕咕”声，大家说，我能视而不见，坦然的、心安理得地拿走它，吃掉它？我咽得下去吗？
陈部长最后说，我虽然没有吃那位大姐送给我的烧熟的萝卜，但是她那份深深的情意，却让我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听完陈部长的这个小故事，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从此铭刻在了我的心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深深地爱上了共产党。但只有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真正明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天下的穷人和所有老百姓的利益，因而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不过在那时，当我确信眼前的陈部长就是那个曾经在我家里烤过衣服的人，他是地下共产党，当时是受组织之命，冒着风雨严寒和生命危险，忍受着饥饿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时，我好生悔恨。悔恨自己不该那么贪吃，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个烧熟的白萝卜，还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晃来晃去，怎么也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