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杜甫
内容摘要：人文，这是不同于人本的一个概念。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天文、人文互相对应，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互惠，构成中国人最原初、最朴实的世界观。我说人文，而非人本。乃以天为本，以自然为本，而非以人为本。人文视角，观察人物及事件的一种立场和角度。藉以论文，着眼点就在于人文精神的创造。李杜优劣，不易论定。衡之以人文，看其是否体现人文精神，作形上之思，则高下立判。 关键词: 人文与人本 谪仙与腐儒 智慧与智商 善入与善出 李白与杜甫，是个老话题，但换个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个新话题。因此，在老话题展开之前，还得解释一下人文这一概念。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易经》贲卦象辞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于这两句话，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许慎的解释，一种是孔颖达的解释。许慎著眼于观与察，以为洞察地上的情况，包括自然物象和社会事相，必得察看天上的变化。比如庖牺氏，兩儀、四象、八卦，相关布局均依俯与仰以及远与近的观察所得，其所构成纹理（卦象），亦与日月星辰运作所构成之天上的纹理以及山川河岳变化所构成之地上的纹理互相对应。孔颖达著眼于一个“化”字，以为人文乃圣达所立，用以教育人民、化成天下的一种文化。前者说明人文是与天文、地文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以天为本、以自然为本，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最原初、最朴实的世界观。后者将人文看作儒家依据天文、地文所创造的一种礼乐教化，将人文这一概念转化成为人本，以人伦代替天理，将礼乐教化看作治国安邦的核心思想和时代强音。 我赞同许慎的解释。以为人文与人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人文与人本这两个概念又是什么时候给混淆在一起的呢？应当是孟子的时候。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话，民本与君本相对应，表示君轻、民贵。今天看来，带有一定民主意识，但还是在人与人之间，尚未到达天人之际。从根本上看，还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天为本。后之儒者，大多依此立论。这是古时候的情形。至于现代社会，摆在眼前的仍然是，到处说人本，不说人文；说以人为本，不说以天为本。人大于天，人大于自然。故之，人欲遮蔽了天理。全世界许多国家，没有一个以天为本。如果你要我减排，就得谈判。宁可高消耗、高污染，就是不愿意减排放。自以为科学发展，实际并不一定科学。这是当下的情形。 为进一步了解人文与人本的区别，以下讲一段治水的故事。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当尧之时，洪水泛滥。草木畅茂，五谷不登。兽蹄鸟迹，交织于中国。尧选派舜统领治理，舜命伯益掌管火政。伯益以烈火焚烧山林沼泽，禽兽逃散藏匿。禹则疏导九河，既将济水、漯水引入大海，又挖掘汝水、汉水，开启淮水、泗水，为之导入长江。然后，中原地区得以耕种田地，百姓也有饭可吃。不过，孟子接着说，除了让百姓飽食、暖衣、逸居，还得教以人倫，使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別，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说了大半天，还得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即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位置之上。这是人本层面的一种思考。但是，如就伯益及禹对于天的态度及于治水过程所践行的方法及所出现的结果看，二人的行为，或焚之以火，或疏而导之，已是人与天、人与自然的较量。相对于人本层面，这是人文层面的较量。那么，所谓人文与人本，亦即以天为本与以人为本，二者究竟有何区别？就上述故事看，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圣人忧民，令于温饱之后，教以人伦，以巩固帝王基业；而以天为本，就是顺应天道，令人与禽兽，和平共处，以获得大自然的赐予。看其结果，以人为本，只是一世、二世；以天为本，万古永恒。一世与万古，这是以人为本与以天为本的区别。
对于以天为本所创立的功业，其万古永恒，可以辛棄疾《生查子》加以验证。其曰：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辛弃疾的最高理想。但呼号一生，他的声名，包括君王的天下事，都未及大禹的功业悠久。大禹当年，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他的功业，虽只十个字，却概括所有。他使得鱼之与人，或入深淵，或居平土；各居本位，各安本分。十个字，体现了大自然的秩序规范。红日西沉，白浪东去；大禹功业，永远让人怀念。 总之，人文是不同于人本的一个概念。中国人归根结底，还是以天为本，还须要以原初的人文观点看世界。所以，我说人文，不说人本。说以天为本，以自然为本，而不说以人为本。所谓人文视角，指的就是观察人物及事件的一种角度、一种立场，试图用这个角度和立场来看一看李白与杜甫，看一看二人的为人及其作品是否体现人文精神，作形上之思，是否有过人文精神的创造。这是以天为本，超越人自身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展开李白与杜甫这一话题的指导思想。 李白与杜甫，各有不同的定位。二人死后大约十年，社会上出现李杜优劣论。闹闹攘攘，忙乎一千多年。今天所说，也是一种优劣比较，不知能否说出点新意来。准备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天上谪仙人与乾坤一腐儒；第二，先民的智慧与现代人的智商；第三，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以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第四，歌诗的吟唱与大唐之音的发掘与重构。 一、天上谪仙人与乾坤一腐儒
天上谪仙人，乾坤一腐儒。这是人物位置的确立以及人物的历史论定。谪仙人，在天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乾坤呢？上乾下坤，并非上不了天，但也不一定，腐儒就在地面。两句话，用以为李白、杜甫定位。一句是别人对李白的定位，贺知章见到他，觉得他是下凡的神仙，就是天上的人；一句是杜甫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两句话概括说明，李白与杜甫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角色。相关作品都在，我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说李杜优劣论。历史上，这一话题是元稹提出来的。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中云：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段话说，唐兴之后，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这个“文”，实际上讲的是诗歌，是指以沈、宋为代表的近体诗写作。谓唐律确立，古体、今体样样都有，但也出现诸多偏颇。至杜甫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自有而未有，就是说，他样样都会，是一位集大成者。如用现代的话语，给概括起来，就是古今种种体式他都能掌握，而且人人之所独专他也能掌握。这就是集大成的意思。接著说李白，说他不及杜甫，到不了杜甫的这个范围，进不了他的堂奥，不能登堂入室。总之，以为李白不及杜甫，这是唐朝时候的评价。 那么，今天对于李杜优劣论，又是怎么一种说法呢？以下这些说法，请比较一下，哪一种靠谱一些？哪一种不靠谱。就我所知，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李白与杜甫，一个是浪漫主义者，一个现实主义。又有一种说法是，李白与杜甫，一个代表长江文化，一个代表黄河文化。两种说法似乎都显得较为空泛，说不出具体的东西。不过，另一说法，倒有点意思。如曰：李白与杜甫，一个所写都是大的意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太阳、月亮，长江、黄河；一个有特定时间与空间，比如夜阑秉烛，相对如梦，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二者对照，确实有明显的不同。说明，在文学活动以及诗歌创作实践中，李白与杜甫，其相同与不同之处，怎么讲都讲不完。但多数都泛泛而谈，不着边际。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看起来，很难找到一个让大家都能够信服的答案。 为了探寻这一问题，有一回，我碰到上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我问，李白与杜甫有什么不同。他不加思索地说：一个姓李，一个姓杜。我没话说，不能再追问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答案最肯定、最没有异议，最令人信服。所以，我才想换一个角度，以人文的视角，评价李杜。 现在，先说结论，然后再加以求证。我的观点是：李白和杜甫有着共同的理想，都想当帝王师，而不同之处是，李白会思考，杜甫做官时不会思考，罢官后才会思考。因此，对于李白和杜甫，我会更喜欢李白。简单一点说，李白所思考的问题在人文层面；杜甫所关心的问题在人本层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这是杜甫所关心的问题。“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影三人，这是李白所创造的心灵世界。两个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这是从人文的视角，对于李、杜二人的判断。 为什么说李白在天上，杜甫在地上？杜甫升不升天呢？最后不是也到天上去了吗？二人都升天，都是了不起的诗人。但从人文角度看，二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想了解二人的情况，须从奋斗目标说起。先看二人有没有共同的理想？来到这世上，究竟想干什么？李白与杜甫，两人相差十岁左右，都是在盛唐。李白在盛唐的中间，杜甫出现，盛唐一下就完了，变成中唐。二人都在大唐帝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二人最高理想是什么呢？做官？太笼统了。扬名天下？也太笼统了。写诗？是的。但这只是个工具而已。二人的目标，是当帝王师。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共同理想。李白说，“如逢渭水獵，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谓有人来请，像姜太公在江滨钓鱼一般，皇上车驾经过，那就有机会；杜甫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只要意见能被接纳，风俗就淳朴，社会就安定。究竟能否当其帝王之师呢？先说杜甫，再说李白。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十四岁，杜甫以乡贡资格赴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充当观国之宾，可谓少年得志，但却不得意，不能够“一朝看遍长安花”。不过，仍然进取。时有《望岳》一诗，末了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玄宗天宝五载（746年），三十五岁，到达长安。六载（747年），三十六岁，应试未被录取。其时，读书告一段落，在社会上混了一十三年。七载（748年），三十七岁，上诗韦济，请求援引。说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韦并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有给他推荐。韦时任尚书省左丞。天宝十四年（755年），四十四岁，安史之乱，获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一职。十五载（756年），四十五岁，只身往灵武（今甘肃省）投奔刚刚即位的肃宗皇帝。途中被俘，押解长安。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四月，四十六岁，在乱离中，安禄山不杀他，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今陕西凤翔），获聘为左拾遗。官职很低，但他很认真。后来，因出了一点小差错，疏救房琯，皇帝不高兴，把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四十八歲，自洛阳返回华州。到达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杜甫草堂。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官职也很低。在民间，杜甫所见许多不合理现象。他忧国、忧民，可惜就是没有思想，不会思考问题。皇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是一名非常忠实的小官员。永泰元年（765年），五十四歲。小军阀（严武）死了，没有靠山，只好带着家人离开四川出峡，向长江以南出行。其间，乘舟东下，途经渝州一带，写下《旅夜书怀》。这是个关键年月，其时，皇帝不要他，他才思考问题。只是没过多久，大历五年（770年），五十九歲，就病死在湘江小船中。至于李白，情况就大不一样。杜甫不思考，李白思考。以下看看，李白是怎么思考的。
二、先民的智慧与现代人的智商
想知道李白怎么思考问题，必先弄清，什么是思考？现在也还是先下结论，再作推断。结论是，思考就是比较。怎么比较呢？比较就是计数，从一到十，再到二十，以至于无穷无尽。可以用手指头计数，也可以手指头和脚趾头合在一起数。这是从先民那里学来的。先民就是猴子，猴子的思考是比较，看看是三大？还是四大？《庄子•齐物论》记载这么一段故事。曰：“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狙公给众猴橡子吃，先说早上给三个，猴子不高兴，再说早上给四个，猴子高兴。猴子能比较，知道三和四，究竟哪个大，这就是思考。这是两千多年前，庄子的伟大发现。这么看来，现代人的智商会不会超过我们的先民呢？比如，六千和一万，哪个大呢？最近几年，澳门也曾有个实验。澳门是个赌城，每年收益很多、很多，怎么办呢，派给老百姓。第一任特首派二次，一次五千元、一次六千元。第二任特首上来，派多少呢？一万，但这一万不能一下子给，先给六千，剩下四千，六十五岁再给。这么一来，大家都不高兴。还是一次过给。相比之下，现代人的智商超得过我们的先民吗？很难说得清楚。这就叫思考。无论用手指头，或者脚趾头。明白这一道理，现在回到李白与杜甫的话题上来。刚刚说，李白会思考，杜甫不会思考。具体情况又是怎么个样子呢？大致上说来，李白在朝廷会思考，在朝廷以外也会思考；杜甫就不一样，在朝廷不思考，离开朝廷才思考。在朝廷为何不思考呢？因为有人代他思考。而李白就不一样，他一直在思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清平调》是诗还是词？是诗也是词。一直以来，分得不是太清楚。放在诗集里就是诗，放在词集里就是词。现在给看作三首歌词。这三首歌词到底都讲些什么呢？先看看现代人的解释：第一首用花来写贵妃，第二首专门写贵妃，第三首把花和人合在一起写。这是目前一般的评价。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不过，我的解释不一样，我用人文视角来解读，主要考虑李白思考的问题。 三首歌词之所歌咏，背景知道了吗？有一天，宫中牡丹花盛开，其中四本开得特别好。大概是红、白、蓝、紫四本。玄宗很高兴，带着美人前来观赏。这个时候，有好的歌手，没有好的歌词，就想起了李白。李白是翰林院供奉，随时听从召唤。尽管昨天晚上喝了酒，早上还没有清醒过来，但还是填了三首《清平调》。 第一首，咏花。“云想衣裳花想容”，有没有思考问题呢？没有。有没有把花的样子写出来呢？没有。有人说“想”就是“像”，云好像衣裳，花好像容貌，用花写美人，似不易讲得通。底下两名仙子，究竟是仙子像花，还是花像仙子，也糊里糊涂。这一首随便写没有关系，因为写的是花，不可能杀了他的头。 第二首，咏贵妃。一枝红艳，写得非常好。刚刚以花喻人，花像是贵妃，此时以人喻人，以为全天下美人只有汉宫的赵飞燕，可与相比，而且，要洗好澡，换好衣服的那一刻，才能跟她比。咏花马马虎虎，咏贵妃特别用心。 第三首，咏名花、倾国，亦咏君王。“名花倾国两相欢”，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君王带笑看。君王如果不喜欢，得不了宠，再美好也没用。歌颂谁呢？君王。你们觉得歌颂得到位不到位？也可以说是拍马屁，拍得服帖不服帖？如果到这里为止，李白就是一名百分之一百的奴才。但是，现实中的李白，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大家又愿意不愿意让李白成为这样的奴才呢？答案当然的否定的。那么，真实的李白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的字眼，须特别加以留意。那就是“解释春风无限恨”中的那个“恨”字。你们跟我一起思考，看看能不能将这个“恨”字说清楚。“解释春风无限恨”，依律为：仄仄平平平仄仄；依意为：“春风解释无限恨”（平平仄仄平仄仄）。为了协调平仄，故将位置作了调整。真正意思是，春风将恨解释出来。春风是主语，解释是谓语，恨是宾语。解释，分解、释放。可见，这不是春风自身的“恨”。不是春风的“恨”，是谁的“恨”呢？是不是名花的“恨”？倾国的“恨”？或者是君王的“恨”？如果说，名花有恨，倾国有恨，君王也有恨，那么，李白有没有恨？我们有没有恨呢？香港一部电视剧叫《杨贵妃》，指杨在入宫之前，李白就和她认识了，以为乃李白之恨。那是胡编乱造。清代学者据“云雨巫山枉断肠”推断，说是寿王的恨，可能有点道理。其实，就歌词自身看，所谓“沉香亭北倚阑干”，作者已经将事情交代清楚，说明这是在沉香亭思考问题所揭示出来的“恨”。这也就是李白当时所思考的问题。说明这个“恨”，不仅仅是名花的“恨”，倾国的“恨”，也不仅仅是君王的“恨”，这个“恨”，是共同的，大家都有这个“恨”。究竟是怎么一种“恨”呢？这种“恨”，大家所共有，李白那个时候有，现在我们也有。既放诸四海而皆准，又千古不变。这个“恨”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在华侨大学文学院的一个讲题中，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位同学竟然回答出来了。这个“恨”是名花的“恨”，是倾国的“恨”，是君王的“恨”，是李白的“恨”，也是我们大家的“恨”。“恨”什么呢？“恨”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不常好。是不是呢？如果是，说明我们现在的“恨”，李白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我发现这一问题，写了篇文章叫《李白诗中的李白》，发表在《文史知识》上。这就是李白的思考。 正如上文所说，杜甫不思考，五十四岁时，皇帝不要他了，靠山没有了，只剩下老病与孤舟，才开始思考问题。这就是上文所说《旅夜书怀》一诗。其云： 细草微风岸， 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 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旅夜书怀，谓于旅途中的一个夜晚，独自书写怀抱。前解布景，后解说情。大致描述，危坐孤舟，看到岸边青草在微风中摇动，一根根、一丝丝，都数得出来；桅杆上的风帆，独自在夜空行驶。星斗倒挂，平野显得格外宽阔；明月高升，大江随著波涛翻滚。岸与舟，星与月，平野与大江，共同构成一幅江岸夜泊图。是为布景。此刻，面对这广阔的画图发牢骚。谓一个人出名，不是因为文章写得好；官做到老、做到病，就应当休矣。言下之意是，文章写得好，不见得就出名；老了、病了，不用休，没老、没病却要休。对现实一些不合理现象表示不满。最后二句，说自己失所流离，四处漂泊，到头了不过是天地间的一只小沙鸥。仍旧是发牢骚。是为说情。后解发牢骚，一个在人与人之间，为人本层面的思考，另一在天、地、人之间，为人文层面的思考。这是杜甫的思考。 以上从人本与人文两个不同层面，对于李白《清平调》及杜甫《旅夜书怀》，尝试所作分析与批判，说明二人都在思考。一个在沉香亭北，面对名花、倾国和君王，思考瞬间与永恒的问题；一个在江岸孤舟，面对广阔的天地，思考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二人的思考，均已由人本层面，上升到人文层面。近一点讲，二人的思考，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种警告；远一点讲，二人的思考，对于未来社会，无疑是一种警示。李白与杜甫，在各自生活历程中，其所作人文思考，虽有迟早之分，层面之别，但终究都已达至一个共同的目标。李白配得上杜甫，杜甫也配得上李白。“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两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可堪敬仰的伟大诗人。 
三、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以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对于李白与杜甫之如何进行人文精神创造，相信已有初步的了解；身处今天的我们，究竟应当怎么思考问题，相信亦已有了自己的想法。作为这一话题的讲述者，自然也有自己的规划。讲一句不加包装的话，可以说，我的这场讲座，目的乃在于借助李白与杜甫这一个案，推而广之，进而探讨、研究唐诗与宋词，乃至于全部中国文学史。而探讨与研究，又将如何著手呢？这一讲题，就想借助李白与杜甫的思考，进行我们自己的思考。 上文说思考，以为思考就是比较。例如，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这是从数开始的一种思考。《易》（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目契。”郑玄《周易注》云：“结绳为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绳为记，或结绳记数。这是先民最早的活动记录，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至其计算方法，《易传》（系辞下）有云：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所谓仰观、俯观，大致从上到下，从近到远，乃至于整个宇宙空间。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计数、比较、思考。这是《易经》所总结、归纳出来的方法与途径。《易经》的经验，如包装起来，由具象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渐次加以提升，其方法与途径，即可归纳为二：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以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这就是今天讲题所要阐述的问题，传统批评方法与现代批评方法。两种方法与途径，为孟子和王国维所总结、归纳的经验。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两段话，著眼点在世和志，一指外在环境，一指内在意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这是认识其人其诗的前提，亦尚友、为文所必备之条件。两千多年来，成为说诗、用诗的指针。是为传统批评方法。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 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王国维这段话，同样有内、有外，表示一定空间范围的思维活动。但其著重说入与出二字。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能入能出，既是由多到一的归纳与提升，又是由一到多的推理与演绎。这是观察事物、创造人文精神的方法与途径。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之步入现代化进程，亦以之为指针。是为现代批评方法。 两种不同的批评方法，既从先民实践中来，又是先民经验的提升。两千年与一百年，其于运用过程所体现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层面的区分。如倾向于形下层面，或倾向于形上层面，二者各不相同。在文学研究领域，其区分则表现为文学社会学研究和文学文化学研究。就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界而言，孟子的方法，经广泛运用，已形成一个固定模式，批判继承三段式： 社会背景、生平事迹+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文学史地位及影响。这里，孟子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八个字，其内与外之所能发挥的功用，已被发挥到极致。到目前为止，包括在座各位在内，凡写作学术论文，恐怕都不曾脱离这一模式。三个段落，三个步骤，往上一套，文章就出来了。这是孟子传统批评方法的运用及推广。至于王国维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这一现代批评方法，如从思维模式看，则可概括为以下两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由形下层面到形上层面的提升，即由批判继承三段式上升为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分析与提升。这一组合方式，如用吴世昌的结构分析法加以阐释，就是一种勾勒。即于前景与后情之间，渗入一个第三因素──事，令得前后勾连的方式。吴世昌说：「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照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吴世昌说勾勒，既从立意造境的角度，对王国维现代批评方法作检验及认证，又为中西诗学接轨提供一方法与途径。 第二个公式，两个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赖单元的组合，如借用西方结构主义的原理二元对立定律加以包装，其组合，可以下列图表标示。两个单元，各据一方，当中有一中介物加以联系。中介物相当于用作勾勒的第三因素，在两个单元之间，产生化合、或者分解的作用。其所谓内与外以及生气与高致，就体现在中介物所产生的化合、或分解的过程当中。就方法而论，王国维有关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表述，已从意境创造层面，进入结构分析层面。这对于新变词体结构论的创造是一重要的启示。
大致而言，传统批评方法与现代批评方法，各自展现两种不同层面的方法与门径。传统批评方法之说知与论，其所谓内与外以及远与近，一般都同在一个平面上；而现代批评方法则著眼于上与下，是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提升，也是由表层意义到深层意义的深化。----------------------------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如用传统批评方法解读，所谓知人论世，必先介绍时代背景及作者生平事迹，接著说诗篇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点，最后是评价，肯定其雄才大略及豪情壮志。依上述公式，一套便得，但这样的阐释，易于千篇一律，说不出具独创性的意见来。而用现代批评方法解读，结果可能不一样。首先，就内与外的方位看，将这首诗划分为两个部分，另外加二句乐府套语。前面八个四字句，为一部分，列举神龟、螣蛇、老骥及烈士，分别介绍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属于个别物象；中间四个四字句，为另一部分，就前面四种物象的长处和短处，所谓盈与缩，发表议论，表达观感，谓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而且在人，只要养怡得当，都可得永年，这是就个别物象的长与短所归纳出来的道理。末了二句为乐府套语，表示对于诗篇内容的赞叹，没有实际意义。其次，就入与出的关系看，诗篇的两个部分，既将自己设想为神龟、为腾蛇，并且设想为老骥、为烈士，仿佛自己就是神龟、腾蛇以及老骥、烈士一般，但又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终归不是神龟、不是螣蛇、不是老骥，也不一定就是烈士，仍然从具体物象中抽离出来，坚守自己的主体地位。两个部分，先说神龟、螣蛇，以及老骥、烈士，再说怡养的问题。先具象，后抽象；先个别，后一般。从具体的现象提升到一般的道理。就整体上看，解读这首诗，大致可在两个部分之间划一直线，一边展现具体物象，一边说明抽象道理，所谓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即将某些重大的哲学命题放进诗篇。这无疑就是一种层面的提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如用传统批评方法解读，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大多就其作客他鄉这一事情作联想与推断，同样不易说出具独创性的意见来。但用二元对立定律解读，诗篇中的光和霜，此物与彼物，构成一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赖的单元，二物之间，一个中介物──明月，便将光和霜，亦即他乡与故乡联结在一起。明月这一个中介物，是一副催化剂，在光和霜之间产生化合或者分解作用。通过明月，既可将他乡的光（此物）和故乡的霜（彼物），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物象联系在一起，又可将他乡的光（此物）和故乡的霜（彼物），这两个互相依赖的物象加以分解。化合、分解，调和、分隔。光和霜这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赖的单元，通过中介物（明月）的联想，其深层意义，亦即诗篇的主题──他乡与故乡，也就显示出来。如下图。这就是运用二元对立定律所进行的一种分析与提升。
以上说现代批评方法的两个公式及具体运用，说及二元对立定律，这是人类基本思维模式。这一定律，既放诸四海而皆准，也为批评方法及模式的确立提供依据。演说人文精神，区分人文与人本，对于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思考，其所依据，就是这一定律。唐诗与宋词，数以万计，依此定律与模式，可以判断，其所歌咏，大致可以故乡与他乡以及瞬间与永恒两大主题加以概括。这是一种思考，一种运用，是人文层面的分析与提升。这种分析与提升，对于全部中国文学史同样适用。比如，一般所说文学的两大主题是劳动与爱情，现在的文艺理论课程，可能还这么宣称。这是人本层面的表述，如以人文视角看问题，于人文层面回答问题，应当明确指出，文学的主题，除了劳动与爱情，还有另外两大主题，故乡与他乡以及瞬间与永恒。这是运用现代批评方法，于人文层面所进行的分析与提升。 
诗歌与歌诗，就文体而言，并无太大区别，二者所指都是韵文中的一种体裁样式。这一体裁样式，或称诗歌，或称歌诗，既因人而异，亦因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一般皆名其为诗歌，但亦有称歌诗者，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即是，杜牧所见四卷本《李长吉歌诗》，据说李贺亲手编定，亦如是。我这里讲歌诗，目的在于突显一个“歌”字，强调这是一种须要以声音进行解读的韵文品种。所谓声音解读，笼统的讲是吟唱，分别开来讲，叫诵、吟、歌、唱。这是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有效方式与途径。不过，我不准备讲得那么细致，而只是笼统的讲吟与唱，看看如何以声音的形式与手段解读古典歌诗作品。大致而言，歌诗的吟与唱并不一样，吟须要将每个字的平仄体现出来，唱则不一定，有时候可以捎带过去，未必一一落实。吟较难以把握，唱则似乎比较容易。学习古典诗歌，包括唐诗宋词，在平仄声音的体现上，南方人一般较占优势，尤其是泉州一带，南音保存得较为完善，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得天独厚，生来就具备分辨平仄声音的能力。北方人多数不识南音，也不一定熟悉其他方音，对于吟诗，就较多困惑。比如说，“行行重行行”，五个字都是阳平，有往而无返，这是普通话的读法，但不能用普通话的读法，推断那个时候不讲平仄。我试过请河北、山东、四川的朋友用自己的方言读这五个字，大都觉得，这五个字的平仄，普通话分辨不出来，方言分辨得出。这五个字排列一起，不是“平平平平平”，而是“平平仄平平”。广东话的意思是，走了还要走（行行仲行行），仲，读仄声。仲要。闽南话亦然。以广东、福建读诗词，其平仄组合，体现得非常明晰。说明并非那个时候，格律诗没出现，不讲平仄，或者分辨不清楚平和仄。 我的籍贯是台湾鹿港，出生在福建泉州，生活在南音保存得较为完善的地方，不会被诗词中的平仄组合所难倒。那么，何谓大唐之音？能不能举个例子给个说明？请看以下词语：读书。这两个字应该怎么读呢？普通话是dushu，只是一种读音，我家乡有两种读音：文读与白读。文读为读书音，称dushu（读书）；白读为说话音，称duce（读册）。这里，称duce（读册），而不是dushu（读书），说明那是用竹片串起来的册叶。大唐当时，杜甫诗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章碣诗云“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焚书坑》），二例说明：当时已有今天所说纸质的书。并说明：其所称“读书”，相当于南音中的文读。至于文读以外，是否另有白读，则尚待发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日南音中的读册（duce），应是非常古老的一种读音。这一读音，或在唐代，或者在唐之前、汉之前，甚至可能是秦始皇时代的读音。因此，可以推断，在南音的音库里，其所保存，既有大唐，或者大唐之前的声音，自然亦有大唐之音。或者说，大唐之音就保存在现在还流行的南音音库里。 今天讲歌诗的吟唱，所谓大唐之音的发掘与重构，对于唐诗的解读而言，这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并非仅此一途。先时，也曾为吟唱一事请教过老前辈，大都说没有一定的规限，只要自成曲调就行。但这并非不要规限，而是说，不同地方有不同曲调，不一定非得一个地方的曲调才算正宗。曾经与西北一位朋友交换过意见，他用秦腔唱唐诗，听起来也很有味道。同样，以南音吟唱，也要依据曲调。有个说法叫一调唱千诗。一个曲调，可以配上千百首歌诗。南音如此，其他地方的乐曲，应当也有这种性能。大唐之音的重构，简单的说，就是采用南音里的曲调吟唱唐诗，将声音还原出来，成为有声的唐诗。比如，李白《将进酒》，王伟勇的鹿港调，就是以闽南语（南音）吟唱的一种南音曲调。这一曲调，原创在泉州，传到鹿港，经由装饰、润色，已是一种重构。眼下，两岸各高校举办诗词吟唱活动，已不局限于某一地方的曲调。那么，以声音的形式与手段解读古典歌诗作品，究竟怎么样做，做到那一步，才算到位呢？这一问题，确实很难说得清楚，但依据我的经验，觉得有两条，应当做到：一是能够将平仄声音体现出来；二是应当自成曲调，无论自创，或者他创。当然，依然那句老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希望各位能有兴趣，并依据各自熟悉的曲调，各自方音，加以尝试。 问：二十岁之前，觉得李白比杜甫好；二十岁之后，觉得杜甫在写诗的技巧上更高一点。我以为：李白对于人和天的思考多一些，可能更加重视空间的想象；杜甫是诗圣，对于时间的思考更深入，他的一些名句，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以及“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古今、千秋，以及天地，都十分阔大，是不是比李白更显得高明？ 答：你从时空角度提出问题，非常了不起。很少见到这方面的评赏。你所举事例，你的表述，我都很赞同。但因时间与空间实际上是不能分隔的，所谓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说明二者已经融合在一起。比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究竟是时间，还是空间呢？不能够分隔开来。你说有所侧重是有道理的，我同意你的说法。
问：以现代意象入诗、入词，需要采用带有文雅和美的话语比较好，但是有一些现代词语，比如空投、汽车等等，如写入诗词就觉得怪怪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是关于以白话入诗入词问题，不知应当怎么看待？ 答：以现代意象入诗、入词并不是个问题，怪与不怪，在于你怎么看。我在课堂上，将自己的诗词写出来，而后问学生，哪个朝代的人所作？学生说古代人所作，我就非常高兴。有一回，作品中有句“宝马奔驰新干线”，宝马的意象虽古已有之，谓之奔驰，也不一定就联想到现代的汽车型号，但“新干线”，一下子就被戳穿了，以为假古董。可见，以现代意象入诗、入词，尚需下一番功夫，好好地做，将其诗化、中国化，才能达至较好的艺术效果。至于以白话入诗、入词，问题也并不在白话自身。真正高明的作者，以白话入诗、入词，亦常见高明的作品。澳门有一位白话诗人，以白话入诗、入词就非常高明。比如一国两制，仄仄仄仄，怎么入得了诗词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某报刊登《念奴娇》（伟大构想）有云：香江奔腾，浪洗去，百年民族耻辱。九七回归，功劳是，一国两制构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宜国情民意。香港繁荣，港人双手创起。
追忆祖辈昔日，受殖民统治，苦不堪言；历代朝政软无能，望收复眼欲穿。喜看今朝，祖国强有力，收复失地。展望未来，明珠夺目生辉。
这首词将大量现成的政治语汇，硬硬给塞将进去。平仄韵协，全然不顾。不仅没将意思表达清楚，而且活活糟蹋了念奴这一娇媚的词调。 不过，澳门有位白话诗人就不一样，其所作《基本法初稿告成》曰： 九章大法明而简，两制诚存一国间，港澳繁华安定例，和平统一勉台湾。 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将四大历史事件，基本法的制定、一国两制的实施、港澳的繁荣安定、台湾的和平统一，全面、准确地加以表述。不仅中规中矩，成为一首真正的七言绝句，而且当场制作，令人不能不惊叹其作诗的才能及功力。 问：你对于李白、杜甫作品进行评析，是否有一些过度阐释？比如李白《清平调》中那个“恨”字，有可能只是诗人的闲愁和感伤，不一定就有那么个高度，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 答：有可能就是过度阐释，不过也不一定。如果我的说法你认同了，就不是过渡阐释；如果你们很多人都不认同，我就会思考一下，是不是过度阐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以为，应当不至于过度阐释。因为这是一种人文视角，是形上层面的思考,讲述相关问题，须要以哲学、文化学的方法，进行高度的概括，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归纳、演绎，所作思考，才能到位。当然，这须要掌握一定的度，才不致无限上纲，想入非非，脱离创作者的实际。 问：我是一名纯工科生，我们学校百分八十以上都是纯工科生，毕业之后，要做科技，这之后，地球可能被科技所毁灭。比如，在古代，电是属于天的东西，但现在电被人类驯服了，也许有一天，人类用着电，把自己也搞消失了。现在，文科跟工科分离，要想阻止科技破坏地球，您认为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教育模式，让工科生怀有一种对天敬畏的精神，然后注入到他们将来的职业生涯中，让他们在发展科技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一个共同体，用人文精神，来防止科技对于地球的破坏？ 答：科学技术为人类所发明，人类发明科学技术，最终可能被科学技术所毁灭。你提出应当怎么防止工科生破坏地球的问题，和我在讲题开始时所说科学发展如未能以天为本则未必科学的说法是相一致的。但这问题可能要请你们的老校长，你们的老校长杨叔子，既是科技方面的院士，亦精通传统诗词，他能回答这一问题。我讲诗词，只是纸上谈兵，仍请诸位多加包涵，多予指正。
戊戌（2018）清明后三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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