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从何时开始，寻常百姓不再去裁缝店量体裁衣。曾 经利用业余常踏缝纫机的我，对“裁缝”这门手艺已经生疏很长很长时间。可是，“缝纫机”对咱大家庭却是依依不舍的。吾妻从娘家陪嫁来的缝纫机，依然放在卧室里。她还会带上老花镜，让缝纫机“嘀嘀哒哒”地响着。我的脑海也不时浮现出有关“缝纫机”的家庭故事。
一
从孩提开始，父亲养家糊口的那一部缝纫机，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听长辈说，祖父辈从江西临川到福建延平,就是以裁缝为生的，父亲懂事后，也跟着踩缝纫机学裁缝，长大后，又合伙在闽江起点的延城毗邻延福门码头的地方开了店。抗战时期，大批福州人从省城涌进闽北山城，裁缝、卖布生意看好。缝纫机成就了父亲的事业，母亲也与缝纫机结缘，风华正茂的父母，依靠这个“好伙伴”，还在延城康乐里增添了房产，小日子还算红火。
我出生那年，父亲收了一位姓邓的老乡女儿为徒。1956年初，师徒一起加入南平县服装合作社，缝纫机也跟着“公私合营”。当年底，经临川老乡介绍，邓家女子与在延城的一位山东籍转业军人结成连理，邓老先生用自己好多个月的退休金为女儿添置了上海市第二缝纫机厂生产的“飞人牌”缝纫机。这对夫妻后来成了我的岳父、岳母。岳母从服装厂退休多年后，还时不时使用家里的这台缝纫机。如今，年愈耄耋的她老人家，尽管早已“穿针难”，依然将缝纫机放在卧室窗台亮处，只需踏上脚板，缝纫机就会转动起来。想来，老太太真的很眷恋跟随自己60余年的“好伙伴”。妻子告诉我，她娘家三代九口人的四季服装都是这机做出的，机身虽然斑驳漆落，却至今没有维修过。
上世纪相当一段时间，缝纫机成为新婚夫妇追求的“三大件”之一。记得嫂子和吾妻融入咱们家前，我母亲说，“祖传一条金项链两兄弟分，谁拿金项链，谁出一台缝纫机的钱”。嫂子先选了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后来从闽北闽江之滨“飞”到闽南海沧岸上。我到厦门哥哥家时，发现他们主卧室中，格外显眼的是哥哥经常新买来的古今图书，嫂嫂经常用于缝补衣物的“闽江牌”缝纫机。
二
当人们问起咱们家庭籍贯时，兄弟们多指南平，时而也说抚州。无论源自江西还是福建，都离不开“缝纫机”。时光荏苒，我们家的一台台缝纫机，谱写和见证着一个接一个的“情”字。
建国前，在南平众多外来人中，先后以江西临川（今抚州）、福建福州为最多。江西祖父随众从丘陵地带的文化古城上顿渡（临川府驻地）来到山清水秀的理学名邦闽江起点延平府时，这里交通发达、商贸繁荣的景象，已经吸引诸多老俵在这里安居乐业，祖父与祖母在延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店，祖父去世后，祖母以典当之店请老乡作服装兼卖布。我们家购置的第一台缝纫机，伴随祖母到七十五岁。
祖辈建国前买的缝纫机还犹如“红娘”，因为这，母亲结识父亲，父母缘定终身。母亲九十多岁时，还提起这台缝纫机。
在缝纫机声的伴奏下，我们兄弟呱呱坠地，“嘀嘀哒哒”之音，萌生和连接起我们家十分可贵的手足情。
或许也因缝纫机，我和妻子有幸相识，上辈的乡情缔结出下辈的爱情。
我小家庭的缝纫机，是岳父花了130元人民币托老友千里迢迢给爱女的嫁妆。这缝纫机不仅系着长江与闽江之滨长辈友人之间的丝丝友情，更记载了咱夫妻从初婚到红宝石婚的久久深情。
三
我家搬到东溪“小水门”后，临街一楼前为服装合作社店面，在小学念书的我，经常与母亲一道将缝纫机抬出开店，搬进关门，耳濡目染，也对缝纫机充满感情。在动乱年间，我才13岁，已开始奔波在延平、顺昌城乡打短工。晚上在家，还有雨天和节假日沒工打时，我也围着缝纫机转。或许是“劳碌命”，在“就业难”的年代里，咱也没让自己“闲散”过。
从社区到机关不久，我连续下乡包队数年。那时，农村“革资本主义尾巴”盛行，干群关系很是紧张。我除了认真“学大寨”，也借助裁剪手艺，在村民中留下了好印象。
我成家时，夫妻俩的新婚服装，自己设计、自己裁剪，自踩缝纫机制作，虽说不够时髦，穿在身上，也得意了好些年。我们小家庭的“蝴蝶牌”缝纫机，不但节省了我家“独生子”的穿着费用，且潜移默化地养成孩子从小开始自强节俭的习惯，留下了独生子在家乡成长的印记。
科技日新月异，老面孔的缝纫机在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2020年，退休不久的小弟弟告诉我，他家买了一台小型家用缝纫机，还是电动的，才花35元人民币，他们夫妻蛮喜欢用着。咱不知道如何计算现在的35元人民币相当于80年代的多少钱，也懂得去分享科技给百姓带来的“合算”，常在北方与儿孙生活的吾妻，不假思索地也去网购了一台。
以手工裁缝为业的父母，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也许，就连缝纫机这一实物，也不一定会长期保存在后代的家中。不过，缝纫机留给咱的精神烙印，是入木三分的。我们大家庭成员，无论是职工还是干部，居在小城还是都市，这一辈还是下一代，“勤俭”的本色家家依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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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水源，1953年生在福建延平。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兼任过南平市延平区作协副主席。
上世纪末开始在旅游文学刊物和各级主流媒体上发表文学作品，文图在闽、京、沪获过奖。
主编和编著《延福延寿延平游丛书》五册，《南平郑成功文化丛书》六册，出版个人专著《闽江起点》《两岸桥》四十余万字。
